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 方(外二篇)

○ 王晓莉

一

有一年春冬之间，我因外出，连续两次在瞬间着了风寒，回来便开始咳嗽不止。着寒的那瞬间，是完完全全有感应的。好比与一支风的大部队劈面相逢，那“部队”已在空天旷地间演练许久，正不住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寻找身体较为软弱的猎物。好了，我一头撞上去，且并未添衣加帽，岂有不被“活捉”之理。风即是气。当那一小缕风气如小蛇一样拐进身体，喉管为之一紧一凉，我就知道事情要坏了。

开始是小咳，上午两声，下午三声，像陌生人敲门，敲几下便停了手，屋里的人对之几乎可忽略不计。因为知道可能是敲错了。然而以几十年的咳嗽史经验，我知此“来使”并非陌生人，也非敲错门。而是空袭来临前之警报。或是音乐中的前奏、过门。盛大的“演出”，还在后头。

我惴惴地等待。却不能坐以待毙。小玻璃橱中所存是家中常备各类药物，瓶装、盒装，以及罐装，杂七杂八，隔一段时间便要将眼睛凑近各包装，寻找上面的生产日期，将过期的清理出去。那些弃物总以塑料袋扎紧，多裹一二层，方敢扔于垃圾桶。是怕随手一扔，流浪的猫猫狗狗，不慎误食，就造了孽。此是题外话。这回我于橱中迅速翻找出的是大袋的“午时茶冲剂”，这一种药自小一感冒就服，心理上有种亲，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我且加大力量，由一日三次改为一日四次，希望在动用各类抗生素药物之前，凭借古老的中药、凭借我一向为之着迷的植物特有的温和属性，把这“敲门声”给驱远。也就是俗语说的，把咳嗽“压住”。有些谋杀电影里，凶手往往以被子蒙盖住要杀的人，将其闷死。这午时茶，就是那床“被子”。可是对这“压住”我自己也半信半疑。午时茶药性太温和了，一个下不了手的凶手，哪里杀得死人。

的确，我从来没有依靠过午时茶这一类药止住过咳嗽。这次也是。吃了几日，完全无效，且加剧了。早晚不歇地撕扯着嗓子，声音之大，有时连自己也要吓着。根本不能遏止。那从自己体内平白爆出的不平之音，仿佛抗议，又仿佛一个哑巴要向这个世界交代什么而又交代不出，有着难忍的烦躁与烦躁背后的苍凉。方体会到平日如老樟如苍松般的那种静默是种恒久的平衡，是福。

为了求取这植物般的静默，又开始吃中成药。现时药房于我有种超市的感觉，心脑血管、骨质疏松、腰肌劳损，甚至脚气与创可贴，无所不有，分区分得清清爽爽，价格亦是标得明白。若是身体轻健，倒是极愿意随意逛之。此时却咳着，一概无心，径往“感冒”区而去。药房女人与从前仅只站于柜台后的高冷不同，学会了“导购”这一生意经，像花托一样围着购药的客人，不离寸步，热情到令我觉亏欠于她。然而亦听出她所口吐莲花的，无非是常识，于常识之外附加最多的是对某种药品某种目的性明确的引导。我心里还是清醒的，坚定地从琳琅的药架上取了自己看中的感冒清以及三九冲剂，而非她勉力荐之的另几种。直挺挺走去前台结账，不太好意思转头看跟在身后的她。

这几种又服了近两周，仍不见效。非是药本身不好，大约只是不对症。如一把锁找不到专属它自己的钥匙。咳嗽已到通宵程度。在枕边床下放只口大不漏的塑料袋，咳一声，按亮台灯，爬起往袋中吐一口痰，按熄灯，睡下。不一刻又复起身。一夜反复如此，十分难堪。却毫无办法。

炎症愈来愈重，咳得愈来愈烈，咳到要扶墙借力。剩下的药物似乎只有抗生素了。然而近二十天一直遏制自己使用，仿佛武林高手不到最后不使出最毒的一招。素日我读不少关于抗生素的文章，知其在“歼敌”的同时，对人体伤害亦大。所谓势大力沉，却也折敌一万，自损八千。然而局势逼人，难道又要咳上三月半年么？我从前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咳。因之一想到只有畏惧。畏惧之后亦只有去找抗生素来做反抗同盟这一条路途。

于是给学中医出身的亲戚电话，问询何种抗生素药物有用。她是中途转行做了公务员的。不知其中是否有对中医没了信心的因素。按照她的指点，购的阿莫西林以及罗红霉素。开始周而复始地吃。

从三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整整咳了一个半月。吃光了的那些白白的小纸药盒若是堆叠起来，怕也有二尺高。是药三分毒，有时想起这俗语，不觉怅然，为了治好一个病，体内不知又进了多少毒又要添何种新病。却也无法。人就是这样一种已经被文明“碾压”与“带动”到了离原初相隔甚远的地方的动物，而猫猫狗狗虎狼豺豹—当然是野生或无主的那些，它们的生老病死几乎都还在原时原地。观察它们，或许是观察最初的我们自己。有一回我在常散步的水边看见一只小狗恹恹趴着，毛色黯然无光，人近前它只拿眼珠转一下，几无反应。不是不想反应，而是没有力气了。有种重病者或弥留者的气息从它身上散发出来。我第一意念便是，要是知道它生什么病就好，可买相应的药给它。这是人的本能抑或思维方式。然而我无法确知它是患了何种病。如果治不好，至少要吃点东西上路吧。我是这样想的。等去不远的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回来，狗却不在了。又到附近的绿草丛里寻它，也不见踪影。我希望它是被人领去治病了。又设想它可能是找更静谧的地方疗自己的病。野外禽兽生病多半靠扛过去，本能如此。也就是所谓“自愈”。扛不过就认命。

然而人的此种自愈能力去了哪里呢？譬如我，照样吃饭睡觉，服用各种听上去八九不离十的药，药价高得吓人，也无惧购买，只求有速效。咳嗽却无论如何好不起来。自愈？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最后似乎生活里只有咳嗽这一件事了。似乎在用自己的时间“养”着这咳嗽，养虎为患般将它越养越肥。连这么一个听上去很寻常的病，居然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又想起后来数次与那亲戚聊到冬天的咳嗽该怎么治，她摇头，说什么药都“没有用的”。我渐对此变得悲观。身体好时每见阳台上有新的花开，总在心内欢呼一阵。而此时，连瞥也懒怠瞥上一眼。石竹花开，关我何事。茉莉花香，且由它香。

有一天，几乎是完全放弃了的心情躺着。家人说：“唉，实在不行，还是去医院打吊针吧。吊针快。”不知为何，我一直抗拒吊针。且不说那些广为流传的副作用，就是那种躺在病椅上，针管与吊瓶联手固定人的行为举止之后，那种丧失自由的不耐，也是难忍。并且每天两次，每次两到三小时，亦不知几天可止住咳。若是和服药一样无效呢？不是没有这可能的。

正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拿了手机百度开来。输入“风寒吃什么药”，出来许多链接。扫过那些已服用多时的、熟悉的药之后，看见“偏方大全”几字。心念一动，试试偏方吧。

那“偏方大全”有几十条，或说用香菜，或说用葱白。又有说以生姜煮水，以紫苏做粥。于家常蔬菜、调味菜里，竟可调出这么多种入药，真是涨知识。我当是读小说一般读这“大全”，觉甚是好看。读到最后一条，说大蒜水亦可驱咳。立即想起家中还有许多大蒜，是前段时间网购的山东紫皮蒜，用碗盛着，堆起了尖地放在厨房，每日炒菜拍几瓣。香菜紫苏还得去菜场采购，只有大蒜最便捷易得。于是，就它了。决定一试。

“蒜三瓣、老冰糖一块。以刀拍碎大蒜，放入蒸盅，加入冰糖。加适量水，盖上盖子，防止蒸时水汽进入。大火烧开后，改小火蒸15分钟即可。”

全部的制作方法简单如此，适合我这种笨人。于是立即地投入制作，抱了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却于战术上无丝毫懈怠，严格按方蒸煮。又以服午时茶的方法，加大次数，睡前再添一次。等于一日五次。那蒜水入了冰糖，味道妥帖得很，并无想象中的难喝。

到第二天，咳嗽已略有减缓；第三天，已可分心做其他事；第四天晨，咳嗽已消失了，周身卸了铁甲一般轻快。

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一个小如芝麻的偏方，被自己瞎猫碰见死老鼠般，只用三天，就医好了绵延数月、久未疗愈的咳嗽。

在终日持续、铺天盖地、几至支气管毛细血管破裂的咳嗽之后，突然由几小碗略浅黄的水，便带来足够的神清气爽—这在我心里真有点像是传说中的“神仙水”了—“偏方”，以这样的效果，获得我加倍的好感。也获得了我的多加留意。

二

另一个找偏方的故事，是为了对付失眠。

失眠是个总括的词，其实形态各异。有夜里十一点即熄灯，却在枕上辗转良久，半夜两点仍双目炯炯的；有半夜两点醒来，再无睡意，只得徒叹睡眠一去不返的；有无论多么困顿劳累，每日睡眠却是一忽醒一忽眠，如残简如断章，稀烂，连不成片，不可收拾的。这几种样态，我都有过。

身体相对健康之人，若染上失眠，当然与心理有关，甚至可说是心理之疾的反应。但若事情拉到这个层面，则说来话长。姑且留待另外一篇文章。

而失眠由心理转向生理反应时，其间的那个难受劲儿，却是不能忘怀的。

在失眠的那些夜晚，不可入睡也不可起身。不起身，是潜意识里还怀抱一丝侥幸—也许睡意就在不远处，不能爬起来惊走它们。何须去往监牢呢？囚徒于时间体验上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漫长感与无望感，一个失眠者早已体验过了。无以为计，我开始做一个叫做“描述”的游戏。即尝试以词语以句子描述当下，黑暗中没有影像，但是有数不清的远远近近的声音。描述声音需要更多的才能。而我恰好有。在脑海里我写道：“我知道哪一只蟋蟀最晚睡去，哪一只斑鸠最早醒来。”听上去略有诗意？然而那于我是最写实的。静夜的蟋蟀叫是很有听头的，蟋蟀一定是明了空天旷地里，万物皆在做梦，于是它的叫声既肆无忌惮，不知疲累，又有些偷偷摸摸，一声过后要稍等片刻才有另外一声；而凌晨四点半刚起床的斑鸠的鸣叫，则水洗一般清澈，且是一天里最有力的。其后，在漫长的一天里，它飞行、觅食，它还要求偶、逃避突如其来的追杀，如此渐渐消耗自己，它的鸣叫也越来越显出人一样的沧桑与挣扎。

可是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什么也不如一场好眠。我几乎是惨痛地想。

为了不让自己很惨，失眠的人不仅要学会自己制造苦涩游戏，与自己玩，失眠的人也要学会去寻找药物，自己治疗自己。

有一天，偶然看一则关于抑郁症的资料，里面写到医生给抑郁症病人所开的最基础药物，其药理其实都是助眠。我想这道理是颇浅显的：睡眠时间多了，抑郁就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抑郁了。

那论文且列举了许多参考药物名，均长得像俄国人名字，无章可循地难记。其中只有一种叫“佑匹克隆”的，为我所一眼记忆。大约这四字里，“克隆”是现成的词儿。只需记住前两个字就好。

世上事就有那么巧。有一天在我家附近的小药房，简陋的白色货架上，竟然就真看见了这个叫“佑匹克隆”的药。有句谚语说“想什么见到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至少十年前的事了，我已经忘记当时是何种心情，但无疑我买了下来。那是第一次给自己购买安眠药。

起先只在特别难以入眠的时候吃。只吃四分之一粒。我把药放置于冰箱最里头，仿佛放得越远离开自己也越远—病人大约都犯这种心理上的幼稚病。且不谈。反是自觉分寸掌握得好，不会对健康有碍。甚至有几分沾沾自喜。打算服用得好，还可向周围同病者推荐。

药物果然带来一场场酣畅睡眠。失眠这件事我虽耻于向无关人提起，却是一天也不忘记向家里人抱怨的—抱怨，这大约是特属于女性的有效疗法之一。因之，当我终于可以好睡时，我不由向家人报喜，昨夜睡得真好。家人同样为之鼓舞，实在的，他忍受我之关于失眠的絮叨太久了。

然而很快就失效了。吃四分之一粒渐渐无效，便加到半粒，最后是一粒。最后我怎么也不肯加码了。心里隐隐地、却又警觉地提防着药物对于身体的危害。

—后来，我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抗药性”。在我看来，出现“抗药性”比无药可医其实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必须不停换药不停加大剂量。病人身体，本就是风中残烛，如何禁得不停试药，不停接受大量“外来者”入侵呢？

要命的是，这时门口小药房里这种药也消失了。问店员，她回我说，安眠药现在是处方药。管制了。她是一个语气听上去很温暖的女人。然而此时她用一种事不关己的口气轻松述说这件事，我内心迅即坠入“以后我的夜晚怎么办我的睡眠怎么办”的无助追问当中。安危系于一粒小小的安眠药—她尽管是卖药的，却并不能体会病人对药普遍有的那种“保命丹”“救命丸”的心情。

我并非不能去看医生，然而我也知道，为了防止有人用于自杀，或用于他途，医生一次只能开一周的安眠药（有的医院则更严格，只能开三天的量）。每周都要往医院跑，祥林嫂一样述说自己的病症，我那时还不容许自己这样。实在是麻烦。我转而求助于那个学医的亲戚，就如上回咳嗽时一样—可见一家子里有个学医的多么重要。我在电话里把“佑匹克隆”的名称报给她。隔日，亲戚回信我，道，“佑匹克隆”没有了，现在有“佐匹克隆”。二者药效是差不多的。

一“佑”一“佐”，我拿不准二者是啥关系。但既然四字里有三字相同，另一字还是正好相反的意，那么是可以的吧。就像要找的是一条“建设西路”，那么当你已经摸索着走到了“建设东路”上，你必定知道“建设西路”不远了。它们有时甚至就是同一条路的两个叫法而已。

于是央请亲戚，给开一些“佐匹克隆”。至少开一月的量。睡眠事大，亲戚虽是略微违反原则，却也够意思地照办。此后每个月求助一次她。“佐匹克隆”并不便宜，然而在“睡个好觉”的理想支撑下，每次都欢欣鼓舞地掏钱。

其间还吃过一种台湾医生开的助眠药物。惴惴问医生，有无副作用。那医生是台湾人特有的绵软语气，却坚定得很地说，没有。然而我吃过，发觉事情并不如此。那药每服下，非常见效，半小时内脑子里就像有人举着枪对着你，逼你往某个地方去。迅速入眠。然而第二天，一整天，脑子里那个举枪的“人”一直都还在，令肉身沉重，不得轻盈。我担心这样下去，脑子坏掉—写字的人爱惜脑子有时多过爱惜身体，因为几乎是靠它吃饭。遂弃之不再吃。

在漫长的借助药物入眠的时日里，当然也有过惊与惕。并且是经常有。安眠药，在体内堆积了多少毒素，那些毒素又如何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日复一日地暗中做着对身体的“策反”工作，侵蚀、拖垮、摧毁身体。我惘然地想着这些，又惘然地结束这“想”。

无论何事，“成瘾”总归是于悬崖上自舞一样，有玩火自焚的可能。可是戒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丈夫某天戒了烟，他抽了几十年了，却很迅速地做了了断。我无数次问他，还想不想？他道，当然想。可是这个事如果危及到性命，还是了断得好。我羡慕他的理性，在心里将自己的无理性“批判”了一回。到夜里，却仍复又去取那小小的药丸吃。

转机出现在三年前。其时我生一场大病。术前，如实向主治医生陈述自己。关于失眠，关于安眠药。无一遗漏。那是一个冷静的女人，在数次交流中，她几乎不用涉及心情、情绪的词语。几乎没有过多表情。一切都和她的白大褂一样不动声色。然而她拿过几百几千次手术刀，下过几百几千次狠手。我几乎迷上这种握刀之人的气质—因我正缺此。她听了我啰啰嗦嗦的表述后，只说一句：“安眠药不能吃了。”

术后回到家，病体虚弱，专心一意地对付，安眠药竟然忘记了—这大约可证明，失眠最主要属心理顽疾，生理上若有比它更大的灾难，它便躲到了“石头”后面不出来。将养了一段时间，可在家中四处走动，有天踱到储存药品的小玻璃橱前，恰看见那排“佐匹克隆”。约有四五盒，堆叠一处。主治医生那句话又冒了出来。想想都心惊，那么多年，自己竟然吃了那么多安眠药。有如拿命搏命，怎么都是输。如此想着，便把这些积攒的安眠药悉数清出来，它们一粒粒住在锡箔纸密闭的小圆屋里，像豌豆公主住在豌豆里，也像白领们办公于小隔间。一一把它们抠出，冲进下水道。我不敢扔到楼下垃圾桶，若是觅食的流浪猫狗吃下，绝对该昏睡百年了。

如此告别安眠药。

然而失眠还在。于是，又转到寻找偏方这一条路上来。有一天，微博上看见一个关注已久的中医推荐个治疗失眠的偏方。这医生时常在微博上简洁讲解些中医原理，阴阳、气息，何种节气该吃何种食物。又举些他素日坐诊时遇到的疑难杂症，大如癌症也有，小如足部忽起红肿也有。我爱看这些，甚于看与文学有关的段落，因其中有我不熟的知识与真理在。然而他推荐的偏方我却并未多往心里去，大约是因为那是个要煎熬的方子。我嫌熬药费劲，便自动过滤。没想到过些时日，医生又在微博上贴出此方，并特意写：“再次推荐”。

我遂留意起来。原来也是个简单的方子，即使记忆力奇差的我看过一眼也可记住：

“酸枣仁30克，炙甘草10克，水煎服，日一剂。”

方下又附注：“此方极简，酸以收之，甘以缓之，安神助眠。”

职业病吧，医生附注时的这十六字古意盎然，对我颇有魅惑。更受着上次自己治好咳嗽的鼓舞—正是这一件事令我相信了偏方确是存在的。便去药房里抓了七天的药量。酸枣仁一颗颗滚圆，是比红豆更小的仁核儿，却颇价昂。而一片片切得齐整的甘草，价虽廉，却是诸多中药方中不可或缺的一味。我在许多中药方里见过甘草的身影，觉甘草真是具平民气质，调和缓解，像居委会平心静气的大妈。

吃了七天，睡眠已有好转。至我写此文稿之前，又去抓了十副。偏方是一种力量，而对偏方的“相信”是另一种力量。我期望两种合力，救自己于无眠。于水火。于生而为人皆得面对的某种困境。

三

有久治不愈的顽疾，就有所谓代代相传的偏方。偏方在民间通行，却多半不上庙堂。百度解释“偏方”一词，“指民间流传不见于古典医学著作的中药方。”说得是很明白了。

有一天与丈夫闲聊，当时脑里正琢磨“偏方”一事。依稀想起他顶爱讲的儿时事之一是曾生疮。这故事里恰有与“偏方”有关的章节。便引他再讲一遍。大约是刻骨铭心，他竟真又再次开讲，且越讲越细，也是好玩。

大约是十来岁，他后脑勺正中莫名其妙生了铜钱大小的疮，当地人俗称“钱疮儿”，奇痛奇痒。每穿上衣服，只得低头瑟缩走路，不敢让衣领蹭刮疮处，不然痛个半死。几乎不能忍。乡人见他走路做贼一般，又好笑又怜悯，便问，你怕痛不？小子心想，已经痛半死了，还怕啥？便头一昂，倔强作答道，不怕。乡人便道，你随我来。便捏了几瓣蒜头到家中常年置放水缸处。水缸底下有泥，那泥长年不见光，水汽又氤氲不休，最是阴湿气重。他将蒜头于泥上不停碾，久之，蒜头和泥块混于一体，成了块真正的“蒜泥”。乡人便叫，小子过来，你挺住了。说时一把就将这块蒜泥敷到了铜钱疮上。小子开始还无所谓说笑，几秒之后便开始没头苍蝇一般跑，仿佛后头有人追。原来是疮处被蒜泥“咬”得受不了，他是试图甩掉一般瞎跑。

这原理放到现在也好理解：疮是热毒，乡人手做的蒜泥却最为阴湿。两两相激，后脑勺当然战场一样硝烟满布。

也真是奇，未去看医生未花一分钱，只那一块蒜泥，疮就好了。丈夫念念不忘，后来与一位做药多年的朋友也说起过此事。那友人道，你是不知呢，实际上最阴湿的，还不是水缸底下的泥，而是棺材底下的泥。

这话无从验证，听着有点瘆人。然而民间偏方的由来，从这故事里却可见一斑。

无疑，医学教科书里是寻不到“蒜泥”一物的。从前的乡人若是有余钱若是有“有病即就医”的观念，蒜泥也不一定会派上用场。如此可知，偏方的产生初始当是与贫穷有关。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人，有天生了病，无论大病小病，不甘受病磨折，也不能等死，于是病急乱寻方。看见什么敷一把上去，看见什么揪几颗塞进嘴里。千尝万试的，赌博一般，某天偶然赌中。原来这个竟然可以医病。那还了得！于是，就这样用下来，传下来。

另外，“偏方”之偏，在于也是要看人，要对症。我总记得鲁迅先生对中医、乃至于对所谓“民间偏方”的鄙夷和嘲讽。在《父亲的病》一文里，“蟋蟀要原配的”一节，无论是否是先生的春秋笔法，其精彩已经成为与戴帽子的闰土、与祥林嫂“捐门槛钱”一样独属于鲁迅的“经典”。显然，鲁迅先生在父亲病的那几年，按照郎中所示寻觅的偏方，对父亲没有任何效用，才会在幼年鲁迅心中埋下“不信”的种子。加之成年后，先生去往日本，学的也是西医，因之对于中医中药的成见，是更深了。

或许我不是个太有原则的人。一方面我对鲁迅先生否定中医的话并无反感，因我自己也是医院常客，对以西方医学为源流、人类从中受惠良多、平均寿命已大为提高的现代医院十分尊崇，也亲见过无数西医妙手回春的事例。另一方面却也相信中医，相信属于中医一路的偏方的妙用与神奇。亲身经历告诉我，偏方一旦对了症，真是比什么都神奇。

饮药记

一

方子自然是找“名老中医”开的。然而这“名老中医”的说法又有讲究。就是这中医既不能太年轻，也不能太老。年轻的看的症不够多，经验自然欠缺些。年纪太老了据说也不行。望闻问切，都是需要人的感官与精力出力。老了，这一切便要弱些，心与意便不够相通。经验或可填补些许，患者心理上却还是希望尽善尽美。

这些都是人们口口相传后进到我耳朵里的，并没有行家出来确证这个观点。但是心里自然而然就会信，就会循着这个路数去寻。眼前的这一位就是我多方打听知道的，又正好印证了此说法。医生恰好就是不年轻但也不算太老的那种，看上去50多岁，也许因为善保养超过60也未可知。且又是中医世家出身。求诊的人相当多。他这一间房的外面总有七八个人在等。旁边的一间屋内女医生却一直赋闲，喝着她的枸杞水，无聊地哆起嘴，吹了又吹。也没有一个人说换到她那里去看看。方寸之地，这样同行间的比较也真有点尴尬有点炎凉。

医师头发乌亮、妥帖地梳着。眼里有精光，只是一般不轻易抬眼，见惯太多场面的人都是这样—要到叫你张开舌苔时才微微放出那光来。患者都是采取同样一个虔诚的姿势，即身子微微前倾地坐着。向他叙述自己病况时，语气也是极尊敬、并有所期待的。他只是“唔”“唔”着，表示晓得了，并不多言。我前面是个长了满脸红色疙瘩的小伙子，疙瘩简直比脸还要多，令人不忍直视。不知道造了什么孽，怎么能长那么多有碍观瞻的疙瘩—我心里如此嘀咕。然而旋即想到自己，自觉这想法不对：来此求医问药的，不都是“造了孽”的？肯定不是第一次来看诊，因为听他充满感激地在小声说道：“……比上次好多了，已经可以出门了。上周还出差了一次……”可以出差了，意思是以前连出门也不能够—真不知道以前到底有多恐怖多糟糕。

“唔……疑难杂症。能治的。放心。”医生都是短句子。再次表示知道了。安抚了他。安抚在一个病人，有时比一个药方一位良医更镇定他的心。说话间，方子已在医生手里开出来了。小伙子情绪明显高昂了一点，手捏了那薄薄的处方纸，背着他的双肩包离开，去楼下药房抓药去了。

轮到我，因为是熟人介绍，医师问得更为详细，把脉的时间也长些。我看见自己的左手躺在一个小软布垫子上，掌心朝上，腕中间一根筋略粗壮略突出。周边还有几根细小的筋陪伴左右。很像一根粗树根与一堆小气根。那就是贯通身体的脉。医生用两指头轻轻搭上去，空气安静了几秒钟。是时医生和病人都在听在寻找什么。只不过医生很快找到他所需要的，病人却是什么也没有感到地从那个“茫然世界”回来—是梦游了几秒钟。却也是出于对“把脉”在中医里神圣地位与神奇故事的佩叹。话说医师曾为一九旬老人多年看病、治疗。数十年间也有几次令老人起死回生的事儿发生，故此病人家属对医生奉若神明。只在最后一次，医师摸了老人脉象，就跟家属说，就在这三五日，回天无力了，准备后事吧。不出三天，老人归西。这都是我那熟人事前告我听的—每一个上年纪的中国人，心里或许都有这样的与中医有关的故事。只要你想听。

“你看，舌淡红苔薄白。”医师又观了我的舌苔，“放心。你能好。你这个病我写过专著，我就是研究这个出身的。”虽然知道即使相同的病在不同人那里发展下去会完全大相径庭，病之改善或恶化有时也并不仅仅源于药之是否用对，医生后面这一句于我依然是鼓舞了几鼓舞。振作了几振作。而且因为知道他最后这句是不会随意跟病人说的，对于我的病定能好起来的这种心理，仿佛又添了一点保障。

在医生那里，开方有点像写作前处心积虑的构思吧。既动用他刚才诊治所得的材料，又要调动他平生所学。二者捏合一处，方得大概。随后还要沉吟用量，15g与20g是颇为不同的。真是伤神费脑。然而对于自幼即背得《汤头诀》《千金方》，熟记了几百个方子的医生来说，此时应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只见医生笔走龙蛇地在处方笺上写药名。甘草、地榆炭、车前子……此前我一直以审美的心情看待中药之名，这些名字里有深深的植物之美，文雅的大自然之诗。然而现在，它们与我的病，简言之，与我的生命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意义又是另外一番光景。每一个名字，仿佛都是肩扛逢凶化吉使命的小仙人，由古老大自然派来与病作战。

医生把药名一行行写好，沉吟着，又在每个药名的右上方写上克数。字草得几乎是完全看不清楚的。我指了某处问，他方缓缓道：“唔，是赤芍。是。”不问便一个字也不多说。中药方上的字有如天书，常人往往看不懂—这也是传说中中医的特点之一。莫非他们从小习的书法是草书？我常常生出这样的疑问。然而从来没有问过。幸好现在都配有年轻助手，坐在一边安安静静地学习诊疗的全过程。现在她把药方接过去，一行行输入电脑，再打印出来。技艺虽然还在传承，两代医师之间的工作方法却已大相径庭。有一刻，我很希望自己坐在助手的那个位置上，弃绝电脑，只单纯地用毛笔或钢笔抄着老师写下的方。

作别医生，他起立相送。嘱咐过两三个月还要来。把吃过药之后的自己送给医生看看，届时再望闻问切一番，重新开药方。如是，称做“换方”。这正是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之大不同。西药一周或一月，能解决问题就能解决问题，不能就是不能。中药，则不同。在中医那里，病是整体之一部分。整体好了，局部自然随之安好。整个诊治过程看似缓慢、微妙，实则变动不居。所谓润物细无声。

二

中药甚贵。于是拿了这宝贝方子，到本埠有医疗保险的那家医院去抓药。此间医院的中药房设在进大门右侧，相比喧闹的挂号台、导诊台，以及大红显眼的LED屏，中药房完全是一副清静无为的样子待在医院一角。在它的对面，LED屏上一直滚动播放着各科专家的名字、坐诊时间。病人或家属都仰头拿眼牢牢盯着，也带了碰大运般的心态寻找着那个将能给自己带来好运的专家。

穿白大褂的中年抓药师，正一人站在中药房后面无所事事。不光这家医院，所有医院都是看西医、吃西药的人多吧—中药师们是乐得清闲还是心中不是滋味真是难说。他把药方从药房中间的小隔栏里接了进去，“哟”了一声道：“大方子啊。”所谓“大方子”，是指药的种数多。我这方子里的中药，居然有28味之多，组成的自是一个庞大“家族”。

看来大多药方都是仅仅几味药，可以一个人立马就抓完的。有人甚至是把药当保健品开，夏天开点菊花，秋冬开点枸杞；上火时开点婆婆丁，湿重时开点苡仁。小小的一包捧回家去，可以有一搭没一搭，老少咸宜地喝—这也是中国人的家常一景。这回对付不了了。于是他朝里面吆喝了一声，“来生意咯。出来喔。”就出来几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多为女孩。有点像花果山孙大圣喊声“小的们”，“小的们”即应声而出。各拿了戥子、小得可爱的小秤，走到靠墙的木柜前。木柜分割成一格格小木抽屉，抽屉口贴了各样白色标签，了然整齐。我少时常常在城中各处药房看见这样的小格子抽屉，仿佛藏宝箱，引人遐思。现在渐渐少了。多是西药店，一排排白色的货架子，和超市一模一样。只有一年在绍兴，似乎是乌镇，见过一家硕果仅存的老字号药房，顶到天花板的木柜子—上头的药要爬梯子上去取，乌黑的小抽屉，大门开闭都需要一块块地动门板。我怀念这样的老中药房。古朴、缓慢，仿佛看得到店家的每一分钱都是踏踏实实得来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改良。

用了一点时辰，药基本聚拢来，堆出一个个小塔。十包药堆得柜面满满当当。一包包拣进随身带的大袋子，沉甸甸的。其中一味药另用纸袋子盛了，上面写了“后放”二字。是要等其他药煎到一定时间再放它进去。药中也有略柔弱或娇气的。抓药的医师又指了药方，告知药房缺这一味药，要我自己去配。问何故，答曰：这药太贵了，医院不进这个—医院也能因为嫌弃药价贵而不进货吗？这个道理我不甚了然。然而也知道医生不会给个深入解释。药品价格不是一直有点讳莫如深么。很配合地不再询问这有些敏感的话题，提了药，又踅到医院后门的土产店。店里一字排开大小不等、材质不一、价格丰简由人的各式中药罐子。泥的、陶的，以及电的，都齐全。事先做了点功课，便选了容量最大的一个陶器的，陶器慢，并且要人守，然而还是觉得古老的更可靠些。那陶药罐大肚白身，上面粗陋地描了几枝兰草，并不是很相宜地开出几朵大红的深紫的花。也有素色陶罐供选，然而我几乎本能地挑了这一只。仿佛冀望以这俗丽的花朵打败那苍白的病。

想着欠缺的那味药，又去其他药房打探。偌大一个城市，竟遍寻无果，也是有点奇异。事先医生嘱咐过，那是一味“君药”。即在药方中它居于君王地位，缺不得。中药有“君臣佐使”之说，君药、臣药、佐药与使药，各样药的作用都有区分—一个字即道出各自责任。汉字如此犀利。回家犹豫一阵，还是给在号称“药都”的樟树工作的朋友去了电话，以购此药相托。所缺的那味药叫做“白蚤休”。初次听来极拗口。于是在电话里一字一字组词给她听，“白色的白，跳蚤的蚤，休息的休。”有点生涩，也有点兴奋地向她描述这一样新东西。朋友郑重地答应，特地去找了老药工，又讨价还价了一个很美丽的价格。转天那一大包药就带着朋友的情分从樟树寄来了，是一块块掌大的白块茎，像生姜，自带浓重的药味。

日后对这药是熟得不能再熟。白蚤休，别名“蚤休”，还可以叫“七叶一枝花”。又叫“重楼”。有回在微信图片上看到有人拍了它的叶与花，果然是底下七片绿莹叶子，均匀美好地托着长长的茎。茎分几段，有如一层层楼。楼的最顶端，方是那一朵众星拱月般托出的、小小然而美丽的花。当下恍然明白它别名“七叶一枝花”之由来。真是亲切有回味。

此后一听到或看到此药，同步想起的便是药都的那朋友。满满的，都是感怀。

三

煎药的事该怎么说呢？简言之，煎药就是一个字，“熬”。和前面的“君”字一样，汉字永远有一语中的之效。

药起先要浸润半小时。中药其实就是植物的各个部分，叶、茎、根，以及果实。有的如笤帚，有的如芝麻，有的又似剑戟。形色不一，各有各的作用。民间对此已有数千年的认识与应用。前年在井冈山，看见一个农民在以极廉的价格当街出售一种叫“金毛狗”的草药。是褐黄色的块茎，当中毛茸茸一道拱起，有如狗的脊背。想是他在他家后山清晨起来采的，拿到街上来换点钱。我问药有何用。农民道，你被动物咬了，扯一点这个敷上去就止血了，就没事了呀。神奇若此。我想我是几乎没有被蛇咬的机会，不然怎么也要带一把回来。我眼前的这罐药也同样令我为之感动：它们从东南西北汇集一处，共同结了缘分不说，又以它们共同的缘分来与我结另一个缘。

药罐滚水开过之后，就得拧小煤气开关，所谓文火慢煎。守在火边，一手拿双筷子一手拿块抹布，成为标准动作。抹布是揭药罐盖子时防烫手的，即令每日搓洗，久而久之它还是变成深重的褐色且带了苦味的一块。在一堆白抹布中，它一看就负了不同的使命。每过一刻钟或半小时，便要拿筷子伸进药里去搅几搅，把下面的药翻上来，上面的再派下去，以期药效均匀。筷子头上就总是沾了药末子，磕打不完。自服中药以来，家中厨房地上、洗水池、角落里也一天到晚都是细小的、茶叶末一样的药末子了。从来没有能够彻底清光过。

一个半小时之后，药第一遍算是煎好。举起沉重的药罐子，奋力地往药碗里倒汁，前面添进去的六碗水，此时差不多就只变作这珍贵的一小碗了。是水、火、草药，三者锲而不舍的配合。也是时间这个炼金术士，于其中提炼出的药的灵魂。

然后是第二遍。与第一次重复相同的动作。因为午晚要吃，一早上就要开始。一天最好的时间，几乎就守着一罐药。厨房永远漫着股极具侵略性的药味，排气扇几乎总在开着，呼呼响个不停。熬药的当儿我想起福克纳有个长篇叫《我弥留之际》。里面的情节我是忘了大半，结尾那句却总是记得。“他们在苦熬。”福克纳写道。他说的当然是人生。于我，却是真真实实关于熬药的一句大白话—人生与熬药，也许二者本就是一回事。

久而久之，我心生烦躁。不止一次向家人道，太烦琐了，不吃了吧。或是说，不如找家药厂做成丸剂来服好了。这也是早前开方时医生说的，说先服一段时间水剂，待病情好转或稳定，便可将中药制成丸状，每日一服。丸剂效果自然不如水剂，胜在简单省事。类似于压缩饼干与现做新鲜面包的区别。医生是随口一说，我也是随耳一听。没想到就记住了，此时就拿出来。家人道，你忘了医生怎么说的。你真是缺耐心。有病医病，医病时以医生所说为准。这是他的态度。这个态度有时看起来就像没态度。比我更顺遂医嘱，亦更顺遂于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并不像我时常有抵拒之姿。

我心底里承认他比我要更高明。嘴上不认。争执了几个回合，此后家人接手这个活。我则退避三舍，坐享药成。如此省了自己的事，心里却清澄得很，我终是个急性子的人。熬不得时间，吃不得苦，忍不得枯燥。如此，便也做不得什么大事。

四

中药之苦，是苦中苦，苦上苦，苦之集大成。

以前的生命里，也是断续服过很多回中药的。却是这一次才如梦方醒一般发现，中药实是太苦。

端起黑色的药碗，几乎要屏住鼻息，一鼓作气咕噜下去。中间千万停不得。停顿了有可能再也没勇气端起这碗了。在咕嘟声中，抬眼看见碗里药汁水的表面，泛着冰样的光，光里是自己皱着的眉头。

不免心内暗想，“甘苦自知”一句里的“甘”与“苦”，重点还是后者吧。而相比所谓灵魂、精神之苦，中药的苦真是结结实实，没有半点虚无的。

那苦，静静流入体内。苦得人一激灵，苦得精神陡然要集中几分。像读到一句了不起的偈语，得到一个当头棒喝。甜从来产生不了这样的生理反应，起不了这样的作用。甜是麻痹，苦则是一个警醒。甜是温和的、软化一切的，苦却令人积聚所有能量，令人坚强。那么，苦是一切里更强大的。苦是根本。也就是说，苦是菩提。

人命来之不易。为了好好活着，有时就要服这些苦药。就要喝这些空前绝后的苦水。苦到想放弃时，我如是告诉自己。如是日复一日地将药喝下去。

恶 意

我出门去朋友家，取点儿托他从乡下蜂农那儿买来的土蜂蜜。刚走出大门左拐，就看见那个穿着橙色小马甲的环卫工人又坐在马路牙子边，斜歪着脑袋，专注地瞅着他屁股左边那块地面。我慢慢走过他，看见他左手捏着个烟头，一下一下地在水泥牙子上蜻蜓点水一般点着一只路过的蚂蚁。烟头应该是他刚吸完的，还有一丝亮光。他并不直接“点”死蚂蚁，只轻触一下那褐色的身体又拿开手。蚂蚁立即被突如其来的烟头或者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命运烫得发力狂奔—在人看来它的这种发力是毫无意义的：它一口气狂奔的路程，并不会比人的一截手腕子要长。它那张“亡命天涯”的地图，不过是一尺长的水泥地面。等它惊恐地停下，静止，环卫工的烟头又跟着“点”了上来。蚂蚁又开始了新一轮奔逃。可以想见，一股“命不久矣”的恐慌与恐惧卷裹着它，比被烫的伤痛更痛。与人遭遇飞来横祸时的绝望、痛彻心扉也是一样的。问题还在于，不知出于何种心理，这个环卫工并不立即执行对这只无辜蚂蚁的死刑。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凌迟”。他延长着对这只蚂蚁执行凌迟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此令环卫工愉悦与享受，他一个人笑起来，笑得身体都有点抖，嘴角也微微上翘了一下。那是真开心才会抖才会上翘。

这是我第二次看见他干这事儿了。上一次大约是十来天前，我从超市出来，等红灯的空当，看见他坐在红绿灯控制柱旁边，也是马路牙子上，看上去是歇息，手却又一下一下地在地上点。我好奇地瞥了一眼，原来他竟是在用烟头烫一只蚂蚁。我第一次看见这种事，有点惊愕，生活其实总是随时上演这种令人惊愕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次看见还是会有点措手不及有点不可思议—人性的大片荒地平时总是沉睡着，总是要有赖于这些外来的刺激才能够“开发”出来。这些外来物有时是令我们流泪的善，有时却是令我们惊愕的“恶”。而且“恶”的发生甚至更多更频繁。等我这样一个惊愕的当儿，绿灯亮了，我惯性地过街。到了马路对面，我忍不住立定，要凝神看下这个环卫工的样子。

他就这样从人群中成功地把自己“突”了出来。后来就天天都看到这个环卫工。他负责我们这一带马路的日常清洁。他总是嘴角叼着一颗烟开着他那辆垃圾车在街边巡，看见垃圾便下车打扫。他的脖子常年往左下方耷拉着，看上去总是在打盹的样子，其实是脖子完全直不起来了。这也使得他看人时眼睛要往上翻才能与对方的眼睛相接。一个往上翻的眼神，总是透露点不满与傲慢的。这种表情便与他卑微或者说“底层”的身份形成了某种反差。其实这都是中过风的后遗。也或许天生如此。总之他的残疾人身份显而易见。但是他的残疾并不很严重，他还在干活。因此并没有多少人注意他。他似乎也并不怎么注意人。说真的，要不是他用烟头烫蚂蚁这个举动，我也不会过多注意他。

很久以来，我对蚂蚁与蜜蜂这样的数量众多、地球上随处可见的昆虫充满好感与同情—这“同情”并不是居高临下、悲悯的怜惜。我的同情，是据于人类同样数量众多地充斥于地球、同为生命、同情同理的那种同情感。蚂蚁的生命与蜜蜂没有两样。蜜蜂的生命与人类没有两样——是这样的一种“同情”。不是有个词叫做“蚁民”吗？那么也就是说，在上天或是某一种类似于神圣的意志那里，人类和蚂蚁是一样的。一样的渺小、奔波、忙碌的造型，一样的朝不保夕、一掐就死的命运。同样的还有，一样的顽强求生的本能，一样的坚忍不拔的意志。我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环卫工烫蚂蚁的行为实在是不可理喻。

现在我再次看见他这种举动。一个自身也是残疾的人，却从这个戕害其他弱小生命的游戏中反复获得快乐，乐此不疲—一种来自人类童年的顽劣性格依然残存在他苍老而残疾的体内，并没有得到进化。

我忍不住问他：“你干嘛老要烫它？你这样做高兴在哪里呢？”

他坐在那里，愕然的样子。显然他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无疑，他的表层意识里只不过当这是个无聊时的游戏。而选择蚂蚁烫作为游戏方式，是因为这最便捷最易得手。苍蝇蚊子会飞走，鸡鸭也许还会以反啄他来回击，而身旁的人他更无法甚至无能侵犯。只有蚂蚁，默默地在他身边出没，他大着它们几千万倍。优势一目了然。高兴在哪里？问他的时候我也是在问自己。人都以为行善的时候人最高兴。为异乡人指路甚至亲身带一段路的时候、捐助某绝症患者或一个濒危家庭的时候、给深陷痛苦的人精神上的支持的时候……人都是快乐的。是一大块平淡无奇的乌云中突然透露出一缕金色光芒的快乐，是觉得自己于世界于他人有用的快乐，是感觉到神性正隐藏于自身日常的快乐。是坚信行善的人必上天堂的快乐。眼前的一幕却告诉我，行恶的时候，人可能更高兴。无疑，眼见着蚂蚁发抖、逃窜、以蚁界第一速度狂奔，这个环卫工人感到了快感。恶意中总能诞生直接的诉诸官能的快感。诽谤他人时，唇舌的翻飞多么畅快淋漓；家庭暴力里，丈夫挥拳之时，仅凭力量就镇压着他的妻或子的快感涌出；无法拥有你便不如毁灭你的人，朝向对方泼硫酸的刹那，会觉得出了一大口恶气；而希特勒，在屠戮犹太人的狂暴里，尽情享用着他所谓“优等民族”的心理优势。行恶的时候，“设身处地”这个词是不存在的。行恶的人，自动屏蔽对方所遭受的痛、难、绝望。他们以一种貌似上天堂的方式，行进在地狱里。

人心内藏之恶意就是这样深不可测。从外表你是辨别不出一个恶意盈怀的人的。比你弱小的自然要欺负、霸凌；比你强的，除了无言的嫉妒、怨念，如果还能做点有损于他的事情，说些有损于他的话就更解气、更平顺心意。我二十来岁的那年，有一次看病出来，在医院门口，看见一个年轻男人揪住一个身形瘦小、衣着鄙陋的乡下农民暴打，用手中的公文夹狠狠扇那人的面颊。农人的眼睛都肿了起来，他的双手像试图抵挡即将倒塌的废墟一样无用地护住自己的头颅。围观者众，却无一人出面阻止。恶原来是这样轻易就能服众，恶的能量、恶的速度、恶的表达方式都是这样的不由分说。向周围的人探究原因，原来那打人者是个医托，他要这个看上去就对城市规则一无所知的农民，去他介绍的诊所看病。农民不从，医托便挥拳相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看见那一幕。我还是后悔为什么不上前制止或是报警。我记得自己只是呆站着，承受着与那农民差不多的身体的颤抖，承受着这城市光天化日之下的恶意。也许，即使百病缠身，那个农民这辈子也不会再进城医治了。因为他发现，恶，并不远，就在最近的人间。

我这样的发问是不会有答案的。但是还是有效果。环卫工拿烟头的手在不自觉地往回缩。行恶的心在往回退缩。而且我看见他下意识地扯了一把路边刚萌生的春草，擦了擦他身旁玉白色水泥地上的一个褐色烟痕。一个恶意的印记。

那只蚂蚁有没有逃过一劫，我没法细察，全凭它的造化。但是我想但凡他有一点善根，他以后是不会如此了。此后这块地面上的蚂蚁，也该能避过无数种悲惨命运中的这一种。

我终于在朋友家取到了土蜂蜜。这澄清透明、甜而不腻、由无数只蜜蜂无数趟飞行才能结晶而出的恩物，无数年代以来一直滋养着人类。一路上我拎着它，犹如拎着大自然完完全全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