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学往事

刘南陔

一

1947年（当时纪年作民国三十六年），我满六岁，进私塾读书。农家四季皆忙，冬季稍闲些，孩子们去读书识字，所以有人把私塾称“冬学”。教书先生要求也不高，能招呼鼻涕佬就行，私塾先生也被称为“冬烘先生”，是否还有其他含义，不得而知。

蒙师叫叶朝芳，人称“朝芳妈妈”。男人被称为“妈妈”，意在讽刺说话哕唆、办事迂腐，不过也有些许褒揚的成分，如和蔼可亲、待人诚实等。既为蒙师，也不好过多议论。

我进蒙馆是先生主动要去的。那天，我跟着同垮的幺叔去学堂玩，先生见我穿着干净，说话清楚，写了几个字教我念，发现我读音还准，就带信给父亲叫我去上学。父亲有点清高，知道朝芳妈妈的底细，又不好意思回绝，便让伯父带我去了。父亲没打算让我在那里读多久，学名也没让起，写在书本上的是小名“刘金山”。

发蒙倌子都一样，先从描红开起。先生用红笔写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几个字，然后教认、教读、教握笔、教笔顺，再回到座位上去读、去描红。这几个字写会了，再往下写。至于字义，先生没教学生也不懂，读书就是认字，字认会就行了。

学堂后边有个大竹园，虽没有周树人家的“百草园”出名，但肯定比他家的园子大。树木高过房顶，桂竹有益子口粗，水竹密不透风。先生家两条大黄狗特厉害，学生娃初来，需要熟人带领，跟狗混熟了，才不会咬你。有一天，那两条大黄狗对着园圃不停地叫，垮里人以为来贼了，大着胆走到园子边去看，发现是一只好大好大的野物，便回来报告说：不得了，园里有老虎！消息很快传开了。乡公所知道了，派枪兵来打击。我们家乡是岗地，山林岩洞在城北，相距一百多里，老虎怎么跑到城南来了，一直是个谜。庆幸的是，我上学没碰着，如果是那样，后面的故事也许就没了。中午时分，先生紧闭大门，把小窗户也用木板堵起来，叫我们一个个趴在桌子上，不要外出，小心枪子误伤。躲了半个时辰，听到几声枪响。又躲了半个时辰，外面有动静了，先生出去看了回来说：老虎被打死抬到集上去了。天色已晚，这才放学让我们回家。

第二天父亲从集上带回一块骨头，说是虎骨，可以泡酒喝。骨头上有血渍，我很害怕，看都不敢看。再后来才知道，其实并不是老虎，是一只金钱豹。不管是虎是豹，反正都是死在大黄狗名下，印证了《增广贤文》的那句“虎落平阳被犬欺”。

二

过了年，父亲把我送到祠堂垮亚强先生学里去读书。据说亚强先生是我们刘姓最有学问的人，他与父亲同辈，见了面应当称大伯。

祠堂垮离我家有两三里路，要翻过两道岗穿越一条冲。祠堂粉墙黛瓦，石磴圆圆的，门槛高高的，漆黑的大门紧闭着。垮里人家也是隔门宝壁，隆向大瓦屋。学屋在亚强先生的厢房里，东西两间。圣人像悬挂在东厢房书案上方，很高大，很威严。亚强先生端坐在书案左边的太师椅上，穿着长袍子，戴着小毡帽，留着小胡须，也很高大，很威严。父亲给圣人上香后，命我向先生行礼下拜。然后先生给我起学名，说：这“南陔”二字是叫你长大后好好孝敬父母，那样子柴集南边的半条街都是你的。家乡人说话，“街”与“陔”不分，先生的话我听不明白，读书不多的父亲也未必清楚。

桌凳需要自备。先生看我离学堂远，又是远房侄子，就找来一套旧的给我坐。不过有点高，要扒在桌子上，两条腿悬在凳子半空。学生娃嘛，就这样也很满足。

课本也需要自备。一本书往往爷爷读了爸爸读、爸爸读了儿子读，所以要十分爱惜，不得损坏。我读的是《国文》，父亲说是托集上的干爹去沙市打货时代购的。有点小得意的是，同学们中数我的课本最新。

亚强先生打人比较厉害，用手指拐敲学生的头。学生头疼先生手指拐估计也不好受，后来他就发明了一个狼牙棒样的东西，拿那家伙敲，学生疼先生不疼。不过我常常受到他的优待，因为我背书很少打阻隔，即使背不出来也只用手揪揪耳朵。先生打人还是很有分寸的。

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前垮后垮的学生有七八个。一路上，我们在田埂边抽茅草簪，摘端阳泡;在园圃旁折月季蕻，偷糖梨子。很是开心。私塾没有课表作息时间表，无所谓迟到早退，只有一个硬指标：那就是到校后要“收书”，即向先生背诵前日上的课文。能背出来就万事大吉。

路上也有烦恼，同路的大学生喜欢欺负小学生。小学生要带零食给大学生吃，求得庇护，不然他们会捉弄你。在先生收书的时候故意打岔，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结结巴巴地背不上来，吃先生的狼牙棒。

我还不止一次看大学生们打架，打得泥里水里的。小学生只能站在远处偷看，不能笑。笑了，打败仗的，会回过头来对付你，那力气绰绰有余。

我在亚强先生学里读了将近两年，《国文》八册包本，即从第一册第一课背到第八册最后一课。《百家姓》的大字好像也写到了“井段富巫，乌焦巴弓”。长大懂事后，只记得《国文》开头的几句“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百家姓》也只记得开头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其余的统统交还给先生了。

三

1949年，我八岁。襄河发大水，河东的人逃到了河西。有个姓刘的灾民来我家弹棉花，说他原是教书先生，学屋被水冲走了，学生娃逃荒了，这才出来做点小手艺，为一家老小挣口饭吃。父亲看他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与其他灾民不一样，就留在垮子北头草房子里住。父亲早就考虑祠堂垮太远，我上学越冲过岭不安全，想换个先生，这下不找上门来了。于是这位灾民成了我的第三任先生。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敢问。

出于这种身份与背景，先生当然不敢得罪我，也不愿意得罪其他学生。他做了一把竹签，很长，起初我以为是用来打人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把“尿签”，谁要上茅厕，就带上它，这样有个先后次序，免得撞车。

先生是灾民，根本提供不了课本。不过他有办法，就教我们学珠算。先是“三遍还原”，也就是“见子打子”，算盘装上“123456789”，有口诀的，比如“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等等，每位上是什么数就加什么数，三遍之后如果口诀没念错，珠子没拨错，盘式就变为987654321，就OK了！再学“七遍还原”，那是每遍都加“123456789”，七遍之后盘式变为987654321，非常有趣。再后来学减法，也有“三遍还原”与“七遍还原”两种，不过最初盘式为“987654321”。还有乘法、除法，什么“破头乘”“留头乘”等等，够整十天半月的。

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修身》，也是分册的，讲修身养性一类的知识，大抵与后来的自然常识课本差不多，也是一句也记不清了。而灾民先生教的珠算我记忆深刻，并在后来为单位管理财务账目时受益匪浅。

四

1950年，我去王家垮科之先生学里上学。

科之先生戴眼镜，说话斯文，写字时手不停地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过他读书很好听，大有寿镜吾老先生念“铁如意”时把头拗过去、再拗过去的味道。我在他学里读的是《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生领着读，我也摇头晃脑跟着读，这样形成的习惯后来读中学时都难以改变，常常引得同班捧腹大笑。《诗经》只读了前面几章，又换成《论语》。《论语》只开了个头，科之先生的私塾就停办了。

科之先生住在集上，与学屋有二里之遥，一般来说他会赶来收早书的，也有来迟的时候。来迟了，那几个大学生会帮助收书。小学生要是背不上来，他们可以打。先生授权了的，没办法。收完书要是先生还没来，大学生就会玩“请先生”的游戏，这是一种类似占卜的活动。把两块砚盘滴上几滴浓墨水，然后合起来，由领头的捧着拜孔夫子，其他人毕恭毕敬跪在后面。拜完，再打开砚盘，看墨滴形成的图画，分析先生这会儿走到了什么地方。还真灵验呢！不过有一次，我们刚摆好架势，先生就进门了，大家迅速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学堂快解散的前几天，科之先生叫为头的大学生把我们带到秦屋场参加大会。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禾场上用方桌木板搭起高台，台上用杉木条扎起架子，架子上拉起大幅标语。人也很多，每人手里拿着纸做的小彩旗。亚强先生学里的学生来了，还有许多私塾里的学生也来了。学生们个子小，挤不进禾场去，站在屋山头观看。谁开的会，谁讲的话，都不知道，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在大会开始前有人教唱歌，因为这是我平生学唱的第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长大后才知道，歌名是《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前几句是这样的：“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五

秦屋场开会后不久，柴集公办小学成立了，父亲带我去报名。我向接待的先生行鞠躬礼，那先生说：“你今后称我们为老师，见了面不必行礼，问声‘老师好就行！”他问我读了几年书，读了些什么书。我一一作答。后来，老师把我分到四年级，说：能不能跟得上，就看你的啦！

公办学校与私塾最大的区别是：私塾先生坐着讲学生站着听，公办学校先生站着讲学生坐着听，起初很不习惯，觉得这样对老师很不礼貌。还有上课下课的规矩，不像私塾只有上茅厕才有出去玩玩的机会。老师也很多，我在柴集读了三年，老师都没认全。

不过有一位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姓吴，个子不高，是个歪嘴巴，歪得特别厉害。他教我们音乐，教“三只老虎”时边唱边跳，加上他的歪嘴巴，十分好笑。

他是我们学校唯一能把煤汽灯——即烧煤油的汽灯——點燃的师傅。那时候，学校经常搞演出，演《小放牛》《兄妹开荒》之类的小剧目，我也扮过角色，上过舞台。有一次学校演戏，煤汽灯突然灭了，吴老师上来边修边说，又唱又跳，硬是没让戏台子冷场，台下的观众一个劲儿地鼓掌。从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班主任告诉我们：吴老师是大城市来的人，在表演皮黄戏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在说单口相声。

也有让我尴尬的事发生。有一次，我“红庚八字”的父亲给她送来油条，顺便交代给“山儿”几根。旧社会农村有“纳八字”的习俗，就是定娃娃亲，这“红庚八字”就是未来的媳妇。私塾并入公办学校时，我读四年级，“红庚八字”读三年级。我整天藏着躲着，生怕碰上她的面。这下倒好，下课后，三年级四年级的男同学女同学争着跑出来，看看“山儿”到底长什么样？真叫我无地自容。好在“红庚八字”没上他们的当。不幸的是，“红庚八字”读五年级时夭折了，才没有更多的故事发生。

1952年土地改革后，由于家庭变故，我失学了。学校来了两位老师，对父亲说：你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呀！贫雇农、地富农的子女都是国家的未来，我们老师也不会歧视任何一个学生的。不久，我复学了。读六年级时，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