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最后一次谈教育

2020-08-01 08:25来源新华网
时代人物(新教育家) 2020年1期
关键词:郭永怀卡门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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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逝世。这篇文章,是他去世前几年,最后一次就教育与科技创新人才问题的系统谈话。谈话中他已经预见到目前的情况,即正如任正非所说的,中美竞争的核心问题是科技教育水平。

如今大家谈到钱学森,说得最多的就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现在中国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实际上,他自己的受教育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由麻省理工转入加州理工后,钱学森惊叹于这所学校的创新精神

人才培养是中国的大问题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很好并且有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出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可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并且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

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在读《参考消息》,看到里面讲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这使我回忆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的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

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有很大区别,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

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

在这里,你还不能仅仅是一般的、普通的创新。迈小步子可不行,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

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甚至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

开放和民主的学风,利于创新头脑的培养

一个人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述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理念,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

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理念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

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而且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就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鲍林比我大十几岁,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还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对此,他不仅一点也不排斥,还与我成为了好朋友。

L•鲍林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了93岁。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反而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在这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向权威们挑战。

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因为常需要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总有人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

任正非指出,中美贸易根本问题是科技教育水平

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要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最后的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

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艺术修养能促进科学创新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加州理工学院一直鼓励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领队马林纳就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

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

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

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钱学森(中)和他的老师冯·卡门(右)

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跟钱学森是同门,都受教于冯·卡门门下

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

郭永怀很了不起,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

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邀请他去那里工作,于是郭永怀毕业以后就去了康奈尔大学,当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

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那种科技创新精神,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依然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以前我们中国学生只要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过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会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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