运河城市清江浦在晚清的形成及地位

李德楠 王聪明

摘要：清江浦筑城以军事防御为目的，其城防体系的形成是特殊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江浦向无城垣，咸同年间为抵御捻军，吴棠充分利用水系与河堤等地理条件，修筑清江浦土圩和砖石城，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筑城特色。虽因时间仓促而遗留问题不少，但基本满足城防军事需要。更重要的是，城防体系增强了清江浦政治地位，促进了城市的资源聚集，其逐渐取代府城淮安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造就了今日淮安主城区在清江浦的城市格局。

关键词：晚清；运河；城市；城防；清江浦

1855年是运河变迁史上的重要分界点，黄河从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运河被拦腰截断，此后漕粮多由海运，江南河道总督被裁撤，由漕运总督兼领。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无暇旁顾，“停止河运者十数年”[1]。何一民等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指出，大运河交通运输功能弱化导致运河城市衰落，“是近代中国交通地理变迁引起城市衰落的典型例证”。[2]以往关于运河城市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发展的表现及原因，尤其强调运河兴衰与城市变迁的关系，即运河兴则城市兴、运河衰则城市衰的惯常思维，研究时段则集中于晚清以前，对于黄河北徙后的运河城市本身关注不够。

清江浦地处运河沿线，自明代至清代前期，逐渐发展成为一座交通便捷、商业繁盛的市镇。康熙年间河道总督行馆设在清江浦，雍正年间江南河道总督驻节于此，乾隆年间清河县治设于此，由此提升了这座市镇的政治地位。在较长时间内，清江浦均未筑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市镇。直至咸丰年间，捻军进攻清江浦，漕运总督吴棠先后修筑土圩与砖石城墙，以加强防御能力。不过由于仓促修成，清江浦城的防御功能常遭到质疑，以至于出现“铁打的淮安、纸糊的淮阴”或“铁打的淮安、纸糊的清江”等民谚。

咸同年间仓促修成的清江浦城，是否发挥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何以彰显其“仓促”之處？由此呈现出怎样的空间特征？将修城之后的清江浦放置于晚清以来运河城市兴衰的论述框架之中，应该秉持怎样的客观态度？本文充分利用方志、实录及舆图资料，以运河梗塞、社会动荡的咸同年间为研究时段，在爬梳清江浦城修筑过程的基础上，从堤防、水系等角度阐释其城防体系的特征，并尝试对晚清以来运河城市的兴衰作出较客观的评价。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筑城之前的清江浦

清江浦是因运河漕运发展起来的市镇，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清江浦运河的开通、清江闸的建造、常盈仓与造船厂的设置，奠定了市镇发展的基础，诚所谓“建闸设坝，此地遂成重镇”[3]。例如明永乐十三年（1415），为避末口盘坝之苦，漕运总兵官陈瑄重新疏浚淤塞多年的沙河故道，由淮安城西引管家湖水，西北至鸭陈口入淮河，同时在清江浦河上置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四闸，次年又增设板闸。明代对五闸启闭有严格规定：或二三日、或四五日启闭一次。如果开启板闸，则堵闭新庄等闸；如开启新庄闸，则堵闭板闸等闸；闭新庄等闸则板闸为平水，闭板闸等闸则新庄闸为平水，故启闭较易。[4]在清江浦设置的常盈仓，为运河沿线四大漕仓之一。据《漕运通志》载，常盈仓位于清江浦河南岸，有仓廒80座，共800间，可容纳漕粮150万石。

其次，河道总督行馆设于清江浦，开始赋予其河漕管理中心的地位。康熙十六年（1677），靳辅在清江浦设立河道总督行馆，促进了清江浦的发展。清初清江浦“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5]。康熙《晚集淮阴》诗描写了清江浦的繁华场面，“淮水笼烟夜色横，栖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雍正七年（1729），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乾隆《淮安府志》描述了河督驻扎后的繁荣情况，“国朝河院又移驻于此，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北负大河，南临运道，淮南扼塞，以此为最”[6]。

再次，清江浦成为清河县治所，行政地位再度提升。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巡抚陈宏谋上疏建议将清河县治自小清口西北移到清江浦，称清江浦为“总河驻节之地，山清两境犬牙相错，对岸王家营南北冲要”，且清江浦商业发达，“官商云集，五方杂处，有知县足以镇服弹压”，利于社会治安的管理。[7]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江浦镇正式从山阳县划出，成为清河县治驻地，且“割近浦十余乡”并入清江浦。清江浦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人口、耕地面积以及赋税均有较大提升，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道光十三年（1833）起担任江南河道总督的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中描绘了清江浦境内“袁浦留帆”的繁荣景象。

总之，咸丰以前清江浦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商业发达的市镇。从《咸丰清河县志》中的清江浦图可见，该镇纵跨运河南北两岸，北界黄河，南至玉带河，其官府机构集中于运河以南与文渠沟之间的狭小区域，安全倚仗黄河、运河等河流水系的天然防护。

二、清江浦土圩与砖石城墙的修建

清江浦地处南北交通枢纽地，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美誉，“为南北扼要，且系扬郡后路，设有疏虞，关系匪浅”，“清江为南北锁钥，关系江淮全局”[8]。不过，号称“扼要”的清江浦原无城池，乡民散居各处。咸丰九年（1859），鉴于清江浦南北冲要的地理位置，漕督袁甲三曾建议修筑土圩作为防御之需，不过当地百姓习惯于社会安定的生活现状，不愿大兴城防工程，很多人相信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因此“城议遂中寝”[9]，修城之事暂且搁置。

咸丰十年（1860），捻军李大喜部进攻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庚长不知轻重缓急，忙于“酬神演戏”，“观剧终日”，接到警情后仓皇出兵，对阵失利后又急忙退至淮安府城，实属“畏葸无能”[10]。结果清江浦很快被攻陷，淮海道吴葆晋、副将舒祥、佐领富珠隆阿、委参领巴青阿等战死，衙署及民居被焚烧殆尽，文庙大成殿、江南河道总督署、两江总督行署、丰济仓等重要建筑被焚毁。咸丰皇帝下旨要求严加围堵捻军，确保淮安府城安全，并避免波及里下河各州县，否则严惩不贷。谕曰：“清江为南北咽喉，地当冲要，必须赶早克复，方不至蔓延腹地。”[11]

不久捻军被击退，朝廷下令抚恤阵亡官兵，还下令调查失职文武官员。因为“堵剿不力”，庚长被革职，押送京城，听候审讯。随同庚长观戏的淮安知府恒廉被革职留任，山阳知县顾思尧降四级留任。

咸丰十一年（1861），清政府裁撤江南河道总督，任命江宁布政使吴棠代理漕运总督，并行使兼管河务的职能，要求他“督饬各营，挑补足额，实力操演，以资堵剿”。朝廷还提出将漕运总督由淮安城改驻“居中扼要”的清江浦，以便“庶可北顾徐宿，南顾淮扬”[12]。吴棠也认为清江浦为通衢之地，一旦被敌方占领，淮安府城必有危险，并在就任前上疏朝廷，提出沿河南、北两岸修筑土圩。同年，上任不久的清河县代理知县万青选负责修筑土圩，招集民力，昼夜兴筑，“立圩砦于瓦砾灰烬之中，集资招遗黎，兴版筑，半年而粗就”。第二年捻军李城率领部众数万人攻占王家营，准备渡过黄河进攻清江浦北土圩。此时土圩仅在原汰黄堤的基础上加高至一尺有余，才初步成型。聽到消息后，清江浦城内人心惶惶。为防止捻军“乘清江圩上甫修之时，仍图聚党回扑”，吴棠正式返回清江浦上任，督师防守，与德楞额部会合夹击捻军。经过将士的合力抵御，擒获捻军首领任平等六人，其余人溃逃而去，“贼败北，而浦垣得不再毁”[13]。

吴棠接着将漕运总督署正式从山阳城迁至清江浦城，进一步加强城防建设，增加重兵把守清江浦。将淮扬镇河标改为镇标，新设淮扬镇总兵镇守清江浦，归漕督节制。江南河营参将改为淮扬镇左营参将，驻扎清江浦。将河中营都司改为城守营都司，专门负责清江浦守卫及巡防。[14]还制定了营制管理的相关事宜：“以外北营改隶清江城守营。其原设之中河、运河、堰盱等营，仍酌留修防弁兵，归新设之徐州、淮安两同知管辖……”[15]

这样一来，清江浦的城防体系进一步完善，军事地位进一步上升。吴棠又沿六塘河修筑长圩，并要求淮安府各县赶筑圩砦，实施坚壁清野之策。“现饬淮安属县，赶筑各乡圩砦，为坚壁清野之计。着即严饬各该地方官，将各处民圩，催令一律筑成，杜贼窥伺。所有驻扎清、淮之水陆兵勇，仍着吴棠随时整饬，严密防范”。[16]据《清河县志附编·建置》记载，当时共建有王家营圩、朱家集圩等36处圩砦。

捻军退去后，流民渐集，人心转安，于是继续修筑清江浦未完工的土圩。清江浦南北土圩很快建成，土圩跨运河两岸：南圩西起陈潘二公祠以东里运河堤根，东至云昙坝堤根，长1313丈1尺；北圩西起四公祠以西里运河堤根，东至臧家码头东首运河堤根，长1447丈3尺，有砖圩门三座。[17]其中部分土圩用砖加筑，所以又称砖土圩。作为临时的军事设施，清江浦土圩勉强“可资捍御”[18]。据同治《清河县志附编》中的“清江浦城图”可见，土圩面积较为可观，不仅衙署区，大部分居民区、商业区及文庙也包括在内。圩外有濠，东西两侧圩濠外又有外濠，土圩上设有炮台19座，有8个圩门可供通行。

为加强防卫，又决定在砖圩的基础上建造石城墙。同治三年（1864）春，吴棠开始建造清江浦城，“大致依砖圩之旧，而东南稍扩焉”，只是东南稍有拓展。为节省费用，吴棠奏准朝廷，拆除高家堰北段“无关修守”的石工墙上的石块，焚烧石头制造石灰，搜取尚未腐烂的木桩建造地基。此工程于同治四年（1865）九月完工，共花费白银约12万两，城墙东西长，南北窄，周长1273丈6尺5寸，高1丈8尺，设城门四座，东曰“安澜”，西曰“登稼”，南曰“迎薰”，北曰“拱宸”[19]。石城设城楼4座、城台7座、水门1座、水关2座，建有大炮台4座、小炮台23座，共计27座。

总的来说，清江浦城的建造较为仓促，缺少详细的规划布局。首先，修筑的清江浦城呈现不规则的长方形，“大头在西，东西长约3华里，南北平均宽约1华里，西边最宽处约1.5华里，东边最窄处仅宽0.8华里”[20]。其次，文庙等重要建筑被隔离于城外，形成了所谓“三内三外”的奇怪格局，即“臣在内君在外”“阳在内阴在外”“武在内文在外”。具体而言，河道总督署、县衙等地方政府机构在城内，皇帝的行宫、万寿宫在城外；阳间的庙宇在城内，级别更高的府城隍庙在城外；关帝庙在城内，文庙在城外。不过，清江浦城城墙坚实，基础牢固，军事设施齐全，其质量足以应付冷兵器时代的攻击，南北城墙上密布炮台，是防御的重点区域。所以后来捻军数次攻打清江浦，均未能攻下，“故寇三入境，民不知警”[21]，吴棠因此受到朝廷的褒奖。同治四年《续修清河县志》序言也评价说，“捻贼叠扰，无从乱之”。

三、水系、河堤与城防建设

由于清江浦城修建仓促，土圩、砖城、石城的修筑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清江浦原有的水系和堤防。水系主要有玉带河、文渠沟、运河、黄河；堤防主要有汰黄堤、运河堤、玉带河堤。

玉带河是里运河的备用通道，当清江闸维修或有故障时，玉带河可通运艘。从咸丰《清河县志》卷首“清江浦图”可见，玉带河与运河组成了一个半圆形，半圆的直边是运河，半圆的圆弧是玉带河。玉带河与运河交界处建有闸坝，西起凤阳厂附近的五孔桥，东至山东厂附近的云昙坝，玉带河两岸筑堤，图上分别标为“玉带南堤”“玉带北堤”。清江浦土圩的修筑，正是利用了玉带河北堤，堤南的玉带河则成为圩濠。除南土圩利用玉带河北堤外，北土圩则利用黄河南岸的汰黄堤，是在汰黄堤的基础上加高，汰黄堤以北的黄河则是土圩的护城河。吴棠《新建清河县城碑》明确记载，土圩“北因汰黄堤，南临玉带河”。实际建设过程中，受条件所限，部分地段未能按照先前的初步规划进行，不得不“相度地势，缩而小之”，即根据地势作出适当的调整。

汰黄堤又名王公堤，位于黄河南岸，是介于黄河与运河间的一道石工堤防。明万历二年（1574）总漕王宗沐捐俸修筑，自海神庙至老坝口长559丈，“以御河患，而卫运道”，故名王公堤。[22]清代以后多次加修帮筑，康熙年间多次维修并进一步延长。汰黄堤堪称清江浦城的生命保障，靳辅《治河奏绩书》高度评价汰黄堤的作用，称“此堤一线石工，内捍运河，外抵黄、淮二渎，为效外修石工，排桩无冲决之虞矣”[23]。汰黄堤外自东北至西南有一条“小河”穿过堤身，在堤南西部汇成一片汪塘，汪塘最西面有一处叫“汪窑”的洼地。又据《淮阴风土记》记载，该洼地因同治三年修筑清江浦城时于此烧窑取砖，故名“汪窑”。

土圩中又筑砖圩，砖圩北面利用了运河南堤，东、西、南三面至文渠沟沿线的汪塘洼地，“各就洼下之地浚为濠，略仿古人罗城、子城之意”[24]。玉带河北面是一片相连的湖沼洼地，明代陈瑄重开清江浦河时，为便于排水，开挖了贯穿城内的水渠，即文渠沟。雍正十二年（1734），为泄清江浦河南岸的积水，自五孔桥涵洞出口至铜锣墩止，在全长1160丈的地段内，间断形成多个汪塘，连接贯通以利排水。[25]

文渠沟又叫文渠河、文曲河、内城河，东西两端都与运河相通，西起文泉涵洞，东至新建涵洞。文渠曲折蜿蜒，连接城中汪塘，往东经过文庙泮池后，其中一支又穿过涵洞抵达土圩外。文渠既为百姓提供生活用水，也用于排泄城内积水。后来清江浦筑城以后，文渠排水受到一定影响，出现流路不畅、淤积严重的现象。同治十二年（1873），漕运总督文彬命清河知县万青选疏浚文渠，东自云昙坝起，往西至文庙泮池，再折而西南，经内城河，南出西水关。

据同治《清河县志附编》附图可见，清江浦石城墙的外形极不规则，尤其是东南段城墙，显然是由于没来得及填补汪塘所致，完全依照汪塘自然走势建造。正南段城墙则越过文渠沟汪塘，修至汪塘以南。石城墙建成的同时，文渠沟得到进一步整修，文渠沟被纳在石城内，故图上标注为“城河”，河上还增建桥梁。石城墙东、西、北三面分别以原有汪塘和运河为护城河，南面一段新护城河为重新开挖，乃是连接东、西两侧的汪塘而成。从1917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运河调查报告书》中的清江浦城图也可看出，城南部明显有两条平行的河沟，北面一条是文渠沟，南面一条是后挖的护城河。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彩版的“淮阴县街道图”中，水系情况尤为清晰，城内的文渠沟淤塞断流，时断时续，东段不再与运河相通。

四、结论

清江浦城的修筑，其直接目的是军事防御，旨在保护城内的官署机构与商业街区。不过由于社会动荡，守城急迫，城防建设来不及详细规划，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多根据原有条件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水系与河堤的地理条件进行修建，遇到石料不足或洼地太深时，则内缩城墙加以调整，使得清江浦城呈现不规则的外形。虽然清江浦城规模较小，建造时间较短，与三城联为一体的淮安府城相比，自然显得粗疏，不过它足以应付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基本满足了防御捻军围攻时的军事需要。需要强调的是，清江浦在筑城之前，是一座交通便捷、商业繁盛的市镇，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筑城之后，提升了清江浦城防体系的水平，使得清江浦成为有城墙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此后政治资源进一步集聚，吴棠筑城以后，历任漕运总督均驻扎于清江浦。光绪三十年（1904）漕督撤销后设立的江淮行省，仍以清江浦为行政中心，1905年改设江北提督于此。随着各种政治机构与组织的“加持”，清江浦城逐渐取代淮安府城，跃升为区域政治中心。

近代中国运河城市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清江浦城也概莫能外，不过在这种衰落之中，尚需辨明传统城市趋向近代化的演进路径。诚如张煦侯《淮阴风土记》：“厥后河务废，此地为漕运中心；漕务废，此地又为军政中心。盖清江一隅，始终为政治都会”。又如朱沛莲较客观地指出，作为民国时期淮阴县治所的清江浦城，“自海道开通，河运失效，商务遂一落千丈，津浦铁路通车后，道出此途者盖鲜。但以地位适中，在大江以北，仍不失为水陆交通及行销淮海一带商货转运之枢纽”。[26]可见，近代以后清江浦虽然失去了全国中心区域的地位，不过至少在苏北区域之中，仍不失为中心城市之一。清江浦通过筑城创造的基础条件，聚集了大量资源，逐渐替代了淮安府城成为新的区域中心城市，造就了今日淮安市主城区在清江浦的城市格局。因此可以说，运河城市衰落相对性以及传统城市趋向近代化的演进路径，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明清苏北漕河交通与城镇聚落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6LSC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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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16][18]《清穆宗实录》卷11，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卷71，同治二年六月丙申；卷21，同治元年三月庚寅；卷41，同治元年八月癸卯。

[13][17]（清）刘咸修，吴昆田纂：同治《清河县志再续编》卷1《建置·清江浦圩砦》，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4][21]（清）吴棠修：《清河县志附编》卷1《建置》，国家图书馆藏同治四年（1865）刻本，第5页；卷2《军政》，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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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何永年：《清江浦城寻踪及“三内三外”缘由》，《清江浦印象》，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9页。

[22]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14《江北运河三》，南京水利实验处印行，1944年，第5页。

[23]张煦侯著，方宏伟等整理：《淮阴风土记》第一章《清江区》，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63、352页。

[25]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博物院、淮安市博物馆：《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26]朱沛莲：《江苏省及六十四县市志略》中卷《各县市志略》“淮阴县”栏，台北“国史馆”，1987年，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