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网络直播的特征及社会影响

李婷婷

摘 要：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形态，自上线以来即发展迅猛，拥有庞大的用户流量也吸引了大批投资。然而，针对网络直播的讨论一直不断，学界也针对网络直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当前时代背景，结合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分析得出网络直播具有低门槛宽领域、实时交互性、庸俗化和泛娱乐化等特征，并据此分析其社会影响，希望能帮助人们加深对网络直播的理解，为网络直播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网络直播;特征;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號：2096-5079 （2020） 21-00-02

2016年被誉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从那以后，“直播”渐渐走入大众的生活，特别是疫情期间，人民的生活中更是充斥着各种网络直播。从2020年2月爆火的“云监工”，到面对数亿在校生的在线直播学习，再到“小朱配琦”电商直播的大获成功，都让我们见识到了网络直播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网络直播的特征

（一）低门槛，宽领域

网络直播给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的机会，通过直播平台，人们可以进行个人视频内容的生产，并且迅速变现。

进入网络直播的门槛很低，普通人只要在相关直播平台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成为一名网络主播，不需要专业的媒介素养，只需要拥有一台设备，掌握基本的互联网操作技术，就可以进行视频内容的生产。

网络直播的内容可以没有脚本策划，也不需要提前彩排，完全是主播天然的发挥，基本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到学习再到休闲娱乐，甚至睡觉都可以成为直播的内容。

网络直播直接打破了原来主流电视的垄断，人人都有麦克风和摄像头，话题内容涉及宽泛，人人创造内容，人人可以因此而获得满足。

（二）实时+互动，让观众产生沉浸体验

“网络直播的直接性传播优势体现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无需转述，减少了信息损耗，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保证了观众最真实的体验。”[1]并且实时的信息传递，在最大可能上缩短了直播现场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直播现场，从而积极地参与互动。

美国学者施拉姆强调传播是信息和信息反馈的双向循环过程。如今，受众已经不满足于单向的，被动地接受信息，更倾向于主动地诠释信息，评判信息。

“传统电视直播的传播模式基本上是单向的，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等特点”[2]，网络直播刚好打破了这一限制，点赞、评论、弹幕、打赏等参与方式的出现，连接了观众和网络主播，营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现场，让所有人实时在场。受众在观看视频内容的同时，随时随地地通过点赞、评论、打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主播在展现自我的同时，特别强调与观众的实时互动，并经由过程互动实时获得实时反馈，从而实现一种高效的传播。

（三）庸俗化和泛娱乐化

社会泛娱乐化的发展趋势，为网络直播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但也正因如此，网络直播的内容、形式都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纯粹为了满足公众的娱乐追求。

如今大部分网络直播都绕不开聊天、唱歌和跳舞等内容，主播为了在一大批同质性的内容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的围观者，踩着法律的底线，播出低俗、色情内容的现象屡见不鲜。

受众们在网络直播间窥视这些大尺度、低俗的内容，不仅不会产生道德上的负罪感，反而会用更多的“打赏”来鼓励主播，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观众窥私欲驱动直播内容向低俗化方向发展。

二、网络直播的社会影响

（一）网络直播的兴起，让“直播+”模式快速渗透

自网络直播兴起以来，“直播+”模式成为不少平台尝试的新方向。

“直播+公益”的正能量传播成为诸多平台体现社会担当、塑造品牌形象的首选，如“反邪教进校园”、大型“乡村振兴”系列直播……各平台通过直播，助力社会各界公益行动的开展。

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淘宝人气主播李佳琦组成“小朱配琦”组合，通过“连麦”的形式隔空进行“云直播”，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达1.22亿，两小时为湖北带货4014万元。继“小朱配琦”组合之后，又一跨界组合“祖蓝夏丹”挟势而来，创造拼单新纪录。“直播+电商”模式，或将成为疫情后期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强韧利器。

（二）私人生活对网络公共领域的殖民

网络直播的出现再一次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

在消费时代的背景下，网络直播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窥私心理，和明星们在电视节目和活动现场等公共领域的表演相比，受众显然对他们在私人空间的生活更感兴趣。主播们正是抓住了受众的这一心理需要，在网络公共平台上展示他们在客厅、卧室等私人空间吃饭、聊天、唱歌跳舞等日常生活。

网络直播让私人空间变得公共化，但私人生活通过直播在网络公共领域内呈现，反而再次明确了私人生活的个体属性，消解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甚至于公共话题被个体私人生活的话题所取代。

（三）过度的炒作包装容易带来社会负能量，引导不良社会舆论

为了在数量众多的网络直播中脱颖而出，主播们往往会更有意识地营造自我形象，展现他们区别于其他网民的特质。他们擅长借助热点、话题来推波助澜，通过话题炒作和包装吸引注意力，再通过卖产品和广告实现注意力的变现。

主播们向观众展现他们精心设计包装后的虚假日常，而观看他们直播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甚至还有一大批未成年人，这些精心设计的精致生活对于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产生了不良影响，对于一般用户也会存在诱导性提示，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为了获取注意力，为了吸引粉丝，获得更多的“打赏”，通过不当言论进行自我炒作成为了主播们的惯常做法，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伤害，也是对其粉丝群体错误的引导，更败坏了社会风气。

三、总结

网络直播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也催生了新的传播逻辑。网络直播以其低门槛、宽领域、实时性和互动性吸引了一大批观众的关注，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网络直播表现出来的低俗化和泛娱乐化。

由于契合人性需求、满足资本欲望，因此短时间内网络直播依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3]。网络直播的兴起，“直播+”模式快速渗透，带动社会发展，但随之而来，私人生活侵占公共领域，直播内容参差不齐带来社会负能量等问题也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2]赵梦媛.网络直播在我国的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J].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2016（08）：29-32.

[3]张雨晴，王珺亭，丁福兴.“网红经济”的多重效应评价[J].时代经贸，2017（25）：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