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表达的出路

张晓琴 谢腾飞

尽管作为个体意义的作家在经验表达时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同一时代的作家总会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验固然是基于客观史实的，然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中时，这些经验又重新被“经验”，成为作家们的当代经验。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对其时代经验的集体性同构与个性化表达，这是一个动态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作现象。“70后”作家從被命名至今，创作日渐丰厚，已经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综观“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会发现他们在历史经验、个体经验与现实经验的表达上均体现出属于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共同特征，他们在长篇小说中往往较少书写宏大历史，而是更侧重生活史、成长史与心灵史的书写，更关注那些被遮蔽在宏大叙事背后的“人”，一个个“人”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大的时代史。这是“70后”作家历史经验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历史想象的重要构成。“70后”作家经验表达的方式较为复杂，集体经验的同构想象与个体经验的差异化表达兼而有之，将历史在大的脉络中重现，将鲜活的原本属于个体的历史以“经验”的方式置入文本，经验便以动态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70后”作家的现实意识越来越强烈，部分“70后”作家通过“非虚构”写作介入现实，但更多的“70后”作家则倾向于以虚构的方式表达现实经验，观照现实人生。

一

在文学代际的想象中，更迭的时代经验似乎越来越考验小说家的信心与耐力，以及小说家对历史经验的同构性想象能力。较之“50后”“60后”作家，“70后”作家表达历史经验时往往是通过时代中的个体来呈现的，他们更侧重于历史经验的精神向度而非历史本身。葛亮的《朱雀》和《北鸢》颇引人注目，从南及北，在绵密繁复的叙事中，试图重现“南京”与“民国”在大历史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本来状态。葛亮涉足家族历史时并没有将叙事的重心完全拖移到那破碎反复的生活浊流里面，而是在大历史、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下，将诸多人物生命中难以抗拒的生活之激流、命运之无情、主观意志之强大显现出来。葛亮通过小说文本将属于历史、属于南京的时代情绪、生活氛围，以一种看似书写家族源流的笔法完整呈现出来，这些古今长河里的情绪、氛围早已经化成了公共记忆，以一种同构想象的方式转变为每个读者眼中的历史经验。《朱雀》文本的异质与丰富让人目不暇接，三代女性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令人唏嘘不已，她们在情与爱的纠缠中本就含混不已，又在时代激流中被生活冲击得翻不过身来，这种看似传奇的“他者”经验实际上正是将逝去与正在逝去的经验的概括，同时将生活的本原提供给读者，那就是生活潜流的暗流涌动之永恒。如果说《朱雀》是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化建构，那么《北鸢》中扑面而来的尽是民国气息，那过往时代里的家国人事在葛亮笔下悉数登场，故事情节收放自如。葛亮从自我家族史出发，却并未陷于其中，而是通过充分的史料考据将自己带到了历史的现场。葛亮说：“这段生活，事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葛亮：《北鸢》，第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北鸢》中，处处皆是历史的细节，葛亮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使他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在一种总体性中把握作为历史经验的精神向度。

“70后”作家身处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青少年记忆与中年感怀、生存压力与精神建构性之间，这种极度含混异质的身份焦虑影响着他们，促使他们在各自的写作中做出突围与回应。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被视为一代人的“心灵史”，可看作是徐则臣对他之前“京漂”与“花街”系列小说中某些共同主题的整合，即“70后”一代人不断地出走故乡，在现代化大城市奋斗挣扎，但在遭受到物质与精神的极大挫败后，又试图回望故乡，寻找精神支撑，维护某种精神内部的纯洁性与完整性。《耶路撒冷》开篇便是初平阳的“到世界去”，而“世界”则是今天中国青年必然面对的话题，它预示着希望，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诱惑。“到世界去”也就是向着故乡的反方向义无反顾地奔走，甚至是逃离。初平阳的求学、杨杰的创业、易长安的投机、秦福小的漂泊，都有着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某种精神压力，甚至是某种病症。景天赐的精神狂乱注定他将走上死亡之路，但身处其时的少年们则因此在内心留下了巨大创伤，这种精神创伤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年。这种共同经历他人的死亡与自我谴责的心理成为他们在离开故乡多年后仍需要回来进行救赎的精神种子。徐则臣对同代人成长经验的关注最终也指向了对集体性经验的同构，“耶路撒冷”也变成了最后初平阳将要去的地方，而“70后”一代人精神图谱的展开还远远没有结束，世界等待着他们，他们便“到世界去”。《北上》是徐则臣对历史经验更为彻底的溯源，小说的时间跨度较长，历时百年，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相互交织，从1901年京杭大运河漕运废除到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讲述了意大利人小波罗兄弟二人在中国的经历与遭遇，其间又穿插其时诸多中国人的人生与遭际。这些人的后代们或者是运河之子们又因为运河相遇，试图解开运河以及家世之谜。运河将小说中的人物连接起来，在穿行古今的叙述中，一幅总体性的历史画卷展开来，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就这样浮出地表。徐则臣在《北上》中溯历史与时间之河北上，以强烈的实证精神与细节真实让运河活了起来。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南北大动脉，参与并见证了漫长的历史，也滋养着运河沿岸的世世代代，徐则臣将百年前运河上的人召唤复活，同时将有关运河的历史文化融入其中，这种将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抵抗了历史虚无主义，使历史重新复活。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70后”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中也同样传达出复杂的历史经验，不过她们的表达方式较为独特，且都与爱情有关。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取材于朝鲜族古典文学名著《春香传》。《春香传》讲述艺伎成春香和贵族公子李梦龙曲折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在朝鲜族家喻户晓，但版本不同，结局也不同。金仁顺的《春香》中叙述的重点并没有放在两人的悲欢离合上，而是重在写人物的内心，春香的成长经历和内心的波折让人感慨。同时，金仁顺通过一个传统故事写出了小说的虚构本质，当然，她是通过盘瑟俚艺人太姜和书生玉树来呈现的，这两个人有关春香的说唱和传记都广为流传，但是其中的真假是值得考量的，有些故事，春香本人听到后都觉得奇怪，完全不是她自己的经历。乔叶的《藏珠记》则写了一名从唐代活到当下的少女的故事，她因为吞了一颗神奇的珠子而获得了永生，但因此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最终，她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去爱一个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也可以和普通人一样开始衰老了。小说在爱情故事与饮食文化的叙述中彰显出一种历史观，千年少女对历史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作者的态度，作者通过笔下人物在表达自己的历史经验。

三

“70后”作家从现实出发，以自身创作建构文学世界与美学精神，以形而上的方式逃离生活琐碎，在还乡意识与人生境遇面前开始与生活和解，并且持续探索虚构的力量，以虚构来介入现实，在生活实感与生命经验的把握中完成自己的书写。付秀莹的创作在这方面很有典型性，她的《陌上》颇具古典美，伦理关系变动中的乡村日常风景与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在作品中得以暗合。小说并不是为了追求生活流，也并非没有发现乡村的变化，在平淡的日常中能够看到伦理关系正在变动，甚至随着人心的变动开始混乱起来，有老人因绝望喝农药自杀，也有村干部因利益关系的变动与迷恋权力而酒后失足丧命。付秀莹将当下乡村的现实客观呈现出来，叙述过程充满诗意与耐心，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新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对乡村风俗独特的审美体验、乡村社会心理变动的现实把握及乡村群体性人物的成功塑造，都使得其笔下的乡村在“70后”作家中与众不同。无论书写乡村还是城市，付秀莹都能直面生存现实与精神境遇，《他乡》塑造出一个由乡村进入S市又进入京城的女性翟小梨，展开了一部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女性的精神成长史，并对女性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小说显示出一代作家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以他乡作为一个时代巨变的精神隐喻，将一个时代新的中国经验托出。付秀莹说，他乡“关乎你，关乎我，也关乎她和他，以及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他乡》，终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付秀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文艺报》2019年9月4日。

盛可以对女性存在与命运的观照在同代作家中较为独特，女性的生存、爱情、性、婚姻、生育等问题都是她关注的重点。其作品往往从现实生活出发，揭示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生活的艰难与困境。《北妹》讲述了背井离乡进城的女青年钱小红面对险象丛生的城市生活而坚守本心的故事。作者在展现城市之“恶”的同时并未陷入对笔下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控诉，而是表达出對底层生活中真实而又认真生活的女性的观照与理解。《水乳》通过左依娜经历的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把当代都市爱情与婚恋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呈现而出。《道德颂》表现出一个女性作家对生活的深度质问，尤其是对当代社会两性复杂关系及出路的追寻。《息壤》通过对初家五个女儿以及她们母亲、奶奶的“身体”的书写，呈现了女性在身体与精神上同时面对的生育之痛，以及计划生育年代对女性身体规训的现实，同时通过五姐妹的弟弟初来宝香烛先生的身份来思考中国人的香火延续意识在当下的遭际。“息壤”，即以生生不息的土壤来比喻女性的子宫。盛可以将女性的生存现实与本质揭示出来，从而引发读者继续思考女性的生存困境。

对人存在现实的思考是“70后”作家的又一特点。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通过对一场慌乱的、事先毫无准备的葬礼的描述，回溯了死者宏阳一生的经历，宏阳曾被简单地认定为一个亡命之徒，但在作者对其经历的叙述中，却呈现了他利用暴力与诈术实现目标的人生。阿乙写出了文明转型期正在逐渐消失的乡村中的人和事，充满极强的现实感。阿乙说：“写这部小说，其实我是想把我的乡村经验复述一遍，最后一次把它写完。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一个，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2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宏阳式的人物逐渐消失在经济大潮之中，阿乙用这样一个人物来对他过往的乡村现实经验做一总结，同时，在看似冷峻无情的叙述中，又寄寓着作者的赎罪意识与反思意识，即这样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小镇里的众人是否是死者的共谋者。这显然是阿乙小说对现实经验独具一格的表达。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时，作家们无疑是具备强烈现实意识的，而在具体的小说建构中，如果能通过文本把“希望”这种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性内容也传递给读者，那小说所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则是不可估量的。如恩斯特·布洛赫在关于伟大作品的“希望”特性的论述中所说：“作品站在每一个时代的前面，作为向前指引的任务，作为未来的解决办法而发挥先导作用，招呼充满希望的未来。”〔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175页，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0后”作家的成长、生存经验与当下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现实经验几乎同步，而这一群体的创作也通过不断成熟的文学经验与叙事策略来塑造着当下的部分读者。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在书写其同代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时并不是对客观生活经验的简单反映，而是在为同代人塑像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希望”的想象共同体。“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信仰与希望的指称，在小说中并非真的实指。当然，在小说最后，初平阳和玩伴们终将会踏上远去的路，因为他们已经将“掉在地上的”捡了起来。现实经验里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所生成的对美好生活与梦想的诉求也成为“耶路撒冷”式的希望与信仰。

石一枫近年来以充满强烈现实意识的创作对当下生活进行了观照，并且通过这种写作感知与重塑了现实中那些奋斗过、挣扎过的心灵。《心灵外史》将这个时代为了梦想和希望曾经努力却无果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历程写了出来，作者先是摧毁了“大姨妈”的希望，又让希望在一片废墟中立起来，当“我”理解了“大姨妈”怀抱希望追求信仰的一生时，也被其震撼。“大姨妈”的悲剧性历程让“我”懂得了希望、信仰与爱的珍贵，而“我”也最终得到了拯救与解脱：“一条光弧在我头顶永恒地闪耀，状如星河，包含着纯粹的喜悦和自由。”石一枫：《心灵外史》，《收获》2017年第3期。《借命而生》中的狱警杜湘东因为犯人越狱的事情萎靡不振地度过了大半生，最后，当他得知越狱事件的真相后，彻底得到了解脱，多年来他一直活在当年事件的阴影下，但也因为对当年人与事的无法遗忘而“借命而生”，那些当年的事与情反而成为了他生活的动力与希望。石一枫让杜湘东在“他者”的悲剧性故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并认知了生活之希望的来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真诚观照与充分理解难能可贵。

陈思和在论述新世纪之初的写作背景时曾指出，“真正有文学理想的作家是很少数的一批人，他们利用市场经济刚刚松动了固若金汤的传统秩序，希望打开一个新的、在未来有生长可能的文学空间”，但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集体挫败，九十年代的自我消解以后，原先有强大战斗力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力量被严重削弱，他们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众狂欢式的新文化面前失去了判断能力和热情，不由自主地摇摆在体制与民间的两维之间，挣扎着寻求一种自由表达的出路”。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这里的作家们并不特指“70后”作家，然而，“寻求一种自由表达的出路”却是“70后”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表达历史经验、个体经验和现实经验时的共同特征，他们最关注的不再是体制内外，而是更注重吸取经验的有效性。徐则臣、葛亮对信仰与历史的追寻与重建，金仁顺在爱情书写中对历史的探寻，石一枫、盛可以对现实的观照与理解，梁鸿、李浩对父辈精神脉络的想象与呈现，阿乙、鲁敏对异质文学空间的开拓，路内对个体与现实的和解与重构，任晓雯对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史诗性书写，乔叶对变革时代下个体命运的追问，付秀莹对乡村风俗的审美体验与时代精神状况的把握，都是创作经验多元有效的表达。总体看来，“70后”作家以其长篇小说创作实绩表明，他们正在走向更为自由的经验表达之路，这也是一条自我主体确认之路，每一个自我主体确认与命名会合起来，共同构建出一幅多元共生的长篇小说写作图景。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审美共同体研究”（18ZDA2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腾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