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性的分量：解析三史家的全球史观

摘  要：在“去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杰里·本特利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强调了东方或不发达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在此观点之下，麦克尼尔在《世界史》中把大量篇幅给予建筑、绘画和雕刻等艺术活动，认为艺术活动同样是人类对时代生活的深刻反映。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仍然把主题放在传统的政治军事活动上，他对人类历史的分期也以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分界点。作为后来者，本特利对两种趋向取中间态度，但在对人性光辉的关注上，他在《新全球史》中以更巧妙的方式强调了无差别的生命之贵。

关键词：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全球史观;艺术;人性

作为当下各史观中较流行的一种——“全球史观”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推崇。“全球史观”的理论先行者巴勒克拉夫曾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把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1]。在这之后，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世界史》杂志主编杰里·本特利又以其《新全球史》俨然成为当代世界史（全球史）的领军人物。作为写出引人深思、饱含哲理又常读常新作品的学者，三位大师生前都呕心沥血地更新和修改自己的史著，直到去世。这样，《世界史》《全球通史》和《新全球史》这三部代表作都分别有了第四版、第七版和第五版。

同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三位史家都在著作中摈弃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给予其他地区的文明更多的篇幅和更高的评价。尤其是在对我们中国光辉历史文化的肯定方面，三位大师都不吝笔墨。不过，三位史家在著作中具体践行“全球史观”的角度和方式还是很不一样。除了在作品中都一如既往地强调各文明、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横向交流外，三位大师在具体呈现人类历史画面的整体和细节上都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对艺术和人性这两个主题上。

一、威廉·麦克尼尔

《世界史》对人文艺术的推崇

在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中，建筑、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史相关内容得到了很大的推崇。在一部正文部分只有552页的囊括全人类、各时间段、各地区的极精简版通史著作里，光是各种风格艺术家的建筑、绘画和雕刻的图片及其图解说明竟然多达64页，约占全书比例的12%。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该书里面却很少配有伟大政治人物肖像畫、重大战争场景图片和重大革命或变革场景图片[2]。参照评论者钱承旦教授的话说“然而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专制王权、‘启蒙运动、‘开明专制这些词都没有出现，更不要说这些词所表达的历史内容了”[3]。由此，麦克尼尔全球史观的独特特性就可见一斑。

在他看来，政治运动、军事战争等活动和建筑、绘画以及雕刻等艺术活动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都是人们在面临生活中的“hardship”（人生艰难）、“rootless”（生活无根无边）和“uncertainty”（世事难料）所作出的具有创造力的行动，因此具有同等地位。而最能体现他深切人性关怀的是其对印度众多大小宗教的思想、理论和相关艺术的描述。与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和中国的汉唐帝国相比，印度这片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的土地几乎没有出现过统治较为稳固的大帝国。但这并不妨碍麦克尼尔对印度文化与艺术的推崇。

当罗马帝国和汉唐帝国这种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帝国在麦克尼尔笔下连一个专章都没有时，他却安排专章详细介绍小国林立的印度的文化，包括宗教、哲学、梵语文学、戏剧、雕刻和绘画等艺术。同时，他认为印度文化不仅仅向东传播，继而对中国和东南亚的历史带来重大变化，西方人也备受印度多元化思想和文化的吸引。他甚至猜想很多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如禁欲行为——都是传自印度。在众多饥荒与暴动、改革与战争都没有详细论述的情况下，麦克尼尔却还不吝笔墨地介绍印度各宗教的教义、理念及其相关的艺术[4]。在他潜意识中，既然有人不惜生命之贵、不理世间繁华之吸引而毅然遁世，则心中一定守护着崇高的信念。至于这样可能导致对国家和民族的消极影响——如忽视社会生产，他则不予考虑。

二、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

与麦克尼尔相反，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更像是个修昔底德式的史家。除了强调体现了全球史观的著作中通常的那些特点——诸如驳斥西方中心论，加大篇幅记述各地区、各文明在各个时段的横向联系、交流——他更看重政治史的内容，即政治军事史、革命和改革史等。他的《全球通史》与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相比，里面的建筑、绘画以及雕刻等艺术的内容大大减少。他认为，比起那些艺术家的作品，世界性的革命和大战更为重要。如他在书中就把世界史上的第六个时段“西方崛起时的世界”定为起于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而终于1763年的七年战争;第七个时段“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定为起于七年战争，终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战争重要性的强调甚至导致他认为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都是“远东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5]589。在他看来，这场日本人战胜俄国人的战争是有色人种、亚洲人和东方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欧洲人和西方人的战争，是近代史的转折点。但是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领土上，战争中日本人和俄国人屠杀大量中国和朝鲜平民，肆意践踏中国和朝鲜主权的行径都直接被忽视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虽然宣称自己写作时“是站在月球上看地球”[6]的中立态度，但显然他没有真正做到。

正如他对西方历史独特性的强调一样，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古典文明延续了下来，背负了历史包袱，而西欧的古典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彻底湮灭，故西方人后来得以发展出全新的文明。其水平就得以大大超越其他地区和民族，同时西方也成了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5]198。其实这种观点的前提条件都是错误的，更勿论它的结论[7]。 因为击败了西方人，所以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也“独特”起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场非正义、明显为侵略性质的日俄战争也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分子后来发动“二战”的欲望，只是陷入另一版本“西方中心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

三、杰里·本特利

《新全球史》对艺术和人性的考量

作为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后来者，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在内容安排上可谓较好地做到了政治军事、革命改革等政治史，以及宗教、文学、建筑、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史两大板块的平衡。他和麦克尼尔一样认为艺术活动和政治活动都是对现实进行探索和创造的重要活动，甚至给一些人文艺术领域取得的进步也加上“革命”的标签。如“一战”与“二战”之间，特别是在大萧条到来之后，哲学、文学、建筑学和绘画（包括油画和版画等）等多个艺术领域出现了理论或实践上的突破和创新。本特利认为这些艺术突破和创新不只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而且更是深深影响后世的重大变革[8]241-251。

但他也明显没有像麦克尼尔在连“民族主义”都不提的情况下，用大量的篇幅贴出各种艺术家作品的照片。另一方面，他虽然重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和革命改革史的内容，但也不像斯塔夫里阿诺斯那样过分看重战争或革命在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把1750年作为人类历史第六个时段“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的开端，而不是1763年的七年战争或者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与前两者相比，本特利在评述东方或弱小民族的历史功绩，及对其历史悲剧进行叙述时就体现出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无边界的博爱精神。在一般的通史著作中，殖民时代以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白人到来之前的美洲和大洋洲都不是重点论述板块，要么几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或许在一些史家眼里，那些地方只是野人和原始人居住的院落。但在本特利的《新全球史》中，作者就安排了多个专章，耐心地叙述那些小民族和小国的故事：在他心里，哪怕弱小到没有语言、没有严密社会组织，只有几十人、几百人的一个土著部落或小酋长国，也有权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笔[9]。

在描述古典文明阶段时，本特利并没有像很多西方学者那样诸事以希腊罗马为先，而是把波斯文明排在了希腊文明前面。虽然不否认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化元素，但更强调它是东方前波斯帝国的继续。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日本侵略中國东北作为全球战争的开始，而不是西方学者传统上认定的希特勒入侵波兰。在指出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时，除了被西方史家重点叙述的纳粹集中营外，他同样客观记述了日军大肆残杀中国军民的暴行——这部分内容在斯塔夫里阿诺斯那里就只有极少的篇幅。更为引人深思的是他在此章篇头图里贴出了一个日本小孩的照片——一位在原子弹废墟中无助哭泣的小男孩[8]308，后又花大段篇幅引用一位被原子弹爆炸毁容的日本少女的悲剧故事：一广岛少女下班途中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原子弹炸歪了脸，炸掉了下巴。回来后被向来“崇强贬弱”的日本国人当作怪物对待。万分悲痛和无奈之际，其亲生母亲甚至试图掐死女儿，以结束她的痛苦……[8]329-330由此，本特利更清晰、更客观，也更具人性关怀地指出了侵略战争给他国和本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在更具说服力的情况下强烈谴责了当时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

四、结语

大爱无疆，生命可贵。尽管从史学成就的角度上看，三位大师各有所长。但在对无国界、无民族和无信仰之分的艺术之美、生命之贵的态度上，本特利做到了最好。麦克尼尔在忽视物质生产和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大篇幅论述宗教、思想和艺术，似有“饥饿之下谈艺术”之嫌。且这位“大艺术家”认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就是西欧、中东、印度和中国等几大文明板块的互动。至于现代史之前的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这些区域则无文明之光，至少在只有500页的书中不必提及。而斯塔夫里阿诺斯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与“东方”、“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的概念之分也阻挡了他在真正全球史观上的更进一步。这就是为什么在篇幅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就没太多叙述日俄战争，更勿论它有什么积极的历史意义：在人纯真的本性之下，本来就不应该有东西、亚欧与肤色之分，一定要界定或区分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当然，同作为西方人，以及同为全球史观的倡导者，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实践已经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情了。若说本特利对这一史观实践得更好，那也是得益于另两位大师前期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

[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麦克尼尔.世界史（英文影印版）[M].钱承旦，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J]世界历史，2008（2）：130-138.

[4]麦克尼尔.世界史[M]. 施诚，赵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62-174.

[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谢丰斋.“衰落”，还是“湮没”——评斯塔夫里阿诺斯关于“西方历史独特性”的说明[J].史学理论研究，1997（9）：133-135+150.

[8]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1750至今[M].魏凤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9]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1000-1800[M].魏凤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55-290.

作者简介：刘军，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