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彬,王沛霖,雷 春,庞临然
(1.太原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2.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 2300)
产业集聚在带来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等负向效应。环境规制优于其他政策的关键点在于其不是通过中央—地方—企业的强制性被动传导机制,而是通过对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施加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企业必须调整行为(孙学敏,王杰,2014)[1]。但由于区域、产业、企业异质性的存在,以及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及策略的差异,必然导致区域、产业及企业竞争力变化,从而改变经济要素空间作用力的均衡机制,引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分布。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多见于对企业(产业)生产率及创新补偿效应的分析(Gray,et al.;Porter,et al.;王兵等,2010;李树等,2013)[2-5];还有一类研究重点从环境与贸易的视角出发,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或是否存在环境避难所等效应的研究(Tobey,1990;Craciela,1995;Busse,2004;傅京燕等,2010)[6-9];也有一些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徐敏燕、左和平,2013;闫逢柱、苏李、乔娟,2011;刘习平、宋德勇,2013)[10-12]。学者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企业(产业)竞争力或产业集聚的理论探究与经验研究,并以新古典经济或者新增长基本理论为框架,尽管在此框架下可以实现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却遗漏了空间因素。Krugman[13]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把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要素重新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空间作用力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