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化理论起源、特征与发展的研究述评

许劲 王玮 韦宏丹

摘 要：内部化理论是20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关键性理论，是解释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其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良好工具。通过追溯内部化理论的起源，明确其概念特征，理清其发展脉络，发现其优势所在，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更深入地从理论上认识跨国公司组织形式和国际商务环境的变化，更好地了解在内部化理论基础上提出的种种新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最终达到指出内部化理论的研究方向，指导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目的。

关键词：内部化理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17-0124-04

二戰后，经济全球化速度显著加快，跨国公司迎来了蓬勃发展时期，其全球经营行为也不断扩展与深化。与此同时，对跨国公司的形成原因、发展机理与活动行为的研究开始日益活跃，不同理论不断诞生，可谓百家争鸣。由于这些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及其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故被称做跨国公司理论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这些理论可主要分为资本移动理论、国际寡占为中心的理论、企业成长理论、市场理论与区位配置理论相结合的理论为基础的四种，内部化理论便属于第四种[1]。内部化理论由于出现时间较早，认可度高，一度被视为分析跨国公司的良好工具。但由于内部化理论产生距今已有40余年的时间，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及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它的局限性和时效性也很明显。因此，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对内部化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综述，以明确内部化理论的特征，理清它的发展脉络，认识到它的局限，这对认识跨国公司产生的原因、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变化，国际分工的演变，解释跨国公司在国际上进行直接投资行为的原因及发展历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内部化理论的起源与特征

内部化这一概念的最早发源可以追溯至1937年。当时，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企业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市场的运行中存在资源配置不当并产生了交易成本，因此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来进行资源配置，希望能够使市场交易的有关成本得到降低，进一步可以取代市场的价格机制[2]，这就是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产生的这个过程就可称为内部化。科斯的这一以交易成本为中心的理论被称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即是内部化理论的起源与基础。1960年，海默（Stephen Herbert Hymer）开创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起点。他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领域作出了两点重要贡献，其一，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得以摆脱了证券投资理论的桎梏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二，它将跨国公司在国际环境中的投资行为与市场的不完全性相结合[3]。内部化理论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理论前提，承认了交易成本理论的正确性。可以看出，内部化理论的形成和基本前提是与海默的这两点贡献密不可分的，以上学者的理论研究共同为内部化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内部化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是在1970年代。1976年，英国学者巴克利（Buckley）和卡森（Casson）的著作《跨国公司的未来》中提出了内部化理论。1981年，拉格曼（Rugman）在其所著的《跨国公司的内幕》中将其进一步发展成形。巴克利和卡森认为，由于在外部市场上中间产品交易困难且成本高昂，所以企业便选择取代外部市场，把相关交易放在公司的内部进行，通过这一将中间产品交易过程内部化的做法，便可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4]。与科斯相比，巴克利和卡森将原本只是用来解释企业在国内的形成动机与组织规模扩展原因的内部化概念引入了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他们将内部化理论应用于国际商务，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其国际经营行为，强调技术保护对企业竞争的重要意义，使理论更加贴近现实情况[5]。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长期研究，可以给出内部化理论如下特征：第一，内部化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它是解释跨国公司形成与其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体系。第二，内部化理论对问题分析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外部交易市场的不完全性。第三，内部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市场不完全性的前提下，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且一些交易无法在外部市场实现，此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便有了绕过不完全的中间产品市场来建立内部市场的动力，希望以此来降低交易成本。当这一内部化过程跨越国界，便产生了跨国公司，这一跨越国界的内部化过程就是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6]。第四，内部化理论中，跨国公司国际行为的核心因素是中间产品，当这一中间产品是知识时，企业内部化的动机尤为强烈。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文化距离，文化距离导致了市场交易成本、产权保护的难度和外资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均有增加，此时跨国公司便需要通过内部化来降低成本，保护产权，促进知识产品内部转移[7]。第五，内部化的标准为内部化的收益与成本。内部化收益来自于以下五种情况：于因时滞而不完善的期货市场获利;对中间产品实行区别定价获利;交易双方均有垄断实力时，通过内部化稳定交易获利;买卖双方对交易标的的价格信息获取不对称时，通过内部化改变其所有权获利;减少国际市场上的政府干预，避免关税、文化、政策等不稳定性而获利[8]。内部化的成本包含跨国企业上下层级之间沟通交流的成本，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完成内部化过程所需要的资源成本和国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情况。当所有这些内部化的成本之和小于跨国公司所获得的收益时，内部化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二、内部化理论的优势与局限性

内部化理论自提出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对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其国际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解释。但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由于内部化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距今已有几十年之久，由于国际经贸环境随着时间发生着迅速巨大的变化，内部化理论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内部化理论的优势与局限性，分析其成因，才能根据实践加以完善、补充与发展，最终更好地解释跨国公司的行为。

优势方面，张岩贵（1985）认为，内部化理论主要有四个优势：考虑到二战后科技突飞猛进带来的技术知识这一特殊的中间产品使市场失灵加剧;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假设前提是明确且符合实际的;明确地辨析了长短期分析;将企业在国内的内部化与跨国的内部化进行了合并，将研究国内企业的理论（如科斯定理）移植到了跨国公司这一领域中[7]。实证方面，毛劲松（2014）通过分析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案例，得出了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会伴随着其固定成本和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增加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内部化理论的正确性[9]。内部化理论在提出的时候，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突破，不仅研究跨国公司相应行为的动机，还丰富补充了国际分工和产品交换等方面的理论。同时，它在当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可以解释并指导跨国公司的行为。

局限性方面，随着时间发展，内部化理论的解释能力已经逐渐变弱，并暴露出了一些局限性。陈泽明和陈晓红（2002）认为内部化理论具有以下缺陷：方法论方面，它研究的是某一阶段一个国家的特定企业，研究结果与客观发展的现实相比具有静态性;内部化理论存在片面性，它只关注了单方向的投资，这与现实中双向投资是不相符的;认识方面，内部化理论把交易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绝对、静态地看待，忽视了其相对性、动态性和相互替代性[10]。实际上，跨国投资并未如该理论所说更多地流向闭塞落后、成本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反而流入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也印证了理论的不足之处。另外，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内部化理论总是将跨国公司的行为动机聚焦在降低交易成本上，但跨国公司的实际动机并不仅仅是降低成本，更希望获得并整合全球各地的资源，利用各地不同的区位优势，最终达到提高竞争优势的目的[11]。另一方面，内部化理论只能对跨国公司的纵向并购进行部分解释对横向并购与混合并购则无能为力，这也是其不完备所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局限性，王国顺和来特（2006）认为原因主要来自继承和自身固有两个方面[6]。从继承性来看，内部化理论继承了交易成本理论中的治理模式收益的外生性，实际上跨国企业的垄断优势是有内生化的可能的;内部化理论还继承了交易成本理论中的一个隐藏假设——相对于外部市场，公司内部对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事实上，当内部化成本大于收益时，这一假设便存在谬误，内部化理论过于强调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作用[12]。自身固有的局限性方面：巴克利与卡森在提出内部化理论时，对跨国经营行为只考虑了可计算的风险，而对不确定性重视程度欠缺;其次，内部化理论在考虑交易成本与内部化活动时对人与企业的理性程度考慮不同，具有不对称性，这与现实有明显偏差。以上原因的综合再加上全球经贸环境的飞速变化，跨国公司的行为日趋复杂，单一的理论已经无法对其进行良好的解释，以上的因素共同造成了内部化理论的局限性。

三、内部化理论的发展与丰富

鉴于内部化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与不足，几十年来，学者们开始尝试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历和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对内部化理论进行不断完善、补充、发展与丰富，并引入垄断优势、区位优势等概念;视角从原本的微观扩大至宏观，不仅聚焦企业，也关注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东道国对其行为产生的影响;在原有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具体实践等方法，逐渐成熟了内部化理论。

在内部化理论丰富发展的历程中，英国学者邓宁（John H.Dunning）在1977年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这一理论融合了几十年来的内部化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和区位理论，可以说是在内部化理论之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代表性理论。邓宁（1979）认为，企业若想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同时满足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内部化优势（I）[13]。这三个优势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互相影响的，它们共同决定着企业能否及采取什么方法进行国际直接投资[14]。林季红（2007）认为，早期的国际折衷理论对于内部化的看法与卡森和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是一致的，都将内部化视为企业使用其所有权要素将中间产品市场内部化。但后来邓宁修改了内部化的概念，他将内部化广义地看做企业使用或转移它所拥有的资产所有权优势，并以之为基础从事价值增值活动[15]。当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国际折衷理论包含的因素多，其中对所有权优势的解释复杂烦琐且与内部化优势在定义上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同时，国际折衷理论没有说明其中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所以在解释具体现象的能力有所欠缺，这一点不符合严密理论体系的要求[16]。

如今，内部化理论随环境变化也已经有了新的发展，以下是两种主流、认可度较高的理论。其一是组织能力理论，它与以交易为基本单位，关注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理论不同，组织能力理论以企业整体为研究单位，更关注企业能力及科层失灵问题[6]。另一个沿用至今的理论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网络理论，它认为，跨国公司之间可通过建立合作互信的关系来完成技术、知识等资源的共享，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17]。网络理论在解释当今跨国公司的行为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研究对象方面，内部化理论出现时，世界上的跨国公司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参与度并不高，故此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结论多来自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验，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特点，所以一些学者开始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对内部化理论进行了验证和补充。王国顺和来特（2006）对中国电子信息类制造业企业进行了研究。他们收集了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和经营数据，发现内部化理论只有一部分得到了验证，但在解释我国企业国际化成长时仍存在偏差[18]。裴长洪和樊瑛（2010）则结合中国国情探讨我国跨国公司进行内部化的动机。他们认为，在我国，由于决策时企业利益需让步于国家利益，故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以获得资本收益为目的的国际直接投资，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多受政府的政策驱动，更多着眼于宏观经济利益，微观层面上跨国公司的收益为辅[19]。因此，在研究跨国公司时，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视为完全相同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偏颇的，应多关注我国的独特之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内部化理论的综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由于国际经贸环境变化和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发展，内部化理论也在不断地进化。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领域，从最初的科斯定理奠定理论基础、海默开创起点，到卡森和巴克利正式提出内部化理论、拉戈曼将其完善成型，内部化理论逐渐成为了这一领域中的关键理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内部化理论的局限性开始显露。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提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邓宁在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融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提出了更加完备的国际折衷理论。随着国际生产、分工、商业活动的形式和内涵再次变化，又出现了组织理论、网络理论等学说，但其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内部化理论的影响，故对内部化理论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上，未来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应关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和其他公司越来越多的横向合作需求，更加关注国际分工的变化和发展。如今企业之间已不再是价值链中不同层级间简单的纵向关系，而是价值网络里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20]，所以学界应对内部化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更新与进化，尤其是要在内部化理论的具体适用范围和应用方法上做深入研究，使其能起到现实指导的作用。

第二，跨国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国际直接投資理论，并以此指导其行为。具体来看，对于依赖核心能力的替代性活动和对核心能力有潜在影响的替代性活动，跨国公司应采取内部化的方式;而对于依赖非核心能力的活动和互补性的活动，跨国公司则应根据其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和公司现在是否拥有成熟的伙伴关系来决定采取内部化或外包的方式[21]。对我国而言，我国的跨国公司应根据如今时代的变化，认识到各理论的长处及其局限性，合理选择并利用各项理论，不可死板教条。我国的跨国公司应着力于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积极融入国际价值网络中，努力打破低端锁定，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移动，选择合适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鱼金涛.关于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1，（9）：8-10.

[2]  刘兵权，彭菲娅.科斯、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增长理论与内部化理论[J].兰州学刊，2007，（8）：33，48-49.

[3]  黄绍鹏.内部化理论及其思想渊源的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3.

[4]  P J Buckley，M Casson.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Springer，1976.

[5]  高健.跨国公司主流理论的发展回顾及其政策意义评述[J].知识经济，2007，（8）：83-87.

[6]  王国顺，来特.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内部化理论述评[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1）：56-61.

[7]  王进猛，徐玉华，沈志渔.文化距离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J].学术研究，2019，（8）：98-178.

[8]  张岩贵.内部化理论评介[J].经济学动态，1985，（3）：60-65.

[9]  毛劲松.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FDI——以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D].天津：南开大学，2014.

[10]  陈泽明，陈晓红.内部化理论述评——兼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J].理论研究，2002，（8）：23-24.

[11]  林季红.试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J].中国经济问题，2006，（4）：25-31.

[12]  Madhok A.Cost value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mode：the transaction and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39-61.

[13]  Dunning J H.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in defence of the eclectic theory[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 statistics，1979，41（4）：269-295.

[14]  杨增雄，唐嘉庚.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及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启示[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3）：46-50.

[15]  林季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局限及进一步发展的新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07，（9）：93-107.

[16]  阎建东.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述评[J].南开经济研究，1994，（1）：22，57-61.

[17]  韩薪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8，（5）：53-54.

[18]  王国顺，来特.企业国际化与治理选择：内部化理论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06，（1）：13-17.

[19]  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7）：45-54.

[20]  杜晓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模式：内部化、外部化与趋势[J].国际贸易问题，2005，（8）：68-73.

[21]  刘海虹，王长征.内部化与外包——企业价值链活动范围的确定[J].管理世界，2003，（8）：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