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浮的镜像
——评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

⊙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比起《生死场》等小说中直面残酷、沉重的生生死死，萧红的一些回忆性散文诸如《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有汩汩暖意渗入，然而对萧红、萧军生活纪实的自叙传散文集《商市街》才是在剥离他者体验与回忆伪饰后的真诚袒露。萧红写作中爱的缺失与家的追寻等主题在《商市街》中得到了延续，然而将自我的缺失与精神家园的失落空前地糅合在一起却是独有的风貌。

一、缺失体验

萧红一生短暂而凄凉，多的是反叛与流浪。她以女性特有的率真与敏感将痛苦的生命体验融入散文，使得作品具有了真实、凄美的自叙传审美品格。萧红由女儿向妻子身份的过渡是女性与男权社会对话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但正如鲁迅对挪拉出走的深刻质问，女性反叛带来的可能是困境向困境的转化，循环着的是女性自我认同的失落。

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下的父权社会里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重男轻女”“夫为妻纲”式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致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萧红出身于地主家庭，物质宽裕的童年生活却充满着家庭的冷漠。祖母的针刺、生母的去世、继母的忽视都使年幼的萧红体会不到来自家庭的关怀。特别是作为家庭中男性话语权代表的父亲性格暴躁，对萧红暴戾、专制，不仅对其拳打脚踢，还阻止萧红上学，甚至在萧红小学时便为她指婚。继而萧红形成了强烈的“憎父”情结，这种情结在散文里的演化便是父亲角色的缺失。《商市街》中鲜有父亲角色的刻画，《家庭教师》一文中在小饭馆门口抱着孩子乞讨的是上了年龄的妇人，却不见孩子的父亲。经历了“五四”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启蒙，加之童年的缺失体验，萧红压抑之下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为抗拒包办婚姻毅然选择离家出走，实现了对父权强有力的反叛。然而父权社会是由男性体力贡献的农耕经济维系的社会秩序，萧红逃离父亲压制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父亲对她的经济供养，陷入经济困境是必然的结果。《商市街》中美丽、青春的女子都有着父亲的经济支持，是萧红困顿生活的反照。图画先生十五岁的女儿穿着花旗袍加黑绒上衣，她只知道美丽，沉浸在青春中完全不懂得人生的艰辛；卷皱的头发、胭脂嘴的同学汪林却显得比自己年轻很多；汪林二姐能够看最新的电影，享受娱乐，“我”却只能待在冰冷的屋里。《借》一文中女子中学的描写更是一种优渥与穷困的强烈对比。女子中学里的每棵树、每个衣架子都是温馨的记忆，而“我”三年后上楼借钱却是一种受困的屈辱。事实上，萧红在女子中学上学时还未离家出走，而《借》一文描写的内容是离家之后，因此女子中学负载了离家前后经济对比的功能。除此之外，女子中学也是幼稚与成熟的分水岭，比起中学时期校园生活的天真与无忧，三年后的社会生活有着更多的复杂与困窘。成熟是一种青春的追悼，也是现实的认知，而同时伴随着成长的代价。这也隐喻着女性意识觉醒时的进步性以及反思性。

逃离父权的萧红不能够在经济上实现独立，转而陷入了夫权的陷阱。在经历了陆振舜与汪恩甲在爱情上的遗弃后，萧红在求救中与萧军结识并相爱。萧红实现了由女儿身份向妻子身份的过渡，从热情桀骜的叛逆少女成为滞于现实的呆妇。这意味着刚冲破牢笼的女性意识再次向男权妥协。萧红在与萧军同居时因经常生病很少出门，整日待在屋中过着百无聊赖、毫无意义的生活。《雪天》中“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便是最好的形容。无聊之中恋人萧军便成为萧红唯一的寄托，显然萧红忘记了自我的女性身份，完全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正如《商市街》中“我”对郎华归来的急切渴盼，郎华回不回来成了“我”唯一可做的事情：“一直到郎华回来”，“下午，郎华还不回来”，“郎华怎么还不回来”。适应了妻子身份后的萧红也做起了家务。《商市街》中有“我”被日常琐碎捆绑成家庭主妇的描写，诸如洗碗、刷锅、吃饭、睡觉、愁柴、愁米……“我”居住的小屋便是女性心灵世界的隐喻。“我”整日独自待在屋中暗示了女性精神的囚困，被四壁的高墙围困在锁闭的空间，大量无法排解的时间只能用来站在窗口观望，成为倦怠地打着呵欠的看客。

但是依靠着萧军的萧红在物质、情感层面是否得到了满足？从萧军的现实处境可窥见端倪。当时的萧军是一个每日奔波还处处受挫的知识分子。现实中的萧军在《商市街》中的形象便是郎华。知识分子郎华，并不能求得一份安稳的职业为生活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职业理想更是化为泡影。郎华经历了艰难求职、求职梦碎的过程。起先，郎华一次次冒着雨雪出门只为寻找生存的可能。雨、雪暗示了郎华求职环境的恶劣和求职的艰难。“郎华的夹衣上那样湿了，已湿的裤管拖着泥。鞋底通了孔，使得袜也湿了”，“半截裤管又凉又硬”。随后，郎华向金钱屈服，找工作等同于找钱。“教两个人读国文课本……不能说是职业，只能说新找到十五元钱”。被生计胁迫的职业是缺乏意义、尊严与追求的，它甚至不能支撑生存的需要。《广告员的梦想》中高达四十元的工资无疑有着强烈的诱惑，但高薪的背后涉及职业操守的问题。郎华试图拒绝广告员工作，称为了四十元钱画情火、艳史是可耻的，不能做败坏历史的人。然而他最后却为二十元钱成为老秦副手的副手，但连这违背操守的工作也只做了一次便失去了机会。“广告员的梦到底是做成了，但到底是碎了”，知识分子个体价值的实现壮志便宣告破产。

显然，受挫的知识分子萧军不能成为萧红的救星。求助夫权失败的萧红面临的是经济、情感的双重困厄。一方面，在哈尔滨时是二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困苦时期。虽然《商市街》写于离开哈尔滨两年后的上海，但萧红并未利用记忆与现实的疏离感淡漠那段饥肠辘辘的艰难，反而选择再次直面当时最真的体验。首先没有物质填充的生理肌体是空乏的，“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叔本华曾指出欲望就是匮乏。对食物的强烈渴求使得食物具有了无比奇特的吸引力，人在食物面前的受虐与残暴恰恰衬托出了肚子的空空如也。热白的牛奶、飘香的列巴圈、带肉的丸子汤都引导着人性抛却道德规束，赤裸地表达欲望。郎华吃面包时贪婪无比，“他仿佛是一个大蝎虎样，贪婪地，为着他的食欲，从篮子里往外捉取着面包、圆形的点心和‘列巴圈’，他强健的两臂，好像要把整个篮子抱到房间里才能满足”。文中“我”也三次想对“列巴圈”图谋不轨，如小偷般的内心挣扎。其次，空腹感从个人的肌体扩充到了外界，变为了周围环境的空旷。“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缺少食物补充能量的身体时常是虚弱、无力的，近在眼前的物体便会显得遥不可及。短短的三层楼梯变得那样长，仿佛是无法看到尽头的天梯，处在墙壁中的窗突然成为天窗变得高不可攀。“一切离得我远远的，一切都厌烦我”。一切外在事物的远离又使得饥饿的那种荒无感切切实实。另一方面，作为妻子的萧红情感是缺失的。拼命赚钱的萧军整日奔波在外，对妻子的陪伴是远远不够的。《商市街》中白天郎华不在家的时候，“我”是对着家具自言自语，晚上的郎华却是睡了不醒来。夫妻的交流时间少得可怜，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我”陷入无尽的寂寞之中。郎华极度饥饿的时候变成一个自私的贪吃鬼，将本来留给“我”的那份食物也吃掉。郎华为了男人的尊严将当东西的事情推在了“我”的身上，夫妻的共享共担没有实现。会武术的郎华却不是一个体贴的人，“我”给他擦脚上的泥，他也不弯一下身子；“我”难过的时候得不到安慰，郎华却诉说着前情人敏子的贤惠与那美丽的红唇。可见，无论是时间的陪伴还是情感的体贴，萧军都未能给萧红一个完整的爱情。

萧红在由少女向妻子转换的时候失去了原有的勇敢与激情，被所谓的新身份捆绑却未得到妻子应有的情感回报，可谓是一次自我认同的失落。在父权、夫权的男权社会中，萧红未能实现自我身份的确立，依旧是一个生活、心灵都在漂泊、流浪的无家可归的可怜女子。

二、家园失守

正因为物质、情感、精神方面的无依，萧红才会更加渴望“家”的归属。《呼兰河传》哀婉中的那一抹亮色便来自温情、静谧的“后花园”。那是祖父赠予的关爱，也是萧红罕有的精神家园，是她唯一的依托。《商市街》中《小偷、车夫和老头》写的也是后花园的一角，其中吃苹果还感恩的锯木柈老头正是慈祥的祖父形象的投射。此篇对底层人的人性做了浓缩式的全景展示。三个不同职业的小人物同样在生存的困境中挣扎，但却有三个梯度的人性表现。小偷眼睛发着光，时常偷七八块木柈。他为了生存变得贪得无厌，连续不断地偷窃。车夫表面上痛斥小偷的偷窃行为，实际上自己也厚着脸皮算计着便宜。锯木板的老头即使饿着肚子也不将年龄作为博取同情的筹码，更因为一个不要钱的面包而心怀感激。有人以恶报的方式摆脱困窘，有人以虚伪掩盖贪欲，而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些在冰冷中深存的温暖，卑微的苦楚却用品格高歌。“后花园”是商市街带给萧红仅有的感动，她漂泊的灵魂有了一瞬的驻留。

然而战争却将萧红的流浪卷入了民族的流亡。20 世纪30 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是多方外敌的虎视眈眈与入侵。作为北部国门的哈尔滨首先成为争相吞食的地方。俄国、日本的入侵使得纯然的中国城市中遍布了外国人。《商市街》对外敌涌入后国人的受压感与战败后的创伤感、屈辱感有着精细的描摹。《门前的黑影》中在公园滑冰的有日本孩子、俄国孩子、中国孩子。本是中国孩子独享的乐园却被日俄分占，玩乐序列末端的中国孩子传达的正是家园被侵占的卑微感。《春意挂上了树梢》中有“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得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春天狂欢人群中中国人的稀少同样揭示了家园被入侵后国人的不适与悲伤。《又是春天》中1929 年和苏俄作战被打沉在江底的“利捷”战舰就如同是战争留在中国人心中的伤疤，时刻提醒着疼痛与屈辱。“这样的军舰使人感到残忍，正如同在街上遇见的在战场上丢了腿的人一样，他残废了，别人称他是个废人”。一个废人，一个经受了战争创伤有着历史羞耻的残缺之人。

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我”与郎华始终没有一个温暖安定的容身之所，屋子总是冰冷的，甚至是变换的，最后竟变成了空的。开篇《欧罗巴旅馆》中便出现了“我”与郎华被驱逐的情景，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仅用来容纳身体的屋子也被无情地剥夺。之后搬到了商市街的汪家，依旧是铁床似的冰冷，连“我”生病还要寄居在朋友家中。《最后一个星期》中已是一个拍卖完所有家具的空屋子了。这意味着容纳人身的屋子彻底地失去了。在萧红的东北故乡，众人纷纷都在谋划着走。“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要么流浪去吧！”作为故乡主人的种种自主权受到了限制，大家不得不去寻找生存的空间。中华民族植根的土地一角哈尔滨，早已被流亡感所笼罩。《欧罗巴旅馆》中出现了挂着刀枪的黑衣人的威胁与审问，即牵出了俄国与日本宪兵对中国人的恐吓。俄国在中国的地盘收着租金，日本在中国的地盘上管着刀剑，还有叛国的中国人做了警察狐假虎威，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被人抓捕的恐惧便来源于内外联合压榨。“牵牛房”或许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抵抗黑色恐怖的温室。一开始人们跳着舞狂欢着，吃着苹果、糖、茶等，有过那么几天快乐的日子。但很明显，在遍布外国人的哈尔滨藏身在“牵牛房”只能是自欺欺人的麻痹。徐志的消失终于使得恐怖惨白白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头上，很多人都计划着逃跑。黑色恐惧让人完全丧失了家的归属感、温暖感、安定感。

我没有回转一次头走出大门，别了家屋！街车，行人，小店铺，行人道旁的杨树。转角了！

别了，“商市街！”

当屋子、故乡都不能栖身，流浪感便再无从遮掩。家园沦丧，心何所依？唯有逃离，唯有流浪……这种流浪存在于萧红自身对“家”的追求的不得中，也是外敌入侵后国人无家可归的精神映照。

三、结语

萧红将小说、散文、诗巧妙地糅为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使得传统的抒情与现代小说的讲故事的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商市街》是一部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民族命运同构、个体与集体同构、微观与宏大同构的哲学题本。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萧红：《萧红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第185页，第187页，第194页，第185页，第188页，第214页，第226页，第199页，第189页，第184页，第187页，第242页，第276页，第270页，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