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歌叙事纪实观念探析

摘  要：“实”是元代诗歌的重要叙事特征之一。学界有诸多学者认为，叙事纪实是元代诗歌的重要特色。元代叙事纪实特征的形成大体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元代诗歌对“诗史”传统的继承。二、元人重实用的文学观。三、元人论诗重“风”的倾向。四、元代诗人创作群体分布广泛。

关键词：元代诗歌;叙事;诗史;实用;诗人群体

元代诗歌的叙事性得益于其叙事纪实的诗歌创作实践，“实”是元代诗歌的重要叙事特征之一。学界有诸多学者认为，叙事纪实是元代诗歌的重要特色，如杨镰《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一文，探讨了元诗的同题集咏、以诗补史，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叙事诗歌的特色。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一书中，也分析了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歌的叙事纪实特征。叙事以纪实，何以成为元代诗歌的重要特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

一、元代诗歌对“诗史”传统的继承

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学作品的出现，即与“记事”这一行为有着高度密切的关联。中国人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很早便将经历过的事件认真记录下来，乃至后来发展出史学。因此，史学与叙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中国叙事学最早的源头即是史学，史学界很早便对叙事的规范性进行讨论和界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便是“实”。如陈寿《三国志》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1]可见，在中国叙事传统中，“实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实”的内涵即客观、真实，不虚化美化，不隐瞒丑恶，说理叙事条理清晰。这也奠定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基本品格。

由史学发展而来的“实录”的叙事品格，也被诗学所借鉴和继承。在中国人善于记录历史的文化传统下，其根本任务由史学与文学共同承担，诗歌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真实的历史有两个面向：一是史学之实的面向。史家着重于记录历史事件本身，其所呈现出的真实是事件的主干本身。二是文学之实的面向。李山在《诗经析读》中说：“诗比史更真实，史只能提供给人往事的知识，而诗却能把大时代中活生生的人，他的期盼，他的焦虑，以及一些世道人情，亘古常新地保存下来。”[2]因此，史录之实如树干，使事实获得基本的厘清;诗歌之实如枝叶，让真实的历史有充沛的展现空间，在人的情感向度和社会细节方面表面更生动的真实。

在诗歌中展现社会历史事实的创作理念，被称为“诗史”。这一词汇最早进入文学批评领域，是在唐代晚期孟棨所著《本事诗》一书中：“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诗与史的融合，是诗歌现实主义内容的基石，董乃斌先生认为，“诗史传统是构成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4]。元代诗人以反映社会现实为诗歌创作目的，正是继承了“诗史”的创作传统所致[5]。

在纪实观念的影响下，元代诗人写下大量的记录真实历史事件的诗歌。诗人不仅有意识地以“纪事”为标题，如周伯琦《是年复科举取士制承中书檄以八月十九日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试乡贡进士纪事》，王恽《甘不川在上都西北七百里外董侯承旨扈从北回遇于榆林酒间因及今秋大狝之盛书六绝以纪其事》等。而有些在诗歌直述历史事件，反映出真实生动的历史现实画面，起到以诗叙事、补史的作用。例如周霆震《人食人》：

髑髅夜哭天难补，旷劫生人半为虎。味甘同类日磨牙，肠腹深于北邙土。郊关之外衢路傍，旦暮反接如驱羊。喧呼朵颐择肥，快刀一落争取将。凭陵大嚼刳心燎，竞睹兕觥夸饮。不知剑吼已相随，后日还贻髑髅笑。阴风腐余犬鼠争，白昼鬼语偕人行。衔冤抱痛连死骨，着地春草无由生。睢阳爱姬忍喋血，长安仇家俊臣舌。摅忠疾恶古或闻，未烹互吞灭。五云深处藏飞龙，天路险艰何日通。皇心万一闵遗孑，再与六合开鸿蒙。

这首诗所反映出的内容，可谓是触目惊心。或由于人为的战乱，或由于人难掌控的天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强烈的异变，变成了彼此的口粮。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仿佛是老虎与猎物的关系。强壮的人杀死较弱的人，直接剖开心肝当下酒菜。可是强壮的人身后还站着更强的人，今日吃人的人，日后也会被吃，早先被吃的人已化作骷髅，看到这一幕也不免予以讥笑。人剩下的白骨被狗和老鼠争抢，白天行路的人身边也围满了冤魂，冤魂的戾气甚至导致土地上寸草不生。这一系列的画面叙述，使人读来胆战心惊。这些事件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其惨况超乎人的忍受程度。

从历史纪实的角度来看，这类事件若出现在正统的史书中，往往只以“人相食”而一笔带过，不会有如此细致的场景叙述。而周霆震之诗进行了如此丰富的细节场面叙述，给人带来的震撼感，使人对当时历史的认知更为深刻。再者，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曾有《轻肥》一诗，此诗的表现手法是先列述达官显贵奢侈赴宴的场景，在诗歌的最后一句写“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形成强烈的对比，是一种较为含蓄的表现方式。但是周霆震之诗直接叙述人吃人的画面，其“纪实”的强烈程度比白居易之诗更胜一筹。

二、元人重实用的文学观

元人的主流文学观重实尚质，不事雕琢。一代王朝的学术风气，往往在开国之初便奠定了基础。蒙古人以马上取天下，其民族本身并无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其民族特质整体上是質胜实学于文，以实用为重。这一点从忽必烈的治国与取士的态度即可看出。据《元名臣事略》载：“问科举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6]608忽必烈赞成许衡学儒学、务农、教学等行为，认为这些行为都颇为务实，而许衡所不能的科举，忽必烈认为是“虚诞”，不为也罢。并且，忽必烈还专门提出过“实学”的说法：“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言，乌知所谓道学哉？而俗儒守亡国馀习，求售己能，欲锢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6]680从忽必烈对实学的定义看出，他甚至直接排除了诗歌，仅限孔孟之道。

统治者的倡导直接影响学术风气的走向。元代初期儒学流派众多，包括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及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刘因以隐逸为人生选择，其学生也多为布衣，所以无力影响朝堂政治。鲁斋学派与草庐学派治学理念不同，许衡推崇程朱理学，吴澄推崇陆九渊心学。两个学派在朝中经历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斗争，最终鲁斋学派获胜，全面占据了政治教育资源。许衡时任国子监祭酒，在国家文化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的作用。许衡作为一代儒学家，其学说在思想史上没有创新性贡献，他的思想特点是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义理。宋代儒者创立新儒家的学说，高谈义理，着重阐发儒家思想的高明义。但是南宋灭亡后，人们反思宋朝灭亡原因时，不免与学术风气结合考量，在心理上会存在“反拨”的倾向，故而从琢磨义理走向踏实践履。许衡认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宦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诸葛孔明身都将相，死之日廪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尔。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君子多以农务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6]613-614许衡认为物质生活是治学的基本保证，没有物质基础的治学是空中楼阁。

元人务实的学术思想，反映出时代的总体风气，自然也会渗透到文学理念中。元初诗人郝经，即强调务实的文学观。郝经主张的“情之实”其根基是理之实，他说：“情也者，性之所发，本然之实理也。其所以至于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胜之也。盖有性则有气，有情则有欲，气胜性则恶，欲胜情则伪。上智下愚所以不移，贤不肖所以别也。故情之生也，发于本然之实，而去夫人为之伪。”[7]郝经认为，诗歌的辞采是其“文”，文要以情为根基，情要发于本然之实，不可有过多的“欲”或“气”。郝经所主张的务实虽然不是描摹、陈述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但是也是要求诗风要质朴，无夸饰之意，以情论事，也应恰当真实。此“实”之意，应用于诗歌中的叙事，自然也是以人之真情，如实记叙事件，评论事件的态度不偏不倚，发之于性情之“中”，也符合“实之情”。

三、元人论诗重“风”的倾向

“风”是古代诗学中的重要观念，“风”为诗经“六义”之首，有讽谏和教化的意义。朱熹《诗集传》曰：“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8]可见，起到“风”之作用的诗歌，是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要内容，教化社会风俗或者反馈信息给统治者。

元人论诗极重“诗三百”，翻检《辽金元诗话全编》，可见元人论诗，多为评论《诗经》。在《诗经》之评论中，元人尤重“风人之诗”[9]。十五国风之诗皆来自周朝的诸侯国，反映了当时人民现实生活的各种样貌，是叙事性颇强的“民间之诗”。雅颂之诗是公卿士大夫之诗，用以歌颂君王的功德。但是若要了解社会现实，考察风俗的美恶，以了解政治的得失，则需要透过“国风”之诗，这一类诗歌多以民谣的形式表现。元代诗歌中大量记叙社会现实的诗歌，也的确多以“叹”“谣”等诗歌形式表现。如刘敏中《感化谣大德七年癸卯六月也奉使宣抚辽东道作》：

锦州西南海茫茫，桃花岛前感化乡。嬴民络绎遮马拜，且诉且泣令人伤。皆云二年田不熟，饥不足食寒无裳。今春虽旱耕种彻，到秋稼庶可望。岂期此月月三日，雷雨黑暗半夜强。不知西山有龙斗，但觉雨大特非常。水头高约一丈许，平地奄至齐加墙。出门堕水走不得，更顾器用及仓箱。强者登树幸不死，稚弱已入鼋鼍肠。天明水落哭声起，父子夫妇知存亡。泥乾沙底掘犬彘，潮退海上寻牛羊。刮土已空千顷禾，连根又仆万本桑。凄凉田宅半沟壑，剥啮草木充糇粮。廵行使者官乃是，我极至此愿审详。殷勤下村为遍阅，彼言不欺我涕滂。尽呼其众加抚慰，此虽汝苦实天殃。圣慈忧民无不至，重息累赐周饥荒。海船近到苇子城，南米三万输官仓。开仓活汝诚我责，已檄太守星火忙。朝堂新拜贤宰相，治具一切咸更张。民吏弊以次理，徐顺气节调阴阳。汝曹但自强努力，小顿可还丰穰。众皆感泣叩首谢，天地大德终难忘。[10]

诗人刘敏中，字端甫，历仕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三朝，其中大部分时间的官职为监察官。此诗作于其为宣抚使期间，据《元史》记载：“大德七年，诏遣宣抚使巡行诸道，敏中出使辽东、山北诸郡，守令恃贵幸暴横者，一绳以法;锦州雨水为灾，辄发廪赈之。”[11]诗人奉命巡视灾情，出于对百姓的怜悯之情，将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以上达天听。诗人的身份虽然是士大夫，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采诗观风”的责任。这首诗叙事场面完整，清晰有致，情理交融。诗人列述水灾发生的原因，发生后灾民自救的景象，以及洪水退去后民众面临的经济和人员损失，以及灾民在灾害过后的生活惨况。最后，诗人叙述自己如何应对灾情救济灾民的措施，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诗人兼具采风者、创作者、统治者三重身份，他在诗歌中从不同角度进行叙述，详述其事，事尽其实，从而将三重身份的叙事立场都得到充分的展现，充分发挥此诗“风”之作用。

四、元代诗人创作群体分布广泛

在元代之前的时期，诗人群体的分布往往集中在士人精英阶层，而元代大部分的时间里，没有科举制度，阻碍了汉族士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上升空间。这一问题导致的结果，是文人群体的下移。吉川幸次郎在《宋元明诗概说》中说：“说到从前诗的历史，到唐代为止的诗人，甚至是北宋的诗人，原则上都是诗的专家，而同时又是官僚……在元代，蒙古的统治限制汉人参与政治，更多的市民就把精力倾注到诗上。”诗人群体从精英阶层下沉到市民阶层，从他们的生活世界环境方面来说，诗人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普通人民的生活现实状况，正所谓“诗歌缘事而发”，他们亲身所历的事件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因而更具叙事纪实的特性。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418.

[2]李山.诗经析读（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8：340.

[3]孟棨.本事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

[4]张晖.中国“诗史”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64.

[5]董乃斌.從诗史名实说到叙事传统[J].文艺理论研究，2019（1）：82-94.

[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元名臣事略（卷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郝经.陵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88.

[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诗传通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87.

[9]杨维桢.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238.

[10]杨镰主编.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1.

[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元史（卷一百七十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5.

作者简介：刘蓉蓉，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