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之前世今生

2020-08-17 07:17赵玉柱
读者·校园版 2020年16期
关键词:王君文科班文学社

赵玉柱,“读者·新语文”阅读写作教育平台签约作家,发表散文、小说数十万字,著有随笔集《我的廿四书》。

上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和六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义结金兰。响头磕在地上,大家开始称兄道弟。

那时候高考将至,我们找不到桃园,就挤在王小石家的书房里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仪式。受我们叩拜的是一整套《辞海》。

这件事是王小石撺掇的。

赵玉柱,“ 读者·新语文”阅读写作教育平台签约作家,发表散文、小说数十万字,著有随笔集《我的廿四书》。

在没有认识王小石之前,我还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走向,但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全市唯一的重点高中,我一度是数学单科状元,加上一头乱蓬蓬的长发,一副超厚的“玻璃瓶底”眼镜,以及时而沉思时而微笑的神态,让担任数学老师的班主任对我的理科生气质深信不疑。

王小石的出现,打乱了我的人生部署。

事情要从第一堂作文课说起。那天,教语文的任老师拿起两本作文本在手里扬了扬说,这两篇作文与众不同,写得很成熟。然后,他在班上朗读了一遍。其中一篇是我的,另一篇是王小石的。

老师的鼓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从乡下中學考入高中,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在作文方面没有底气。

王小石也一样。他一向成绩不好,除了爱读书、会写作文,在学习方面还真找不出其他优势来。他的自信心本来像一个瘪气球,一下子让任老师吹得鼓起来了。他在班上扬名立万,开始“上蹿下跳”,四处鼓吹读书写作的好处。我成了第一个应声“落水”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应该属于“自投罗网”。我爱读书,但往上数三代全家都是贫农,不要说书,老皇历每家平均不到一本。当王小石把我带到他家,我看到一屋子的书高高低低堆得到处都是时,就像一只饿瘪的蚊子,眼前顿时呈现出无数条肥美的大腿,随便往哪儿叮,血都会像喷泉一样涌出来,不但管饱,而且管够。这样一来,我就彻底缴械投降了。

我们俩“同流合污”,在班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很快便吸引了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志。一个是杨君,另一个是王君,还有一个是梁君。

杨君的母亲是语文老师,他有家学传承,喜欢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但常常被王小石驳得哑口无言,最终折服入伙。王君把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读得烂熟,凡是有名气的中外导演拍的电影,他无一不知。梁君的理科很好,她弃理从文,她的母亲是本市一位作家,她受母亲的影响很大,她的文字中有一股张爱玲式的忧伤。冥冥之中,她注定要和我们走到一起。

经过我们的奔走呼吁,我们学校唯一的文学社成立了。王小石借用泰戈尔的《新月集》之名,将文学社命名为“新月社”。班主任很支持我们,专门从班费里拨出100块钱,作为文学社的活动经费,并把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留给我们发挥。我们出了第一份社报,班上一时文风蔚然,文学社的同人们纷纷登场。

我还是坚持走自己“苦大仇深”的路线,除了课堂作文,还经常写一些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对人生的体悟。此后,我不断受到任老师表扬。有一次,任老师讲评完作文,意味深长地说:“也许以后我们班还真能出一两位作家呢。”我心里一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快下课了,教室里躁动不安,吵闹声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淹没了他的声音。我却听得那么真切,他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我的写作热情高涨,在命题作文之后,我常常附上自己的即兴之作。我把写完的作文本用毛线装订在一起,一学期下来,至少能装订三本。

到了高二,课程越来越紧张,几个铁定要学理科的同人退出了,文学社随之解散。

我自作主张退出了物理和化学的小灶班,导致两位恩师严重不满。班主任没办法,便和我约定,分科考试如果能考进前五名,他就同意我去文科班,否则免谈。在最后的选拔考试中,我得了第一名。最终,我和王小石、王君、杨君、梁君都去了文科班。

文科班的文学狂热分子不少。才华横溢的玉君,文章写得好,画也出彩,擅长演讲,还能唱歌。王小石又吸收“高富帅”龙君加入。七个人,七颗年轻的心,注定不安分。我们成立了“九九学社”——我们是1999届的学生。玉君主动请缨,为我们设计了会徽。我们又借古龙小说《七种武器》,各选一种武器作为自己的号。下午放学,玉君在教室黑板上画上会徽,我们各自画上七种武器的图符,在教室里又唱又跳,折腾够了才回家。

王小石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此后我们常常到他的房间里聚会,选自己爱看的书,或者讨论一个热闹的话题,杯水在手,笑语不断。在理科生彻夜鏖战题海的时候,我们却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聊着关于人生的话题,已然忘记了如风刀霜剑般逼近的高考。

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决定义结金兰,地点就选在王小石家。数九寒天,桃花已不知败落了几时,焚香盟誓吧,又没有香,乌牛白马等祭礼更无从备起。而且,还有100多天便高考了,动静不宜太大。我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既然同为文学青年,找本书来拜拜也无妨。王小石就地取“材”,搬出他的《辞海》上、中、下三册,高高地摞在桌子上。关上灯,我们七个人——六男一女,在黑暗中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共同的爱好,把七个有趣的灵魂拴在了一起。

高考如约而来。我们七人中,有四人落榜。走入大学的三个文学青年,竟没有一人学中文。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把谋生当成了第一要务。玉君上大学时学了新闻专业,毕业后已经崭露出优秀记者的潜质,却不得不服从家人的安排,辞职返乡进入银行系统工作。王小石第二年考入某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杂志社,替我们当年如日中天的文学阵营保留了最后的希望。而我,在与铺天盖地的数字打交道之余,仍然艰难地在文字间找寻往日的足迹。

数年过去,我们散落得更远。在一波一波漫过的岁月里,当初的兄弟们连同文学社的“共同纲领”,都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小黑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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