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小康年

编前语

实现全民小康教育，2020年是国家全面脱贫奔小康的收官之年;毫无疑问，2020年的中国教育也要全面达到“小康”。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经济生活与教育事业的绝对贫困即将画上句号。教育事业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条件。科技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相互助力，相互影响，促进教育公平。有专家提出，我国教育是忧心忡忡地迈进了“教育小康年”;“教育小康”关键要看全国大中小学生是不是真的享受到小康的实惠：从一人一策的到位帮扶，到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再到推动信息技术普及，助力贫困生上网课，乃至慈善助学机构尊重贫困生尊严;小康时代的教育，有尊严的完整教育时代已经来临。

2020：梦想就在眼前

2019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冲刺阶段，全国教育人迎难而上，将人才、科研、文化优势转化为脱贫“利器”，书写了新的篇章。

聚焦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成为三大重点工作任务，努力补齐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短板。抓好控辍保学，是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一系列文件密集出台，为打好控辍保学攻坚战保驾护航。

“培养一名技工，致富一个家庭。”过去一年，职业教育发挥了在攻克深度贫困地区堡垒中的突击作用，为贫困学子改变命运、实现出彩人生创造了条件。

高校正成为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自2012年44所直属高校纳入国家定点扶贫工作体系以来，各直属高校把自身特色优势与定点扶贫县发展短板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高校品牌”的特色扶贫路径。2020年，75所直属高校投入扶贫，20个县实现脱贫摘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中小学生减负一直备受关注，2018年底，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减负30条”，此后，宁夏、重庆等20余省市区份陆续出台地方实施方案。伴随地方方案的实施，部分家长对减负提出质疑。这场争论背后，实际是对家长、政府等各方在减负观念和目标上的纠偏：减负并非让学生没有负担，而是要让负担保持在适度范围之内。这一年，随着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触角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全国教育，正在阔步迈向公平而有质量的目标。

“小康”解读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建设目标。1960年，四个现代化被全国人大正式列为国家战略目标。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是小康概念首次在国家层面被提出来。邓小平说：“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中国“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思：“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數，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2013年发布的《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测算，到1999年我国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0美元，到2013年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0万亿人民币大关，我国进入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到1999年底，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达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1%，小学和初中升学率分别为94.4%和50%。1999年底成人识字率达87.6%，超过85%的小康标准值。到2000年底，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比为4.7%。

在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中，对于教育有明确的数字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参照国际上常用的衡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考虑我国国情，从十个方面形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其中明确提出教育标准：国内人均大学入学率20%。在2013年前后，我国大学入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力度的加大，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我国大学入学率到2015年达到15%。当时预计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20%，达到25%。

2019年6月，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2019年，由于高职将扩招100万，毛入学率将首次突破50%。这个数据意味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普及化，这是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跨越。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民众最实在的感受是高考的录取率。我国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6%增长到2018年的81.13%，是20年前的2.4倍。虽然2019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超过千万，但是以2018年的招生790.99万为基数，加上高职扩招的100万，2019年招生数900万，也就是说高考的录取率几近90%。这意味着，所有高中应届毕业生，只要想上大学，就有90%的概率可以上，这足以说明高等教育确实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总人口中，大学生比例低于10%，严格的说是9.5%（不含大专4%）。这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没有上过大学。但这不影响实现适龄青年入学率超过20%这个目标。统计局第六次普查的2017年全国21岁同龄人受教育程度的数据显示：约28.2%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不含大专的话是13%）;全国21岁同龄人中，71.8%的人没考上大学，50.8%的人没考上高中，6.7%的人没考上初中。

28.2%，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小康标准的20%，以及早年预计的上限25%。而且2017年21岁的大学生大多数应该是在2015年前后入学的，在那之后，大学录取率继续上升。近几年大学录取数字：2015年，录取700万人，录取率75%;2016年 录取人数为760万人，录取率达到76.3%;2017年 录取人数为810万人，录取率达到80.37%;2018年 录取人数为830万人，录取率达到81.13%;2019年全国高校录取820万人，录取率为79.53%，略低于2018年。不管怎样，这个录取率已达到小康社会对教育的要求。

2010年8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中国教育发展现状满意度调查。综合调查结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得出2009年至2010年度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67.6分，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五项指标中，对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最差，其指数为53.6分。

2018年8月，《小康》杂志会再次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进行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8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82.0分，比上年提高6.0分，一举突破了80分大关。

辍学娃的“人生规划”

2019年12月，山东省庆云县庆云四中八年级（15）班一名女生在班会上这样介绍自己：“我叫程思瑜，竞选的职位是班长。我想通过这个机会为更多同学服务，让咱们班变得越来越好。”在40多位同学注目下，程思瑜额头冒汗，这个曾因家庭贫困打算辍学的14岁女孩，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班委候选人。

幼年丧父，母亲改嫁，2013年爷爷突发心脏病去世后，程思瑜和奶奶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虽然学杂费有了基本保障，但她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不想学习，只想帮着奶奶干活、养家糊口。”小小年纪的她打定主意，读完六年级就不再读书。

庆云县推出的“三帮一”教育扶贫模式，彻底改变了程思瑜的“人生规划”，“三帮一”即“干部+老師+爱心企业家”精准结对贫孤学生。2017年，帮扶活动启动后，程思瑜被认定为帮扶对象。庆云县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智勇、庆云四中教师边德星、四川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党杰共同与程思瑜“结成对子”。因此，她被接到庆云四中读书，生活和学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三人组合”分别负责孩子们的家庭事务处理、精神上关怀;教师主要是学有所教，对孩子们学习上所有的问题，积极帮扶，积极解决;爱心企业家主要是帮助孩子们学习物质所需，解决孩子们的家庭经济困难。

边德星先是鼓励程思瑜参加班级活动，帮班里做事，逐渐打开孩子封闭的内心。然后是补习功课，“开始时是每天补习知识薄弱点，成绩提高后，隔两三天再补习一次。”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程思瑜的烦心事少了;帮扶老师守在身边，她放在学习上的心思多了。“这么多人帮助我，我只能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他们。”程思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天，程思瑜因为发烧耽误了一节课。边德星在课余时间去给她补补课。程思瑜说：“3年来，在边老师、党叔叔和陈伯伯的帮助下，我的学习和生活都得到了改变：在学习上，老师会为我解除疑难杂症，为我一一解答问题;生活上，党叔叔和陈伯伯常常来家里和我聊天，为我排解心头上的疙瘩。我很感谢他们。”

边德星这样评价程思瑜：“成绩一直在进步，她的性格也开朗了很多，自信心增强了。”得益于庆云县实施的“三帮一”创新助学体系，程思瑜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送教到人 ，送网上门

2019年9月，重庆市大足区龙岗中学开展教育扶贫，为特殊贫困家庭学生“建卡送教”，不让他们在学习上掉队。

“你可以先记一下这些英语单词，自己先预习课文……”几天前，龙岗中学区级骨干教师周平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英语课，课堂就在一名建卡贫困户学生家中。当天，龙岗中学校长雷明平带领该校教师等一行6人，来到大足区棠香街道东关社区，为生病在家休养的该校建卡贫困户学生杨红兰送教上门。来到杨红兰家，老师先向家长详细了解杨红兰的身体状况，鼓励家长坚强面对病情，鼓励学生积极地战胜疾病。他们给杨红兰送来新课本、作业本等学习用品和牛奶等营养品，对她的学习进行辅导。在对杨红兰的学习能力、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估后，结合实际情况，老师们当即与她商定了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鼓励她在养病之中，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学习，跟上年级的学习进度。

目睹这一切，杨红兰的奶奶激动地说：“国家政策太好了，不但给我家贫困补助，还让娃儿在家里就能上学……感谢老师们对我孙女的关心！”

目前，龙岗中学的适龄学生全部就学，一个不少;贫困生全部受到资助，一个不落。雷明平表示，学校将继续坚持送教上门活动，使教育精准扶贫落到实处，让所有孩子都看到明媚的蓝天。2020年开年，在家上学成为贫困学生家庭面临的新难题。重庆市大足区教委精准施策，加强关爱，确保全区的757名贫困生都能线上学习，网上在线学习“一个都不少”。

周香缘、周飞瑶同学是一对姐妹花，她们在大足区龙岗一小分别就读六年级和四年级，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学校上报区教委后，将姐妹俩纳入了捐助名单，决定赠送她们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平板电脑。在学校的帮助下，周香缘、周飞瑶还享受了免费网络套餐，以及大足有线教育频道免费观看的服务。

2020年 3月，深圳市福田区为河源市和平县送来一批平板电脑，帮助和平县42个省定贫困村886名学子顺利接受网络教学，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在上陵村扶贫助理黄素琼的指导下，9岁的慧娟很快就学会了在新的平板电脑上上网课。慧娟在上三年级，还有一个妹妹也在上小学，因为缺少设备，之前都是轮流用手机看直播课程，学习效果不理想。拿到平板电脑后，慧娟说：“现在，我也可上网课了。”

工学交替，家庭“新希望”

2019年暑期，陕西省汉中市洋县职教中心组织140名学生到苏州紫翔电子、宁波方太厨具进行了为期86天的“工学交替”跟岗实习。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53名学生人均收入超过1.9万元。

白琼是洋州街道办事处东联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妹妹在上小学，爷爷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父亲务工是他们家庭唯一收入来源，白琼在“工学交替”期间挣了2万多元。每月薪资一到账，白琼第一时间将钱寄给自己父亲，父亲白涛说：“女儿一共寄了1.6万元，还给爷爷买了治病的药。”

据学校统计，参加跟岗实习的53名贫困学生，将85%以上的薪资寄给了父母。他们的“第一桶金”成了全家脱贫奔小康的“新希望”。“以前上课能学多少是多少，实习时才发现很多知识不会，走了许多弯路。现在上课更认真了，课后还经常找老师解答问题。”学生韩琦说道。“通过真实岗位上的真学实做，学生们感受到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学习劲头更足了，学习方向更明确了。”该中心招生就业处副主任何晓波说道。

翻开洋县职教中心2019年暑期跟岗实习学生手册，上面详细记录着驻厂教师每天的工作内容和突发事件处理情况。实习期间，学校派出4名教师作为学生的“实习导师”，除了负责学生的安全、考勤、生活外，还经常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教育，帮助学生明确职业规划，为人生未来奠定基础。外出实习还让学生懂得了立志。郑土杰是金水镇许家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暑期实习他第一次走出大山，实习间隙，郑土杰和他的同学还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展研学活动，“中国桥”彰显的大国自信，让他倍感自豪，也让他在心中立下远大志向。和郑土杰一样，参加“工学交替”的53名贫困学生都是第一次走出家乡，这次实习带给他们更多的是眼界的开阔和思维的转变。

据了解，该中心已经连续4年组织学生到南方企业开展“工学交替”，先后有430名学生通过该活动实现了“强技、立志”的人生目标。

“有尊严”的助学

“教育小康”保障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生存条件，还有人格上的平等和尊严。

2019年8月，安徽省马鞍山市慈善总会举行2019年度“慈善助学”助学款发放仪式，234名寒门学子获得慈善助学金，圆了大学梦。与往年不同的是，为体现人本理念，让贫困学生有尊严地受助，马鞍山市慈善总会不再邀请受助学生到发放仪式现场“亮相”，改由各县区慈善机构代领代发助学金。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源爱心助学，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学子的助学力度。

2019年的马鞍山市慈善助学金发放现场，简朴而又热烈。整个现场，不见一个受助学生。所有受助学生的助学金，均由各县区、开发园区民政及慈善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代领代发。 “今年，我们没有邀请受助学生代表到发放仪式现场，也不安排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受助学生，为的就是有效保护贫困生的隐私，呵护贫困生的尊严，让贫困生能‘体面地接受帮助。”马鞍山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国家及省相关部门出台规定，要求各地在各类助学活动中，注意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

马鞍山市慈善总会一方面做好受助学生的资格审核，确保慈善助学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对贫困生资助过程的隐私保护，让慈善助学活动更合规、更有爱、更有温度。马鞍山市2019年的“慈善助学”活动，共发放助学款67.7万元。所资助的234名贫困学生，来自各县区低保贫困家庭及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这一年，是马鞍山市慈善助学圆梦行动的第19个年头，通过慈善助学这一平台，受到资助的困难學子已超过1万人次，累计发放助学款近2000万元。 马鞍山经贸学校教师侯树婷介绍说：“2019年，我们学校有171人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967人享受市级助学金，国家免学费学生1622人，另外还有3名同学享受了国家奖学金。”

马鞍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2019年，国家加大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扩大了资助范围。高职院校国家助学金发放资助面提高到了在校生的30%，平均标准为每生每年3300元;中职学校增加了国家奖学金政策，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每生每年6000元;义务教育阶段对建档立卡学生、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和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家庭经济困难的非寄宿生补助生活费，标准为寄宿生的50%。这一标准基本覆盖了所有的贫困生。

同步课堂提升乡村教学

首都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谢维和教授介绍说，在美国劳动部、商业部、教育部等联合作出的《21世纪工作技能报告》中，就失业人口列出了两项指标：一是失业比例，一是丢掉一份工作与重新找到一份工作的时间差。报告分析表明，学历越高，失业比例越低，而且在丢掉一份工作和重新获得一份工作之间的间隔时间越短。“学历越高、文化程度越高，在高收入阶层中的比例就越高。”谢维和说，“学历、文化程度与收入是正相关的，而且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是很显著的。”“缩小农村教育跟城市教育的差距，缩小地区间教育的差距。这将是我们是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惠及十几亿人的、更加公平的小康社会，要求我们的教育更加公平。”

城市居民，尤其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子女创设优越环境，小学、中学更要千方百计上“重点”，为此，花重金、找关系、搬家转户口，都在所不惜，一切都为了子女将来上更好的大学。许多大城市高考录取率已达百分之七八十，上大学不难，但家长仍很紧张，因为上好大学仍然很难。

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更多，留守儿童已成社会问题。乡村学生如何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如何在成长道路上与城市学生拉近距离甚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困扰中国教育多年的问题，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技进步，我国逐步实现科技现代化，终于等来了解决的办法。

2019年，“全面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推进1000所中小学校结对帮扶，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浙江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同年9月，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小学高溪校区新安装的“浙善城乡同步课堂”里，参加启动仪式的嘉宾们和丽水各区县乡村小学的教师代表一起体验“互联网+义务教育”：位于城区的刘英小学五年级数学老师吴伟波在上《分数的再认识》，巨溪校区的孩子们和莲小高溪校区里的“大朋友”们也跟着一起听课，问候、提问、对话，都是实时互动，就和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一样。就在这一天， “浙善城乡同步课堂”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浙善城乡同步课堂”公益项目计划于一年内分两批先后向丽水市、衢州市各捐赠50套同步课堂硬件设备，安装到相关县市区结对的乡村学校（主要是小规模学校），在100所小规模小学校打造100个城乡常态化同步教学试点，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平教育人人受益”贡献慈善公益的力量。

莲小高溪校区教师邱真表示，在城区的小学上公开课，被同步课堂里的交互智能平板一体机、录播设备所吸引，希望自己的学校也能有一套。9月25日，她第一次看到同步课堂真正使城乡互动起来。主课堂教师吴伟波时不时会询问巨溪校区的学生有没有听懂。他也会面对着屏幕，直接向巨溪的孩子们提问：“你们觉得什么是二分之一？”巨溪校区的数学老师叶婉莹鼓励孩子们举手，有两个小女生先后回答了这个问题，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赞许。动手环节，刘英小学的孩子们上台平分黑板上的12个“圆”，巨溪校区的孩子就在叶婉莹老师的指导下，分小组完成同样的任务。

邱真一直在莲都区最偏远的乡村小学教学，去那个村子要经过三百道弯。因为上学要翻过山头，于是哥哥姐姐都带着弟弟妹妹住校，几乎没有机会看一看山外的世界。邱真说，不光孩子们受益，教师也受益;前段时间，莲都区人民路小学请了国学专家和老师们开展教研活动，与他们结对的泄川校区的老师，就可以通过同步课堂一起上课。

城乡同步教育体验结束后，又切换到城乡同步教研，不同学校的老师通过同步课堂，和丽水市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沈武君一起“磨课”。在城鄉同步课堂中，乡村老师要和城市里的老师一起备课、教研，对乡村老师而言，每堂课也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教育专家顾明远表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是在农村。“我在这里说的农村，也包括以农业为基础的县城。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顾明远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适龄儿童不会因为经济条件差而辍学。但是，中国的农村教育仍然面临很多困难。

顾明远认为，农村更需要科技手段促进教育变革。

小康教育：迈向公平与质量

素质教育：一种新的价值观

在国家发布的教育类文件的英文翻译中，素质教育被译为well rounded education，即全面教育。素质教育和“文革”期间样板戏主人公的“高大全”人物（well rounded person）的译法一致，这两个概念都是中国人提出来，然后被吸收到英文中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教育界提出学校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之后，“素质教育”一词多次被写进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并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体现为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实践。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就说明党和国家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高度来认识教育的真正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应该是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的应有之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素质教育不是权宜之计，更不只是一种新提法而已。素质教育不仅有具体的、操作性的意义和内容，更重要的是素质教育具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本质意义——在于它的思想性和时代性，在于它提出了新的教育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观影响着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它必然会提升为某种理论、方针、政策，指导整个国民教育的实施;也会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教育工作者，影响他们的知、情、意、行，并以各种形式影响青少年学生。

素质教育强调学生有个性的发展。学生有个性的发展是学生自身发展的落脚点和最终体现。应试教育因为过于强调统一的标准和筛选淘汰，不可能认真地去关心不同学生的个性的发展。肯定共同性而否定个别性的是这种教育的价值取向，由此，对于在共同性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则不得不放松甚至放弃教育。而在素质教育中每位学生都受到同样的重视，学生不同的特点都受到尊重，并且主张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评价方式等各个方面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

素质教育是大众的教育。近代以来，是英才教育还是大众教育一直是不同的教育理想和政策的根本分歧。大众教育并不排斥英才教育，并且为英才的成长提供多种可能，但在制定教育政策，安排教育财政时，不再将英才教育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而是以多数人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小康教育的重新审视

“2019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52.4%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在评价内容方面，过多侧重学科知识特别是课本上的知识，忽视考查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综合素质。推动中国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是无数家长的共同心愿和期待，66.4%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应试教育”。

虽然我国针对教育不断进行深化改革、强调素质教育，但应试教育的问题仍然突出。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要改变这一形势，需要从高考指挥棒入手，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教育评价体系。“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种方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需要打破‘唯分数的单一评价方式。”有人说，2020年的一场疫情把素质教育落实了。能够严格自律的人，无论是在校学习，还是居家学习，都绝对不会差。2020年因为特殊原因，学校迟迟不能开学，即使是开学最早的青海省高三年级，也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时间。很多人认为推迟开学，上网课，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而有教育专家认为，2020年高考中脱颖而出的，就是人才，不是为了应试拼命备考的结果，而是自我提高素质的结果。

他们认为，网课教学环境，能够让真正的人才冒出来，他们的分数就是素质的体现，因为这些学生，都有很强的自律性，有很强的自控能力。这些学生，能够严格制订并执行自己的学习计划，这是一种最体现素质的因素，在没有老师督促的情况下，完成学习计划。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或是出于学习的兴趣，或是出于良好的习惯，或是出于对责任的理解。

新目标：公平而有质量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

教育公平与否，事关每个孩子的成长和幸福。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近年来，国家连续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从“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到包括清华大学“自强计划”、人民大学“圆梦计划”等名校招生政策，措施不同，但目标一致——拓宽贫困生进入名校的渠道，让更多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得以实现。

但是，事实上，城乡教育差距问题依然突出。“现在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的城市、首都与其他城市教育，最根本的差距在教师。”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朱永新看来，村里的好教师到镇上去，镇上的好教师到县里，县里的好教师到市里，市里的好教师到省会去，省会的好教师到北京、上海、深圳去，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怎么应对和遏制这种现象？一方面要通过加大乡村教师支持补贴力度，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去，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调动退休教师、知识分子、科学家等民间志愿者的力量。

国家早已认识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于2015年6月开始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通过对湖北、河南、安徽、四川、云南、陕西等省12个县（区）120余所农村中小学进行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得出的结论是：该计划实施3年来，效果明显，初步解决了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成都乾跃教育集团磨难课程实施多年，已吸引大批大学生与教育志愿者参与，“读好书”与“好习惯效能养成”成为当地学生家长信奉的“霸气项目”，接受有质量的教育已成为学生与家长的自觉意愿。

2020年，已走过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门槛上，作为“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实现义务教育全面保障。过去的一年，教育部把控辍保学摆在“重中之重”，纳入2019年“奋进之笔”，密集出台了一个接一个的文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精准控辍长效机制。这一年，政府在兜住义务教育质量的底线上持续发力，义务教育“城挤村弱”得到有效缓解，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本期照片均为成都乾跃教育集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