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理群的第二课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象牙塔化，鲜活的当下意识不太易见到了。这与研究对象的精神传统，形成了不小的反差。钱理群是最早针对这一现状表示忧虑的人，认为远离五四的精神，其实不会给研究带来活力。学术的过分细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易遮蔽人们的视野，知识分子注重知识而疏远思想，不再介入启蒙以及社会公益，可能产生大量的无意义文本。鲁迅当年对于学院派的批评，在钱理群看来依然没有过时。想起来，钱氏在晚年坚持鲁迅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思想，其实是有着很深的用意的。

不过钱理群的精神突围，有效性十分有限。如果说体制化的学术属于第一课堂，那么他的选择是超功利的审美传播平台，不妨称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并非完全游离于体制之外，主要处于边缘的、松散的、不确切的状态。它主要由从第一课堂退下来的知识人或民间思想者所支撑。就文学教育来说，近年来这一存在时冷时热，一定程度补充了第一课堂的某些不足。除了校园讲座，博物馆、图书馆与书店都是特别的舞台。活跃在其间的学者，衔接了近代文化的某些遗风。

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间，钱理群先生是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的一些学术思想在其间得以自如的舒展。这是一个带有五四印记且不断反省自己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学界，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植根在北京大学的沃土里。他在未名湖边的授课赢得了无数追捧，那些沉睡的存在被一遍遍激活，有了異样的图示。我们在他那里看到了“有学问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问”。但与那些书斋化的学人不同，他具有思想者和实践者的诸多特点，并非象牙塔化的单一化的思考者。到了晚年，这一特点越发明显，与校外不同群落的人对话占去了大量时间，甚至回到早期工作过的贵州安顺，将其视为北京大学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①。他在校外的许多演讲的题旨，可以说是先前学术研究的社会性的延伸。以下目录看得出其精神实验的一种努力：

《把晚年献给青年》（2003年11月7日上海演讲）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2003年12月贵州演讲）

《关于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的忧虑》（2004年12月18日厦门演讲）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2004年11月4日在“西部阳光行动”沙龙上演讲）

《请倾听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的心声》（2004年12月25日在北京首届打工子弟学校作文竞赛颁奖会上的演讲）

《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2005年8月23日在贵阳演讲）

《寻求中国乡村建设与改造之路》（2005年8月23日贵州演讲）

《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2005年9月17日兰州演讲）②

这些仅仅是他退休初期的部分活动的痕迹，此后的活动空间还不断扩大。由此带出了新的学术兴奋点，仿佛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者身份，审美话语落到了人生命运的图景里。考察他晚年的行迹倒看出其视线不断转移的内因，这些都是第一课堂内容的现实转化，泥土气与市井里的存在也进入了自己的视野。他曾把许多精力放到社会文化的实践里，又不断深入到不同青年那里讨论彼此面对的现象。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他打通了过去与现在界限，许多青年因了他的启示而寻到了望道之乐。

从北京大学课堂，转向社会，尤其是社会青少年，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都有所变化。在北京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宝钢、赴西部志愿者等群落，他播下的思想有些超出了自己的专业，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影子随处可见。可以说，他开辟了新的领域，转变了先前的角色，直面的是大学课堂里鲜见的精神现象。他相信第二课堂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性的话语空间，这个空间，泛功利的意图伦理趋于弱化，所置换的是非应试教育的另类辞章。而这辞章里的灵魂，恰是鲁迅的思想。

对于钱理群来说，鲁迅是教父般的存在，向社会青年和中学生讲述鲁迅的思想，在他是一种使命。因为注意到了普及学术的特点，经典文献被以一种鲜活的话语复述着。鲁迅思想对于青年的隔膜不都在思想的层面，知识结构的不同也使后人难以知晓其内在的丰富性。要传播鲁迅的思想，便要清理诸多的认知障碍。从几年的苦苦摸索里可以看到，在体制化的第一课堂之外，思想空间可能更为辽阔，在另类的词语与逻辑拓出新路，并非没有可能。他的关于鲁迅演讲和文章的题目都很有意思：

《鲁迅的命运》

《鲁迅作品及其教学》

《让鲁迅在孩子心上扎根》

《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

《“鲁迅”的“现在价值”》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

《当代中学生和鲁迅》

《读什么，怎么读：引导中学生“读点鲁迅”一个设想》

《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

《让鲁迅回到儿童间——刘发建〈亲近鲁迅〉序》

《鲁迅是谁——和中学生谈鲁迅》

面对青少年，他有了更有趣的选择。也因了专业的性质，他不得不对于自己的言说进行调整。于是便面临两个任务，一是说清鲁迅是什么，二是如何走进其世界。前者纠缠着知识论的话题，后者有方法论的出新。在流行的理论里都不易找到实现这两种任务的入口，需从第一课堂里突围方能为之。于是绕过旧的话语体系，转变叙述的视点，话题也因之在不断更新。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学术储藏，又以陌生化的表达，寻觅到了一条与青年沟通的渠道。在这个过程，文学研究如何为人生，并且改良人生，已由知识的领悟，变为了生活意义的追问。

显然，钱理群在此遇到了诸多挑战。向民间传达学理，并非想象那么简单。什么是真的鲁迅思想？胡风、冯雪峰之后的批评家对此一直有不同的表述，钱理群对此要做深入的辨析。他已经避开了流行的语境讨论问题，词语里的逆俗性的元素增多，有了另类的凝视。这使他绕过了鲁迅同代人的恩怨，视野里多了冷静的存在。不得不承认的是，一般的学者在习惯性思维里很难叙述那世界里的本真，许多人疏离鲁迅，其实不是鲁迅自身的问题，而是流行的观念无法走进其特有的世界。钱理群意识到，教育界的阐释方式常常偏离了文本的核心，这其实是鲁迅一直要颠覆的话语逻辑。鲁迅的文章是明白无误的美文，不是其作品艰涩难懂，而是世间的思维钝化了感知的触角。这仿佛是佛家所云的语障，当其表述体系分解之前，鲁迅是不易被世人看清的远去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要梳理鲁迅的思维方式，也是面对青年必做的功课。但是吊诡的是，鲁迅的思维方式恰是今天主流教育放弃或遗忘的部分，青年人要接受这些，必须远离的是第一课堂的某些僵化理念。

五四遗产的重要一面是尊重个性的差异性，钱理群在北大时一直坚守这样的理念。但他深入到中小学教育后，处处看到的是审美的趋同。显然，这些被五四先驱们诟病的存在一日不去，文化的生长都将是困难的。鲁迅精神的特点是保持儿童式的天然感觉，在好奇中挑战陌生的存在。苏格拉底在与青年交流的时候，首先辨析概念与思维里的问题，让人从世俗积习里出离，到明澈的地方去③。鲁迅精神的特点何尝不是如此，他带有一点哲学家的意味，思想里有强烈的自新意识。首先是告诫青年，教育的目的不是让青年成为别人，而是成为自己。另一面，则是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这种批判性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以未被污染的目光，清理历史惰性里的积弊。此外，是精神的自由发展形成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重要，先验的概念有时候使人无法返回自身，以自己鲜活的感知方式与世界交流，方能进入澄明之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学习鲁迅乃为了有趣、健康地活在世间，脱离低级趣味和无聊的功名利禄。鲁迅在无聊、灰色之世以智慧之光驱除了暗影，审美中的灵光代替了生活的苦涩，给人充实的力量。在钱理群看来，自己在课堂里要展示的，正是这样的存在。

长久沉浸在鲁迅思想里，自然会染上鲁迅的某些气质，但也因之堵塞了通往另一世界的路。魯迅作为方法，对于其自身也是一种解构。走进这位先驱者必须放弃前定的各种先验范畴，并警惕词语的陷阱。鲁迅的思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常态模式，他从不简单地说“是”或者“不是”。尼采式的高蹈和托尔斯泰式的友善，十分自然地交织在其语境里。面对青少年，应指出鲁迅文本背后的深影，要知道词语所指乃具体语境的产物，意义是有所限定的。他发现鲁迅讨论民主与自由的时候，不仅与左派不同，与自由主义也颇相反对。在面对革命风潮时，见解往往与左翼作家相悖。而在思考启蒙文化的时候，一面注意常识的普及，另一面不忘对于自己的审视，拷问灵魂的目光也落在自己的身上。这种复杂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超凡的领悟力，建立独特的阐释学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找到了为青少年普及鲁迅思想的路径：

一是“循文会心”，把学生自己的经验与文本结合起来，从自己生命感受自然导入鲁迅的文本世界。感兴趣的是在辞章里建立感悟之径，渐渐悟出几个原则：“文从心出——不能将‘文作为语言知识或文学、文化知识的例证，而不触及‘文中之‘心;“心在文中——不能脱离‘文而‘抽出思想、理念大谈之”;“循文会心——要引导学生从领悟‘文面之‘义（字义、语义、用法、表现特点）入手，感悟‘文后之‘意（意味、情意、意念、观念、用心、意图）达到‘会心，心灵的相遇相通。”④显然，这带有审美之外更为复杂的用心，一部分来自许多中学语文教学专家的启示，一部分有着钱理群自己的创意。与第一课堂的过于学理化的表述不同，他在摸索一条与心理学相关的途径。

二是文本之外的资料补白，这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想背景。不满足于一般教科书里找资料，也从新的学术成果和野史里寻觅新的资源。教育是一种选择性的工作，拒绝选择中的盲区，是不能忽略的环节。运用各类文献，让学生懂得鲁迅之外的话语方式，同代人的精神走向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才会刺激青年去思考问题。钱氏在晚年带领的文学史写作中，还曾专门研究过报刊广告与文学间的关系，私人语境和公共语境的分野等。“我还主张要读胡适、周作人的文章，现在的语文教材中把他们两位排除在外，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比较开阔的阅读空间、思想文化空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要强调的，是鲁迅与梁实秋、林语堂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的，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⑤传达这样的思想，就不得不从多重视角看待经典。他已经做到不限于鲁迅一家，对于京派传统和左翼传统都有自己的心得，而这些都为理解鲁迅作品提供了背景性的资料。

三是以感人的诵读将学生带入情景之中。把自我阅读经验与青年的阅读体验打通起来，形成一种审美的共振。借着文本的画面感和节奏感，以声音的方式引学生到幽深的意境里去，是课堂必做的功课。“鲁迅语言里的色彩感、音乐感和镜头感，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汉语的绘画美、音乐美、游戏性，而且也是最接近中学生的思维、欣赏趣味，最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的。”⑥面对学生时，便是充分展示文本的空间功能，以生命的旋律再现鲁迅内心非凡的一面。钱理群一直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复制鲁迅世界的诸种意象。他在不同青年群落的各种实验，调动出审美的特别思维，阐释的词语里有着梦想的再造。

“思想者”“实践者”“漂泊者”“困守者”诸多角色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复杂的感受，在课堂上，他甚至像一名演员再现历史的某些瞬间，以诗的激情调动孩子们走向神秘的体验里。在一段时间里，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编辑新式的中小学课文，内有《中学鲁迅读本》《诗歌读本》《大师名作坊·鲁迅卷》《鲁迅作品选读》等，这里也看出其价值取向。显然，钱氏在庄重的叙述里，渴望建立一种趣味主义话语逻辑，其中也警惕教徒式的阐述会带来新的困境，因为鲁迅精神一直处于敞开状态，且没有最终的答案。他要告诉人们的是，鲁迅文本不是晦涩难懂的存在，需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才能发现其悲壮之美。鲁迅有一颗没有被污染的纯然之心，文章道出的意蕴乃朴素之思的光彩，色盲者无法辨识思想内核。教育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儿童的简单与诚实之心，而这些中外伟大的思想者早已注意到了。尼采谈及叔本华对于自己的影响时说，叔本华“兼顾独特天赋和全面能力的发展培养完整的人。学者盲目地为科学献身，人性被弄得枯萎。叔本华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叔本华是真诚的，因为他是为自己写作，此外他还是欢快的、坚韧的”⑦。无论是尼采还是鲁迅，都有叔本华这一点。教育学其实一直致力于人性的敞开，然而在钱理群看来，做到此点，从经典文献获取灵感是一种必经的训练。经典的存在是不能以现实流行的思维诠释的，如何还原经典的语境里的隐喻，才是研究者要下的功夫。

中国文化里的“通经”“见道”的历史很久，但钱氏对此似乎没有兴趣，他在新文学那里看到另类的存在，与其对话的过程，古人的解经方式难以奏效。以鲁迅的方式回到鲁迅，便成了一种尝试。他以简单的话语呈现复杂的存在，和以复杂的形式透露簡单的思想，会心的体验比比皆是。这使钱氏的文本呈现出单纯里的复杂，句子平和，陈述简约，而宛转间有高远之思。他知道，尽力分层次地再现鲁迅思想的多样性，避免以简约的方式遗漏其思想之珠。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有着某种稚气的言说，另一方面带有精神的纵深感。钱理群的表达就这样以童贞之语与精深之思联动起来，遂有了朴实里的深切，平凡里的复杂。

这样的时候，他的堂吉诃德气和哈姆雷特气便复杂地交织在一体⑧。钱理群自己身上的孩提意味，和严谨的学风间并不冲突。拒绝流行色和世俗之风，对于他是不能放弃的坚守。鲁迅作为参照，可以建立起新式的文学思维和理论思维。他以为在青少年感知世界的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惜人们被几种模式限定住了。在回顾自己的思想演进历史的时候，他以为人们的精神维度还没有被拓展出来。思想的养成不是灌输的结果，而是一种召唤和互动的产物。钱理群不是以导师的姿态出现在青年面前的，他处处呈现出朋友的身份，对青年不是指示什么，而是友善的攀谈，词语里散出无边的暖意。这分明是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倡的精神的再现，而他自己很自觉地以这种再现鲁迅思想的方式出现在青年面前。

看得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以为此文对于今天的人们依然颇多意义，那文字深处有着新道德伦理和新的文化逻辑的闪光点，这是鲁迅精神的本然的地方，不仅仅传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而且有着开辟新路的责任承担。鲁迅觉得，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不变的教条，其实有扼杀青年的残酷性。这种惰性的存在是违背生命价值的。儒家的思想让人在固定的秩序上，不知道生命在进化的途中。今天的子，就是未来的父，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而不是相反。作为父亲，不能把利己和权利放在首位，而是有“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在此，鲁迅提出爱的概念，但这爱是觉醒者的爱：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得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优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⑨

这可以说是新文化人的纲领性文献了。以幼者为本位，而非安于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道。反对家庭的蛮横，考虑弱小者的冷暖。但又非溺爱他们，乃教会在社会闯荡的技能，目的在于自立。不依附于父母，不丧失生存的能力，在江海里泛舟而行，才是应有的本领。这里不仅仅有爱，还有严明的理性。重要的是，其间有殉道的精神，内中流溢的是大的悲悯。如他一再所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⑩这样的语言，我们只能在《旧约》和佛经里找到。而鲁迅在面对新文化的思路时表现的悲悯精神，与历史上的圣贤们比毫不逊色。

以鲁迅为引领者的钱理群，对于鲁迅的箴言深记于心。他强烈地感到，鲁迅当年提倡的“立人”思想在今天的许多领域被颠倒过来了。目前的教育中最为缺少的是鲁迅式的父爱精神。五四先驱者对于父子关系的思考，推及社会伦理与国家层面，都是新文化理念动人的一部分。不过，钱理群与前人不同的是，我们在其身上看到的不都是父爱，多是朋友之情。他是把自己与幼小者作为朋友相处的，善于发现青年的美德，并且惊讶于他们的审美感受，哪怕有一点精神亮点，都深刻于心且引发新的幽思。将自己与青少年定位于朋友关系的时候，鲁迅的“互为主体”11的思想便得以另外的一种体现，传统教育中的主奴意识在他那里是看不到的。

在《当代中学生和鲁迅》和《“在高中与鲁迅相遇”的意义——王广杰主编〈在高中与鲁迅相遇〉序》《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等文章里，他对于青年人感受鲁迅的闪光点都做了记录。他意识到，这些青年本来具有这种感知世界和判断世界的能力，遗憾的是这种天性很快被功利主义思想淹没了。他抓住了这些闪光点，希望孩子们在此基础上继续自己的认知与思考。在这里，他一直警惕儒家的从众心理和中庸之思，而是提倡精神的放飞。我们从一些学生在课后留下的心得发现，钱理群刺激了众多学生的思考，一些灵动的感受和突围的渴念被慢慢召唤出来。那些青年所思所想，反过来也影响了他工作的思路。因了青年认知方式的特别性，意识到了自己该做些什么，拒绝什么。他的价值判断，有时候是那么泾渭分明。

一些有思想的青年对于鲁迅的朴素印象，曾使钱理群兴奋不已。那些不同阶层的读者对于鲁迅文本初始的感受，拽出被隐蔽的精神灵光，鲜活的，没有杂质的领悟飞腾着智性元素，生命里的火散出无边的热力。《当代中学生和鲁迅》《读什么，怎么读：引导中学生“读点鲁迅”一个设想》诸文透出青年学子的良好的艺术感受力。这里没有学者腔，也无专业思维里的套路，却道出一般读书人罕见的理趣。比如一些学生有这样的句子：

看鲁迅的文章，总有种先知者有罪的感觉。他是将整个民族的灵魂都压在了自己肩上，一步步爬上高山。整个中国的哀痛轻了，他却倒了。

——北大附中 高一3班 徐笑蓥 12

他的世界，是灵世与现实的游离，是魔鬼与天使的交替，并且是高尚与低俗的并存。硕大的矛盾制造出天衣无缝的和谐，找不出一丝瑕疵，或是否认的缘由。

——北师大实验中学 高二13班 齐玉13

对于他，我还不能与之完全进行心灵的交流。我刚走进他的心门时，逼人的寒气，以及自己心灵的那种阵痛逼迫我离开。但在我数次往返中，我的前进愈来愈深。

——南师大附中 高一2班 丁俊 14

这些被钱理群课堂和鲁迅文本激发出的心音，有着可以深入引领的审美基础和思想基础。在新老之间的互动里，文本阐释便盘旋着种种哲思。我们可以将此看成钱理群劳作的实绩，亦当成学术思想的共振产生的精神效应。由此，他为经典传播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不在教学评估体系里的别样的声音，它叫出了青年隐含很深的期冀，人可以在没有外在暗示的情形下自由地走向内心，恢复先秦诸子面临存在的那种独思。在这里，先验的观念隐退了，心灵与上苍是可以互感而存在的。

有趣的是，钱理群在台湾等地的演讲也收到了意外之喜。如果说大陆青年接受鲁迅时有一个重新发现五四的过程，那么台湾青年与鲁迅的相遇，则现出了经典的“通世性”价值。那些青年听过他的课程后，许多感受都出人意料。在一个远离左翼空间的地方，鲁迅何以使人发生兴趣，非旧有的思维可以解之。他发现了青年们阅读鲁迅时的“心有戚戚”之感，因为文字之美而进入作者的内心，词语的变幻之际，带来了新式的思维，进而“他使我反省自己”，从而建立了“自我选择，自我承担”的责任。从启发式教学中，他意识到台湾青年需要重建批判传统的需要，一些思路在呼应钱理群的思想外，特别的思路里的忧思，也给其带来思考的刺激。

这使他看到了鲁迅遗产可散播的辽阔的空间。后来在与韩国、日本学者的交流里，他发现东亚鲁迅的内在价值。鲁迅所以深深吸引着东亚青年的眼光，其实显示了相似的历史问题和文化基本难点。在主奴文化盛行的地方，个性主义的彰显与否，也是精神自由的有无的象征。这也恰是未完成的启蒙的后遗症。鲁迅思想相当的部分，是针对这些而产生的。而在青年教育领域，直面这些问题也显得极为重要。

可以说，钱理群在第二课堂拓出了一片新地，这成了他精神的试验田。如同罗素所云，现代教育不是都灌输知识，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思想能力15。第二课堂的目的不是让学生适应社会的功利潮流，而是养成一种独立思考的習惯。那结果就与现行教学体制产生抵牾。他自己说，教学效果还是很好的，但高中生后来选课的人越来越少，乃至起初的风光不再。以一己之力挑战强大的教学体系，颇有些堂吉诃德的意味，诸多思想不得实践，也是情理之中。他后来退出中学教学，不能不说有一种失败感。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面临的苦涩似乎有相近的地方。

这时候他意识到左右青年的惯性之力的强大，那些青少年在新的选择里遇到的难题显得格外脆弱。他看到了一代人的进步的同时，身边掩埋着诸多陷阱，即便是很优秀的青年，有时在精神的攀援里不能显出高度。聪明不等于智慧，博学未必有思想。他要求于青年的是独立性的和创造性的精神。不仅仅中小学的学子当如此，大学的青年学者亦当如是。比如在面对70年代学子的学术研究的时候，一方面赞美他们的学问的扎实和功底的深切，另一方面对于疏远现实表示了担忧：

“70”后学人是存在着先天不足的，他们成长与生存于学院里，如何“伸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何建立和保持与底层社会的联系，这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鲁迅研究，特别是强调与实际生活相连接的鲁迅研究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6

这类忧虑还带有诸多的温情，因为学术是有其特殊规律的，它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让钱氏担忧的不仅仅是学术风气，重要的还有青年的价值观。他在不同群落的青年那里发现了精神的滑落的可怕，最著名的是对于青年学生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批评，在社会上引起意外的反响。强调个性主义的钱理群，启示更为强调利他精神，这是五四思想核心的部分，即渴望个性，又保持对于他人的爱意，这种暖意的思想在鲁迅、胡适那里得到充分的体现。但钱理群发现，现在的教育制造了大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没有理想，少去承担，拒绝牺牲，投外人所好。第二课堂，要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但他不久就看到了其间的难处，不仅少见逆俗的青年的活动，反而大量地滑入灰途的人充斥在校园里。污染于利己主义的泥潭，乃精神的深渊，一旦落入其间，精神的起飞便终结了。

对于青少年世界的忧虑在其晚年的文字里越发明显起来，一个没有想象力与爱意的世界，是无法抵达精神的彼岸的。越是绝望的时候，他越带有寻觅的冲动。而不断向一个板结化的学术体制灌输热流的他，表现出罕有的果敢和勇气。他的表达方式在复杂的现象界面前显得有些呆板，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但那批判眼光里的暖意，分明也感化了无数青年。在他看来，只要世间还存在着有梦想的青年，一切努力还都是值得的。

不过，钱理群思想过于限于自己的专业里，有时候不免沾染了第一课堂的某些传道式的惯性。他还不能如鲁迅那样幽默、创造性的表达，似乎过于依附在鲁迅的文本里。与古希腊思想者的争辩思维和先秦思想家的野性的表达比，难以见到生猛的气韵，书斋式的独语未能覆盖外面的野生之地。柏拉图在《柏拉图对话集》里描述的那种机智的对白，思想的交锋中的智性的训练，似乎并未能被引入自己的实践里。以反本质主义出发，却未能逃出本质主义的藩篱，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留给后人的难题。

钱氏晚年的精神实验之所以受挫，自然可以找到许多原因。大致说来，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单兵作战，没有结成一个团队，自然不能形成一个大的局面;第二是授课资源限于鲁迅等少数人的传统，显得有些狭窄，孙犁曾认为，学习鲁迅需像鲁迅一样广采众长，有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的笼罩，钱氏似乎还无力做到此点;第三是没有固定的园地，不像鲁迅那样靠编刊、发动青年版画家从事一场艺术的运动，环境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条件。这正像私学在今天抗衡公学一样，生态的单一限制了多样的摸索。我们在钱理群这里可以感受到一种焦虑，他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里对于自己的失败感的描述，也暗示了其间的深度因由。

但开辟了第二课堂的钱理群，所做的一切都是鲁迅所云的“泥土精神”，他将此定位于“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恰如赵汀阳所云：“人不能决定‘造化，只能‘造事，人只有通过造事行为才能够建立主体性。”17既然不能济世于时代，那么力所能及地耕耘于边缘之所，倘能获得绿色，也不负早先内心的预约。他在一篇演讲中写说：

鲁迅说，做泥土，就是“要不怕做小事情”。这是鲁迅的一贯的思想和追求。他多次说到，中国需要做苦工的人，而这样的人太少，大家都想做工头，而我是愿意做苦工的。他说，数十年来我不肯讓自己的手、脚、眼睛闲空是真的，已成了习惯。人们总觉得鲁迅只会批判、破坏，其实鲁迅是更注重做点点滴滴的建设性的工作的。我稍微做了一点考察，在1936年去世之前最后的十个月内，他编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翻译了《死魂灵》的第二部，编辑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柯勒惠支等人的画册，还做了两个杂志《海燕》和《译文》的编辑。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抱着重病之躯，就是做这些校对、校勘、编辑工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校、编，耗尽了最后的心血。这是非常感人，并且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的。18

我们看钱理群自己，也是这样默默地做着培土的工作吧。虽然并不满意自己的成绩，且无法摆脱表达的窘境，但已经催促出另一种精神的可能。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多在书斋里做笔墨功夫，诠释辞章的微言大义成了一种主流。能够运用其思想继续建设新生活的人寥若晨星。七十多年前，许多传播鲁迅思想的人还能够从社会变革里走鲁迅的路。胡风在批评界的主观战斗精神，乃个性的伸张;冯雪峰写作中的苦苦思索，坚守了知识界的良知;此后，聂绀弩之狂放之思，萧军的洒脱之举，思想之树都植根于日常生活里。那时候鲁迅传播是一种文化风景，进入21世纪后，这类的知识人已经消失多半，叙述鲁迅仅仅成为一种学术现象。这自然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但在一个遗忘五四的年代里，恪守《新青年》的传统，驻足于鲁迅的世界，并不断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不能不说是有梦者的苦行。鲁迅传统的魅力不都在学理之中，还在改造社会的实践里。后者的价值，今天的学者知之而不能行之，无疑是一种退步。而钱理群以衰老之躯独对苍生，拓野径于荒岭，唱心曲于山林，那孤寂里的热流，暖着未曾泛绿的园地。说他是“精神界战士”，也宜乎前人之谓，不是夸大之词。■

2019年岁末于北京新龙城

【注释】

①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55页。

②《钱理群讲学日程录》，见《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71-375页。

③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戴子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105页。

④⑤⑥1213141618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01、63、70、362、346、369、245、190-191页。

⑦尼采：《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周国平译，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第65页。

⑧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曾专门论述过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对于自己的影响，他自己身上集结了二者的特点。

⑨⑩《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41、135页。

11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第3页，“互为主体意识”这是鲁迅思想中的基本元素，高远东对此有深入的论述。

15罗素：《自传：早期所受的书籍的影响》，靳建国等译，见《罗素文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第538页。

17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三联书店，2019，第14页。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