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

莫一奥

01

1918年11月7日，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与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有这样一次对话。

老人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说完，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老人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在积水潭投湖自尽。晓风残月，凄凉、安祥……这是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死亡——此时，距离老人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这个真正的儒者说，我对这个民国，失望到了极致。

1918年的中国，波诡云谲，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国内又激战甚酣，即便如此，老人的去世依旧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举凡新旧两派人物，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启超等人，议论纷纭。

那个二十五岁的儿子，当时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起与父亲梁济最后的那次谈话，感慨颇深：“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

父亲的自杀对也想过自杀的儿子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这位父亲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位儿子选择了承担。”

这位坚信“世界会变好”的儿子，叫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02

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重阳节，梁漱溟生于北京紫禁城脚下安福胡同一间小屋。从曾祖父开始，都是念书人，也都做过官，家境却始终不宽裕，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寒素”之家。

在梁漱溟的印象里，父親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

到开蒙的年纪，父亲不让梁漱溟读“四书五经”，倒让他看《启蒙画报》，念《地球韵言》。梁漱溟六岁入北京第一所西式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英文，八岁就读于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十三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梁漱溟曾经多次报考北大但始终名落孙山，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便是梁漱溟一生最高的学历。

1912年，梁漱溟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总编辑孙炳文为其拟“漱溟”作笔名。由于对人生的迷茫，心理上的痛苦，梁漱溟开始读佛典。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读到了在《东方杂志》连载的长文《究元决疑论》，遂邀请作者梁漱溟去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教。

没想到，这个只有专科学历的24岁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对蔡元培校长说：我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去做学术方面的事，就不能随便做个教师便了，一定要对儒、释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请问蔡先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说：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梁漱溟正色说：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这次来北大，除了替释迦和孔子发挥外，不做其他的事！

此后，见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梁漱溟依然这样铿锵有力。

然而就在第二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数次出世、入世摇摆不定的梁漱溟终于决心入世，推崇儒学，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儒学人生。

03

梁漱溟在北大待了七年后，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梁漱溟特别佩服对于同样身体力行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嘱咐自己的二儿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学生。

后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终止，但思想体系日臻成熟。

梁漱溟曾回忆与当时一些军阀的交往，这些军阀不仅请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他们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1924年，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五次。

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五百元。后来因为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了顾问的职务。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避难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04

梁漱溟的确说过，“我不是一个学者”，在他心目中“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学者艾恺说：我的生活，固然做过记者了，教过书了，做过教员了，可是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做社会运动，参与政治。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为国内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梁漱溟发表了义正严辞的谴责，他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

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05

梁漱溟曾与毛泽东有很深的来往，1918年，在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家中，两位同龄人就已相识。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八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在梁漱溟心中，毛泽东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他说过：“毛主席这个人呢，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沒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会议上，梁漱溟还是为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当面顶撞毛泽东，进而引起巨大风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极大的不满。

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在会上将梁漱溟臭骂一通，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梁漱溟不服气，登台发言，多次争辩，在巨大的压力下，却依旧“态度安定从容”。直到晚年，在亲友的劝说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问下，他对当年自己的“气盛”做了检讨，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这位中国“最后的大儒”就是这样襟怀坦白，坦然处之。

06

十年浩劫中，梁漱溟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也被抄没。他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他一生视若人生至宝的《人心与人生》。

在“四人帮”猖獗时，梁漱溟仍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终其一生，梁漱溟视自己为佛教徒。他说：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什么。再说到我自己，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岁。

去世前，他曾接受一位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这可以视为梁漱溟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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