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同志的诗教：能赋能兴

文_王化桥 成都弘道书院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四川乐山人，现代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还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孔子同志”：新文化运动的异类

2015年研究生考试政治卷里有一道题，引用郭沫若1925年写的一篇穿越文《马克思进文庙》为素材。文中，郭虚构了一场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对话结束时，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对孔子也惊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

评论认为，出题者“紧跟时代脉搏”，借古喻今，循诱考生“打通儒家与马列主义”。

我可能见过这位出题的教授，因为近年到北京、上海开会时，认识了好几位大陆新儒家在京沪高校的代表人物，媒体界大多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会议上我感觉到，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正在渐行渐远，正如当年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傅斯年等人，与郭沫若、田汉等人渐行渐远一样，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因为尊孔，郭被一些同时代人称为革命儒家。

这期《新教材》，并不想谈论政治的是非——诚如郭沫若在文坛的名声像某些人所言，诸如“民国渣男”“无耻文人”等等。

本文想借郭沫若的诗歌，来谈一谈湮没已久的中华诗教。

五千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于中国人能赋能兴，尤其这个意思满满的“兴”，新文化运动一百年间，一直被现当代诗歌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至于郭的“臭”名声，伟人被小人攻击是历史的常态。是的，亲爱的读者，我没有写错，是“伟人”，也就是思想的巨人。小人出于私利，精神高度往往只有三厘米，只能看见巨人脚指甲里的污垢，如高华、李锐之流。

其实，正是因为郭的精神高度，他与毛主席从1927年就开始暗通款曲（本期《新教材》这首诗即是与主席的呼应）。主席诗词里《……和郭沫若同志》也成了常见题目。

70周年大典前，几篇辩污的自媒体文章如《郭沫若渣男、蒋介石种梧桐……你被骗了多久》《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伪》《郭沫若和胡适，哪个更有骨气》等，大多是10万+的阅读量。所以，本文不必再翻历史旧账，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看郭的价值。

据秘书回忆，“故宫博物院”几个字是郭随手写在一张废纸上的

比如钱，钞票，因为金钱不认善恶是非。

书法界有“北沈南于”之说，即沈尹默和于右任。郭不以书家自许，但他赠谷牧的行书《建设》二字，2018年拍出1610万。他一般的条幅之类，通常也在数百万人民币，甚而略胜于近现代的一流书家。

据秘书回忆，“故宫博物院”几个字是郭随手写在一张废纸上的，“中国银行”几个字人们已司空见惯了。读者有兴趣可搜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郭书写的“黄帝陵”，与蒋介石等人所写的并观，马上能体会到什么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中国的诗歌是依于人世的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这是郭沫若文革时期的自嘲。的确，因为时风所至，郭写了很多应景的诗，有歌颂领袖的，也有写给大众的大寨诗，这些诗是真诚的，虽然通俗易懂，算不上好诗。至于高晓松编造的《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早已被证伪。

1955年冬天，另一位倍受小人攻击的思想巨人钱学森，历经艰险从海外回到北京。当晚，郭举办接风晚宴。1956年春节，钱学森介绍《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后，作为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激动不已，当即赋诗一首《赠钱学森》：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钱学森夫妇一生珍爱这幅作品，一直悬挂在客厅中央。

先贤说，中国的文学是人世的，西洋的文学是社会的。唐诗大多是文人间的酬答唱和，朝廷的表疏奏章和家书，也可以是千古不朽的名篇。西方的文学是一个专门，《巴黎圣母院》是揭示教廷的虚伪以彰显人道主义，《红与黑》间接地启发了法国大革命。

彼此的功能不一样，各美其美，中国的文学也不必妄自菲薄。

而郭沫若的现代诗罕见地继承了中国的诗教传统，他的诗正是依于人世的，这与新月派“为艺术而艺术”的造作大不一样。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

新文化运动以来，存在着三股势力的此消彼长，各领一时风骚：

一是胡适、林语堂等人，这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即《鲁迅日记》里所斥的“西崽相”。

二是鲁迅领导的“左联”。当然，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的创造社也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

鲁迅、瞿秋白等是主张汉字拉丁化的，这与胡适等对新文化之“新”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倒重来。

因此，必然存在不同的第三种力量，郭沫若理解的“新”，是推陈出新的新、温故知新的新、吐故纳新的新。这正是传统“与时偕行”的题中之义。

郭沫若书赠的一首《赠钱学森》，常年被钱学森夫妇悬挂在客厅中央

1952年，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奖金

新中国成立后，掌控主流的是创造社诸君。尤其郭沫若，即是管文教的副总理，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历史的吊诡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是打倒封建礼教，推翻孔孟这一封建道统。这个道统有四大护法，即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水浒》，幕后推动者为郭沫若。

“四大护法”深植在东南亚人民的心中，很难打倒。这还不算，郭宣传抗日创作的戏剧《屈原》，在日本被占领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接连在日本巡回公演，引起巨大轰动。原因无他，当年的日本需要这个道统来挺直脊梁。

日本重新改编的《屈原》，从音乐、道具到服装，影响了此后的武士电影。韩国学者权五明认为，《屈原》无限接近莎士比亚戏剧。

戏剧是赋，诗是兴，郭老的戏剧也是依于人世的。

那么，现在就不难理解，郭是新中国唯一的，其居住地乐山、上海、重庆、北京、东京千叶均开辟纪念馆的人，这种待遇在古代是杜甫、诸葛亮才有的。虽说鲁迅在日本仙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也有纪念馆，是因鲁迅在那里上学或讲课，不是以故居的规格，最关键的是不卖门票。

在别国也有纪念馆，郭老的这份殊荣，在中国历史、甚而人类文明史上，至今我还没有想到第二人。

能赋能兴，所以中国人能打天下

2019年7月中旬，“郭沫若与新中国”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威海举行。魏建教授认为，现有的文学史对郭认识不足，忽视了他对新诗诗体的全方位探索……

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迎春序曲》中写道：

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

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

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

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

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这首诗今天看起来很夸张，像是“献媚”，就如同很多人对当时中国的批评一样。但他们同样不理解，尽管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发展，都是基于前三十年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这个基础是由郭诗中的“劳动人民”奠定的，由农民和工人奠定的。这就是郭老对那个大时代的“诗教”：革命文艺也要依于人世，不能造作。劳动人民有无穷“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

在传统诗人看来，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兴”字。能兴，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诗歌创作的目的，岂不是让读者会心一笑，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正是这样的妙诗。

清儒朱义乌说，李白、杜甫之所以高出千古，就在于乐府读得熟。古代乐府诗正是能兴能赋，这样的民族就打得了天下，治得了天下。

诗要兴，要依于人世，就要扎根大地，与人民在一起。1965年为响应“农业学大寨”，郭沫若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