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2020-09-29 07:50桑玉成邓峰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5期
关键词:科技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科技发展

桑玉成 邓峰

摘  要: 科技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支撑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国家,科技与国家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艰苦探索和努力,我国的科技体制从初创到成长再到逐步成熟,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得到体现。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要根据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积极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以形塑一个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技体制,一个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一个多元格局协力共进、有效促进科技发展的科技体制。

关键词: 国家治理体系;科技体制;科技发展

一、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科技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并就“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作出了原则性的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进行了阐释,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结构体系,在纵向层面,是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组织构成的层级关系结构;在横向层面,是由各个职能部门构成的横向关系结构;在内涵层面,则是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所组成的内涵关系结构。这些相关结构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是协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国家的科技体制在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科技体制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组织科技管理和开展科技活动等的综合体系。一般而言,科技体制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建制,常包含有不同的组成要素,如在硬件方面,包括科研管理部门的设置、科技经费的投入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等;而在软件方面,则包括各类科技计划规划、科技法律政策和相关科研活动权限、资源的分配管理等。由于科技在现代社会中所秉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而国家的科技体制也就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了日渐显要的地位。

人类科技发展史,是一个从个体到社会、再到国家的历史性进程,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早期的科学研究活动,主要是个体或社会小集体的、富有自主性的科研行为。从古希腊的几何学和物理学、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世纪阿拉伯的炼金术化学,再到近代欧洲培根与伽利略等人对科学方法的探索等,基本上与科技体制以及国家的系统性治理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背景下,落后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科技是同一的,在国家能力和资源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也难以为这类小众化的科学研究提供系统化、体制化的支持。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欧先后产生了达芬奇、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大家,形成了近代科学思想的滥觞,从而孕育出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基础,并为其后震撼世界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和动力源头。此后,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开启,科技又开始深入到社会生产的多个领域,加速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这也为科技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此时段,科技体制首先是以“科学体制化”的方式展开的,并以学会、大学、科学院和实验室等新制度形式进入社会和国家。而至20世纪,不少国家都主动大规模进入科研管理领域,科技体制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期间,美国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在著名的总统咨询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高度肯定了科学作为基础研究的重大作用,认为科学是技术创新和国家产业繁荣的根本基础,并强调国家需要大力支持科学研究[1]。基于此报告观点,美国的经济发展应寄托于基础研究的科研源头,并需要建立起科研自主和政策宽松的科技体制。此后,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等专业性组织,大大加强了基础研究等领域的科技投资,通过系列法案来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以美国科技体制为重要模板的现代科技体制得以成型和不断推广。与美国同期的前苏联,也建立起了以国家需求为科研目的、以科学院为科研中心、以军工项目为科研重点的、特殊的集中型科技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发挥了其非常特殊的作用。

在现当代,科技体制在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常体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科技体制直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介入到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组织结构之中,并用行政手段调配科技资源,使科技力量得以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

国家最早通过行政系统嵌入和驾驭科研的组织模式是法国的科学院。早在17世纪,法国就建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前身是巴黎皇家科学院),由国家遴选和高薪供养了一批院士;并通过设立丰厚的奖励金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使这些杰出的科学家能够有组织有保障地开展科研工作[2]。同时,法国还建立了一批大学、专科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来系统化培养专门化人才。因此,法国率先建立了具有现代性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既为科学家集中提供了优质科研资源,也为法国培养了科技人才,使得法国一度成为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世界科学中心。

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数个国家和地区都创造出经济奇迹。这相当程度上归因于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并利用行政系统建立了相对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基于后发优势来引进科技资源、塑造科研网络,加快了科技追赶和产业升级的节奏。如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我国的科技部、韩国的未来创造科学部等,都在不断集中国家之力来推动科技发展和汲取科技力量。

当然,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发展时期,利用行政机构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如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建国后就始终没有一个统筹全部科技计划的科技部设置,但是在国会、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中都设有科研管理的相关部门,行政领域就有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等建制分工,这些分散的机构各司其职又相互耦合[3],并在與社会领域大量科研机构互动中,组成有机协同的科技体制内核。而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则在将科技管理部门归并到文部科学省的同时,也采取了系列改革措施,将科技体制的职能从管理转向服务,将支持对象从大学科研活动为主扩展到了官产研的跨界合作,并建立了多方联动的创新体系[4],形成了具有综合性、服务型、治理性的新型科技体制,更好地发挥了行政部门对科技发展的服务支撑作用。

总体而言,在现代国家,形成了以科技管理机构为主的各相关行政部门和大规模管理全国科研的组织条件;但同时,行政管理和服务又要能根据国情和科技发展不同阶段而不断改革和深化调整,以便为科研持续提供相适应的政策支持和物质支持。

第二,国家已具备了集中规划、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资源和手段,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计划,来集中组织科学研究、发挥科技的巨大社会价值,并能高效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早在20世纪初叶,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就指出,科学具有社会功能,国家能够通过调控、规划科研和发展科技体制,促进更高效组织科学,以及更全面地让科学为社会服务[5]。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组织科学家有计划地开展科技活动。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实施的“阿波罗计划”为代表,该计划不仅实现了人类的首次成功登月,还使美国扭转了当时冷战中的不利局面,并且计划衍生出了1800多项技术应用于社会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正溢出效应;这也确立了美国在航天科技等多个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了美国的综合国力。

科技计划的有效性推动了全球科技竞争的不断升级,各国的科技计划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英国政府于2001年,制定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主持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即“10年科技发展规划”,彻底改变了“不干预科技发展”的“小政府”传统理念。21世纪以来,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最发达国家或欧盟等国际组织也都纷纷制定了不同的科技规划或大型科技计划,直接涉足到了各大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

现当代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和组织实施科技计划等方式,来推动科技进步,助力国家发展、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完善,这也将推动形成国家规划和管理科技的良性循环和治理基础。

第三,随着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科技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几乎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的方方面面。科技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在形成互相依赖的特殊关系,两者密不可分。

一方面,国家已成为主导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当前的信息时代,科技创新正在推动更多人才投身到科技事业或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中来。不断扩展的科研队伍、科研机构和科研经费需求,成为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而且,知识大爆炸和学科交叉、学科融合的加剧,使“大科学”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这常常表现出投资强度高、多学科交叉、配置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施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征[6]。此外,需要长期积累、难以快速看见应用成效、也难以基于市场规律来发展的基础研究,其科研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类大科学研究和大量基础研究,所需的投入资源和组织力度越来越大,远非一般社会组织或个人所能驾驭,迫切需要国家力量的持续支撑。科技活动本身对国家的依赖在不断加深。

另一方面,国家离不开科技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竞争日益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谁率先掌握核心科技,谁就具有更强大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国家高度依赖新科技来发展更先进的生产力并从而直接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国家往往主动制定科技规划、实施科技政策、发展科技机构,建立新型科技体制,为国家治理体系注入越来越多的优质科技资源。

人们注意到,人类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个世界科学中心,分别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国家在产出大量科技原创成果、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后都曾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虽然时间长短不一)。其中,基于牛顿力学和蒸汽机等原创科技成就,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综合国力保持全球领先超过一个世纪。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以发展科学原创,颁布《杜拜法案》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技术成果原创,推动美国领跑了全球信息科技革命。科技尤其是原创科学技术对国家的重大作用可见一斑。

迄今,科技已成为支撑现代大国治理的核心资源。国家和科技的相互依赖,使得国家发展科技体制的重要性凸显,科技体制正在成为支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知识性力量。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科技体制的成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探索,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暨国家治理体系[8]。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科技体制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使得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都为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特殊力量;科技体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一方面,国家治理需求影响甚至也决定着科技体制的基本模式和发展地位;另一方面,科技体制的发展,又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规划型科技体制”

新中国的国家科技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探索实践到不断成熟的发展过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科技以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迫切需要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工业化建设和國防建设之上,并提出了“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科技发展总方针(或科技发展总政策)[9]。在此时段,利用举国体制制定科技规划,使规划型科技体制初具形态。

1956年,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之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年,新中国出台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十二年科技规划”。规划的序言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按计划进行的,服务于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必须配合整个建设计划的需要。因此,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越须实行全面规划,……(规划)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相互协调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力量来完成巨大的任务[10]。”此时,科技规划是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个规划拟定了57个重点任务和四大紧急措施(“紧急措施”是任务的重中之重),形成了“任务带动学科”的基本科研方针。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形成了以中科院为中心,国防系统、大学系统、部委和地方所属科技机构所共同构成的科研组织体系。此后国家科委成立,并与各级地方科委,自上而下构成了我国全方位的科技管理体系[11]。规划执行期间,全国的主要科研活动和相关科研管理工作基本都紧扣科研规划而展开,而科研经费管理也主要集中于科技规划管理部门所依次下发的行政拨款。因此,此阶段的科技体制可以称为“规划型科技体制”。

“十二年科技规划”执行期间,国内科研人员协同海外归国的华人科学家和前苏联援华专家,形成了科研界的多元主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参与科研活动,形成了新中国科技规划初期特殊的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和治理形式。

借助规划的实施,我国不仅迅速建立起半导体、电子学、计算技术、核物理、火箭技术等新兴学科门类,并在这些领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同时,也推动我国快速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并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12]。毫无疑问,这些因素构成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为我国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当然,刚刚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此时还带有明显的革命时期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不少战争时期常见的集中手段也应用到了科技规划的执行當中。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非常特殊,兼有军事化的控制和合作化的治理这双重特性。这使得科研成果日益集中在少数规划领域,原本多元的科研参与主体,其组织结构也日趋单一化,体制弊端渐显,与企业需求、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日趋严重,导致科技发展遇阻、国家治理后劲不足。尤其是,受十年动乱影响,基础研究发展出现了滞后甚至倒退的现象,科技体制的源头枯竭,大批生产设备和技术都严重依赖于国外。直到改革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开启后,我国科技体制才走出困境,科技发展出现转机。

2.改革开放后的“计划型科技体制”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矛盾,党和国家因此也确定了改革开放和建设工作的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13]。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判断,使得当时的国家治理与经济建设的中心目标产生了重大关联,并使我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方面,党和国家也制定了“经济依靠科技,科技面向经济”的科技发展总方针,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而给予高度的重视[14]。

基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经济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工作。为适应不同社会主体的不同经济发展需求,国家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开始有了不断调适和改革,大量科技计划先后启动实施,成为这个阶段科技体制发展的重要特点。

改革开放后制定的第一个新的中长期科技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于1982年调整为首个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针对国民经济的需要,解决各行业的重大技术问题,促使科技能够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将科技规划调整为38个攻关计划。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其后一系列改革举措逐步推动形成了计划型科技体制。决定提出了关于科技体制的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在运行机制方面,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等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等状况[15],如此等等多项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于发展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科技体制至关重要。在相关改革目标的指引下,国务院下属的科技部等部委及各省市科技管理部门等所制定和组织管理的多个科技计划,成为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基础;同时,基础研究成为科技发展的源头活水,基层科技服务于经济的活力不断得到增强。此时段,包括“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火炬计划、“973计划”等科技计划先后启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再到实验开发,大量科技计划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党和国家开始根据科研规律,从基础研究出发,系统规划布局,借力于不同科技计划来推动科技体制的长远建设,推动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的全面培养和有序调动。

基于科技计划的多样性,科研项目经费由过去单一的行政拨款,转变为政府拨款、科研基金制、科研单位创收、科技贷款、企业合同拨款等多种形式,这些都给科技经费提供了新的源头活水。基于此,科技研发领域的经费总投入也在不断增加。21世纪初叶,我国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经费投入大国。

相对科技规划而言,多元化的科技计划吸引了更多元、更大规模的科研人员参与。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契机,包括中科院、高校等科研机构在内,大批科研人员都能更自主地投身到各类科技计划建设当中。科研人员参与科研项目的积极性非常高,其积极参与程度、多元协同精神在科技计划体制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同时,科技发展,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为推动我国社会治理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一方面,在应用技术的研究层面,系列科技计划旨在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量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比如,“863计划”面向“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火炬计划旨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星火计划利用科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攻关计划旨在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性科技问题。同时,国家开始实施“市场换技术”战略,并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量海外新技术不断引进到我国,参与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建设进程中来。各大计划中的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为我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来源,也为社会多个产业领域的发展和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我国在引进技术同时,基础研究的发展也得到相当重视。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973计划”等的制定实施,旨在巩固发展基础研究和推动持续的技术跟进和创新;这标志着技术转移也从盲目引进过渡到有计划地引进、有目的地吸收、有意识地创新[16]。21世纪以来,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日渐迫切,我国基于不断发展的基础研究,开启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及“创新驱动”等战略部署持续推进,跨单位、跨机构、跨产业、跨体制的官产研合作得以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科技体制出现了多层次、全链条发展的新格局。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升,日渐体现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张军和施少华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科技进步贡献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明显的提高[17]。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周绍森研究后认为是 45.62%[18],而周海春统计研究的数据为46.7%[19];其余不少研究也都有类似的统计结果。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国家统计数据还表明,我国的科技进步率仍在不断提高。科技发展对经济贡献不断增大,更凸显出科技体制在服务我国经济增长的中心目标以及为社会治理提供支撑服务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 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原则性地为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的科技体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科技体制,使其能够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能够适应实现“两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需要,是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科技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基本定位上说,我国的科技体制及其发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提供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科技实力已取得较大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跟跑、并跑和领跑”三跑共存的新发展特征[20]。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演进,我国势必需要有更多“领跑”的科技领域,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拥有一流的基础研究,才能不依赖于技术引进,也才能从核心技术源头和创新驱动战略上处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地位。因此,发展科技创新源头的需求就更为迫切,发展基础研究的任务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科技体制的关键抓手,将“三跑并存”的科技力量广泛利用起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做出新的贡献。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体系是个复杂的宏观系统。科技体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具有重要子功能的同构子系统,同样涉及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各个层面。而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也正处在不断深化的进程中,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获得新的定位和发展空间。

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为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和任务。

1.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技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体制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推进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同样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有序推进,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科技体制,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运作模式。这是我们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涉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其他很多领域的全面推进和全面发展。当前,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如期建成,我国社会治理的平衡充分发展迫切需要更为强劲的科技力量的推动和支撑。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身也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民主技术进步和政务服务推广,也都需以强大的科技体制和科技水平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科技体制必然是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它既是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2.符合科技發展规律的科技体制

科技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唯有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才能真正有利于科技领域的长远发展和国家自主创新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体制,必须充分尊重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

对于我国“三跑”并存的科技而言,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科学无国界,无论是科研活动,还是科研成果,都具有这样的属性,这也是科技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规律。基于这一视角,我国的科技体制应当善于借鉴、汲取国外科技发展的先进经验,也应当善于利用现有领跑领域的相对优势拓展国家治理的内外空间,不断提升我国科技体制的竞争力和创新优势。

从长远来看,我国还特别需要发展强大的基础研究,以建立起国家创新发展的根本科研优势。欧美的基础研究是近现代科技发展的直接源头。而欧美科学的源头,又部分依赖和长期存在于科研人员自主开展的科学研究和自组织建立的开放性科研网络。国家在安排科技计划、统筹科技资源同时,仍需要特别关照基础研究及相关领域的自主发展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常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和学术积累,横向科研网络的自主建立对有效积累非常关键[21]。一方面,现代科技体制需要行政体系提供的纵向网络,以获得国家的重要支持、接受国家安排、满足国家开发需求,但同时在另一方面,科研也需要依据自身规律组织起横向网络,来开展同行评议活动和推进成果转化、对接多元市场,以及拓展社会治理功能和汲取多元社会资源。

近些年来,我国科学研究的“产量”日益丰厚,广大科研人员发表了大量论文,申请了大量发明专利并获得大量授权,但是总体而言,各类成果的原创不多,不少是在国外科研原创基础上的改进型成果,并通过国外成熟的同行评议体系才脱颖而出;这也说明我国科技原创领域仍有学习借鉴和改革发展的巨大空间。

3.多元格局协力共进、有效促进科技发展的科技体制

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相联系,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赋予了国家的力量,但鉴于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个体的角色和作用在科技发展中依然不可忽视,因而如何形塑一种多元格局协力共进、有效促进科技发展的科技体制,应当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取向。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也为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基以科技发展本身的特点,需要为科研领域的多元主体提供自主治理和自主发展的社会平台。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大家熟知的生物医学的重大进展:X射线、抗生素、无创影像、基因工程的发展等,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来自个人的努力”[22]。科技原创离不开个人的自由思考和智慧积累。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强调国家主体和国家作用重要性的同时,有必要特别关注、保护、鼓励社会及其个体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中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激发他们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治理积极性,为科技创新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23]。近年来,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放开科研自主权,这也正在为我国科技人才的发展创造新的战略空间。

在保护个体科研自主性和科研原创产出基础上,还需要推动创建我国科研原创成果转化的技术产业平台(北大路风教授曾呼吁多年,要建立多个稳定的开发平台, 以可以持续地关联技术学习和推动自主创新以及产品开发),在社会各领域、产业界的企业创新主体打造适于自主创新的原生态,打通自主科研、关键技术创新到产业升级的创新全链条,为我国的自主创新事业引入源头活水,为国家治理提供科研创新的坚实基础。由此,形成从个体到社会、从科研网络到行政架构,从基础研究到国家创新发展等的多元协同发展格局。

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满足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全面服务于国家治理,同时也需要立足于多元结构的科研网络,激发和发掘科研自主性,发掘治理的内在本质特征,以形成一个多元格局协力共进、有效促进科技发展的科技体制。

注释:

冷战期间,前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卫星,给美国制造了巨大的压力。而阿波罗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得美国又重新确立了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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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upporting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In modern countrie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the country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fter arduous exploration and hard work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from the start-up to growth and gradual matu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a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has raised new topics and new task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 must a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to shape and adapt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at conforms to the regulatio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a pluralistic pattern of concerted efforts. Thus China will built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that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矫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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