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生产：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的理论架构

■郑露荞 ZHENG Luqiao 伍 江 WU Jiang

0 引言

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模式从消耗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工业经济模式，转变为寻求永不耗竭的智力资源以谋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因此，拥有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创意阶层就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核心资源。通过创意环境的打造和创意产业的培育，吸引并留住创意阶层，成为后工业化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城市在迈入有机更新时代后，其城市空间生产模式从传统城市中权力主导的制度驱动和工业城市中资本主导的市场驱动，转变为多元主体（创意阶层）协作参与的问题驱动。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的任务也从单一的物理空间的建设，转变为多元的城市环境更新、公共生活服务、地方文化创生、创新生态培育、创意社会营造等方面。

可以说，创意城市的建设，同时也是创意阶层的社会实践和创意城市空间生产。创意城市空间生产与工业化城市开发建设的区别在于，创意城市空间的建造、运管、利用、更新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创意阶层的智力参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创意城市空间生产并不只是由经济资本所驱动，而必须引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的对象也不只是物理空间，还包括象征空间、社会空间的维度。同时，需要引入社会实践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分析城市实践作为社会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生产作为社会行动背后的社会逻辑。

1 社会实践理论

布迪厄在《区隔》中提出了分析实践模式的简要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惯习是实践的内生动力，资本为实践提供能量和工具，场域为实践提供环境和结构性因素，惯习和资本作为内生性因素和场域作为外部性因素，共同作用于实践。同时，实践又反作用于场域的结构，进而内化为惯习，导致资本的转化或增殖。

1.1 实践的内生动力——惯习理论

布迪厄为了超越社会学传统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提出了“惯习”的概念：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会的认知结构[1]。布迪厄在《实践感》中对惯习下了定义：“惯习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与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体系。”[1-2]惯习是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概念：被形塑的结构和形塑的结构。一方面，作为被形塑的结构，指的是惯习脱胎于客观结构，是个体经验的身体化和内在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过程也是身体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生成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形塑的结构，惯习是创造惯习行动的“母胎”，通过惯习行动外在化[3]。因此，惯习是连接结构与实践的一种身体结构，它既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行为理论，也不是一种服从于客观结构的结构主义规则。

由于惯习的这种特性，它与结构、实践的惯习形成了“结构形塑惯习、惯习作用实践、实践重塑结构”的实践循环。而每一个环节又依次具备逆向“修正”“反馈”“制约”的平衡作用（图1）。

（1）结构形塑惯习。社会结构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个主要途径“驯化”或形塑个体的惯习。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

（2）惯习作用实践。惯习作为形塑的结构，在自身场域中直接作用于主体的实践行为（惯习行为）。它兼备生产性和能动性，既是一个惯习行动的再生产体系，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弹性应对突发情况，能动生产实践的生成体系。

（3）实践重塑结构。一方面，实践行为可以直接改变制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惯习行为也会通过反馈、改善被形塑的结构——惯习，进而修正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当然，结构作为实践的作用对象和外在客观因素，也制约着实践的作用效果。

1.2 实践的能量来源——资本理论

惯习被形塑的过程也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过程。资本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个体性（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为者或其集合占有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以具体的形式拥有社会资源。”[4]布迪厄为解释实践活动，借鉴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引入象征性因素，是具有更广内涵的概念工具，再现实践的总体性。在布迪厄的论述中，资本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布迪厄认为不同的资本类型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种可转换性可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和在社会网络中占据地位的再生产。绝大多数物化的资本都可以通过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非物质性资本）表现。而非物质性资本也可以通过经济资本外化。因此，利益的产生必然伴随着非功利性[4]。布迪厄借鉴传统经济学概念，提出了“总体性实践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只研究与金钱和商品生产、流通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而总体性实践经济学则将象征活动同样视为一种经济行为。传统经济学忽略各种象征活动的利益本质，而总体性实践经济学认为，象征活动是特殊形式的利益交换，也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因此，布迪厄的总体性实践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被经济学所忽略的、非经济的资本形式和实践形式，主要是文化资本及文化实践。

图1 惯习·结构·实践关系图

“文化资本泛指一切与文化和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1]它包含有三种形态：一是身体化形态，表现为行动者的知识、修养、趣味等；二是客观化形态，表现为文化产品，如：书籍、绘画、音乐、纪念碑等；三是制度化形态，主要包含学历、学术身份等。文凭是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

不论是通过经济资本的教育投资还是隐蔽私密的家庭传承，抑或是社会资本的转移修正，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可再通过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产生与经济资本类似的经济效用，形成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转换和互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作为人力资本产生经济效用；②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作为文化产品参与经济流通；③文化资本生态系统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文化资本的空间集聚是文化创意经济集聚的重要动力。

1.3 实践的外部环境——场域理论

“场域”的概念是布迪厄关系思维的一贯延续，研究对象不是客体或其特征，而是客体关系。“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5]

场域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争夺更多的资源或资本，以便取得在场域内的更高位置[6]。当行动者的资本总量与资本结构发生改变，也就意味着其在社会空间的位置发生位移，从而改变场域中的客观结构关系，必要时甚至颠覆原有的结构或秩序。

场域和惯习在实践过程中是双向交织的。一方面，场域作为承载着客观关系的社会空间，是形塑惯习的外部结构。作为惯习行动（实践）发生的社会空间，惯习个体的发挥取决于其在场域中的位置和认知。另一方面，随着惯习行动的反馈而能动调整的惯习，也在不断地修正场域中的结构关系。布迪厄认为，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5]

1.4 实践的结构化——社会空间理论

实践行为通过改变参与者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改变了参与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也改变了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行为机制，这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象征空间的变化，包含着社会空间中的主体轨迹演变、差异的生产与再生产。

1.4.1 社会空间

布迪厄的社会空间概念是指以资本总量为纵轴、资本结构为横轴（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对比例）来表现资本的分配状况的社会空间体系。在这个空间体系中，“阶级”表现在各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的位置差异。许多人会将这一社会地位的空间示意图误读为社会地位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它随着时间而变化。布迪厄在图谱上为每种职业都标注了箭头，用以标识这种变化的社会轨迹[7]。

1.4.2 象征空间

布迪厄提出“象征空间”的概念，通过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揭示社会空间结构中的阶级差异。象征关系与阶级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必定存在一个媒介，可以将不同的社会位置转换成具体生活方式，作用于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之间，这就是阶级惯习（图2）。

1.4.3 实践的结构化

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结构——惯习——实践的实践理论模型中，实践的结构化集中体现在实践再生结构的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动者自身在社会空间中运动轨迹的形成和在象征空间中差异的形成。行动者或群体（创意阶层）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改变了自身的资本量和资本结构，形成了社会空间的轨迹，另一方面也改变了生活方式、思想理念等象征空间，形成了象征空间的差异。

（2）行动者的实践活动直接改变了物理空间的结构，改变后的物理空间结构成为新的结构性因素，对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惯习产生影响。比如，园区管理者规划建设了创业孵化器、公共空间、共享办公等物理空间，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对创业者的行为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创业者之间的交流，最终促进了创新企业的成长和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

（3）行动者通过实践直接改变或者间接反馈改变了制度、机制、模式等社会关系的结构。比如，创意阶层中的社区营造工作者和团队，通过建立各方对话平台，构建各方共建共创的合作机制，探索出一种符合国情和现行制度的社区微更新项目操作模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推动了社区营造制度体系的完善。

图2 社会空间-象征空间的可逆循环

（4）行动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改变了象征话语的体系，生产了社会的象征空间。比如，艺术家在进行艺术介入社区的实践中，进行了价值话语的输出，普及了剧场艺术的概念和公众参与的理念，甚至塑造了艺术项目或艺术团队的品牌，创造了相关的网红热点词汇。这些都是象征话语的改变和象征空间的生产，也是实践结构化的重要内容。

1.5 社会实践分析框架

本文的社会实践分析框架基于结构——惯习——实践的理论原型，融合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资本理论、社会空间理论。其中，资本理论主要作用于结构形塑惯习的过程，社会结构正是通过改变个人的资本总量和结构，尤其是改变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形塑个人的惯习。场域理论主要作用于惯习决定实践的过程，因为惯习作为内在动力，需要与外在的场域共同作用，才能产生具体的实践，即使相似的惯习，在不同的场域环境下，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实践结果。社会空间理论主要作用于实践再生结构的过程：第一，行动者可以通过城市实践改变物理空间的结构；第二，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调整社会关系、制度、模式，改变社会空间的结构；第三，可以通过话语体系的建立、艺术创作的创意等象征实践，改变象征空间的结构。因此，资本理论、场域理论、社会空间理论的引入，避免了社会实践理论陷入简单的“结构形塑惯习、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结构”的机械决定论窠臼（图3）。

图3 社会实践分析框架图

2 空间生产理论

2.1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空间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是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出版于1974 年。列斐伏尔认为，人们关注的空间有三种：物质、精神和社会[8]。空间的知识应该将这三种联结起来，其中，社会空间理论是其主要强调的。他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合论证在一个超学科的“三元辩证法”中。《空间的生产》就是围绕空间性展开，提出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空间的再现（空间表象）（Les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和再现的空间（表征化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ésentation）的“三元组合概念”，即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8-9]。

2.2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

索亚把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总结为社会本体论的三元辩证法和空间认知论的三元辩证法。其中，本体论的三元辩证法是列斐伏尔反抗传统本体论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框架：社会要么被解释为历史演变形成的（历史决定论），要么被解释成为社会因素建构出来的（社会决定论）。列斐伏尔通过引入空间性这个“他者性”或“第三性”的视角，来瓦解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二元论，并以此重建一种社会本体论。由此，空间性获得了战略性的地位。

为了引出空间认识论的三元辩证法，索亚叙述了列斐伏尔指出的传统理论关于空间认知的两种幻象：一是透明性幻象（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即无法从社会看到空间。“在索亚看来，透明性幻象是把概念的空间当作真实的空间，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社会是有肉身的，这就是空间性的肉身”[10]。二是不透明幻象（the illusion of opaqueness，又译为真实性幻象[11]、模糊性幻象[12]，即无法从空间发现社会。自然主义、唯物机械论或经验主义者陷入不透明幻象，过分强调世界的具体性，拒绝探索事物的本质。不同流派的学者在这两种片面性之间左右摇摆、论战，但是都未能认识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索亚认为，列斐伏尔在接下来对空间认识论（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关于我们存在之空间性的准确而切实可行的知识）的分析中，同样运用了三元辩证法：被感知的（Perceived）空间、被构想的（Conceived）空间、被生活（Lived）的空间，即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分别对应于索亚转译的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索亚认为，第一空间认识论对应于被感知的物理空间，关注物理性和客观性，偏重于空间形式科学的建构。第二空间认识论对应于被构想的象征空间，假定通过话语体系的构建和精神活动的空间再现，完成空间知识的生产，一切物质现实的知识本质上要通过思维去获得理解。第三空间认知论对应于人们生活（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空间，它融合了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又超越了前两者，是一种他者化（第三化），既是对前二者肯定性的解构，又存续了创意性的重构，为空间知识的获得工具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与本体论的三元辩证法类似，第三空间也因为这种他者性而获得了优先地位。

2.3 空间生产分析框架

资本的形式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分别对空间的三种形态产生影响：物理空间、象征空间、社会空间。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资本形态可以分别作用于空间形态的各个维度。基于此可以构建空间分析的基本框架，把空间按照存在形态分为物理空间、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对应于空间生产的三重内涵：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空间认知的三元辩证：感知、构想以及生活的空间，和索亚的空间理论：第一、第二和第三空间（图4）。

2.3.1 物理空间

物理空间是一般建筑学范畴所讨论的空间对象，是指人们所能感知的实体空间，也是社会实践的物理场域，还是空间生产的基础层面。列斐伏尔所建构的社会本体论的三元辩证法（历史的、社会的、空间的）中的空间性主要是指物理空间。列斐伏尔指出，当代社会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也是空间的产物。正是围绕物理空间（尤其是城市物理空间）的生产过程，产生了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而物理空间的存在状态，也反映了社会斗争的结果和社会关系的状态。物理空间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重内涵中对应于空间实践，在空间认知论的三元辩证法中对应于“感知的空间”或索亚延伸出来的“第一空间”。

2.3.2 象征空间

空间生产框架所定义的象征空间与布迪厄的象征空间概念不同。后者的象征空间是指对应于其社会空间的象征关系，是为了揭示阶级结构而呈现的差异体系。而空间生产框架中的象征空间，是指区分于物理空间（实体）和社会空间（关系）的精神意义的空间。它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当权者和专业人员所创造的通过符号、编码、话语、知识等对物理空间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定义和解释的空间表达体系；二是公共媒体、学术体系、大众消费文化中围绕行动者及其实践行为建构的关于价值、文化、意义的公共话语体系。象征空间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重内涵中对应于空间表象（空间的再现），在空间认知论的三元辩证法中对应于“构想的空间”或索亚延伸出来的“第二空间”。

2.3.3 社会空间

图4 空间生产理论中的概念关系图

社会空间这一概念，作为被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心理学等学者广泛使用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而是根据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具有不同的内涵。空间生产分析框架中的社会空间概念不同于布迪厄的社会空间。布迪厄的社会空间以资本总量为纵轴、资本结构为横轴（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对比例）来表现资本分配状况的社会空间体系，概括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它主要用来划分阶级，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基于资本建立的权力关系和统治系统，因此，可称为“资本社会空间”或者“社会阶级空间”。而空间生产框架中的社会空间是有别于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精神意义的空间，同时又将它们包含其中的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它包含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包含着社会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既连接着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又连接着参与构想，是个人感知到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总和。空间生产框架中的社会空间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重内涵中对应于表征性空间（再现的空间），在空间认知论的三元辩证法中对应于 “生活的空间”或索亚延伸出来的“第三空间”。

3 分析框架：社会学视角下的创意城市空间生产

基于上述两种理论基础，架构了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图5）。

图5 分析框架图

3.1 “实践”循环与“生产”循环

3.1.1 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

框架左边以社会结构为起点，结构形塑惯习，使得惯习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惯习决定实践，通过实践再生结构。惯习既是主观产物也是客观产物，一方面，是客观结构的产物，另一方面，又生产着实践与表象，因此，是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工具。惯习包含被形塑的过程和形塑的过程。其被形塑的过程是行动者运用经济资本，被文化资本身体化、制度化的过程，也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是外在客观结构内在化的过程。其形塑的过程，是通过惯习行动（社会实践）改造客观结构，使内在结构外在化。

3.1.2 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

框架右边以行动者惯习为起点，展现惯习的能动性。经过惯习对于资本的整合，主动地、创造性地重构结构，生产物理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即实现社会实践的空间性。如果只是通过“结构因素——经济资本——空间生产”来理解空间生产（第一象限），看不到行动者（惯习）的能动作用和象征资本的重要性，那么就陷入索亚所指出的空间认识论的“真实性幻象”（“不透明幻象”）。相反，如果只是通过“惯习——象征资本——空间生产”来理解空间生产（第四象限），而看不到物理空间的基础性作用和结构因素的框架性作用，就会陷入索亚所说的“透明性幻象”。只有在空间生产中同时考虑结构因素与行动者惯习，用社会空间来同时包含和超越物理空间与象征空间，才能完整呈现空间生产的逻辑。

3.2 创意城市的三元辩证

框架外围大圈可看作“惯习”通过“实践”重构“结构”，从而“生产”社会空间，再重塑“惯习”的循环过程。运用此框架对创意城市的不同形态历时性的讨论，呈现城市“实践”与“生产”超学科的三元辩证，即社会性、空间性与历史性。社会结构影响创意阶层基于惯习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正是创意城市空间生产社会性的体现；而行动者惯习创造性的惯习行为改造客观结构的结果，正是创意城市空间生产历史性的体现；而空间生产本身的引入，是创意城市实践空间性的体现，因为空间一方面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而相对稳定，另一方面被行动者的惯习持续改变，因此，空间性容纳了稳定性与能动性，又超越了结构因素暗示的社会决定论和行动者惯习隐藏的历史决定论，从而形成创意城市的三元辩证。

3.3 创意城市的资本运作

作为后工业化时代创意城市的文化支配过程（图5虚线以下），经济场域（第二象限）是经济实践与经济资本的中间环节，在社会结构中支配经济资本（权力）进行经济实践的媒介。非经济场域（第三象限）是通过象征资本形塑惯习进行象征活动，认知建构这一场域的过程是赋予其象征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将该场域属性身体化于惯习的过程。创意城市生产象征空间以及社会空间（第四象限），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象征资本（创意资本）渗透于非经济场域（第三象限），发生非经济实践行为（象征活动），从而创造观念价值、促进经济场域（第二象限）的文化消费（经济活动），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经济资本并获得物理空间（第一象限）的增值。

4 理论框架的实证检验

笔者提出的上述理论框架融合了社会实践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以资本（包含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后者又分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枢纽，梳理物理空间和象征空间领域对应的经济活动和象征活动，阐述了不同维度的社会实践循环和空间生产循环，完成了基于社会实践和空间生产这两个重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建构。为检验理论框架的阐释能力，将分析三种创意城市空间形态的现状问题并尝试寻找解决路径。

4.1 创意园区中的空间性矛盾（趋同开发vs在地规划）

在创意城市理论引入中国的近二十年间，创意园区遍地开花却良莠不齐。基于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谋”的利益关系，一些创意园区只关注物理空间循环，希望通过空间的一次性开发迅速完成经济资本和地方财政的积累，从而造成早期创意园区趋同的产业定位和单一功能空间[13]。而创意阶层重视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循环过程，希望通过地方化的产业结构规划，充分发挥在地资源，利用象征空间的打造，发展特色产业，塑造企业文化个性，实现象征资本的增值、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和文化、社会效益的综合平衡，是打通第一象限与第四象限的空间生产循环。这两个循环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创意园区的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张力，也是创意空间生产过程中各方力量斗争角逐的根本原因。而后工业化时代下的创意园区旨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因此，不仅应打造鼓励公共交往、功能复合的物理空间，更应致力于建构整体性、系统化、多元化创意网络，重视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构筑，以吸引并留住全球创意人才，来积极挖掘地方创意产业，将其转换为竞争优势参与全球化竞争。

4.2 创意街区中的实践性矛盾（资本逐利vs独立精神）

在创意街区的发展中，由于空间的生产把持在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大资本的手中，销售型物业售出之后业主一般在租赁市场上出租，造成“房人分离”的状况，这意味着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结构、结构制约资本的链条（第二、三象限）被打断，空间的主要使用者——拥有象征资本的创意阶层缺少话语权，很难参与主导性城市实践的过程。因此，在创意街区由于创意阶层的持续经营和创造而逐渐繁荣的过程中，租金水涨船高，容易出现过度商业化和绅士化、创意阶层被驱逐、创意空间难以为继、创意资本难以获得良性发展的问题。而背负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文化公共交流使命的创意街区，更会因为空间共相化迷失原真性，继而衰败。创意商户只有保持独立精神和创意思维（惯习）、创新产品和服务以优化结构，才能获得创意街区的良性竞争和永续发展。因此，鼓励商业独立性和社会多样性，鼓励商户联盟“占领”街道，防止创意资本与空间实践的断裂，平衡独立品格与速度效率是创意街区实践性矛盾的解决路径。

4.3 创意社区中的时间性矛盾（政绩工程vs社区营造）

创意社区中，由于其功能更为多元化与生活化、空间更具日常性与包容性，经济活动与象征活动可以各自获得发展的空间，并且通过创意阶层的社会参与和社区营造，把社会实践与空间生产结合起来，物理空间、象征空间、社会空间都获得良性的发展。但是创意社区中引入的经济资本所期待的立竿见影的物理空间改造（图5虚线以上），与创意阶层与社区居民长期致力的细水长流的象征空间重塑以及社会空间重构（图5虚线以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需要社区营造团队来加以弥合。社区营造旨在通过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构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引入经济资本的参与，最终表现为社区物理空间的更新、象征空间的构建以及社会空间的营造。社区营造的长期性与外来资本、行政体系所要求的短期性具有内在性的矛盾，需要社区营造团队既考虑短期物理空间改造项目的刺激效应和传播效应，又要进行长期的社区内生力培养和凝聚力建设，实现社区的长远、全面发展。

5 结语

以创意园区、创意街区、创意社区为代表的创意城市空间，其空间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仅仅运用传统建筑学的理论体系难以解释空间背后的社会逻辑。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通过惯习、资本、场域等重要概念阐释了社会实践的内生动力、能量来源和外部环境。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了物理空间、象征空间、社会空间三个层面的空间逻辑，扩展了空间分析的维度。融合上述两大理论体系的创意城市空间的社会分析框架成为有力的思考工具，可以用来分析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实践循环”与“生产循环”、创意城市的三元辩证、创意城市的资本运作。此框架也揭示了创意阶层整合象征资本，进行象征活动，从而生产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是永续创意城市空间活力的根本。为了检视此框架的阐释能力，对创意园区的空间性矛盾、创意街区的实践性矛盾、创意社区的时间性矛盾的初步分析，只是运用此框架的初步尝试。希望本文建立的社会分析框架可以成为建筑学与社会学在创意场域擦出的思想火花，对创意城市空间的深入研究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