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政党外交中的作用探析

章德彪 唐海军

摘  要： 政党外交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和最高领导者的直接领导下运筹和实施的。无论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方面的领导力极其显著而有效。这种领导力表现在排除外部干扰、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能力;制定决策与指引航向的能力;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的国际公关能力;国际上的政治引领能力，等等。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是其自身的制度体制、思想文化、思维定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天然和永恒的，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提升。

关键词： 领导力;政党外交;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一切，是因为它具备了有效实施领导的基础、条件、资格与能力。在政党外交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能力，我们党的对外工作才能不断发展，我国的国际环境才能明显改善，如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在世界政党大家庭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剖析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立“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党外交的历史和实践逻辑探析

本文所讲的政党外交，概而言之，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实施、以政党为主体所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的总称。学界也把它与党的对外交往、党的对外工作等概念交替或混合使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对外交往过程，就是我们党领导其党员及其他社会力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创造和巩固执政条件，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促进人类发展与进步这一光辉历程的历史写照。

1.为赢得世界的同情支持与援助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后面除特殊情况外，大都用中共这一简称）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在世界进步力量特别是共产国际大力支持下创立的革命政党。中共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看到，在中共正式建立之前，我们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就同国外一些进步组织、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有联系，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熏陶，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周恩来等不少党的创始人、先驱者都曾到国外学习或实践锻炼。中共正式成立后，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开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鉴于我们党早期力量相当弱小、缺乏领导和组织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经验，加上缺少经费，所以需要共產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指导、支持和援助。为此，中共早期开展党的对外交往的一个政治前提是“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进行活动。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确实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和物质上的大力支持与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仅自抗战爆发到1942年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总共向中共提供过约100万美元资金，还有包括武器在内的其他物质援助以及干部上的培训，等等。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把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各种进步力量对中共的了解、同情和支持作为党对外联系的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对外联络活动，乃至在南方局设立了对外宣传小组。中共还积极参加国际统一战线活动，并且邀请西方知名人士到延安考察访问，毛泽东与他们长谈，大力宣介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通过党的对外联系，争取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共产党和进步组织对我党的支持，美国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等都曾给予中国革命事业以道义、物质和人员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受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革命的。1921-1949年间，国外政党和各种进步力量对我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无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能最终取得胜利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外部因素。

2.政党外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共，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外交活动。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新中国在如何开展对外交往特别是怎样行使官方外交方面总体上缺乏经验。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度，自新中国建立一直到70年代初，我们总体处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中。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仇视乃至敌对立场，其在外交上对华采取孤立、封锁和不承认政策。所以，同我建交的国家相对有限，政府外交受制严重，政府外交的活动范围及领域相对较小。到1969年，世界上与我建交的国家仅44个，联合国这一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在这种不利形势和条件下，中共更多地只能通过开辟和利用政党外交来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因此，早在1951年1月，党中央就决定成立中央对外联络部，这使得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专职负责党的对外工作的部门”。尽管其当初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兄弟党联络，但实际上在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政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还履行了部分官方外交的相关职能，承担了不少政府外交的任务与使命。中共领导的政党外交，在这一时期坚定而忠实地执行着捍卫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职责、使命，努力开辟对外交往的空间和领域，尤其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同世界上各类政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关系，如开展与各国共产党、民族解放运动政党以及部分国家社会党的交往，同时还努力争取许多国家的中间政治力量，包括建立同一些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不仅借助和争取它们理解、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还团结和争取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党和进步力量，共同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各种正义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领导、指挥和直接参与政党外交工作。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所会见的国外政要中，政党政要占相当部分。党中央领导人通过领导和组织政党外交来运筹国家外交，成为我经略对外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3.政党外交为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推动中国融入世界而不懈努力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就通过领导政党外交，为实施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不懈努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敏锐地感到，需要通过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条件，邓小平同志为此强调，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77年底，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的职能部门中联部就向中央提出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工作，为此中央指示中联部应“广泛接触”“尽量打开关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党中央领导下，政党外交按中央指示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不断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致力于恢复同国外一些传统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关系，如同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恢复关系;发展同非洲、拉美和亚洲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关系，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几内亚民主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塞浦路斯社会党、印度国大党等;恢复并拓展同西方国家社会党关系，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等，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在1984年还亲自做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的工作。通过政党外交，为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融入世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特别是苏东剧变后，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政党外交工作致力于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和孤立。党中央领导下的政党外交，通过开展与日本自民党、意大利社会党以及社会党国际等的工作，冲破了来自西方的政治孤立;通过积极开展特别是建立同前苏东国家主流政党的关系，实现了中国同一大批转型国家关系的顺利过渡和平稳发展;通过努力开拓和巩固同亚非拉许多实行多党制国家的传统与新兴政党的关系，为维护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总体稳定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政党外交在新世纪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筑基铺路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生活方式多样化趋势加速发展，中共领导政党外交活动的空间和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政党外交助力中国大国崛起的职责和使命更为凸显。中共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党的对外交往的内容与方式，积极推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一体化发展。中共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同周边国家政党的交往日益务实，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不断上新台阶，同发达国家政党的交往也在不断拓展，与世界许多大国大党的交往走向机制化，基本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新格局。2004年9月，中共在北京成功主办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35个国家的81个政党、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350人与会，并通过了《2004年北京宣言》，这一重要政治活动营造了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推动区域合作的政党交流与对话的良好氛围，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政党外交事业取得历史性发展。政党外交作为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和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不断开拓进取，创新思路和方式，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交往的战略意义在上升，比如，自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的不到一年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连续四次会晤，就朝鲜半岛和两党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取得重要共识。同周边国家的政党外交更加活跃，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外交在提档升级，同发达国家的政党外交进一步深化。由中共主办的多边政党外交活动更加活跃和频繁，尤其是201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吸引了来自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会，通过了著名的《北京宣言》，全面系统地宣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到目前，中共已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政党和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和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已经形成。

二、中共领导力在政党外交领域运行的特点分析

可以说，在党的对外交往以及执政后的政党外交中，中共领导力体现于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中。这种领导力，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表现为一种自主能力、国际公关能力与国际引领能力等等。

1.表现为排除和顶住外部的干扰与压力，维护党的独立性的自主能力。一个政党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如果自主能力都实现不了，长期受制于人，需接受外部组织或国家的控制甚至领导，那无疑就谈不上领导力或者至少要打折扣。正如此，中共即便是在其幼年时期，我们党在领导党的对外交往过程中，也十分注重维护党的独立性，希望独立自主，即便當时条件并不充分，但也致力于在坚持独立自主与接受共产国际及俄共指导上实现适度的平衡。陈独秀在上世纪20年代就曾表示，我们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戴着第三国际这顶帽子。为此，他曾明确地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始终把维护党自身的独立自主作为一条重要原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开始认真思考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关系问题。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把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唯命是从的领导人调离领导岗位，“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无疑意味着我党同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共在政党外交中，一方面视苏共为“老大哥”，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苏共各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更加珍视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决不向苏共低头让步，如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长波电台及共同舰队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敢于捍卫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向苏共的“领导党”“老子党”作风开炮，围绕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苏共论战，60年代末甚至不惜因此同苏共决裂。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在此鲜明地体现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斗争魄力。

2.表现为党中央和最高领导者为政党外交指引方向、制定大政方针的能力。无论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政党外交工作一直是由党中央掌舵和最高领导者定调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还不是执政党的特殊时期，中共中央在1944年就曾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把“扩大党的影响”作为外交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专门负责党的对外工作的职能机构中联部成立后，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中联部的任务是负责对各国兄弟党及侨党的联络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期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支援亚洲各国人民和共产党开展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在党的对外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总体说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要求党的对外工作应致力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中国谋求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和最高领导者领导确立政党外交大政方针的能力，在对党的对外关系的阐述以及政党交往原则的形成、制定和调整上体现得更加充分，而且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表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情况，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才能取得成功”。“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阐述，为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确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着时代的变化，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首次表达了政党外交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对政党外交的相关思想进行了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调整，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把交往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各地区的政治组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政党外交取得历史性发展，对政党外交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强调，要在“探索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党际关系原则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创新。

3.表现为党中央领导政党外交全面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中共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这无疑是其重要职责和使命。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后，邓小平为此明确表示，我们“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一切”自然就包括政党外交工作。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政党外交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世界众多政党中，体现出一种卓越的领导能力。这种领导力主要围绕以下思路来进行：其一，推动政党外交致力于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近40多年来，政党外交始终在努力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团结和争取世界上一切进步组织和力量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反对战争和军事冲突，为国家能一心一意谋发展、搞建设作出了重大努力。其二，在政党外交中注入经济因素。党中央为政党外交如何服务经济建设推出了许多新的思路与举措。主要包括：一是推出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途径，开辟“以政促经、以经促政、政经结合”的新思路，党中央领导出访，经贸活动是重要内容，相关省市乃至同時派出经贸代表团予以配合领导人的高访活动，并举办经贸座谈会，签订相关经贸协议。二是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配合政党外交活动。中联部在80年代后期成立了中国经济联络办公室，为国内外企业的对外经贸活动提供信息、牵线搭桥。三是在政党的双、多边交往中专门设立经贸议题，为扩大和解决与交往对象国的经贸关系提供智力、信息及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其三，把发展问题作为政党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一些多边国际和区域性政党交往机制中突出经济外交，如专门召开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交流和分享各国及各政党的扶贫经验，特别是中国党和政府的扶贫经验。在与许多国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双边交往中，把如何发展经济作为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只有与我们对象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条件。

4.表现为广交朋友、广结善缘，领导政党外交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强大公关能力。从狭义的视角理解，政党外交能力说到底就是一个党的国际公关能力。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非常重视通过对外联系来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尽可能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许多外国友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为宣介早期的中共作出了独特贡献。成为执政党后的中共，更加重视在党的对外交往中广交、善交朋友。1956年的中共八大，国外56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290名代表及观察员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表示，他们的到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的政党外交中，我们党利用做人的工作的优势，持之以恒地既烧“热灶”，也烧“冷灶”，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坛的台上和台下的朋友一起交，善交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中共的朋友越来越多，情谊越交越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利用政党外交渠道来交朋友，加大国际公关力度，每年要邀请3000名左右的国外政党、智库、媒体、学术界等多方面的精英人士来华参观和交流学习，迄今我们已经积累起一万多人的国外友人的关系网络。众多与中共交往特别是深交的友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国际社会宣介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和中共，抵制和批驳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华尤其是对中共的片面和不实宣传。

5.表现为对国外政党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与思想引领能力。在国际上，政党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其能力不是那种狭义上所理解的领导力，而应是一种广义上所理解的引领力或渗透力。这种能力，世界上不少传统性主流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其他政党乃至国际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如瑞典社民党所倡导的“福利国家”，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中共作为一个思想文化底蕴深厚的世界大党，曾在政党外交中提出和倡导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主张，比如中共6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思想，在80年初所形成的关于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都曾对世界政党政治和各国政党间相互关系的塑造起到一定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领导的政党外交更加致力于“实现对国际社会的方向引领、理念引领和认知引领”。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共提出了新时代政党的使命，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政党，由此推导出当今世界政党的责任就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理念，这种责任主张，对世界各国政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

三、关于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的若干思考

历史表明，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自然永续存在的，它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形成并丰富完善起来的，它需要一定的体制机制保障和智力、人才等方面的支撑。

1.坚持党中央对政党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国的外交包括政党外交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范畴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总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要义的第一条内容就是，要“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对外工作，自然包括党的对外工作即政党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的政党外交工作为何能取得重要成就，最根本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中央对政党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外事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这指的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对政党外交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最基本特征，也是最根本的制度体制保证，这也是确保政党外交政治属性得以体现的内在要求，即它必须“姓党”，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意志。其实，国外诸多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对外交往，也同样要接受本党中央或党总部的领导，体现党的旨意，这是政党外交的一种普遍属性。像瑞典社民党近几十年来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在对外交往中始终折射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这无疑是贯彻实施其党总部的政治意志和思想路线的反映，用中国话语讲即是党的领导力在其政党交往中的体现。

2.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关键，确保路线的正确是一个政党最主要的领导力。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来讲，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对外工作会不会偏离航向。因此，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种领导力取决于本党把控政治方向的能力。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党外交实际上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作用于国际事务的集中反映。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政党外交历程表明，只有保持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党的对外工作才可能顺利开展，才能更好地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才可能得到我政党外交工作对象的积极回应和支持，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中均得到切实反映。如果党的政治路线偏航或受到严重干扰，党的对外工作就必然会遭受重大挫折，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深刻教训的。到70年代中后期，中共对外交往陷入了低谷，原来与我党有联系的80多个“老党”中只剩下10个党还有来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家庭中甚为孤单。

3.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是增强政党外交领导力的重要途径。执政党对政党外交领导力的实现固然需要依靠稳定的体制机制和相对成熟定型的“党规党法”，国外许多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套路模式。但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绝不是一种僵化不变的教条框框，也不是几十年不变的一潭死水。就像前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领导政党外交的模式一样，这种领导力，就像一出只见“线动”而没有大脑“思考”的木偶戏。中共对政党外交的领导在绝大多数时期都贯穿着改革创新的精神，无论是在政党外交的体制机制、指导思想与原则，还是思路方式、行为格调上，我们党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代的形势变化与任务要求，对政党外交的领导均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从党的专职部门中联部70来年的工作中得到明显体现。比如，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指导党的对外工作的基本思路，就较具体地集中于“四抓”的总体要求上，即“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这展现出对政党外交工作指导的典型时代特征。

4.开放的思维、宽广的心胸是实现党的领导力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发展的党，它没有自己的私利。正如此，近百年来，中共在对外交往上始终表现出宏大的国际视野，展现出一种开放的思维心态，一种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这就是构筑中共领导力在政党外交中的深厚哲学基础。对比国外一些政党甚至是某些在人数、规模、影响上均不小的大党，我们党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和短视思维，而更多地从世界、从大局、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审视形势变化，制定政策，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世界最大政党领导力的世界观所系和思想文化底蕴所在，進而使其能够在世界政党大家庭中日益展示出其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发挥着国际引领作用。

5.长期注重塑造和培养一代又一代忠诚于政党外交事业的干部队伍是坚实的体制保障。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对外工作的大政方针确立后，必然要有一大批从事政党外交的干部群众去加以贯彻落实。所以，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需要通过从事政党外交事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去实施，在具体的执行力中方能得到体现，也只有在实际的执行中才能检验出领导力的强弱与水平的高低。当前，政党外交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发展成就表明，从事政党外交工作的干部队伍为此交了一份合格答卷。在这份答卷里，书写了一代又一代政党外交工作者对党的外交事业的忠诚、奉献、担当和勤勉的真实记载，也表明了锻炼培养和提升政党外交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是切实而有效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政党外交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没有这种高效的执行力，党中央对政党外交工作的领导力就难以付诸实现，就会打折扣。

注释：

①《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20页（前）。此书有前后两套页码排序，所以只能以前后来加以区分。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共产党总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891页。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或者俄共;1925年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苏共（布）;1952年又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72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宋涛：《不断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5版。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丁言模：《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7页。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35页。后来事实上扩大到了亚非拉地区。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27页、236页、237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页（前）。本书有前后两套页码编排。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43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中联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努力开创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十八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的成就与实践》，《求是》2017年第20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前）。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页（后）。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427页。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杨扬、祝黄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成就与经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页。

Abstract： The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has been planned and promoted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upreme leader all the wa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has been very outstanding and highly efficient in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leadership has been shown in such abilities as to eliminate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maintain own independence， to make decisions and direct course， to correct own mistakes， to serv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 to make friends and make good connections and to play a leading rol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ge， etc.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is the outcome of such factors as its own system，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mindset， and should be accumulated in practice and promoted in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since that it isn't naturally formed or unchangeable.

Keywords： Leadership;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責任编辑   方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