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的杨林柯

本刊记者_高洪云 供图_杨林柯

杨林柯，祖籍陕西扶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培训中心特聘教授，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陕西省经济发展“十年十人”教育影响力致敬人物，《教师月刊》“年度教师”，《当代教育家》《教师博览》专栏作者，入选《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为陕西师范大学附中资深语文教师

“一语成谶”

2017年11月12日，周日，湖南省沅江市某中学，高三年级结束了一天的考试。按这所封闭式管理学校的规定，学生当天下午放假。但在高三1502班，班主任鲍某临时布置了作业：观看一个16分钟的励志视频，写不少于500字的观后感。16岁的尖子生罗某想出校，班主任坚持先完成作业，遂发生争吵。罗某掏出弹簧刀，连捅26刀刺杀了老师。

也就在案发前，西安，杨林柯刚在陕西师范大学参加完一轮研究生论文答辩。

结束后，老师们闲聊。谈到拒绝其中一名学生通过答辩，一位副教授不由对杨林柯等参评老师感叹：“你们演红脸，我演白脸。”参评老师开玩笑：“严师出高徒啊！”杨林柯则半开玩笑：“严师也可能出暴徒！”

没想到一语成谶，两小时后应验在了千里之外的湖南。

一连几天，杨林柯感到震惊、惶恐，甚至还有一丝耻辱，五味杂陈。

近年来，校园欺凌、师生冲突、青少年自杀、杀人等事件屡见报端。很多人甚至已麻木于分析原因，但每当悲剧发生，受冲击最大的，除了当事家庭，还是普通的教师群体。

要致富，卖教辅，已成为书店行业心照不宣的口头禅。据说，十万成本开店，可年赚二十万

但看完几篇血案的评论文章，杨林柯依然被留言吓了一大跳：很多人一面倒地指责学生。

本能地，他感到愤怒：老师怎么能不检讨自身呢？随后连写两篇文章——《教师为什么会如此受伤》《师说：在救孩子之前请先救出自己》。

对这起互害式悲剧，杨林柯认为，不能仅仅指责学生，或把矛头指向制度，尽管死者为大，但仍要讨论遇害老师的责任。

在他看来，教育无论如何改革，都一定有个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师生之间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好的教育离不开爱与自由，鲍老师的严管，声称通知家长谈话，及“不愿写就转班”等“不当言行”，是否也是激怒爱徒的导火索？

从教多年，杨林柯不知见过多少被应试教育生态扭曲的心灵。不论是对别人的暴力，还是对自己的暴力，早在暴力之前，就已埋下种子。

如果说，自杀和杀人的悲剧还只是极端现象，他看得更多的，还是日常教学和生活里的“茫然和脆弱”。

他一位朋友的孩子，中考是西安未央区第十，因成绩问题，高中三年分了三次班，高一在实验班，高二被转入普通班。有一次，班主任以成绩退步为由，勒令他当着全班同学面念检讨。后又因“早恋”问题，约谈时双方恶语相向，老师打了学生一巴掌。从此，学生日益厌学，高考前一个月，每天躲家里睡觉。

虽然这位学生最终以超强的应试能力升入了985高校，但到了大学却一蹶不振。杨林柯说，如果不是后来老师和家长的极力疏导，这个学生还不知后果会如何（按：该生目前正申请去国外留学，四个月复习，雅思考试7分，学习能力很强）。

超级学校模式、严酷的分班制、教学的粗暴，师生的委屈乃至戾气，最终导向的，早已不是应试和素质之争、教育公平之争，而是教育常识的丢失、生命教育的失落。弥漫社会各个年龄段的抑郁症、大学生“空心病”、精致的利己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疾病问题。

在新书《与教育拔河》中，杨林柯依然反复质问着：教育除了为GDP增加数字、选拔人才和承担职业分流器的作用之外，还应该为孩子的生命增加些什么呢？

教育争论早已超出教育之外。正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指出，“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层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最终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参见界面新闻《专访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今天的教育已经变成了赌场》，2019年7月）

而所有教育之外的焦虑和压力，层层传递，最终落在学生身上。

两个杨林柯

今天的杨林柯，被很多人视为“异类”。而对他自己，却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自我启蒙”。

三十年前，年轻的杨林柯，可谓与世浮沉。1988年自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杨林柯教了四年初中，最大的爱好是下棋。

九十年代转教高中，时代仿佛一下子变了，“下海潮”弥漫整个社会，他也开始跟着打麻将。为了赚钱，还编了不少如今被他视为“烂书”的教辅及文化普及读物。

他清楚记得，第一本书是1990年11月出版的《天方夜谭新编》，伴着隔壁的麻将声，他每天晚上下班后坚持写3000字，约半年写完，印了45000本。彼时他当班主任，月薪才几十块。扣税后，这部书稿挣了3800元。三四沓10元的“大票子”到手，他竟怀疑是不是真的。

教辅市场悄然崛起，杨林柯发现，这种“垃圾书”竟比文化读物还赚钱。他用了一个月的暑假，剪刀、糨糊加一支笔，整理出一本复习资料，净赚7500元。书稿累积，仅1996年就出了6本教辅及文化普及书。有一人编辑，也有合编，挣了近2万。他还因此被批评不专心教学。

三十岁的杨林柯，没有过“而立”的想法，更没想过所谓“不惑”。

现在回头看，杨林柯觉得，他如此自然地参与了这样一个“合谋”的过程。早在1999年国家提出“教育产业化”之前，实际整个基础教育、社会文化教育已开始“产业化”。约略统计，那些“乱七八糟”的教辅书以及服务儿童的名著改编，九十年代的杨林柯至少出版了20本。

这样的“市场化”，最终反应在学校，就是应试教育的残酷竞争。差别化的分班制、教师“精细化管理”、教学的题海战术，接踵而至。一所一所的高考名校，你方唱罢我登场。

虽然编了那么多教辅，教学上，杨林柯却一直排斥题海战术。2004年到2008年，他连续带了五届高三，歪打正着压中高考题的经验，更强化了他这种意识。

2004年，高三6个班，最后一次模拟考试，杨林柯参与的命题任务是现代文阅读和作文。现代文选了孙犁的《老家》，作文是根据材料改编的话题作文“换一种思维”。结果当年高考，18分的现代文阅读材料恰好就是《老家》，作文是“哭婆婆和笑婆婆”。那届学生下了考场，眉飞色舞。

一瞬间，他成为香饽饽，高一和高三都开始抢他。

2007年，高考作文材料是歌手丛飞助学。日常作文训练中，杨林柯曾让学生以《发现阳光》《学会感恩》为题练过笔。2008年命模拟题时，一些语文老师觉得汶川地震太敏感，肯定不会考。杨林柯反对，语文课怎能不让学生关心这事关生命的大灾难？他围绕地震出了66分的考题，再次猜中高考作文。

杨林柯说，之所以歪打正着，是因为他发现了世界广泛存在的“悖论”：你越想达到什么目的，反而越不能达到。他从来没刻意猜过题，也不觉得有什么自豪。即使从命题者角度，高考作文也一定是跟时代大势息息相关的。为什么是“换一种思维”？为什么是“感恩”？为什么必须是汶川大地震？这些都是每年发生的无数社会变革或问题的一部分。

高考结束后的撕书节，是中国教育极化的一个缩影

热播剧《小欢喜》从三个高考家庭的故事展开，其反映的升学压力、亲子关系等引起无数家长共鸣

目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还能搜索到九十年代由杨林科（原名）改编的文化普及类书籍

“因此，我的逻辑是，教师得先思考教育，从全学科出发，在这个大前提下，再思考自己的科目和课堂。语文教育，只要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学习，不要那么功利、短视，一定不会差。”杨林柯对记者说。

2005年，他评完职称——高级教师，41岁。这是一种荣誉和利益，有人说“教师高级就自由”，但杨林柯却迷茫了：找不到自己，对群体认定充满怀疑，甚至有种当做“行货”被处理的感觉。连续带高三，他发现，学生比他还迷茫。除了考试和分数，什么都不关心，“像树一样长空了”。

也就在那几年，为了缓解精神危机，他开始重新读书。虽然在80年代的大学校园读书热潮里，他也跟风读了不少书。如李泽厚《美的历程》、萨特《存在与虚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但那都是“胡乱读书”“谁不读似乎就精神落后了一样”。

41岁，他才开始意识到，读书是一个生命向内开拓的过程，是对生命的重建。

三十多年的人生，从没书读，到盲目阅读，再到生命的回归。杨林柯深感，学好语文关键是多读书，开拓视野，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这是语文之“道”。至于字词、课文背诵、做题技巧等，仅仅是“术”。

一个想法产生了。孩子们没时间读书，那我自己能否多读点，把自己变成资源？

一个系统的阅读过程开始了。古今中外，从哲学到历史，从周国平到王小波，从诸子百家到“圣经”，从鲁迅、胡适到康德、哈耶克……发狂式地读书。边读边写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写完了十几本，摞起来一尺高；边读边和学生分享，没想到课堂也开始改变，学生读这些“私货”比读教材还专心，进而主动阅读。

“在国家新课程实施以前，我其实已进行了四五年自觉改变，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杨林柯回忆道。

那几年，寒暑假除了读书，就是旅游，并结交了一些追求公民教育的同仁。尽管无法说明具体是被哪本书或哪个人“点燃”了，但经历几年痛苦求索，他觉得逐渐“豁然开朗”，找到了教育的价值，也找到了人生意义。

理想主义者的实践

杨林柯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他的理想，藏在“每一堂课”“每一次教育行为”“每一个教育细节”之中。

很多学生还记得一场大雪后，这位关中彪形大汉，浪漫到把课开在操场上，“天地就是我们的教室，自然就是我们学习的内容，快乐和成长就是我们真实的体验”。

他的课堂不拘一格，放过电影、民歌、纪录片、学术讲座……甚至搞过“百家讲坛”，让学生连讲七八场；讲课时天南地北、旁征博引，国际国内大事信手拈来；大量荐书、分享文章，尽可能有趣、有料，来消解学生对应试的疲惫。老师总觉得时间不够，学生也觉得一节课太短。

像《蓝色星球》《地球脉动》之类纪录片，貌似跟考试无关，但其中有天地之大美、敬畏生命、环保教育等因素。“尽管当时放映这个片子，是为了写作文《发现××之美》。”杨林柯笑道。

即使复习考试，也要有趣、有价值。他原创命制的训练题被学生放到学校贴吧上，被认为是“最牛高考训练题”。他甚至把自己写的文章《玄想陶渊明》选段编成阅读题，过了许久才被人发现……

在本次采访中，本刊记者也采访了杨老师的部分学生和家长，看了很多学生写他的回忆文章。谈到杨林柯，许多学生用了“先生”一词，觉得杨林柯给他们埋下了“一颗种子”。

目前在西北大学念大二的王豫川，忆及高中语文课堂，还滔滔不绝，对老树《一席》讲座中那句“眼前两碗米饭，心中一粒飞鸿”印象深刻。厌恶背诵的他，以遇见杨林柯为幸事。好几次，他语文考过全班第一。

他曾跟一位文科实验班的同学聊天，发现同样一堂《水浒传》选文课，两班授课风格迥异。对方老师开讲前就罗列问题，按阅读题那样上课，杨老师则串讲课文，讨论某段为何这样写，品味关键句子，还展示其他章节、播放电视剧片段，并作点评和讨论。

阅读，既让杨林柯逐渐开拓自我，也成为与学生沟通的桥梁

作业方面，杨林柯通常分必做题和选做题，必做一般是记背类型的，不搞人人过关式抽查。对作文和读书笔记，他则批阅得一丝不苟。甚至有个别学生会写四五十页，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去批改。读书笔记每两周上交一次，但有些学生会坚持天天写，并要求杨林柯第二天把本子还回，再接着写。

对于读书笔记，他给学生选择的自由，可长可短，可完整也可零散，但一定要写能够触发自己感悟的东西，不是为完成作业。他越是放得开，学生反而越自觉。偶有学生不交，第二次补交上来还会自觉写清理由，表示歉意。杨林柯常对学生说：“如果你对自己都不负责，还可能指望你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吗？”

他的课堂上，有学生会做其他科目作业，大家都不怕他。学生背后叫他“老杨”“柯总”“杨大大”“林柯君”，他听到也毫不介意。他认为，直呼老师姓名也是长大的标志，不一定是不尊重老师。

杨林柯不忍心学生海量刷题，逆题海战术大潮，班级成绩却很不错。钱理群称赞他“兼顾了人文与工具两个方面”。

在反复的阅读和课堂讨论中，他的教育理念也开始成型，“震撼心灵、开启智慧、健全人格”。大部分学生喜欢杨林柯的授课方式，没过多抽查，更没惩罚，重视思考，有合作互动，不怕犯错。家长则分成很多派，有支持，有反对，多数不表态。

杨林柯与学生合影

弱化考试和刷题，不光家长不答应，个别学生也有意见。杨林柯每接一届新生，课后总有学生追问：“老师，作业是什么？”这让他怃然。杨林柯担忧，很多学生的学习习惯，在初中就被搞坏了。他甚至听过，有语文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所有课文注释，有位高二的学生此前竟然没读过一本课外书。

更复杂的是，课堂上的讨论，尤其对社会议题的探讨，令家长觉得孩子开始“不听话”了。有家长很气愤，孩子竟然跟他讲“平等”，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突然被抬到前台。

曾有几个学生把他拉进家长群，希望老师能扭转家长的应试观念。他在群内发了二十多个贴子，家长们只是清一色地点赞，没人说话。他甚至还组织过一次家长呼吁学校废止分班制度，也无疾而终。

杨林柯觉得尴尬，只好退了群。他还记得学生们责怪他，“快被父母逼得活不下去了”。

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和一个想要扭转应试教育弊端的老师，就这样，最终触到了那个中国教育最复杂的“雷区”。

无物之阵

2018年高考复习，杨林柯讲过关于“语言”的作文话题，出现在了江苏省的高考试卷上。这次不是“歪打正着”，而是“阴差阳错”了。这种微妙的错位，仿佛也成了对他处境的尴尬隐喻。

2012年，“万言信”事件发生后半年，本刊记者曾对杨老师做过一次深度专访（参见2012年11月号）。那段时期，突然走到舆论的漩涡里，杨林柯焦虑、彷徨，似乎就像鲁迅说的，走入了“无物之阵”。

尽管抛出了尖锐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总感觉是打在了“外套”上。一阵热闹之后，烟消云散。

2012年到2020年，国家整体的教育改革不断向前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立德树人”明确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7年开始试点新高考改革。尤其是语文，多少已开始落实杨林柯当年竭力倡导的“大语文教育”，以至于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在2017年12月还邀约他主持了一期“大语文归来”专刊。

2019年《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更明确提出高中在“2022年前全面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有序推进选课走班”，进行全面改革。

但是，随之而来暴露的问题和争论更多。“南京家长已疯”“深圳家长已疯”的帖子弥漫网络。“一块屏幕改变命运”，在改革和科技的双重催化下，应试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甚或“素质”也成了“应试”。

“我把人家娃教醒了，却成了我的罪状。”这个一度令人迷惑的问题，他现在回想反而开始变得平和了。

“万言信”事件后，杨林柯又因先后两次家长“举报”，一次被领导约谈，最近一次被停课。他的内心也不断地冲突，甚至有种想“逃离”的感觉。

“教醒”，是他一直坚持的语文教学原则：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如果说2012年之前，是杨林柯走向自我觉醒的过程，2012年之后，则是一个“不断寻求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公约数”的过程。

总结起来，对杨林柯课堂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弱化了考试训练，一是课堂的价值观引导。即使比较认可他的家长，也对他较有倾向性的价值观持保留态度。

记者跟一位毕业于陕师大的家长聊了两个小时。她的儿子从小学时就爱看书，仅《明朝那些事儿》全集就看了四遍。高二进了杨林柯的班，回家就跟父母分享课堂话题。父亲很认可，母亲则跟父子辩论。

这位母亲每年出国六七次，她跟记者谈起国外见闻：新加坡的公屋面积很小，底层非常辛苦；迪拜的王公贵族生活宛在天堂；俄罗斯的男人爱打女人……这些实际的经验不断刷新她曾经的书本知识，打破了“外国月亮更圆”的迷思。儿子去美国游学几次后，最终放弃了赴美留学。

二十年前去香港地区，她惊叹不已，但近年再去，地铁等基础设施十几年未变，底层百姓住房仍无好转。“二十年间，我们的住房条件有多大改善？国家发展这么快，人口这么多，要允许一点点地改善。”她对记者说。

尽管与杨林柯有许多观点不同，但她还是对他的教育教学理念表示赞同。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她最反对的，是高考极端应试化。她的孩子吃了不少亏，曾长期厌学，个中辛酸难以赘述。

对家长的这些意见，“万言信”事件后，杨林柯读了大量教育类书籍，也开始反思课堂，转变教学方式，节制自己的价值判断，让学生自由辩论。

有很多人说，杨林柯，你其实更适合教大学。杨林柯也不讳言，他的目标，是真的想把高三做成大学预科班。他经常帮助毕业班学生填志愿：最关键是选择喜欢的专业，不用太看重学校排名，反而要研究该专业是否是学校强项，包括学校的藏书量和院士数量等等。

即使复习和考试紧张，他的每堂课依然坚持“课前三分钟”分享，不限话题，由课代表负责组织。这背后，他有很多精细的考量。长远意义上，是锻炼胆识、谈吐等终身必备的能力。短期意义，即使为了考试，这样既能扩展知识面，又可积累作文素材；同时，每个学生自觉变成学习资源，鼓励大家不要盲目竞争，学会分享。

《蓝色星球》海报。杨林柯在课堂放映的纪录片，既消解学生的压力，又有助于学生写作

他发现，越是长期坚持，这样的课堂反而对老师挑战越大。学生讲完，他要即兴点评，这又倒逼他不断学习，教学相长。

杨林柯至今记得，有位女生课前分享了对秦朝亡国的思考，指出《史记•陈涉世家》“失期，法皆斩”不确，按出土秦律材料，遇雨失期会受罚，不至于杀头；又指出秦始皇“坑儒”是“坑术士”，并非专指儒家；秦代非常重视教育，六国的能工巧匠到咸阳，工资很高……汉代之后，对秦代的描述多少都带着夸张和宣传……这一点也让杨林柯对历史传统有了新的思考。

关于价值观引导的问题，在很多学生看来也不以为然。

赵永欢博士告诉记者，当年他的同学中，有很多人不认同杨林柯的观点，多年后仍旧不认同。他的一位好友，高中时喜欢传统文化，目前在中国科技大学读博士，仍然坚信传统文化。

“一个班五六十人，来自不同家庭，除了家长，读书、上网等获取信息的渠道实在太多了。担心杨老师的课堂把学生带偏，那是低估了学生的自觉思考能力。况且，他只是提供一种思考而已，而课堂是七嘴八舌的。”赵永欢说道。

王豫川眼里的杨林柯，并不固执，但认为老师有文科生的通病——反科学，有时也容易走入误区。比如转基因问题，杨林柯一度非常赞赏崔永元。为说服老师，王豫川找了不少资料，揭示反转基因理论的漏洞。

梁文星、钱理群和杨林柯

荣膺《中国教育报》2014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对争议很大的宗教问题，王豫川也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但表示理解。在他看来，绝不可因信仰去歧视或贬低某个人。“宗教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我不爱辩论，辩论的人，常抱着改变对方的意图，若不能敞开心扉，摒弃成见，讨论就无意义。”王豫川说道。

这种课堂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王豫川进入大学后感触更深。

王豫川初中时就爱看书，杨林柯的课堂，保护了他的兴趣，更扩大了他的知识储备。进大学，他发觉自己反而成了“少数派”，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有的人只看专业，有的沉迷网络和游戏……

他还记得有次宿舍聊天，说到《英雄联盟》国际比赛“天不生the shy，上单万古如长夜”。有室友突然发问，“你们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吗？”不等大家回答，他非常认真地说：“最早见于《雪中悍刀行》中剑神之口，‘天不生我李淳罡，剑道万古如长夜’。”王豫川默然。师—生

如今，在媒体公众形象上，杨林柯俨然就是一个反应试、反传统的“战士”。但对很多学生，他倒更像是陶渊明和庄子。

目前在杭州读博士的赵永欢，来自农村，高中时身体不好，高二遇见杨林柯，他很感念在激烈竞争的应试环境下，还有杨林柯这样的老师，关注像他这样的“弱势群体”。此后十余年，每逢路过西安，他都要找老师叙旧。

多年以后，他才慢慢明白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念叨的那首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在重重雷区之下，要寻找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公约数实在是困难的。但对杨林柯，也许特别简单。这个公约数的核心还是师生关系。

师—生，教师的职责，还不止引导社会问题和某种价值观的讨论，最重要的还是给学生一种生命的觉醒、“生生不息”的力量。

他的课堂，刷题少，延伸多，注重讨论，充满爱与尊重。因此，学生有小秘密或烦恼，不爱跟父母分享，更不去学校心理咨询室，反倒爱跟他倾诉。

有位男生觉得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来找杨林柯讲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学生谈起假期旅游，半夜听到隔壁女人的叫声，吵得睡不着觉；有女同学把与第三任男友的分手信拍给他看；另一位男生跟女朋友偷尝禁果后，提心吊胆，陷入绝望，频繁找他谈心……

杨林柯生于1964年，他现在用的QQ号，还是赵永欢帮他申请的；他不擅长在网络找资源，他下载的很多电影和纪录片，都是王豫川帮他找的……

王豫川一度着迷于“虚无主义”，曾写了一篇作文，被杨林柯打了高分，拿到年级组印刷。杨林柯推荐的书，他最喜欢流沙河讲庄子系列。有段时间他迷上王阳明，读了《阳明心学》，还把作者熊逸“安利”给杨林柯。

高三时，他喜欢上同桌女生，对方理综成绩低迷，极度悲观。王豫川私下求助，说自己好朋友心理压力大，自己劝解不了，希望他再讲一次有关“价值意义”的话题，杨林柯真的为此改了课。

2017年2月27日，河北衡水二中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现场

对待高中生的恋情，杨林柯很包容。他不认同“早恋”一说。在他看来，爱的教育自然包括谈恋爱的教育，这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而这恰是当下基础教育最缺乏的。而反观当下热烈的PUA争论，北大女生被自杀事件，我们仍然需要严厉地向教育追责。

杨林柯猜中了王豫川的小心思，只是叮嘱恋爱的责任，别影响学习。就这样，那位同桌成了王豫川现在的女朋友。

许多学生，直到大学，遇到困难仍然会找杨林柯谈心。目前正在陕师大文学院就读的大二学生赵梦雨璇，曾患厌食症五年，不敢对别人说。她觉得，在与杨老师的不断交流中，慢慢重建起了心灵地图。在一封信中，她对杨林柯表达谢意：

周国平有篇文章《守望的角度》，提出了“守望者”，作者将他们比为守林人、守灯塔人。他说：“与都市人相比，守林人的生活未免冷清；与弄潮儿相比，守灯塔人的工作未免平凡。”他说——守望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直接投身于时代的潮流，往往与一切潮流保持着距离。但他们也不是旁观者，相反对于潮流的来路和去向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他们关心精神价值甚于关心物质价值。无论个体还是人类，物质再繁荣，生活再舒适，如果精神流于平庸，灵魂变得空虚，绝无幸福可言。

杨老师，在我眼里，您就是一位守望者。守望者最重要的东西，哪怕大家都认为微不足道，也总会有一些人在最迷茫的时候抬头，仰望星空，被照亮脚下的路。我想说谢谢您。

守望者，看到这个词，杨林柯百感交集。写了那么多尖刻批评的文章，杨林柯突然觉得放松下来，这大概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2019年，杨林柯重读了一遍《苏东坡传》，又读了钱理群的《岁月沧桑》，再看郭小川、赵树理、艾青的生命经历；暑假，他和同学一家自驾出游21天，从云贵高原到青藏高原，亲自走过那些九曲的盘山路和蜿蜒的河流，他对某些历史的曲折也变得释然，“同情之理解”使他对自己和未来依然充满期待。

采访快结束时，他笑着对记者说：“我是一个‘牺牲品’，希望其他同仁汲取我的经验和教训。”

牺牲，是个太复杂太抽象的词语。在这里，对于他的很多观点和做法，笔者仍然想说一句老生常谈：仅代表受访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刊立场。

但是，透过杨林柯，横亘在新时代教师面前的两大问题仍然亟需讨论：何谓教育常识，何谓教师自觉？在应试和素质激烈冲突的困境下，又如何找到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言之，又如何找到各阶层教育的最大公约数？

这或许才是整个教育变革走向良性循环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