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主义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公众抉择

周碧雯

(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重庆 400038，114978873@qq.com)

2019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给全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何预防感染、控制疫情传播，如何尽量减少疫情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公众个体的抉择在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公众抉择

2020年2月24日，中华预防医学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家组在文献回顾和专家研讨基础上，形成了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的基本判断：COVID-19是一种新发传染病，人群没有免疫力，普遍易感。其传播速度快，发病率高，常规非药物干预措施控制疫情的效果不佳[2]。随着疫情防控工作在全国范围展开，公众的个体抉择比如能否响应政府隔离政策做到取消或尽量减少出行、能否听取专家建议勤洗手、戴口罩，以及如何预防感染、如何处理轻症、如何辨别各类消息等对疫情防控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抉择的功利主义考量

功利主义认为，考察行为的善恶要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行为功利主义视角看，行为的正确或错误仅仅取决于其结果总体上的善与恶，也就是行为对所有人类福利的效果[3]。而此次疫情中公众的个体抉择是否符合功利主义原则、指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我们主要从隔离措施和医疗相关的抉择来考察。

2.1 关于隔离措施的功利主义考量

从全国抗疫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的经验来看，自我隔离或居家隔离，严格落实隔离措施对防控疫情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果断、及时、有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4]。而“是否严格落实隔离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眼前利益长远利益之间存在如下博弈关系(见表1、表2)。

表1 隔离措施做得好

表2 隔离措施做得不好

从表1、表2不难看出，个体利益与公众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可能存在冲突：公众个体的抉择有些行为仅对个人有利，但对公众整体利益弊大于利；有些行为貌似眼前有利，但对公众整体和长远利益弊大于利。隔离措施做得好，公众利益一时有损失，但从长远来看，个人感染风险减少，疫情尽快结束，能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反之，隔离措施做得不好，个人感染风险增加，社会秩序短暂照常运行，但疫情推迟结束，生产生活持续受阻，甚至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去控制疫情。因此，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眼前看来是对立的，但长远看来则是统一的。

2.2 与医疗相关的功利主义考量

对于公众而言，在非常时期，如何选择就医方式、如何对待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如何适应特殊的医疗秩序及规定，也体现了功利主义的考量。

一是如何选择就医方式。首先是新冠肺炎患者如何选择就医方式。一般的轻症患者当发现自己吻合新冠肺炎的症状后，是在医疗资源充足的条件下积极就医，还是可以靠自我免疫力痊愈而不去医院呢？显然，公众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要自动与家人隔离，轻症应主动就医，重症更应积极配合治疗。其次是非新冠患者的选择。新冠肺炎极强的传染性和隐蔽性，让普通的非急症、非重大慢性病患者宁愿“讳疾忌医”，正常就医心理受到冲击。大家为了避免感染新冠病毒，都会选择宅在家里，即使不舒服也不敢去医院就诊。专家建议，在疫情期间，大家提高警惕防范新冠病毒是必要的，但是生病了，社区医院解决不了，还是应该要去大医院就诊[5]。

二是如何对待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许多学者指出，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对社会行为和保健服务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造成的医疗负担超过了许多诊所和医院的诊断、治疗和保健专业资源。医院病床和呼吸机、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稀缺资源的分配需要作出艰难的决定，它使卫生保健工作者面临艰难的选择。学者们认为，在稀缺时期分配资源时的主要考虑的伦理原则有：最坏情况优先，利益最大化，平等对待患者，促进工具价值。[6]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有无奈之处。比如，意大利麻醉学和重症监护委员会3月7日发布文件，建议临床医生“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考虑包括患者的年龄和生存可能性来分配床位，而非“先到先得”[7]。防疫期间，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必须竭尽所能，来防止医疗资源短缺。但如果资源确实变得稀缺，应该制定尽可能公平、一致应用的准则。在总体公平的前提下适当优先救治一部分人，并不意味着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救治机会，而是通盘决策使全社会救治效果最优化。“建造方舱医院的目的，就是集中收治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方舱医院并非至善之举，但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是控制疫情的现实之举。”一开始，患者不认同、社会不理解、医生不了解，很多患者不愿意转去方舱医院。但事实证明，方舱医院从硬件保障到医疗资源、制度管理都经得起考验，留下了抗疫史上光辉的一笔。武汉每4名新冠肺炎患者中就有1人在方舱医院治疗，方舱医院实现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舱”[9]。

三是如何配合特殊时期的医疗规定。疫情初期，武汉市为了解决发热门诊就诊排长队、留观床位紧张等问题，设立定点医院，共征用5批共55家医院，其门诊部全部作为发热门诊，且提供床位，集中接诊全市发热患者[9]。成为定点医院后，正常的医疗秩序受到一定冲击，给慢性病患者和急诊患者造成很大的不便。另外，医院为确保安全，首先要对患者做核酸检测等检查，才正常接诊[10]。急症患者可能急需争分夺秒抢救，而核酸检测则需要时间。站在医院的角度，如果违规处理了感染患者，则可能在救治时传染给其他患者，还使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都要隔离，也意味着更多的患者得不到救治；而患者及家属担心病情延误，往往难以接受。然而，除极特殊情况，大部分患者和家属只有配合特殊时期的医疗秩序与规定，相信医护人员的专业性，才能维护大局安全，获得双赢。2020年3月15日，武汉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适时动态调整医疗资源配置格局，统筹做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和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保障工作，逐步保障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11]

综上，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疫情，还有疫情中每个个体基于实际的决策考量。借鉴历史上重大传染病的防控经验，无外乎三方面的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路线，保护易感人群。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就是努力将携带者检测出来隔离，公众戴口罩勤洗手配合隔离，同时加快疫苗研制。但是公众面对现实的种种抉择——是否能够理解并配合政府决策、面对舆论的爆炸是否恐慌，是否听信谣言等，对全社会疫情防控起到更加基础性的影响。

3 疫情中的公众抉择如何相洽于功利主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社会群策群力，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全国集中力量抓好重点地区、重点群体的疫情防控工作，全国人民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这些庞大而有力的动作和决策，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功利主义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出发点；只是有少数人的消极行为，出发点则是其个别的、眼前的利益。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政府、医疗机构在疫情期间的有些规定，的确是基于长远的、多数人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少数人的、当前的利益。

这暴露了功利主义内在的理论缺陷：依据功利主义决策者的逻辑，在公民的健康保健中可能会因为花费太多而放弃救治一部分患者，而且可能会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健康福利。为了可用资源产生最大化收益而不顾结果是否公正或公平，是功利主义观点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最核心的理论缺陷。在公共卫生领域，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难以给出统一的答案，其他理论面临同样的困境。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无法为作为公共卫生基本原则的“个体权利(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辩护。即，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反对整体主义，社群主义则以整体主义反对个体主义；前者认为个人具有相对于社群的优先性，后者则认为社群具有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因此，它们直接造成了公共卫生伦理中的道德困境，即“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冲突”，也就是说，“究竟是主张以个人权利为第一位，还是以集体的善为第一位？”[12]

然而纵观疫情防控的成果，可以看到，公众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得失总体上是统一的，因此，从公众个体角度而言，如果能够从以下几点作为行为的出发点，那么，疫情中的公众抉择与功利主义基本原则则可以相洽。

一是利己利人共赢。对于疫情期间所采取的防护措施，民众心路历程可以这样归结：怀疑-认识到重要性-自我保护-向周围人强调做好防护-居家尽量不外出全民隔离期间，公众自然十分关注何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其中公众只要自身认识到防疫重要性，就有很强的驱动力去向周围人强调做好防护，一是规避危害。因为传染性疾病，每个人的行为对集体防疫的效果均有影响，而反过来，其他人如果不做好防护措施，特别是身边人，则增加了自身感染的风险；二是乐于助人。自己意识到了防护的重要性，也希望更多的人做好防护，不被病毒感染。

二是着眼长远利益。保障公共健康、阻隔病毒和危险源的社会传播是个人生命健康的根本保障。因此，如何促进公共健康成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问题。个人总是受到自我理性的局限，难以根据个体的判断作出最优的选择，所以只能站在社会整体的维度作出正确的决策[13]。因此，公众不用特别在意一时一事的政策带来的得失，而应看到疫情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内在必然统一性，从而更加理性平和地对待特殊时期的政策规定。

三是增强信息辨别能力。公众的参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很重要。疫情防控期间，公众知晓疫情的真实信息、了解确诊轻症、重症及疑似的相关症状、有合适的就医渠道，才能准确有力地做出相应对策。一部分人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可能盲目听信偏药偏方；可能采取野蛮粗暴的方式人为制造隔阂，如有村民“挖路”等；可能轻信网络谣言错误理解病毒的来源、性质、传播规律等。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要独立思考，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理性地防疫抗疫。

面对此次新冠疫情，每一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一个人都事关大局。公众抉择看似是个体的事，实则与抗疫大局密切相关。抗疫大局的出发点是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则从长远看并没有将公众个体的利益淹没或牺牲，因此公众个体行为须与功利主义的总原则相洽，从而作出利己利人的正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