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燮诗学理念对传统正变观的继承与革新

摘  要：作为中国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文学教育家和传统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之中提出了诗歌正变论和源流本末说两大文学发展理论，讨论了“风雅日衰”的根本原因，开创性地提出了“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诗歌发展观点。叶燮的诗歌理念一方面承袭了明公安派“通变论”观念并加以发展，另一方面深受儒家传统温柔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探讨叶燮诗歌正变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依据，思考其形成过程中对传统正变观的继承与革新。

关键词：正变论;叶燮;温柔敦厚

作者简介：宋帅（1999-），男，汉族，江苏连云港赣榆人，泰州学院本科在读，专业：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作为文心雕龙以来第二部全面系统的诗歌理论专著，《原诗》的出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诗歌正变论是叶燮文学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源流本末说共同构建了叶燮的诗歌理论体系。叶燮的诗歌正变论在继承了《诗大序》温柔敦厚的诗歌文化传统的同时对明代公安派“通变论”的观点加以改进，同时在与钱谦益、黄宗羲、汪琬等人的论辩批判中不但演化发展而来。

一、历代文学正变观念简述

“变”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古已有之。自古而来关于诗歌正变发展的研究众多，叶燮的诗歌正变论是其中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发展理念。根足于叶燮的正变理论，这里对自古而来与正变相关的文学理论进行简要叙述。

早在《周易》中就已经有了关于"变"的记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万事万物发展进步关键在于变，同样，文学的发展其关键也在于变。在《周易》中的变的意义仅仅止于发生变化、发展教育之意，并未出现后世所谓的正变含义，但其通与变之说为后世刘勰提出通变论提供了范式。汉代《诗大序》提出文学的正变含义，将文学发展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突破了《周易》一直以来所陈述的通变理念，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为后世儒学家所继承并不断发展为核心内涵。南北朝时期，梁刘勰创作了《文心雕龙》，在《通变》篇提出诗歌发展的通变理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提出文体的格式虽然是固定的，但文学发展的方式却有许多种;“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则验证了文学通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只有承认“变”才能促使文学不断发展。刘勰认为“文必酌于新声”，文学一直都处于一个连续发展变革的进程之中，四言诗至楚辞，楚辞至五言诗，五言至七言，七言至律诗，这些文体的出现都是文学通变的结果。明公安派提倡个人性灵的抒发，批评七子派盲目拟古的文风，发展了刘勰的“通变”思想，提出文学通变论，“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作家进行诗歌创作之时应当抒发内心的抱负，诗歌应体现真情流露，有自己的主见，诗歌的发展历程是不斷变化的，不能一味拟古、复古，否则将如身处严冬而着夏衣一般不合时宜。公安三袁的文学通变论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叶燮《原诗》的创作影响深远。

二、对明公安派“通变论”的继承与发扬

明代自前后七子始文学拟古、复古之风泛滥。李梦阳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攀龙“不读唐以后书”，自这些观点出现以来，时人竞相摹仿，抄袭前人字句改动一二便称为己句，因此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反对拟古的文风，认为文章写作一字一句应该都为己出。针对一直以来的复古思潮，公安派发展叶燮“通变”的文学主张，归纳为文学通变论。他们认为无论时代、政治、经济发展如何，文学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从《诗经》以来的各类文学体裁的出现都是文学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成果。袁中道认为“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特点，文学作家不应当只一味地沿袭前代的观点，而应该不断创新发展，展现这个时代应有的特色，不可以为了模仿前代而否定现代，固执拘泥一味抄袭只会走上文学的岔路，妨碍文学发展的进程。袁宏道作《叙小修诗》：“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认为秦汉文章鼎盛的原因是时人着眼于文学发展的变而非拘泥于陈规旧说，盛唐诗歌达到巅峰是因为坚持自己时代的特色而非固执不知变通。文学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文学体裁在不同的时代都有所变化，不可以用高低优劣之分来加以评断。公安三袁着重强调应当注重文学发展的变，宣扬挖掘本时代的特色，但不能对古代文章一味否定。真正应当学习的是古人所具有的精神风貌和品格气度，学习其内在的本质特点。

对于公安派的诗歌通变观点，叶燮对其态度是继承并发展。叶燮《原诗》中最为核心的两大思想“诗歌正变论”和“源流本末说”在很大程度上都脱胎于公安派的诗歌通变理论。叶燮吸取了前人对诗歌正变的理论观点，一方面避开了“崇正排变”的泥潭，另一方面远离了“一味主变”的泥淖，认为诗歌无论正还是变都是应当倡导和注意的，接受公安派正变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将“正”与“变”联系起来，以正变为基础建立一个有机整体。

叶燮在《原诗》中认为“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 不变乎？”他指出天地万物的变化是是 不变的真理，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游离于这之外，诗歌如是。此外，叶燮又指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诗歌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天会终止，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或许诗歌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经历繁盛与衰亡，但不论如何，盛衰是一个不断转化的过程;“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叶燮在肯定世间万物不断变化的同时对诗歌发展的盛衰变化进行探究，得出"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的结论。这一结论将诗歌发展与时代盛衰分离开来，指出有盛必有衰，衰必复盛，诗歌发展不会因为出现的时间先后而出现盛衰变化，也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影响，其过程是相对独立的，无论盛还是衰全都是诗歌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结论是对自《诗大序》以来崇正排变和政治正变观的突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三、对明初论辩的吸取与发展

叶燮诗歌正变论并不是单纯的继承并发展《诗大序》公安三袁的文学主张，在清初文坛上黄宗羲、汪琬等人关于诗歌正变的论辩也为叶燮诗歌正变论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

1.汪琬的“崇正排变”观

汪琬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在思想上沿袭儒家崇正排变的思想观念，其《唐诗正序》言道：

《诗》风、雅之有正变也，盖自毛、郑之学始。成周之初，虽以途歌巷谣，而皆得列于正;幽、厉以还，举凡诸侯、夫人、公卿、大夫，闵世病俗之所为，而莫不以变名之。正变之云，以其时，非以其人也。夫诗固乐之权舆也。观乎诗之正、变，而其时之废兴、治乱、隆污、得桑之数，可得而鉴也。史家所至五行，恒取其变之甚者为诗妖诗孽、言之不从之征，故圣人必用温柔敦厚为教，岂苟然哉。

汪琬坚持一贯以来的传统正变观，认定诗歌的正变盛衰与时代紧密联系，因此成周之初的诗歌即便只是出自途歌巷谣仍旧为正音，而处于幽、厉的乱世之中纵然高贵如诸侯、大夫、夫人、公卿，但凡闵世病俗之所为的都当归于变音之内。相反，既然时代影响诗歌的正变盛衰，那么诗歌的正变盛衰同样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此外，汪琬还认为诗歌应当以温柔敦厚为教，反对以怨刺为主的变音。汪琬的正变观是对《诗大序》以来传统正变观的全盘继承与发扬。

叶燮在对汪琬崇正排变的批判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正变观理论。在《汪文摘谬》中叶燮言：“昔夫子删诗，未闻有正变之分。自汉儒纷繁之说起，而诗始分正变。”论证了诗歌正变论仅仅是汉朝儒学家的个人之说，并不是儒学的根本观点，同时“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叶燮将《诗三百》看做 诗歌的源头，其他的宋元明清之诗皆为其流。《诗经》中正变判断的标准是时代的隆污盛衰，尽管"诗歌系乎时"但并不会因为时代的衰微而没落。并非时代兴衰。叶燮将诗歌发展与时代盛衰彻底分离开，否定汪琬时代影响正变的理论。同时，他还认为“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诗歌发展并不是前盛后衰或者先衰后盛的过程，即使正音也会衰落，变音也会有兴盛的时候。当正音衰落之时，只有变音才能让正音重新兴盛。诗歌的发展是一个由盛到衰、由衰启盛的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2.黄宗羲的变风、变雅理论

與汪琬、叶燮同处明清易代之际的黄宗羲立足现实提出了变风变雅理论，对诗歌发展的空间进行了开拓。与传统崇正排变的思想不同，黄宗羲将正变都抬到了同等的位置，认为诗歌正变无高下之论。“正变者，亦言其时耳。”黄宗羲认为诗歌的正变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一昧地 崇正排变或尊变抑正是对诗歌正变的错误理解。此外，黄宗羲认为变风变雅诗文的出现是必然的。“是故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无他，时为之也”，国破家亡之时，诗歌成为了表达人民疾苦、怨愤和愿望最直接的方式，诗歌形式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民族的兴亡、政教的兴衰、都是导致诗歌变风的重要因素。叶燮与黄宗羲同样都认为诗歌的正与变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与之不同的是，黄宗羲的变风变雅理论仍旧没有突破传统时代影响正变的观念束缚，叶燮则以一种宇宙观念看待诗歌正变，将之于时代发展割裂开来。

此外，黄宗羲在对待温柔敦厚的态度上也为叶燮提供了思想范式。黄宗羲并不认为只有正风才能称之为温柔敦厚，即变音同样可以用温柔敦厚相称。黄宗羲认为孔子删诗时保留了充满怨刺的变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变音的承认。他将传统的温柔敦厚的概念范围加以扩大，把变风、变雅的诗歌也列入到 温柔敦厚的范畴当中，为叶燮诗歌正变论的提出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叶燮诗歌正变论的提出绝非因一家之言而生，而是建立在时代现实的基础上，着眼于当前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博采众长、采纳百家而成。在理解叶燮诗歌正变论和其源流本末说的同时也应当追寻其背后的时代意义和思想根源。

参考文献：

[1]白春香. 叶燮正变观的形成[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03）：15-18+23.

[2]崔花艳. 叶燮诗歌师古论——以《原诗》为中心[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1）：89-93.

[3]李倩. 叶燮对公安派诗学思想的继承与革新[J]. 鸡西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9（3）.

[4]刘静. 试论叶燮以"正变"为核心的诗歌发展观[J]. 语文学刊， 2012（1）：121-122.

[5]侯敏. 清初吴中学人序跋中的诗学观——以叶燮、尤侗、汪琬为中心[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31（002）：60-63.

[6]贺文锋. 论叶燮《原诗》之"变"[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7， v.28;No.114（06）：92-98.

[7]袁英华. 论公安三袁的文学通变观[D]. 辽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