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互动、系统性错误知觉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

摘 要 自建交以来，中美长期保持战略稳定主要得益于两国在不对称关系框架下每一方都认为得到了对方最低程度的承认和尊重。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中美实力对比日益缩小，美国打破此前中美不对称关系的机制平衡，两国间不对称关系互动呈现出非常态的发展变化。这一互动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中美不对等关注感知和系统性错误知觉，进而极大地动摇了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础。受权力对比渐进化影响，中美两国关系未来一段时间性质定位仍会处于战略调适的过渡期，管理好双边不对称关系对实现中美两国战略再稳定愈加重要。作为原有守成国和后发崛起国，美国与中国应共同携手努力管理好两国间的不对称关系，通过防范化解及合理处置当前双边关系面临的风险，防止彼此间敌人意象错误知觉的螺旋升级，并推动实现两国关系的战略再稳定。

关键词 不对称互动 系统性错误知觉 中美关系 战略稳定

一、问题的提出：不对称与中美战略稳定关系

大国间的战略稳定，尤其是中美两国的战略稳定始终是国际政治领域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最早源于美苏两国冷战时期战略力量博弈，通常被描述为危机的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的稳定性。除了传统定义外，这一概念还被用來解释核大国之间没有冲突，或更广泛地用来描述以和平与和谐关系为特征的全球秩序。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确定了战略稳定一词的三大用法：（1）国家间缺乏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激励措施（危机稳定性）和缺乏建立核力量的激励措施（军备竞赛稳定性）;（2）核武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3）以及国家享有和平、和谐关系的区域或全球安全环境。战略稳定取决于主要国家力量平衡的作用范围，可以是全球的、地区的稳定，同时也可以是有关多边的、双边关系的稳定。目前，作为一种大国平衡状态，战略稳定已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大国间的核关系，而是较大范围地涵盖了这些国家更普遍的政治军事关系，既可视为大国间核力量的威慑平衡，又可理解为客观的国际战略稳定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抑或是国家关于大国关系稳定化的一种战略观。

中美两国战略稳定的初现大致与20世纪 70 年代末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步，涵盖了与战略武器密不可分的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关系。事实上，中美的战略稳定为近40年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中美战略稳定表现为两国战略关系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使双方对彼此的地位感到满意，不寻求改变这种关系。此外，中美战略稳定促进双方都获得对彼此战略的了解，进而双方都不会显著改变这种关系，或者至少一方有足够的预警能采取纠正行动。进入21世纪，尽管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但维护双边战略稳定的重要性仍是中美推动发展两国关系的首要考量。2010年美国国防部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首次提出致力于与中国建立更稳定的、有弹性的和透明的战略合作关系，并就战略稳定问题开启高级别的双边对话。中国国家领导人于2012年正式提出构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曾一度成为两国保持战略稳定新的框架。总的来说，维持和发展稳定的战略关系始终是中美两国追求的目标趋向。

近几年来，中美实力差距的持续缩小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美国单方面调整和改变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正日益动摇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早在2014年，美国国内就开启了对华政策大辩论，主流强硬派相继推出“对华接触失败论”“修改对华战略论”等观点，一致认为崛起的中国将对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和挑战。经过几轮辩论，美国国内两大党派已基本达成共识，过去指导对华政策的核心假设和预期已经不再有效，美国需要重新调整与中国的战略关系。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对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表述，不仅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力量”和“战略竞争者”，同时宣称美国必须摆脱幻想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战略竞争。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更被外界广泛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型的正式宣言。随着美国主动打响与中国的贸易战，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作为中美战略稳定“压舱石”的作用已趋于弱化，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也正倾向于向军事安全领域蔓延。所有的迹象表明，如今的中美关系正处于一场敌对竞争的边缘，而两国长期依赖建立起来的战略稳定关系正受到严重的破坏。

针对中美战略稳定这个议题，国内外学界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些学者从历史演进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美战略稳定关系。鹿音以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及国际安全环境变化为基础，对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认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形成与中国核力量的进步、美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鹿音.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演进 [J].当代美国评论，2017（2）： 22-23.托马斯·芬加（Thomas Fingar）等人通过追溯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指出了两国间长期维持战略稳定关系的几个重要支柱，不仅包括冷战时期核能力和共同敌人，同时还涵盖了苏联解体后两国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相互促进的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对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依赖。 在研究中也指出，中美两国在冷战结束后大部分时间里的双向战略融合使得两国关系总体趋于稳定，其包含了美国历届政府所寻求的“接触”政策和中国历代领导人所秉承的“韬光养晦”战略。

学者们还从多个具体层面考察了影响中美战略稳定的主要因素。阎学通提出了中美“假朋友”策略，强调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和获得的预期，而认知与现实之间的一致与否决定着中美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格洛瑟曼（Brad Glosserman）和埃莱妮·埃克梅克奇奥卢（Eleni Ekmektsioglou）坚持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核威慑仍是确保中美战略稳定的关键因素，建立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两国在冷战后新核时代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宋国友等人则通过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评估，强调体量巨大的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战略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宋国友，张家铭. 从战略稳定到战略冲突？中美建交40年的经贸关系发展评估 [J]. 美国问题研究，2018（2）： 13-28.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强调了中美实力消长连同各自战略选择变化对中美战略稳定所产生的影响。金灿荣等人指出，中美实力对比日益接近动摇了两国战略稳定的基础，而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导致了双边关系不确定性的增大。拉特纳（Ely Ratner）则认为，中国在崛起背景下所采取“锋芒毕露”的对外政策导致中美两国矛盾增多，进而破坏了两国的战略稳定关系。

总体上看，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中美间的战略稳定关系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同时也存在着对当前两国关系中所呈现的战略不稳定态势解释不足及应对缺失的问题。相比之下，通过考察两国不对称关系互动的变化，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中美战略关系趋向于不稳定的内在机理，同时还有助于为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再稳定提供一个新的路径。因此，本文尝试借助不对称理论的分析框架，以中美两国不对称互动变化为视角，对中美当前走向战略不稳定这一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究，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重新实现战略稳定的方式方法。

二、不对称互动错位：中美不对称关系的再转变

在现实世界中，国家间不对称关系始终是国际政治中最为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很大一部分呈现为不对称的结构关系。虽然理论上国际社会由众多彼此平等的国家所组成，但在实际国际体系中各国所处的地位和层次则完全不同，主要体现为具有不对称权力的结构关系。这一关系由国家实力的差异所定义，包含以人口为代表的人力资源规模、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能力及以军事支出为代表的军事能力等几个方面。当国家间存在上述实力上的不平等，国家间就形成了一種不对称关系，而这种不对称关系通常表现为国家互动而形成的动态变化关系。

常态化或稳定性的不对称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之上的，双方都承担着不同的义务。具体来说，较强一方必须承认较弱一方的自主性，尊重较弱一方的空间、利益和身份。如果没有获得这样的承认，较弱一方的利益和身份将会受到较强一方更大的实力所威胁。相反，较弱一方需要尊重它与较强一方实际不平等的权力，承认双边实力的不同，不否定和挑战较强一方。如果较弱一方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挑战者，那么较强的一方就会试图利用其更大的实力来控制较弱一方的野心。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中，自主和尊重是互为补充的，只有两者中达成某种平衡，国家才会理智地确信其切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不以通过先发制人的不对称差异来挑战另一方，双方就会形成正常化的不对称关系，两国的关系也相对趋于稳定;而一方或双方拒绝给予对方最低程度的承认或尊重，两国就会迈向敌对性的非常态化不对称关系，进而造成不对等关注感知和系统性的错误知觉，导致两国关系的持续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美由于实力的巨大差异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关系，同时也因互不承认尊重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持续处于敌对不稳定的状态。直到1979年中美双方建交，两国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敌对性不对称关系向常态化不对称关系的转变，即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地位和自主给予认可，而中国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和身份也予以承认，这种不对称关系结构角色的互动成为此后维持中美关系成熟稳定性的框架结构。从具体实践看，美国在过去40年中试图通过采取对中国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最大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身份、利益和空间。这一时期美国将中国拉入到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使之成为前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为一支合作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为适应美国霸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对美政策不断呈现出更加包容与合作的发展态势，不但根据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自身政策和战略上的调整，同时在“韬光养晦”原则的基础上，将国家战略重点集中在利用有利于国内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事实上，除非涉及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很少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做出挑战，而更多地是积极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支持者和配合者。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国在不对称关系结构背景下双方都认为得到了对方最低程度的承认或尊重，尽管期间中美关系因某些突发事件而发生波动，但两国从根本上保证了长期的战略稳定态势。 这些突发事件包括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

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实力差距明显缩小的趋势逐渐成为改变中美不对称互动的主要变量。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中国走向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国家实力和对外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在全球秩序中日益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国家实力的绝对上升和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大大加速了中国追赶美国的进程，中国开始逐渐进入与美国体量相当的时代。从人口规模来看，中国人口总量仍远远超过美国，约为美国人口总和的4倍，庞大人口赋予的规模优势，保证了中国自身发展和外部竞争的物质基础。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9.4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为12.1万亿美元 [EB/OL].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6&start=1960， 2018-01-31/2019-09-1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未来几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军事力量方面，中国军事力量明显缩小了与其他主要大国的实力差距，随着军事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军队在各领域的进步愈加突出，已经真正成为追赶美国的世界军事强国。综合以上三个因素，可以说中国与美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平等的新时代已经拉开序幕。

中美不对称关系实力结构性的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不对称互动方式的再转变。一般而言，不对称权力结构下的国家很难获得另外国家的确切意图。随着崛起过程中国家实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可能不再像以往那样担心美国相对于自身所保持的优势，但美国却更担心中国对其配合意愿因实力的增强而发生变化。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基本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中国持续相对的增长和稳定的发展却与美国所遭受的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因而逐渐由战略自信转向对中国配合的更加忧虑和敏感，并开始主动对中国发展的自主性日益呈现出防范的态势。实际上，在中美实力对比悬殊日渐缩小的形势下，美国本身已开始打破两国此前所构建起的稳定性不对称关系，中国正以一个“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美国同时也在试图采取先发制人行动限制中国发展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不对称关系结构平衡的变化，导致了美国对中国战略发展自主性认可和中国对美国国际地位尊重的互动错位，进而两国不对称关系日渐呈现出战略矛盾凸显的势头。

三、不对称关注感知：中美系统性错误知觉的产生

在常态化的不对称关系趋于紧张之时，两国实力的差异会造成注意力和视角的差异，并将导致系统性的错误知觉。之所以不对称的错误知觉是系统性（Systemic）的错误知觉，是因为它由关系模式而不是由个体国家及其领导者的特征造成的。也就是说，系统性错误知觉不是个体“错误”的集合，而是一种典型的两国位置处于不对称关系中的倾向，影响着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媒体和大众。在人口、经济和军事有所差异的国家间不对称关系中，双方关系的机会和风险将各不相同，从而引起彼此的不对等关注。鉴于彼此关注的不平等性，相对强国和相对弱国每一方都有一个消极的互补性，过多或过少的關注必然不意味着更好的理解，双方出现的不同感知则进一步导致了系统性错误知觉的产生，即它们往往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对一方行为的解释越来越远离另一方的主观意图，双方关系就会朝不利的方向发展。换言之，两个国家间推断和交错的错误会导致误解的加剧，它们消极的互补性将导致恶性循环，使对对方行为的解释变得越来越远离对方的主观意图，最终可能造成两国的关系的潜在紧张，甚至冲突。

受不对称关系内在结构压力的影响，中美不对称结构的互动变化造就了两国不同的关注和感知，进而引发系统性错误知觉的产生。从不对称关注角度来看，美国虽长期以来视中国为大国，但始终未将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看待，其仅将自身定义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向的是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随着中国日益崛起，美国更多地是希望得到中国的顺从，而不是作为一个平等大国来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然而，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地位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事务，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确认自己新的定位，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影响和冲击愈加成为美国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与之相反，中国作为相对较弱的一方，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占有更大比重的利益，对同美国的关系重视程度更深，投入的精力更多，表现出的自身敏感性和脆弱性也更强。在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渴望追求中美两国关系的平等性，试图获得美国对中国发展更多自主性的承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反应则成为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由此看来，美国对两国关系平等的“相对漠视”与中国对两国平等关系的“过度关注”造成了两国彼此关注程度的极大差异。

中美两国不对称关注的模式为彼此不对称的感知提供了肥沃土壤，进而产生了两国不对称的感知。作为二战后的世界霸主，美国一直拥有确保自身霸权优势的战略惯性，过去几十年来对华战略认知和总体政策取向自然都服从于美国自身霸权战略的维护。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日趋接近，美国对中国崛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和不安，特别是哈佛大学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崛起必将挑战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修斯底德陷阱”理论，更是客观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在中兴美衰的背景下，美国对那些显示中国可能改变地区原有秩序、削弱美国霸权影响力的做法变得愈发敏感。尽管中国在不同场合多次向美国表明不会寻求挑战或代替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但美国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的行动都有着事实上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意图。

基于强大实力、影响力和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美国因素长期以来在中国外交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的态度和行为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内外政策。自2008年开始，中国迅速跻身于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但随之而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反应也成为中国尤为在意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发展自主认可度的下降更是加剧了中国的疑虑感知。此前有一说法在中国国内非常盛行，即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快速超越美国的可能时，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位为对手，并千方百计遏制对手的成长。虽然美国也曾多次在口头上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其战略实施也并非有意针对中国，但现实中美国却无法真正做到尊重中国战略发展利益，如强化在印太的军事存在、巩固亚太同盟伙伴体系、强势介入南海争端等诸多不端行为，无疑向中国暴露出其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打破的中美不对称互动变化使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日趋严重，从而造成双方全面陷入负面感知的螺旋升级。近年来，美国国内已普遍将中国崛起视为潜在威胁，对中国崛起过程中采取的任何政策和行动都始终保持高度战略警惕。作为国家实力对比相对下降的一方，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日益强大必将做出削弱美国霸权地位和影响的举动，从而对中国显示出任何可能有损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做法极其敏感。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一份报告就认为中国在经济、军事、价值观等方面企图系统地破坏美国的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中国立场同时进入到了美国公众的认知体系。受政府官方政策导向的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经历了从模糊不确定的怀疑到相对确定的防范，再到疑虑和担忧明显增加的显著变化，尤其近年来美国媒体将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误导映射到普通公众，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

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对中国崛起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和压力都会加深中国对其战略意图的怀疑和不信任。实践证明，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使中国更有理由相信其最终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霸权，企图牵制甚至阻碍中国的崛起势必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中国已经就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即美国反对中国崛起，其对中国的战略包含了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裂中国及破坏中国的集体领导等若干目标。另外，美国对华消极战略导向也同时削弱了中国与美国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战略意图倍感疑虑。近年来，中国的大众情绪与官方观点互相映衬，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国，中国公众通过主流网站、博客论坛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舆论互动，日益呈现出对美国战略疑虑加深的态势。

综上而言，在中美不对称权力结构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强势要求中国顺从与中国的自主诉求之间显然产生了严重矛盾，两者的目标和诉求因此变得越发不可调和，双边不对称关注和感知最终导致了中美系统性错误知觉的出现。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常常被美国错误解读为对其霸权地位的严重挑战，更加强化了美国对华崛起的遏制及政策的转变。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屡屡施加遏制手段反过来又固化了中国对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认知已经变成了“自证预言”，即两国的行为都反映了它们对对方的感知，“对方是有阴谋的和非善意的”，而这样的行为又强化了另一国的敌意，导致中美关系敌对和冲突的螺旋式上升。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误解和误判得到有效增强，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解释更加偏离自身的主观意图。事实上，中美系统性错误知觉的出现本身具有缓慢的破坏性，而在此基础上两国所形成的态度和采取的行为反过来又会加剧这种错误知觉的升级，形成恶性循环。

四、敌对的螺旋升级：中美呈现出战略不稳定态势

在不对称关系中，两国出现系统性错误知觉的危险之处在于对对方错误感知不断强化所引发行为上的不当，反过来加剧了对另一方的误解和误判，造成敌意螺旋式的上升，进而对双边的战略稳定关系产生严重破坏。就中美两国来说，美国自身衰落过程中将中国一切政策行为都视为威胁，凸显了对中国过度的“恐惧”感知，即崛起中的中国正在加强对美国地位的挑战，美国需要做出必要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在许多方面的政策和行为促进和强化了中国观点的负面效应，即美国正在对中国的自主性构成严重威胁，中国需要被迫做出反击。中美不对称关系间出现错误知觉自然会强化和激励两国不同的感知和行为，形成一个“感知-行为-感知”的恶性循环，日益侵蚀中美两国长期构建形成的战略稳定关系架构。

中美保持战略稳定主要基于国家实力不对称，在此基础上双方建立了互相尊重的感知关系。从实践发展来看，中美不对称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及美国一方主动打破中美不对称互动机制平衡。中升美降的不对称权力结构变化致使美国首先改变认同中国自主发展的轨迹，对中国认为合理的主權维护和国家发展诉求更为敏感，从而阻碍了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知。虽然此前美国公开欢迎中国崛起，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后的“外交自信”似乎令美国感到沮丧，并引发其严重错误感知。自2009年开始，美国国内各界公开声称中国对外言论和行为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并指出中国在人民币贬值、美国对台军售和会晤达赖及与日本、菲律宾海洋争端等诸多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正在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构成严重挑战。然而，美国对中国政策行为并非出于客观的认识理解，而是出于主观的感知和偏见。正如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指出的，美国对中国外交“新自信”的描述不仅低估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关键事件的复杂性，同时也高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为应对中国对美国亚太主导权的“冲击”和“挑战”，奥巴马政府随后主动开启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进程，并通过宣称“重返亚太”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方面扩大对中国防范和遏制的领域和范围，其主要目标就是加固美国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不容许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霸权构成潜在威胁。

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然会加重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同时也势必提升对美国战略的威胁感知程度。尽管美国多次主观强调“亚太再平衡”旨在增强地区安全和经济繁荣，没有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但在中国看来，这一战略不仅是美国对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战略焦虑的产物，同时更是一种遏制中国崛起及阻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应有地位的战略工具。

美国将中国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外，在中日钓鱼岛危机期间给予日本事实上支持，以“航行自由”为由不断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管辖权，加强亚太同盟建设和战略伙伴关系等行为，都被中国视为意在阻挠其在经济、安全和外交等政策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手段。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将压力感知转化为行为动力，最大程度上平衡减小美国对自身所带来的威胁。在经济上，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愿景和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 倡议（BRI），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同时明确支持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倡议（RCEP）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在政治上，中国致力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尤其积极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同时还提出了中国亚洲安全观及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等重大倡议。在军事上，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经常性巡逻，同时在位于南沙群岛的几个珊瑚礁进行了正当的开垦和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上述举措与这一时期国家实力跃升和外交政策调整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节节攀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不但拉近了与美国力量的距离，更是朝着超越美国的方向挺进。鉴于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及国际形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等因素推动，中国在党的十八大后对内外布局进行重新定位，并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与自身力量增长和发展相适应的调整。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标志着日渐“富强”的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中国自身发展角度来看，“富强起来”的中国必然要在对外战略上进行阶段性的调整，更好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变化。也就是说，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前提下，会以更加自信和积极主动地利用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影响力来保护和促进国家利益，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尽管并非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反过来也增强了美国主观威胁的认知强度，进一步固化了美国对中国行为的敌对意向。面对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及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美国战略界把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对外战略的风格片面地解读为“强硬取向”，进而将中国的行动理解为正试图主动地、系统性地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制度。自2015年开始，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战略大讨论，越来越多的战略和学界分析人士开始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很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既要挑战相对衰落的美国，也要挑战二战以来美国支持的表面上的自由秩序。從政治方面来看，美国片面认为中国加强国内意识形态管控与其“自由秩序”形成明显对立，中国海外政治活动和影响力的增加及“中国模式”的大力推广削弱了美国身份的核心权利和价值观。就经贸领域来说，美国主观上更加强调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经济的倾向致使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指出中国越来越满足于追求自己的标准，从而成为一个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崛起国家。此外，美国还执意认为中国对周边争端愈发敏感及在追求利益和偏好方面表现出更大的接受风险和紧张的意愿，直接挑战了周边邻国的利益及美国在该地区传统意义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在奥巴马执政末期，美国国内对华威胁感知不断升级，其对华遏制的行为指向性也更加明显，包括南海侦查、部署“萨德”等各类威慑挑战行为加剧了中美两国的紧张局势。

特朗普上台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视为企图削弱美国力量及替代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竞争对手，并将中国列为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尽管美国在这一报告中指出有支持中国崛起的信念，但却认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主导地位，并以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从而表现出极度戒备。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也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经济和军事上的持续提升将使中国持续推动一项军事现代化计划，在近期寻求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和霸权，未来中国的战略意图实际上就是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2019年9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责中国在军事安全、经贸金融、高新科技及地区秩序等方面寻求主导权的政策行动，强调中国的做法将使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2020年5月，美国白宫又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的文件，声称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挑战。这份文件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感知和敌对情绪进一步深化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强化对中国“威胁”感知在美国国内各界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战略共识，这种负面认知的一致性使得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及公众在遏制中国崛起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目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迅速将对华威胁感知转化为政策行动，使得中美关系愈加呈现出战略不稳的发展态势。2018年美国方面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并采取不断升级的举动和“极限施压”的方式逼中国就范，以消除所谓中国在经贸、高新技术等领域对美国主导和领先地位的挑战，而美国国内希望通过中美经济脱钩（Decouple）来保护美国利益的声音喧嚣尘上，使得两国业已建立起来的经贸“压舱石”正成为破坏中美战略稳定的根源。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已开始将两国的竞争向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延伸，一方面，在台湾、南海、香港及新疆等问题上屡次出现突破中国核心利益底线的行为，企图通过所谓的“边缘政策”牵制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与台湾交往法”等涉台法案签署及加大对台出售武器力度，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和立场，极大破坏了中美长期战略稳定的政治根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强化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展现出在更大的范围内遏制和堵截中国发展的决心，深刻影响着印太地区的安全格局，进一步增加了中美冲突及战略不稳的态势。此外，特朗普政府在科技人文、网络安全、政治人权等方面全方位多领域地向中国发起攻势，使得中美走向全面战略对抗甚至出现冲突的风险持续升高。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后，特朗普政府动作频频，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并将自身抗疫不力问题归咎于中国，中美围绕病毒起源、责任追究及治理模式的政治斗争趋于激烈。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污名化已波及到经济、科技、人文及军事等各领域，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继续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突出了主动提升风险、制造双边紧张和战略性压制来削弱中国的长期权力增长的趋势，毋庸置疑会引发中美两国之间敌意不断交互升级，从而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战略不稳定态势。事实上，美国所作所为的任何理由在中国看来都是不恰当的。面对美方步步紧逼，中国在极不情愿和尽力忍让的情况下，正被动地被拉入与美国的竞争和冲突。当前，中国各界已对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达成了某种共识，认为美国强化制约、限制、平衡、防范甚至遏制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威胁认知和行动防范，并在各个领域对特朗普政府有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做出必要的反制，此举也势必将会引发美国国内又一轮的错误感知和决策行为。概而言之，中美不对称互动下错误知觉螺旋式的上升趋势不可避免地引发中美敌对和冲突的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两国将更加呈现出战略不稳定的态势。正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目前已经走到了临界点（Tipping point），两国间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

五、管理不对称关系：推动中美两国战略再稳定

当前，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美国主动打破中美不对称互动关系的平衡难免会导致两国系统性错误知觉的出现。受这一因素影响，中美关系的定位将处于不断调试和变化的反复过渡期，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稳定战略架构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相互构建的过程。作为后发崛起国和原有守成国，中美应共同携手努力管理好两国间的不对称关系，通过防范化解及合理处置当前双边关系面临的风险，阻止彼此间敌人意象错误知觉的螺旋升级，为实现两国战略再稳定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凭靠实力消长推动中美战略再稳定。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是由于权力因素的独特汇合，一方比另一方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从而获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取得与美国平等地位，但中美两国不对称关系的属性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中美需要客观评估和认知两国实力消长的战略态势，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认识和发展双边战略稳定关系。一方面，美国虽然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内部发展和外部条件相互作用决定其相对衰落的客观事实，尤其在中美力量对比中所呈现出相对衰落的战略态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需透过现实清醒认清自身实力发展的局限以及单方面改变中美不对称互动平衡的方向性错误，对中国崛起重新进行客观、冷静、理性的分析，减少对中国崛起的主观臆断和认知偏差，避免因中国崛起错误认知而出现的敌意行为，进而将中美关系置于合作共赢的战略框架。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同美国的实力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但现阶段塑造美国的能力依然有限，美国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外部变量。中国目前最为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保持自身实力的可持续增长，通过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继续致力于全方位提升综合国力，在国内改革、发展及稳定的前提下保持持久的战略定力，以事实为依据让美国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大势难以阻挡，其遏制中国及单边破坏中美关系稳定的举动不仅徒劳无获，更可能伤害自身。

第二，依托协商共议推动中美战略再稳定。有效管理不对称关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不对称关系通常是协商而非强迫的。在此情况下，不对称关系内部使政策领域的核心问题中立化成为缓解系统性错误知觉的重要方式。中美战略合作始终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方向，通过使用阐述符合切身利益的包容性话语，利用常规化和制度化的溝通机制是将两国问题领域转化为低位政治的重要手段。自建交以来，中美已建立了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多个对话与磋商机制。充分整合利用这些机制，采取包容性的言辞表达自身的利益和立场，达成双方共同认可的关系发展定位，不仅可以阻止对抗性议题的出现，而且能够有效防止错误知觉的加剧。实际上，在两国不对称平等关系中真正构建起双边战略互信并不容易，尤其需要考虑目标变为现实的潜在可能性。中美未来应更多地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最大化地为实现两国的战略稳定搭建战略协调架构。两国应充分利用业已建立起来的战略对话机制，保持多层次多领域良性战略互动，通过采取包容性言辞表达自身的利益和立场，努力消除双方战略疑虑。对于两国感知上出现的分歧，中美需彼此进行密切沟通，明确各自主管中美关系和中美对话的领导人，寻求更有效的分歧管控及两国内部外交政策和安全协调，引导民意及扩大地方政府的作用，减少相关敏感领域中不确定行为的出现。

第三，通过消除紧张推动中美战略再稳定。管理不对称关系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和遏制错误知觉的恶性循环，而不是对待他人如像你愿他人待你一样的外交“黄金法则”（Gold Rule）。事实上，“以牙还牙、加倍奉还”等报复只会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危机升级。历史也表明，任何的猜疑、误判、非理性行为都会增加双边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进而导致冲突和战争。因此，防止两国关系的恶性循环，就需要从消除紧张层面为中美竞争和冲突降温。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应主动提升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承受力，保持对华政策和行为的连续性、合理性、建设性，减轻由于总统选举、国会换届及社会舆论等政策调整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避免出现挑战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对外政策原则底线的行为，以实际行动证明自身战略意图并非遏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在对外政策和行为上保持某种程度的战略发展力，不因中美实力对比变化而寻求与美国绝对的“平起平坐”，向美国表明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对其主导国际秩序的破坏，而是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努力保持其服务于全体制度成员的公共性，最大化地减轻美国自身所形成的中国意图挑战其霸权的“虚幻假象”。此外，中美还要高度重视两国关系中台湾、南海、人权、经贸等敏感问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管理国内媒体和大众舆论，避免热点问题不断升级导致中美两国对抗的负面效应，为中美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营造良好的氛围。

第四，借助外部力量推动中美战略再稳定。除了不对称关系内部管理国家间关系外，通过外部力量阻止错误知觉的升级也是引导国家间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手段。外交礼仪（Diplomatic Ritual）最终会造成战争或友谊之间的差异，其间会有许多疏离或合作的路径。元首互动一直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引领角色。建立中美元首定期会晤机制，增加双方领导人会晤的频率，可以为两国减小错误知觉打开大门，奠定中美双方互信的基础。实践证明，只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会晤，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中美两国关系也会重新返回正常的轨道。

如“瀛台夜话”“庄园会晤”“国事访问+”以及中美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会晤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中美应继续探索中美元首定期会晤的新模式，实现双方关系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避免战略误判导致的冲突升级，确保两国关系不出现根本性、方向性逆转。另外，第三方机制对于化解国家间存在的矛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两国需继续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共同着眼于推动有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妥善处理和解决，拓展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增加两国商讨合作空间和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减轻中美两国所面临的战略矛盾问题，进而为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关系再稳定夯实现实基础。

六、结语

历史证明，一个崛起国和一个主导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还面临着冲突和战争的风险。打破大国争霸的历史宿命，避免传统大国政治的悲剧，势必需要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构建一个战略稳定的关系架构。就现实而言，在中国崛起并加快中美不对称权力差距持续缩小的过程中，美国单方面打破了中美两国业已形成的常态化不对称关系，致使中美两国不对称互动发生了变化，同时引发了两国不对等关注感知和系统性错误知觉的出现。在错误知觉的持续消极影响下，中美两国当前正处于敌对冲突螺旋上升的紧张对抗阶段，管理好中美两国的不对称关系已成为实现中美战略再稳定的主要路径。作为原有守成国和后发崛起国，中美应共同携手努力管理好两国间的不对称关系，通过认真评估两国实力消长客观态势，利用制度化协商共议对话机制，消除两国间紧张局势和敏感问题，借助元首互动和第三方机制外部力量等方式推动中美实现两国战略关系的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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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清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通讯作者及地址：张东冬，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转1967信箱;邮编：100091;E-mail：zhangdong00237@163.comHYPERLINK"mailto：zhangdong00237@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CSC201807275009）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