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山遍野金达莱

石钟山

一

说起老金，故事还得从头讲起，但也不长，三言两语的事。

老金是军区大院的职工，我们对他有印象时，似乎五十来岁的样子，经常穿一身油渍麻花的旧军装，戴着一副灰色套袖，从他身边路过，总会闻到一股汽油和柴油混合的气味。老金个子不高，属于比较瘦的那种身材，眼睛细长，饼子脸。对了，老金是少数民族，父亲在饭桌上说过，他是朝鲜族人。父亲在抗联时就和老金并肩战斗过，对老金很了解，每次说起老金，态度都很暧昧不清。老金在抗联时，算是地下党的通信员。有一次大雪封山，老金为父亲所在的抗联队伍送豆腐，那会日本人不仅封山，对粮食控制得也很严，地方上的同志也没筹集到粮食，只凑了一筐大豆腐。老金那会还是小金，和父亲同龄，十几岁的样子，因为他孩子的身份便于掩护，于是就成了地下组织的交通员。那次他挎着装满大豆腐的筐翻山越岭为抗联队伍送吃的，正巧遇到日本人封山，漫山遍野都是日本人的哨兵，当年的小金子无路可去便爬到一棵树上隐藏了自己，等待进山的机会。日本人那次封山，三天后才撤走了岗哨，三天后的小金子几乎从树上摔了下来，他僵硬的手脚早就不听指挥了，是爬着找到抗联小分队的。分队长姓赵，看到小金子这样，抱着小金子哭出了声。也就是那次，小金子十根脚趾头都被冻掉了。从冬天到夏天，几乎都没下过地。又一个初冬时，父亲再一次见到了小金子。这次小金子为他们送来了一筐玉米饼子。少了十根脚趾头的小金子，走路扭着身子，像个小脚女人，不敢迈大步，很扭捏的样子。

我们认识老金时，他走路也是一副扭捏的样子，从背后看，更像一个小脚老太。老金有三个孩子，老大叫盼军，老二叫念军，老三来军和我们是同学。盼军和念军是两个姐姐。我们都住在军区大院里，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家住在我们家属区南侧一排平房里，那是一片职工宿舍，正确的称谓叫军工，军队的工人的意思。

金来军虽然和我们是同学，同在军区子弟的八一学校就读，但他平时却很少和我們来往，总是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到了学校教室里也很少和我们搭话，下课时我们一群人在操场上或班级的角落里奔跑，他总是在一旁袖着手，腼腆地把目光望向我们，显得非常不合群的样子。

有几次我们在放学路上把来军截住，质问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玩，来军低垂着头，脸还红了几次，一句话不说，用脚尖碾着地面，此时他的样子更像一个丫头。朱革子就结巴地上前说：金、金来军，你、你不会是个女的吧？我们就哄笑，金来军的头更低了，样子几乎要哭出来。我们就给来军起了个外号叫“金达莱”。因为几天前我们看过一部抗美援朝的电影，有一首插曲就是和金达莱有关，我们知道，是赞美中朝友谊的。既然金来军是朝鲜族，我们就理所当然地把金达莱这个外号送给了他，觉得金达莱这个花名又时髦又洋气。过了许多年，我们才知道，金达莱是朝鲜人民对杜鹃花的叫法。杜鹃花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每户军区首长家门前的小院里，到处可见杜鹃花，每年的五六月份，杜鹃花在首长的小院里总是开得姹紫嫣红。

我们每次拿金来军取乐时，赵拥军总是过来解围。赵拥军比我们高一年级，长得也比我们高半个头，他用手臂把来军护在身后，大声地说：你们不能欺负来军，我爸说过，来军爸为抗联送过干粮，他是我们一伙的。赵拥军的父亲就是当年抗联支队的赵队长，现在是军区的参谋长，住在军区首长的小楼里，此时院子里的金达莱正在盛开。我们并没有欺负来军的意思，只是总觉得他和我们不一样，又不合群，便成了我们的心事，总想找机会一探究竟。既然赵拥军出面护着来军，我们就暂且放过他这一朵金达莱了。

在我们心里还有两朵金达莱，一朵是来军的大姐盼军，另一朵就是他二姐念军了。他大姐比我们高三届，我们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大姐就上初一了，但我们还在一个学校里。大姐盼军和来军一点也不一样，她的身子壮实得很，梳着短发，脸孔黑红，从背影上看几乎和男孩子别无二致。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两条粗壮有力的腿短促有力，不仅和她弟弟反差强烈，就是和她父亲老金也不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盼军从粮站出来，左腋下夹了一条装满粮食的口袋，右腋下也夹了一条口袋，噔噔有声地向家走去，后面随着扭捏快走的老金。我们不仅叫盼军为金达莱，还给她起了另外一个外号：假小子。假小子盼军在我们面前总是一阵风地刮过，独来独往，像一个传说。

二姐念军和盼军、来军都不一样，应该说念军长得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的那一个，她不仅在他们家最漂亮，就是在他们全年级也是最漂亮的。她和赵拥军在一个班，我们经常能看见赵拥军总是斜着眼偷瞄念军，想看又不敢看的那一种。不仅赵拥军这么做，许多比我大一些的男孩子，经常用那种见不得人的眼神偷瞄念军。过了几年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念军的美。念军总是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长腿细腰，凹凸有致的样子，头帘弯曲着，配一张白净的面孔，眼睛不大，却总有一层雾一样的东西，于是人就显得很婉约。她和盼军、来军唯一一样的是，也总喜欢独来独往，要么就是和来军走在一起，依旧婉约的样子。

起初我们不明白他们三个人为什么不和我们来往，长大一些我们才知道，因为他们是军工子弟，住在平房里，会自觉不自觉地和我们住在楼房里的人疏远着，就是玩，大都是和那些住在平房里的孩子一起。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时，他们总是会做出目不斜视的样子，把目光投向远处，让我们摸不清头尾。有时，我们路过那片平房门前，也会加入到他们的游戏队伍中，他们却戛然结束了游戏，自觉地站到一旁目光无措地望向我们。没有他们参加的游戏索然无味，我们也就散了，心里总是怏怏的。

老金的大名叫金英柱，他的名字是我们在军区礼堂的报刊栏里见到的。每年的年底，报刊栏里总会贴出一批优秀职工的名字，不仅有名字，还有他们胸戴红花的照片。金英柱，就是我们认识的老金，每年都会被评上优秀职工，戴着大红花微笑地望着我们。老金是电工，但他却不是一般的电工，他管着好几台发电机。发电机房在军区办公大楼后面的几间房子里，有柴油的，也有汽油的。发电机房门前还有士兵站岗，持着枪一丝不苟的样子。我们有几次试图去发电机房看个究竟，都被卫兵举起的枪拦下了。门口还立了块牌子：军事重地，闲人免进。那几个字和哨兵一样严肃地立在发电机房的门前。老金就在发电机房里面上班，远远看过去，他不是躺在地上维修机器，就是检查发电情况，在几台发电机面前走来走去，一脸严肃的样子，和照片上那个微笑的老金一点也不一样。

后来我们知道，发电机房对军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因国家用电紧张，军区三天两头停电，每次停电老金就让发电机派上用场，发电机房里机器轰鸣，整栋办公楼就灯火通明。我们家属院没这个待遇，只能点蜡烛。记得小时候，蜡烛是我们每家常备的用品之一，在军人服务社经常有人在买蜡烛。军区大楼有作战指挥所，还有电台、电话什么的，是离不开电的，没有电整个军区的首脑部门就变成聋子瞎子，是没法指挥作战的。

知道这些道理后，老金的形象在我们心里就高大起来，甚至觉得老金比军区司令和参谋长还要厉害。我们在军区大院里经常能看到军区首长从办公楼里出来，往家属院方向走。他们目光要么温和要么严厉，从我们眼前走过时，身边总是会有秘书或警卫相伴。在家属院的东面还有一个小院，几栋小楼另围成了一个院子，小院门前依旧有士兵站岗，那里就住着军区的几个首长，他们的小院里金达莱在盛开。首长们一走进小院就显得神秘起来。

赵拥军的父亲赵参谋长和老金很熟的样子，有时在路上会碰到老金，每次他都停下脚步，亲切地叫一声：小金子。老金就一脸是笑，快速地扭捏着步子走过去，离老远就把双手伸出去，做握手状。赵参谋长和老金就会说上几句话，然后打着哈哈走了，他的身旁总有一名警卫不离左右地相伴着。每每这时的老金并不会马上离去，而是面对着赵参谋长的背影，把笑挂在脸上，这种笑和戴红花照片上的笑又不一样。他一直用微笑把赵参谋长送出好远，直到看不见，才收起笑，转过身，扭捏着步子离去。

父亲也会经常和老金打招呼，父亲招呼老金时总是显得很亲切，远远地叫一声：金子。老金也是又惊又喜的样子，咧开嘴，快速地倒腾着脚步走到父亲面前，伸出手叫一声：石部长，这是上班呀。父亲就说：金子，啥时有空去家里喝酒。老金就响亮地应了，但老金一次也没来过家里喝酒。父亲倒是经常喝酒，有朱部长、李部长等人，有两次赵参谋长也来过。他们喝酒并不讲究，把酒倒在大碗里，下酒菜也不挑，有时有个炸花生米或者半斤猪头肉，他们也会把酒喝得有声有色。喝着喝着，他们就会说起老部队，父亲这些朋友都是抗联出身。一说起在抗联那会，总会说起大雪天日本人封山，没了吃食吃树皮吃野果子的生活，每每这时，他们总会想起小金子，是小金子一次又一次绕开敌人的封锁线，蹚着及腰的雪把吃食送到抗联营地。每次父亲他们说到这时，总是眼泪巴叉的，然后他们一致认定，小金子亏了，要不是因为脚被冻伤，他会转到部队工作，现在起码也是名师职干部。

二

抗日战争结束后，老金也算是地下组织的有功之臣，组织考虑到他的脚伤，参军或到地方工作是不现实了，为了给老金找条后路便送到苏联去学习。老金不认字，没什么文化，便被苏联同志安排去学习发电。发电听起来简单，要把发电机工作原理弄明白，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是老金第一次接触机器，听到机器轰鸣，一盏又一盏灯亮起来时，老金双脚离地跳起来，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发电机后，老金回到了国内。那会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老金又一次被派到了部队，还是原来那支老抗联队伍，此时，他们早就不叫抗联游击队了，而改成了纵队，赵支队长已经是名团长了，父亲也成了一名连长。纵队有一台发电机，那会的发电机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保障纵队的电台和通信联络，老金的加入让发电机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从没因为发电机故障而耽误纵队的情报往来。老金随着部队一直到了海南岛，海南岛解放不久，又随部队去了朝鲜，朝鲜战争结束后，成立了军区，老金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名军区的老军工。不论刮风下雨，阴晴雪雨，他都会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扭捏着脚步去发电机房上班。赶上部队演习或训练时，他和发电机被卡车拉着追随指挥所，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发电。

随着三个孩子陆续出生，老金便多了心事，他一直想生个男孩，完成他未尽的心愿。在抗联时期，他做地下联络工作，那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参加游击队，因为冻伤失去了十根脚趾，他的愿望落空了。虽然，他从苏联回来后，仍在部队工作，但看到那些战友们在前线杀敌立功，他的心也痒痒的。当年的赵支队长，如今的师长曾拍着他的肩头，安慰道：小金子，不论你在哪里，只要为革命工作，你都会发光发热的。他听了赵师长的话，脸上带着笑，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并不心甘情愿地做一名电工，他的理想是要像别人一样，大脚走八方去前线杀敌立功。

后来，我们从他三个孩子的名字，依稀能够感受到老金的渴望。老大是个女孩叫盼军，老二又是个女孩叫念军，她们盼着念着，来军终于出生了。在老金的观念里，只有男孩未来才能驰骋疆场。但来军似乎不怎么争气，生性胆小。记得我们上小学那会，职工宿舍前有几条拴在树上的铁丝，就是为了职工们洗衣晾晒方便，偶尔也有职工在天气好时把被褥挂出来晾晒。可老金的家门前，隔三差五地晾晒最多的物件就是褥子，明眼人都能看到褥子上地图一样的印痕。后来听母亲说：来军经常尿床，找了好多中医来看也不见效果。母亲说这话时，是一脸的同情之色。

那会我们都不爱搭理来军，都知道他是个尿床大王，他走过我们身边似乎都能闻到一股尿骚气。来军也从来不和我们掺和到一块，就像他两个姐姐一样总是独来独往。有时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老金家的三个孩子经常走在一起，盼军和念军走在前面，来军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跟在两个姐姐身后。我们暗地里给来军起了一个外号：尿炕精。只要见到来军一个人时，我们就大呼小叫地喊：尿炕精，尿炕精。朱革子因为结巴，他每次喊，总是比我们慢几拍，我们都喊完了，他还没喊完，逗得我们经常哈哈大笑。每每这时，朱革子就一本正经地补充道：本、本、本来、来就是嘛。于是我们就又笑。

大约是三四年级时，我们就很少能看到老金家门前那床画满地图的褥子了。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来军的母亲，那个同样长着细长眼睛的女人，在鐵丝上花花绿绿地晾晒衣服，她见了我们总是会和善地笑一笑，并不说什么，转身进了门里。我们看着来军的母亲，就想起念军，三个孩子只有念军长得和她妈相像，好看的腰身，还有耐看的笑容。盼军和来军长得和他们父母谁也不像，一副凭天由命的样子。

虽然来军不再尿床了，但他的性情却一直没改过来，总是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上体育课有一个跳木马的项目，我们男生总是能轻松完成规定动作，唯有来军不行，跑到木马前犹犹豫豫，总是半途而废，体育老师便把他分到女生那一组，一遍遍地给他和女生开小灶。来军站到女生队伍里，脸都红到脖子根了，样子似乎要哭出来。

我们想，老金千盼万念地终于等来了这个儿子，来军的表现一定让他们一家失望了。

果然，盼军高中毕业那一年，老金突然出现在我家。记得那一天的傍晚，我家的门突然被怯生生地敲响了，父亲几步走到门前打开门，只见老金一脸笑意地立在我家门口，他手里还拎着两瓶酒。他并没有进来的意思，两只脚不停地搓着，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父亲一把把他扯到屋内，大声又热情地说：老金，你这是第一次登我门吧，你可终于来了。父亲在外面碰到过无数次老金，每次父亲都会说：老金，啥时有空到家里来，咱哥俩好好喝几盅。我们都知道，父亲和老金在抗联时就相识，一个在游击队，一个做交通员，父亲的热情一点也不奇怪，只可惜，老金一次也没来过家里。倒是父亲和他当年那些游击队的战友经常聚会，每次都喝得脸红脖子粗，每次都会说起当年的小金子，如今的老金。每次提起老金，他们就咂着嘴感叹：要是老金当年不冻伤脚……后面的话他们不说了，一律用摇头叹气代替了。

此时的老金，把手里提着的两瓶酒放到我家茶几上，脸上僵着笑，说道：首长，我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是为我家老大盼军参军的事。

那会高中毕业有几种去处，下乡、工作或者参军。直接工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老金家三个孩子，不符合就业条件。老金和老金的妻子还没到退休年龄，也不存在接班工作的可能。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下乡，要么去参军。老金到街道上报名了，想让盼军参军，街道答复是，今年招收女兵的名额有限，直接给否了。老金万般无奈下找到了父亲。父亲听完了老金的原委后，他背着手在空地上踱了两步，踱步是父亲的习惯，每次遇到事做决定时，他总是先踱步，然后再做决定。果然父亲立住脚，盯着老金说：老金，你第一次开口，就是再难，这事我也帮你办。老金的眼睛瞬间潮湿了，他捉过父亲的手，一边摇一边说：石部长，真是太感谢了。父亲就说：老金，别忘了咱们是抗联时的战友，我办不成就去找老赵。父亲嘴里的老赵就是如今的赵参谋长。老金告辞时，父亲想起了放到茶几上的两瓶酒，提起来去追老金，老金早已经扭捏着脚下到楼下了，父亲望着那两瓶酒，长吁短叹了好一阵子。

父亲并没有食言，打电话给街道，又给武装部，最后联系上了部队接兵的同志，反复做工作之后，接兵部队的人终于为盼军找了一个入伍名额。之所以盼军入伍这么周折，因为当年接兵的部队是海军潜艇部队，他们不招女兵，要不是父亲再三协调，盼军参军的事肯定泡汤了。

许多年过去了，盼军参军那天的情景我仍记得，那天下了一场小雪，营区里白茫茫一片。接新兵的卡车停在院门口，车下聚了许多送孩子参军的家长，也有一些看热闹的人。老金自然也在其中，他牵着盼军的手，似乎有话要说。此时的盼军身穿海军军装，人立马不一样了，英姿飒爽的样子。男兵们陆续地登车了，盼军冲父亲说：爸，还有什么交代的吗？老金用力地看了眼盼军，咬咬牙说：我说的你记下了吗？盼军点了下头说：到部队一定争取留下，做一个女军官。老金用力点点头。盼军挥下手道：爸，那我出发了。说完一个箭步奔到车下，学着男兵的样子，先是把背包甩到车厢里，然后扒着车厢一翻身登上了卡车。她的样子干净利索，比许多男兵的动作还敏捷。盼军是一车新兵中唯一的一名女兵，她站在车上冲车下的父亲挥着手。车开動那一刻，老金挥着手突然大声地喊：盼军，别忘了我说过的话。我们看见盼军抿着嘴唇冲父亲用力地点了点头。车启动了，越开越远。老金的手用力地挥舞着。

三

盼军参军不久，我们发现来军头顶上多了顶海军军帽。海军的军帽分两种，夏天戴的是佩有飘带的军帽，到了冬天海军军服则变成了深灰色，军帽也是深灰色的。来军就戴了顶深灰色军帽，我们习惯了陆军着装，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别扭。我们那个年代，戴军帽是一种时尚，只要头上扣一顶或真或假的绿色军帽，总能引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我们军区大院里的孩子，头上的军帽大都是真的，我们有父母、哥哥姐姐在部队上，军帽理所当然是真的。

盼军没参军时，记得来军头顶是光着的，他不仅没军帽，头发还有些杂乱，旁枝错节不成个样子。那顶军帽虽然戴在他头上有些大，却一点也不影响来军的自豪感。虽然他还是不合群，溜着我们的人群走，但他的目光似乎变得正常了许多，不再低眉顺眼了，有时还把目光投向我们，我们把目光回敬过去时，看见来军还把胸脯往上挺了挺，弄得我们还有些不习惯。朱革子暗地里就结巴着说：都、都是那顶军帽闹、闹的。我们看着来军头上那顶各色的军帽，心里就多了种异样的东西。

有次，在放学路上，朱革子挥手把来军拦住了，上前结巴道：把、把你帽子让、让我看看。来军不动，木头似的立在那。朱革子上前不由分说地把来军的帽子摘下来，扣到自己头上，摇了摇头说：这晃晃荡荡的，啥、啥玩意。接着朱革子把来军的帽子还了回去，很不正经地扣在来军头上。来军这时涨红了脸，脖子似乎也粗了，他盯着朱革子，声音很大地说：我姐是海军。说完逃也似的跑了。望着来军的背影，我们发现这家伙腿上似乎也有了力气。

我们军区大院子女参军到海军和空军的很少，大都是陆军。原因有两个，我们的父母都属于陆军，自己的家事怎么招呼都有道理。部队的首长都和我们的父母熟悉，有的还是老下级，许多人过了参军季仍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上，我们把这些人称为“后门兵”。另外一个原因是，陆军在我们部队序列里编制最多。空军和海军偶尔也到我们这来招兵，每次只招短短的一截队伍，而陆军可不一样了，有时一招就招一个方队，黑压压的一群人。

盼军参加的是海军的潜艇部队。潜艇我们自然知道是在海底穿行的船只，有时躲在海里十天半月的也不上岸，但我们想象不出盼军能在潜艇上干什么，是开艇还是做装炮手。我们想象着，盼军的身份在我们心里竟有了几分神秘。

我们发现变化最大的还要数老金。老金仍然是我们军区的军工，穿身旧军装，戴着套袖，扭捏着脚在院里走来走去，似乎和以前没什么差别，但我们对老金太熟悉了，还是发现了他的变化。首先他的变化在精气神上，他似乎找到了快乐的密码，脸上多了笑容。还有就是他和首长们打招呼的声音。以前他在院里碰到在军区上班的首长，也打招呼，声音是含蓄的，有种压着嗓子说话的感觉，现在不一样了，他的声音变得嘹亮了，底气十足的样子，透着精神和高兴。有两次，他在院里看到了父亲，立住脚，挺着胸脯说：石部长好。父亲看到老金也立住脚，关心地问一句：盼军还好吧？老金脸上的笑绽放开来，眯着眼睛道：多亏了部长你呀，盼军很好。父亲就点点头，想起了什么似的又说：金子，有空来我家，你上次放到我那的两瓶酒还没喝呢。老金就爽快地点头道：一定一定。我知道，老金说这话是顺嘴了，在这之前父亲也无数次邀请，老金也都答应了，可他一次也没有来过。

元旦那天晚上，外面响起爆竹声时，母亲把饺子煮好了，我们围在桌前正准备开饭，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父亲怔一下，过去把门打开，门外意外地站着老金，脸上挂着标志性的微笑，手里还提着用蒙布包着的东西。他冲父亲说：家里的包了辣白菜馅饺子，我送给部长一家尝尝。说完把蒙布连同盆递了过来，父亲醒过神来，侧过身子一边接过盆，一只手把老金硬拉到屋内，冲母亲说：烫壶酒，金子来了，我们哥俩一定要喝一杯。老金就一边笑着一边挥手说：不了，改日，哪天我再来。老金被父亲不由分说地按到吃饭桌前。这时母亲已经把老金带来的饺子盛到了盘子里，满满的两大盘，还冒着热气，酒也很快被母亲烫好了。起初，老金喝得有些扭捏，像他走路的样子，三杯之后，老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喝酒的样子也自然起来。他一遍遍地说：部长，盼军能够参军多亏了你了。父亲就挥着手说：孩子参军是为国家做贡献，要都不参军，国家谁来保卫。老金的笑容就灿烂起来。父亲那天话很多，也很稠，一杯又一杯地和老金碰着，说得最多的还是抗联那会。父亲盯着满桌子上摆着的饺子，眼泪巴叉地说：金子，还记得那年大年三十吗？你冒着风雪给我们游击队也送了一盘饺子，饺子都被冻硬了，赵支队长每人分了我们一个，那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饺子。父亲说到这哭了，老金也唏嘘道：那年真冷，送完饺子回到家都半夜了，走在半路上还下起了雪，差点迷路。

父亲夹起一只饺子，狠狠地塞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香，真香。老金就不失时机地说：家里的放了猪肉，还有大油。老金带来的辣白菜馅饺子我尝了一个，味道很奇特，就是有点辣，吃了一个后，我便不再吃了。

父亲明显喝多了，又举起杯子，酒却洒了一半，落到衣服的前襟上。父亲大着舌头说：金子，我代表当年的抗联老兵要感谢你，没有你，我们也许活不到今天。老金似乎也喝多了，含混着声音说：部长啊，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参加正规军，现在好了，盼军终于参军了，我高兴。说完抖着手，一扬头把半杯酒也喝下去了，酒稀稀拉拉地从杯子里落下来，也落到衣服的前襟上。父亲从桌下攥住老金的手，然后把两只手放到自己膝盖上，哑着声音说：金子，你要是参军现在也该是名首长了。

老金听了父亲的话，眼圈红了，手在父亲的手里拱动了一下才说：部长，我现在挺好的，咋说，我也是名军工。

那天晚上父亲和老金都喝多了，老金走时，父亲让我去送，我搀着老金的胳膊，随他扭捏着下楼，向职工家属区走去。院里张灯结彩，有孩子在雪地上放鞭炮，鞭炮声音把天上的雪花纷纷炸下来。老金很兴奋的样子，嘴里不停地说着：三呀，以后你也要去参军，我和你爸都姓军，不能让咱们的血脉断了。我嘴里嗯嗯呀呀地应着。他又说：你盼军姐现在是军人了，军人真好……到了老金家门前，我看见老金的老伴、念军还有来军，一家三口正站在门口巴望多时了。见到我们，老金的老伴惊呼一声奔过来，从我手里接过老金的手臂道：送个饺子咋还喝上了。老金立住脚，冲我挥下手道：三呀，替我谢谢你爸。我招呼一声，便转身往家走，听见身后老金还在说：石部长请我喝酒了，真好……

走在路上，我想着老金家的辣白菜饺子，不知为什么，又想起了金达莱，眼前被灯火照耀的雪地上，竟似有一朵又一朵金达莱在盛开。

老金家第一朵金达莱参军去了，还有一朵便是念军了。念军是美丽的，美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虽然她还是躲着我们这些人，形单影只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但她的美已悄然绽放了。我们男孩子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会追随着念军的身影。今晚送她爸回家，我发现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是柔和的，甚至还有几分亲切和感激的成分，弄得我有点小激动，转过身时，念军的美丽便也像金达莱一样在我眼前绽放了。

我记得念军快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在院里的路上又碰到了不一样的老金。说他不一样是他的着装，突然发现他穿了条海军军裤。以前老金常年穿的是陆军衣服，一身上下都是，看起来并不显眼，如今他穿了条深蓝色海军军裤，上身还是那件陆军旧军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很扎眼。他见我陌生地打量他，便冲我一边笑一边招着手说：三呀，这是你盼军姐给我寄来的，好看不？我把笑写在尴尬的脸上，不知如何作答，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盼军姐还没探亲呢？老金就掰著指头说：你盼军姐来信了，今年八一节就回来探亲。一晃盼军参军快满两年了，不知这两年她又有了什么变化，还是那个生龙活虎像假小子一样的盼军吗？

从那以后，老金在院里碰到熟人打招呼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盼军身上，他含蓄着声音说：我家的大丫头来信说已经入党了，上个月还受到了一次嘉奖。老金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在肆意地绽放着。盼军成了老金生活中的念想和希望。我望着志得意满的老金，就想：也许一两年后，盼军还会给老金一家带来惊人的消息，那就是提干。盼军成为女军官之后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的想法没能成为现实，那年八一节还没到，父亲有一天下班，带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盼军牺牲了。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盼军参军后并没有在潜艇上工作，而是在潜艇基地的服务站工作。潜艇官兵出海执行任务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一直在深海里潜伏，岸上就留下了他们的家属。服务站主要就是保障基地生活正常运转的一个机构，比如，为家属们换送煤气罐，把充满气的煤气罐送到军人家里，装好，再把空罐拿回到服务站，再次充满气。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保障，比如谁家漏水了、下水道堵了，都要由服务站的官兵去处理。盼军确切地说是名后门兵，潜艇部队招兵时并没想招收女兵，是父亲反复协调人家才为盼军开了绿灯。潜艇是男人的世界，盼军无论怎么像个男孩子，但毕竟她还是女的，于是就被安排到军人服务站工作。盼军无疑是努力的，参军一年半之后就入了党，还受到过两次嘉奖，如果她不出事，她能否转干不好说，但无疑会是名优秀的士兵。结果，就在盼军准备探亲前十几天，她光荣地牺牲了。

据父亲说，盼军牺牲就是因为煤气罐。一只煤气罐漏气，碰到了明火，引燃了煤气罐，那是个库房，里面排满了充好气的煤气罐，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连锁性爆炸，后果可想而知。盼军为了不引起可怕的后果，她把那只燃烧的煤气罐扛到了肩上，在她的观念里，海水能浇灭燃烧的煤气罐，于是她扛起那只燃烧的煤气罐向海边跑去。许久之后，我仍在想象着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盼军肩上是燃烧的大火球，她却全然不顾，疯了似的向海边跑去，可惜的是，她还没跑到海边，那只煤气罐就在她肩上爆炸了……

盼军出事后，军区派了辆吉普车，拉着老金和他的老伴奔向了潜艇基地。他们出发是在晚上，许多人都围在了老金家门前，那辆吉普车也停在老金家门前。赵参谋长，父亲，还有一些和老金熟悉的叔叔都来了。老金和他老伴终于从门里走出来，老金又换上了那套陆军服装，浑身上下很协调的样子。他依旧扭捏着脚步，比平时多了沉重，他和老伴显然已经哭过了，眼睛红肿着。父亲上前几步，握住了老金的手，说了句：金子，你要挺住。老金先是把目光定在父亲的脸上，又移开依次在那些熟人的脸上扫过，似乎想笑一笑，那笑就僵在嘴角。他扶住车门时，说了句：谢谢首长们。他和他的老伴坐到吉普车的后排，父亲重重地把车门关上。吉普车便一溜烟地驶走了。

人们渐渐散去，我看到了念军和来军贴在自家窗后的脸，我看见两双不安惊惧的目光向外面望着。

四

老金和他老伴是几天后回来的，还是送他们的那辆吉普车。车开到他家门前时，许多人又一次去了，赵参谋长和父亲也在其中。先是老金从车上下来，他怀里多了一只骨灰盒，古铜色的骨灰盒质地饱满，人们都被他怀里的骨灰盒吸引了，那里面装着的是盼军，参军前还生龙活虎地在自己门前进进出出。老金的老伴，那个好看的中年女人，扶着车门，摸索半晌才从车上下来，老金没回头，立住脚，显然他在等老伴从车上下来。先是老伴哑着嗓子喊了一声：盼军，咱回家了。又听到老金哽着嗓子喊：回家了，盼军。两人一边喊着，一边向家门走去。快到门前时，不知老金坐车久了腿脚麻木，还是怀里的骨灰盒太沉太重了，他的身子摇晃一下，差点跌倒。念军这时从屋里冲了出来，先是扶住了父亲，又从父亲怀里接过盼军的骨灰盒，凄厉一声：姐，姐呀。门开了，我们看见来军怕冷似的抱紧了身子，灰白着一张脸，恐惧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后来，老金家房门关上了，我们仍能听到从房间里挤出的哭声，是一团，分不清谁在哭。人们低着头，又一次散去，最后只剩下赵参谋长和父亲，赵参谋长背着手，眼睛早就潮湿了，父亲背过身抹了一把脸，又回头冲赵参谋长说：老金一家不容易，我们要帮他做点什么。赵参谋长用力点了点头，冲父亲摆了下手，两人向军区办公楼走去，两人一边走一边低声说着什么，背后是老金一家高一声低一声的哭声。

念军突然参军了。直到她戴着大红花，被通讯团的车接走，我们才反应过来。八月份征兵工作还没开始，我们所熟悉的标语口号还没张贴得到处都是，大院里的树墙和柳树正茂盛地生长着，身穿绿军装的念军胸前戴着红花，悄然无声地坐进了通讯团的小车里。那天我们看到，念军的样子很平静，上车前弯下苗条的身子，把一双修长的腿也收进车里。直到小车启动，我们才意识到，念军这是参军了。没有往常敲锣打鼓欢送的场面，一切都平常得很。但我知道，平常只是表面，后面一定是不同寻常。

后来，在吃饭桌上才听父亲说：念军是被军区特批入伍的。这次她没再去海军，而是去了军区的通讯团。通讯团离军区并不远，和一个军用机场相邻。

盼军成了烈士，老金一家无疑便是烈士家属了。我们看到街道的工作人员把一个烈士家属的牌子，钉在老金家的门楣上。牌子是红底黄字，写着“烈士之家”的字样。因为这块与众不同的牌子，老金的家一下子就显得不一样起来。

盼军牺牲后，军区报，还有《解放军报》都登载过盼军的光荣事迹，她被称为“火海英雄”。报纸上写的什么我忘了，我只记得登在报纸上被黑框标注了的那张盼军的照片，她身穿军装，眼神刚毅地望向前方，嘴角还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盼军参军时我们见过，这张照片比她参军走时成熟了许多，带点老兵的味道，眉宇间也有了少女的气息。盼军是英雄，她成为了部队官兵学习的典型。有一天，赵参谋长把老金请到办公室，赵参谋长是代表军区首长和老金谈话，意思是，让他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组织能办到的，就一定会办。不料想，老金其他什么照顾条件都没提，只提了希望组织把念军安排到部队参军，让她去接姐姐的班。这些细节自然是听父亲在饭桌上说起的，父亲一边和母亲叨叨着这些事，一边摇着头道：这个金子，唉。父亲不知为什么为老金叹气。

从那以后，我们依然能在院里经常看到老金，他还和以前一样，电工的工具袋坠在腰上，扭捏著脚顺着电线这看看那查查，表情是平静的。所不同的是，他那条深蓝色海军裤不见了，又换成了一身绿色军服，从上到下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模样。在我们眼里，老金这身打扮顺眼多了，海军和陆军服搭配在一起的确很扎眼。

几个月后，我们在军区院里看到了念军，她身穿军服，佩戴着领章帽徽，瘦瘦高高地走在营区的路上，人一下子比以前显得更好看了。在我们的印象里，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姐姐都不如念军长得好看，以前只要我们见到念军的身影，总忍不住偷眼去看她。她离我们近一些时，我们的心还乱跳着，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可惜她从来不和我们打成一片，一阵风地过来，又一阵风地去了，空气中留下一股好闻的气味。此时，穿上军装的念军比以前又上了一个台阶，几个月没见，似乎她又多了种女人味，这种风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念军的出现弄得我们的心痒痒的。

那次念军回来，是回家过周末的，住了一晚上又一阵风似的走了。我们期盼着能够再次见到念军，但我们不知道下次会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放学，我们把来军拦下，他见我们把他拦住，眼里瞬间闪过惊惧的神色，想躲开。朱革子拉住他的书包结巴着说：来、来军，我、我们不咋、咋地你，就、就问你姐姐念军啥时候还、还回来？来军听了这话，神情放松了许多，用脚掌碾着路上的一块小石子，怯怯地说：上次念军回家，是我妈生病了，专门请假回来的。我们这才知道，前几天老金的老伴生病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念军会何时回来，自此，我们多了个盼头和念想。那一年我们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

有天傍晚，朱革子在我家楼下气喘吁吁地喊我，我忙三火四地从楼上下来，朱革子神秘地把我拉到没人处，急不可耐地说：我、我和念、念军通上话了。我不解又吃惊地望着朱革子因兴奋而扭曲变形的脸。我从朱革子结结巴巴地叙述中知道念军在通讯团做了名话务员，而且还在一号台工作。所谓的一号台就是负责首长电话接转的中转台。那会我们家里都装有两部电话，一部是拨号的，还有一部是红色话机不需拨号，只要拿起来就会有人和你说话。后来我们知道那是总机员。这部红色电话不是每家都有，只有师职军官以上的家里才会安装。

朱革子就是无意中通过红色电话听到念军声音的。通过朱革子我还知道现在的念军是有代号的，她的代号是洞两幺，就是021。朱革子那天还神秘地和我说：念、念军现、现在说话声音老、老好听了，像电、电台里的播音员。我想象着念军的样子心就又快速地跳起来。也是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起家里那部红色电话机了，趁家里没人，我偷偷地把电话机拿起来，把听筒贴到耳朵上。很快便有一个标准的女声出现了：首长好，捌洞三为您服务，请问你要哪里？显然不是念军，她的代号是洞两幺，我忙把电话放下，心杂乱地跳着，就想，要是念军接电话自己说点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了来军，就说自己是来军的同学，问候她一下。这么想着觉得理由还算充分，要是再加上句，问她何时回家就完美了。从那天开始，只要家里没人我都会跑到红色电话机旁，一次次拿起电话，有一次真的是念军接的电话，她用悦耳又标准的声音说：首长好，请问您要哪里，洞两幺为您服务。电话里念军的声音太好听了，正像朱革子所说的一样，都赶上电台里的播音员了。之前想好的和念军搭讪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像只刺猬似的把电话扔到一旁，心跳如鼓。平静一会之后，忍不住又把电话拿了起来，还是念军的声音，还是礼貌的用语。几次之后，念军终于改变了语气，她在电话里说：你好，小孩不要玩电话。说完就下线了。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被念军一眼看穿了，忙把电话听筒放回到原处，脸上火辣辣的。回味着念军动听又美好的声音，不免一次次地心旌摇荡。再看电话机时，仿佛念军就在我的眼前，正用嗔怪的目光望向我，手一次次伸到电话听筒上，又一次次慢慢地收回来。

第二天，我和朱革子偷偷地交流打电话的情况，他也和我遇到了同样的遭遇，他脸红着说：我听、听我妈说，咱、咱们家的电话都是登、登记过的，我们一打电话，她、她们就知道谁、谁家打、打的。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听朱革子说，我的脸一下子也红了，仿佛被念军看穿了心思。从那以后，我们不敢再随便打电话了，只在心里默默地希望念军再一次回家。

也许是因为念军，来军在我们眼里突然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以前，来军在我们眼里总是那么不起眼，像一只老鼠，偷偷地在我们眼前跑过。虽然他不再在床上画地图了，但前几年招展在他家门口花花绿绿的床单和褥子，始终不能从我们记忆中抹去。也许是因为念军，我们在心里原谅了来军，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念军的弟弟。我们怀着这种心情再去看来军时，竟然发现他长得是两个姐姐的混合体，又像盼军又像念军，望着来军那张脸，我们总会想起他的两个姐姐。也不知何时，来军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以前他和我们学习成绩差不多少，也就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中游水平，现在一转眼的工夫，他几乎成了全班第一名。班主任经常站在讲台上表扬来军，一边表扬一边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后班主任的目光在朱革子脸上打住，狠狠地挖了一下又移开。朱革子脸不红不白的，冲班主任厚颜无耻地笑。朱革子的学习成绩的确不怎么样，不仅让老师操碎了心，小时候还经常逃学，没少遭他父亲暴打。每次被打他都大哭不止，哭声嘹亮而又高亢，一点也不结巴。

在一次测评考试之后，班主任老师一脸兴奋地站在讲台上宣布：这次测考打满分的同学只有一个。说完这话，老师的目光从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脸上扫过。我们一些学习不咋地的人，他懒得理睬我们。老师挥了下手里的考试卷子，又说：打满分的同学就是金来军。我们再望来军时，发现他的样子很平静，似乎老师的表扬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班主任老师从那以后，说得最多的话就是：金来军同学努力下去，北大清华皆有希望。老师大张旗鼓地表扬来军时，让我们感到汗颜。

我们再望向独来独往的来军时，便生出了几分羡慕和妒忌。又一次开学后，我们光荣又无奈地升入到了高一。

五

一晃念军就成了老兵。

遇到节日部队放假，在院子里我们总能看到念军的身影。再次见到念军时，她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先是发现她的刘海似乎烫过了，卷曲着在她的眼睛上方，走起路来，刘海也跟着一颤一颤的，很有风情的样子。还有她的军裤，不再肥大，而是很贴身地穿在她的身上，看上去凹凸有致，显得她的两条腿修长无比。还有就是，她多了双半高跟鞋，鞋是绒面的那种，黑色的，远远看过去，像军官的皮鞋。当然，念军还不是军官，只能穿绒面布鞋。念军这身打扮走在军区大院里，风姿绰约，引得人们对她侧目，我想在任何人眼里，念军都称得上全院里最漂亮的女兵。军区大院不缺女兵和女军官，但她们和念军比起来，只能算是女人，漂亮和她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次，朱革子和我走在一起，他看见念军从我们眼前走过，狠狠地咽着口水，结巴道：他、他妈的，念、念军可是越来越、越漂亮了。我看眼朱革子，他的目光被念军的背影牵得又长又虚。我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朱革子才醒过神来，冲我难看地笑笑，又费劲地咽口唾液，我看见他隆起的喉头上下滑动了几次。

老金一如往常地在院子里转悠，腰上扎着皮带，皮带后面吊着电工工具包，沉甸甸地坠在屁股上，扭捏着脚步很勤奋地转来转去，他的身后有时跟着两徒弟，有时不跟。那两徒弟我们也见过多次，大张三十出头，还有个小李也二十大几的样子了。他们都一律人高马大，跟在老金后面就像两个保镖。大张和小李是前几年招的工，据说两个人都参过军，在部队上还立过功，复员后能到军区当职工，也算是天大的福分了。我们经常能看见大张和小李两个人，训练有素地走在营区的院子里，一丝不苟地检查线路。

无论老金的身后跟不跟着两个徒弟，不知何时开始老金的脸上镀了层喜色，嘴角上扬，眉毛弯着，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似乎也变得新鲜起来。他总是笑眯眯地打量着院内的人和景物，人整日里喜滋滋的。

五一节那天，我们学校放假，我在院子里又看到了回家的念军。部队刚换成夏装，念军的白衬衣从军装里露出一圈，雪白雪白的，映得她的脸红红的，她的目光像风似的穿透刘海迷离地望向远方。我一见到念军心就止不住地乱跳一气。我伸手压在心脏的位置，就想，老金一家这是苦尽甘来了。盼军牺牲，似乎是老金一家幸福开始的前奏，接着是念军参军，来军在学习上也奋起直追，现在已经一跃成为全班第一了。老金一家有理由高兴。

吃晚饭时，母亲没摆父亲的筷子，母亲说：父亲被老金请到家里吃饭去了。我有些吃惊，父亲当年和老金是战友，年龄也相仿，除了为盼军的事来过我家之外，老金从不来家里做客。在院里父亲和老金相见也相互打招呼，一个叫首长一个叫金子，也许是因为工作或者地位的原因，似乎总是热乎不起来。老金永远和父亲保持着距离，父亲向前一步，他就退后一步。我琢磨过老金和父亲这种关系，觉得他们无论如何成不了朋友。就像我们和来军一样。

来军学习一下子成为全班第一，我们明里暗里都对他有了些许的嫉妒。特别是我们班那些女生，每当老师提问我们问题，我们依次败下阵来，往往来军会成为最后出场的那员大将，只要他站起来，所有女生的目光都会投向来军。来军处事不惊，胸有成竹，遇到再难的题他都会迎刃而解，引来女生一片又一片的惊叹。因为他学习成绩蒸蒸日上，我们甚至都忘记了他小时候在床单上画地图的样子了。私下里，我和朱革子等人试图和来军拉近关系，可这家伙，总是比兔子跑得还快，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不论我们怎么叫他，他连头都不回一下，跑得急了，还把书包抱在胸前，弓下身子，低着头，真的就像一只受到了惊吓的兔子。几次三番之后，来军并没有和我们和平共处的意思，仍和以前一样，独来独往，一见到我们就把头勾下去，把书包抱紧，做出随时奔跑的架势。朱革子就摆摆手，总结到：来、来军和、和我、我们，不是一个道、道上的人，他、他是军工子弟，咱、咱们犯不着。

那天晚上，天都黑透了，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就催我去接父亲。父亲这两年不知怎么了，喝点酒话就多，再喝一点就醉了。他隔三差五地会去外面做客，有时去赵参谋长家，有时去李部长家，他们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请客，他们都是抗联时的战友，走动就多一些。每次喝上三五杯之后，说的都是和抗联有关的话，什么大雪封山鬼子扫荡，他们是如何藏在雪地里躲过敌人的搜捕，还有就是如何吃树皮山果，他们有一套经验，什么样的树皮好吃，什么样的山果有毒……然后就醉了，醉倒一片，就打电话让各家的孩子来接各自的父亲。他们踉跄着走出门，大着声音含混不清地说着再见，摇摇晃晃向各自家里走去。

我来到老金家门前时，父亲已经出来了，是来军挽着他想往我家送。父亲大着声音和老金站在门口正说着什么。不远处一棵树下，赵参谋长的警卫员正搀着赵参谋长，扶着一棵树，弓着身子冲树呕着。我忙过去从来军手里接过父亲。来军一句话也没说，向家门跑去。我看见念军正站在门口一侧的暗影里，朝我们这里望着。我想尽快把父亲搀走，父亲拉过老金的手，大着舌头一遍遍地说：金子，命运对你不公平呀，你受伤没能到部队上来，盼军牺牲了，念军这事包在我和老赵身上了，你们家不能没有一个军人，否则不公平哇。父亲也要呕，我借机把父亲搀走，走了几十米，父亲嘴里还在说：金子，念军提干的事找我来办。我回头再看时，老金仍立在家门前，他倚在一棵树上沖父亲挥着手，一边挥手还一边冲父亲喊：谢谢参谋长、部长能来……念军不知何时已经不在了。

回到家，父亲坐在沙发上，喝了两口水之后还在说：命运对金子一家不公平，念军应该提干。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老金请赵参谋长和父亲去家里吃饭，原来是为念军提干的事。二哥和念军是一批参的军，二哥去了北部边陲。二哥每次来信诉说部队如何艰苦、希望自己能够调到一个较好的单位，父亲连看都不看，只有母亲一个人看，看完会简单地和父亲交流一下，父亲总是不耐烦地挥着手说：吃点苦怕什么，当兵哪有不苦的，和我们当年抗联比，他这点苦还算苦了？母亲这时就不说话了，草率地把二哥诉苦的来信收起来。父亲更不会给二哥回信，一般给二哥回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每次我给二哥回信都告诉他，父亲不会帮他，想出人头地只能靠他自己了，还狠狠地和二哥说，让他忘记父亲，忘记这个家吧。起初二哥还充满热情地给家里写信，一段时间之后，不知是我添油加醋起了作用，还是二哥醒悟了，总之，他给家里来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时一年也来不了两封。

父亲对老金家的念军提干的事如此热情，却对二哥如此冷淡，起初我有点想不通，偷偷地和母亲抱怨过，母亲就叹口气说：你爸就那样，他管过你们谁呀，要出息就靠自己吧。那一次，我在母亲眼里读懂了失望。

五一节之后不久，有天晚上，老金又一次敲开了我家的门，这次手里不仅有两瓶酒，还多了两条烟。他有些尴尬地站在我家客厅里，父亲拉他坐，他也不坐，把烟和酒放到沙发旁的空地上，嗫嚅着说：部长，麻烦你，看能不能把这烟和酒捎给通讯团的团长和政委。

父亲就把脸拉下来，看了眼烟和酒，又看了眼老金，愠怒道：金子，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老石呀，念军的事我记着呢，已经和通讯团的领导打过招呼了。那天晚上，老金告辞时，父亲把烟和酒又塞到了老金的怀里，老金执意把东西留下，两人像打架似的从客厅撕扯到门口，又到楼下。半晌，父亲从楼下回来，空着手，一脸轻松地说了句：这个老金呀。

我知道，过不久，念军应该就提干了。再次在院里见到念军时，我就想象着念军穿上军官服，还有只有军官才有的皮鞋，走在路上的样子。那时的念军一定比现在还要漂亮，心里就多了种说不清的滋味。我给二哥写信，把念军即将提干的消息告诉了他，不知二哥没当回事，还是没收到我的信，总之，他没回信。

不久，念军要提干的消息，在院里传开了，所有熟悉老金的人，见了他都会说上一句：恭喜了老金。老金就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满脸是笑地迎接着人们的祝贺。有几次，我路过老金身边时，还听他哼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哼唱的是那首著名的《阿里郎》。每次一想起这熟悉又亲切的旋律，我的眼前就会出现漫山遍野的金达莱，它们正红艳艳地开着。

老金家原本有两朵盛开的金达莱，一朵是盼军，可惜她夭折了。现在剩下唯一的一朵是念军，正红彤彤地开着。如果念军不节外生枝，她的命运会依据所有人的祝福，成为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军官，前途将一片美好。

六

老金一家没能期盼来念军的美好前途。

有一天下午，我们刚放学回来，我们已上到高二上学期了，记得是刚开学不久，天不冷不热。我们散落地走在家属院的甬路上，朱革子突然拉了下我的衣袖，结巴道：你、你看。我抬头望去，念军正向院里走来，她背着行李，手提旅行箱，虽然仍穿着军装，却没了领章帽徽，就像她刚参军走时一样。所不同的是，她参军走时，是通讯团的一辆小车把她接走的，此时，她形单影只地自己走了回来。

朱革子望了我一眼，不解地说：念、念军，复、复员了？

我的目光仍被念军吸引着，她走得若无其事，脚步轻盈，甚至可以形容为潇洒，半高跟鞋敲击在路面上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声，不得不说无论何时念军都是那么美丽。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我才清醒过来，脑子里画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念军真的复员了？

当天晚上，我就得到了一条关于念军的惊人消息，这条消息是从父亲嘴里说出来的。在饭桌上，母亲忧愁地盯着桌面说了句：我下班时，看见金师傅蹲在一棵树下哭呢。母亲一直称老金为金师傅。父亲刚拿起筷子，听母亲这么说，啪的一声把筷子又放到了桌子上，叹了口气道：这个念军，真是不争气呀。于是父亲就宣布了那条让我惊掉下巴的消息：念军因在部队谈恋爱，被通讯团处理提前复员了。因为恋爱被处理复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直到我参军后才清楚，士兵条例明文规定，士兵在服役期间，禁止在驻军当地恋爱。

没多久，念军被处理复员的细节便浮出了水面。念军的恋爱对象是名北京籍的兵，那个士兵姓章，文章的章，还是名班长。在被发现前，章班长入党已经一年多了，正准备被部队保送去军校学习，结果，章班长和念军不知何时爱上了。发现两人恋情那天晚上，通讯团搞了一次紧急集合，意外地发现队列里少了两个人。这是一次意外，队伍被宣布解散，分头去找两人，结果在营院外的一棵树下，连长发现了两个人。当连长的手电光束射向两人时，他们的身体才在惊悸中分开。

两个士兵在服役期间违反士兵条例而偷尝禁果，这件事就闹大了。连长报告营里，营里又报告团里，没两天，他们的处理结果就出来了，两人同时被宣布提前复员。也许是因念军是烈士的妹妹，是特招入伍的，除了提前复员，并没有受到其他处分。那个章班长却不一样了，不仅提前复员，档案里还留下了一个记大过处分。

出了这么大的事，念军一直瞒着家人，直到迫不得已从通讯团回来。我们知道老金家出大事了，都想从来军脸上看出端倪，可来军一如既往，低着头上学，又低着头放学，就像一只没有欲望的老鼠从我们眼前悄然走过。没从来军身上看出什么，我们放学后就故意在老金家门前走来走去，老金家的房门和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的，似乎没人一样，我们不免有些失望。真希望这时能够看到念军从屋里走出来，哪怕她哭一场，让我们听听声音也好。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意外地，我们却看到了老金，几日不见，他似乎瘦了一些，人也显得苍老起来，电工工具袋吊在他的屁股上，压得他的身子有些歪斜，他的目光却是直的，直直地望着远方，显得木木的。

念军回来前可不是这样，老金身板笔直目光活泛，脸上还绽放着花似的笑容，一看到老金的脸我就想到金达莱。不仅如此，他还把一首《阿里郎》哼唱得有声有色。然而，此时的老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日子还是那个日子，老金却不是那个老金了。

那些日子，父亲也是唉声叹气的，一张脸变成了苦瓜，难看得很。有天晚上，父亲吃完饭就出去了，很晚也没回来，母亲一边看墙上的时钟，一边把目光投向我，嘴里说：老三，看看你爸去哪了，咋这时还不回来。父亲每次喝酒回来晚了，母亲总是用这种口气让我去接父亲。父亲出门喝酒目的很明确，我总是能在父亲的朋友家准确地把他找到。有时父亲喝多了，需要我扶，有时他没喝多，背着手大步地在前面走，兴致来了有时还会哼唱《抗联军歌》：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这时，我就想父亲一定喝美了，他们喝酒的主题一定和抗联有关。这天，我虽然有些不情愿，还是出来了，在家属院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的身影。因为天已经晚了，在外面散步的人也不多了，很容易便找到了父亲。发现父亲时，他背对着我，坐在花园的一个排椅上。他不是一个人，身边还坐着老金，从侧影我就认出了他，他的身子仍然歪斜着，不堪重负的样子。先是听见父亲不知说了句什么，就听老金长叹一声说：盼军牺牲了，我还指望着念军能在部队立住脚，可谁想她这么没出息。父亲的一只手拍在了老金歪斜的肩膀上。老金的身子似乎抖了一下，带着哭腔说：部长呀，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没留在队伍上，本指望孩子们圆了我这个心愿，可谁成想……老金就哀哀地哭泣起来。我立住脚，不知进退地戳在那，我第一次发现，老金把部队看得这么重。我们院里每年都有许多士兵入伍，又有许多人复员回来，在我的印象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进进出出很正常，别人也觉得正常，孩子走了，欢送，孩子回来，迎接。日子还是那个日子，水波不兴，能留在部队的永远是少数，可到了老金这里，天就塌了。在我的记忆里，盼军牺牲时也没见老金这么伤心难过。

父亲这次说话我听清了，他沉着声音说：金子，不论你是不是在队伍上，你都姓军，咱们是一辈子战友，我认你，老赵和老李也都认你。

老金就说：部长啊，我这心不甘哪，哪怕我穿上一天军装我这心也就踏实了，我没这个机会，原本指望孩子能有一个留在队伍上，可是……老金说不下去了，懊恼地拍着自己的大腿。

父亲又说：不是还有来军吗？他是个男孩子，更适合部隊。

老金叹了口气：来军就是个书呆子，他两个姐姐不行，我还能指望他？老金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最后还把双手拢到头上，痛不欲生的样子。

那天，我没打搅父亲，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里。老金的声音和他的痛苦不知为什么让我心里也沉甸甸的，躺在床上好久也没能睡着，想的都是老金的梦想：他十几岁就成了抗联的交通员，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入伍参军，抗战胜利了，他却因为冻伤的双脚失去了转入到部队的机会，然后又梦想着孩子们能实现他的愿望……那天，我听见父亲回来，走进卧室小声地和母亲说了几句什么，我在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好。

又是个不久之后，我们早晨上学的路上，还没走出家属院，看见念军也从家门走出来，这是她复员回来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她身穿便服，手里还提着复员回来的旅行箱，天气有点凉了，她脖子上围了一条薄围巾，是红色的，映得她的脸也朝气蓬勃的样子。她和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原本以为她被处理复员而精神沮丧，没料到，她竟和没事人似的。她神态自若，甚至有些兴高采烈地在我眼前走过，她还是那么漂亮，目光中充满了自信。在院门外，我见她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正好驶来一辆车，她轻盈地跳上车，车门在她身后关上，车便欢快地向前方驶去。我不知道念军这是要去哪里，起初我以为她就是一次外出。

又过了不久，我才听说，念军去了北京，我知道，她一定是找章班长去了。那年的春节我听母亲说，念军在北京结婚了。自然是那个章班长，他们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我莫名的有些失落，但在心底里还是为念军祝福着。念军这一走，便一直没有回来。我参军几年之后，又一次回来休假，才听到有关念军的消息，人们说，念军和她的丈夫干起了旅游，专门承接北京名胜古迹的旅游线路，出发地点就在前门的某一处。

我参军不久之后，老金就退休了，退休的老金仍然住在职工的平房里。偶尔我会在路上看见老金，屁股上少了工具袋，他就把手背在身后，步子仍然扭捏，在他的目光里似乎看到了一股劲。他就这么劲劲地走着，目光坚定，似乎又听到了他哼唱的《阿里郎》的曲调。

有一次，我出差路过北京，专门到前门转了一圈，就是希望能看到念军。许多人去过北京，见到过念军，他们说得真切。果然，我看到了念军，她手里拿着一个票夹，在招呼游客上车，北京的名胜古迹蹦豆似的连在一起，听起来像绕口令。念军已经一副北京口音了。因为是冬天，她穿了件军大衣，没系扣子，几年没见，她似乎没什么变化。路旁停了辆中巴客车，一个男子坐在司机的位置上，冲车下的人也呼叫着：八达岭，十三陵，密云水库一日游嘞……我想，这人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章班长吧，他仍留着寸头，圆圆的脸上挂着笑。

那天，我一直看着他们把车开走，那辆中巴车融入到车水马龙的路上，过个红绿灯转弯不见了。

又是几年后，我听说念军和丈夫开了一家旅行社。没多久，念军和丈夫回了一次老家，要接父母去北京常住。人们都说，念军在北京买了大房子，接父母去享福。可不知为什么，老金和他的老伴只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便又回到了他们的平房里。

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七

念军决然地离开了家，离开了生养她的城市，头也不回地追寻她的爱情去了。

来军就成了老金唯一的念想。我们高中即将毕业了，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我们拿到了高考志愿表。班主任专门拿出一节课的时间，为我们讲解这张高考志愿表，让我们认清自己，恰如其分地填报自己的志愿。最后班主任把目光落到来军的脸上，哗啦啦举着那张表格说：来军你一定填报清华大学。老师这么说完，我们看见来军脸都涨红了，目光满是骄傲。

那天放学后，我们看到来军把那张高考志愿表卷成一个纸筒，死死地握在手里，急不可待地向家里走去。不仅班主任对来军能考取清华大学充满希望，我们作为来军的同学，也相信我们这届毕业生只要有一人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也一定是来军。上了高中后，来军似乎就被人施了魔法，他的成绩一骑绝尘，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我们甚至在心里原谅了他上小学还在床单上画地图的事实，也原谅了他像个女孩子一样的懦弱。上学放学时，只要在路上我们碰到来军，都主动上前和他搭讪，可来军依然故我，低着头行色匆匆，对我们释放的友好信号不闻不问。每次来军这样，朱革子就很生气，结巴着说：牛、牛什么呀，不就是学、学习好？我望着来军远去的背影，又想到了他的两个姐姐上学时也是这么独来独往，可见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习好坏，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军工子女，才和我们产生了深深的裂痕。正如老金和我们的父亲一样。老金就是军区大院里的一名军工，坠在他屁股后面的工具袋把他的身子压得歪斜起来，我们认识老金那天，他就是这样，一直到退休他仍然是名军工。而我们的父亲职务总是隔三差五地在晋升，比如我的父亲，在这座城市解放时，才是名副团职军官，现在已经是名军级部长了，还有朱革子父亲，还有赵参谋长，现在已经是军区副司令了。不论老金资历有多么老，仍然改变不了他是名军工的事实。

班主任下发高考志愿表格的第二天傍晚，我看见我们班主任走进了老金家。班主任这时家访，让我感到吃惊，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就要高考了，这时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来军家，一定别有深意。过了好久，我看见班主任从来军家出来，低垂着头，老金在后面相送。班主任站在门口，仍和老金说着什么，看样子班主任仍然有些激动，连说带比划，鼻子上的眼镜都滑落到了鼻尖处也全然不顾。老金的话不多，只做了一个手势，斩钉截铁的样子。班主任望着老金又小声地说了句什么，样子似在哀求，老金把身子别过去，似乎不想听班主任再说什么了。班主任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还不时地回头张望一眼。老金扭捏着脚步回到了门里，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吃完晚饭之后，我拿本历史书从家里出来，准备在路灯下再背一会历史题，路过老金家门前时，发现来军坐在家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托着腮似乎在想着什么。我走过去，距离来军几步远的地方立住脚，来军发现了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就躲开了。我想来军这样子一定和班主任上门有关，便上前几步说：来军，我看见班主任来你家了。他没再抬头，而是把头埋在两腿之间，突然耸动着肩膀哭了起来。我又走近一步，手扶在他的肩膀上，感受到他的悲伤，没头没尾地安慰他道：来军，你放心，以你的成绩考上清华一定有把握。谁知来军听了我的话，越发伤心起来，整个人都因哭泣而抖成一团。我不知班主任的到来，来军一家发生了什么，来军一直在哭泣，也没有和我交流的意思，我在他身边默立了一会便离开了。身后仍然是来军断续的哭泣之声。

第二天上学是我们交高考志愿表的时间，班主任低着头把我们递给他的高考志愿表码在一起，似乎情绪很低落，脸上写满了失望。坐到座位上，我看见了来军，他此時已经平静了，但双眼仍然红肿着。显然，他昨天晚上哭了许久。

几天之后，班级里恢复了平静，我们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放学时，我看见了老金几次，他带着几个年轻徒弟，在检查电线杆，工具袋让他身子歪斜起来，他仰起头，冲在电线杆上作业的徒弟大声交代着什么。

那年高考后不久，我们大院里，来军是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录取来军的大学不是清华，而是部队一所院校。来军放弃了清华，而改成报考一家军校，这个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得知来军收到军校录取通知的那天下午，我们被一阵鞭炮声吸引了，我看见老金站在自家门前，手里握了一根竹竿，竹竿一端挑着一挂正燃放的鞭炮。老金的表情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他眉毛都立起来了，抿着嘴角，神采飞扬。自从我认识老金，这是我见过老金最开心的样子。他是在为来军考取军校才点燃的鞭炮。可惜的是，来军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老金的身后站着他的老伴，老伴手捂着耳朵，高兴得像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高考前班主任去来军家的目的，是试图说服老金让来军报考清华大学，而老金却执意让来军报考军校。最后自然是老金占了上风，谁让来军是老金的儿子呢。

来军也是我们那届第一个入学的大学生，他出发那天，我们这拨同学都去为他送行。来军穿了一身军校学员制服出现在自家院门前，我们突然发现来军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知是他因为那身军装，还是别的什么。老金拖了个旅行箱，腰杆也挺得笔直，他冲我们挥着手，一副合不拢嘴的样子。自从来军接到军校入学通知书，老金就是这副高兴的样子，我们经常在院里听到他偷偷哼唱《阿里郎》的歌声。

来军似乎还没学会敬礼，他出人意料地走过来，依次和我们拥抱告别。这是来军从小学到高中，第一次如此主动地和我们近距离地接触。我们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我又想起了填写高考志愿表的那天晚上，他哭得如此伤心，一定是在和梦想的清华大学做告别。

来军在老金的相送下，挥手和我们告别了。我们站在老金家门前，望着来军和老金向院外走去，心里一时不知是个什么滋味。

那年我没能考上大学，朱革子也是。年底我参军离开了军区大院。朱革子也想参军，但因为他有口吃的毛病，面试时就被部队接兵领导排除在外了。

我参军两年后回家探亲，意外地在院里看到了来军，他放寒假也回到了家中。我们在院内的路上遇见，很快便认出了彼此，他先是立住脚，给我敬了个军礼，他的军礼标准而又利索。然后我们迈开大步相向而行，我们的手握到了一起，我发现来军的手很有力量，他长高了一些，比以前也壮了一些。他握着我的手道：咱们现在是战友了。我有些陌生又羡慕地望着来军说：来军，你变了，更像名军人了。他冲我笑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后来，我也上了军校，又提干留在了部队。不断有来军的消息传来，他考上了部队院校的研究生，又听说他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来军被分到北京一家部队的科研单位。

我还听说，老金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去北京看过来军，还住了一阵子。回来后的老金身上就多了一套部队新发的九五式军官服，虽然没有肩章和领花，但那身新式军官服穿在老金身上，还是让他精神了不少。

八

老金退休了，接着就是父亲，还有赵副司令，他们那一拨抗联老兵都相继退休了。

老金他们住的那一排职工宿舍终于不见了，而是建成了楼房，老金自然也住进了楼房里。他在院内活动的身影也就随之减少了。但他和父亲、赵副司令还有老李一起活动的次数，却明显增多。

父亲和老李等人退休后便住进了干休所，房子自然也是依据职务高低不一的。父亲和老李住在联排别墅里，各自有院子，种着花花草草。自己的小院外，还修有凉亭、假山什么的，像一个公园。每次他们相聚，大都在干休所。干休所离军区的家属区并不远，只有一条马路相隔，老金扭捏着穿过马路，便走进干休所院内了。父亲和老李等人已经在凉亭里等候了，一副象棋摆在眼前。老金不下棋，他坐在一旁看父亲和老李下棋，他们每次下棋都很认真的样子，为一步棋总会吵吵嚷嚷上好半晌，老金在一旁急得也搓着手，抽个空插上一句话劝着：两位首长，别为一步棋吵了，再吵就伤了身子。老金每次这么说，父亲和老李就怔一怔，相互看看，把目光投向老金，老金就一脸平和地把目光望向他们。一直到两人退休，老金还称他们为首长。父亲在家里家外，无数次地替老金打抱不平，每次都会说：老金若不是当年脚被冻伤，现在最差也会弄个师长军长了。每次说起这话，父亲就叹气，眼神里露出深深的遗憾之色。老金和父亲同岁，当年在抗联时，都是十四岁。老金是地下组织的交通员，父亲是抗联支队的通讯员，一个里，一个外，最后就成了两种不同人生。父亲和老李都是军职干部退休，算是高干了，住别墅，配专车，生病住院也都是高干病房。他们退休后，仍不断地和老金来往着。老金每次来，从不多言，就是坐在一旁看两人下棋，抑或把目光移开，打量着干休所里的山山水水。父亲和老李也和老金闲聊，一般情况下，不是坐在凉亭里，就是绕着假山或水景在散步，老金就喃喃地说：你们休养所真好，像个公园。父亲立住脚，看着老金说：金子，没事多过来走走。老金就把虚虚的目光移到树木掩映的那一排排别墅上，红砖青瓦的别墅像一道风景似的在眼前飘过。

父亲和老李也帶着老金去看望赵副司令。赵副司令年龄比他们大上一些，是最早退休的，他仍住在军区院内的首长小院里，院子内外仍有士兵站岗，不时地还有游动的士兵在院内走过。副司令的房子就更加宽大了，小楼是独立的，前后有院，院内各种名贵古树参天遮日的样子，恍若走进了世外桃源。首长的院内也修有凉亭，凉亭上还长满了青苔，朴拙而又古典。

他们到时，赵副司令已经坐在凉亭里等他们了。他们既是战友又是上下级，赵副司令围坐在中间，老金总是找个远端的位置坐下，然后几个人就说些闲话。他们退休了，工作上的事自然就不说了，每次聊天都要从天气说起，或冷或热地说上一阵子，也会聊些国际国内形势，最后总是在各自孩子的话题上打住。赵副司令家的老大，在部队已当上了副师长，老李的儿子也成为了一名团职干部。父亲说起我们几个孩子时，总是匆匆带过，似乎是不值得一提。匆匆带过之后，父亲就把老金往前拉一拉说：金子的老小才有出息，现在北京一家保密单位做科学研究，是科学家。每每这时，老金总是把胸挺起来，接受检阅似的，目不斜视的样子。赵副司令拍着大腿就说：是来军吧？老金就说：首长，是他。几个人沉默下来，他们几乎都同时想起了盼军扛着燃烧的煤气罐飞奔而去的身影。赵副司令就总结似的说：小金，你的子女争气呀。老金的腰就弯下一些，他想起了念军，没底气地说：我们家老二不争气，她要是留在部队，就完美了。

老金自责时，念军和丈夫已经开了家旅行社，业务不仅遍布全国，还走向了世界，在业内已是小有名气的一家旅行社了。念军也是亚洲欧洲到处行走，开辟着旅行线路。

念军几次三番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去住，老金和老伴也去过几回，在念军家住几天，又到来军家住几天，便又匆匆地回来了。一走进营区，心似乎才踏实下来，脸上也会绽放出难得的笑容。老伴不说什么，随在他的身后。

老金的晚年是幸福的，日子在水波不兴中就这么过着。退了休之后的老人总是老得很快，我先是发现父亲的背驼了，脚步也大不如以前那么灵便了。

有一次，见到老金和他老伴过马路，老伴搀着老金，老金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条手杖，他们小心地移动着脚步向干休所走来。我走到他们近前，打了招呼，他们半晌才认出我来，老金就似梦呓般说：老三哪，都长这么高了。他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在院里打闹追逐的样子。老金的老伴不好意思地纠正道：你金叔老糊涂了。然后又冲老金的耳朵大声地说：老三现在调到军区当干事了，是营职干部了。老金就答非所问地说：你爸和李部长下棋，我去当参谋，不然他们老是吵架。老金在老伴的搀扶下，扭着小脚向干休所走去。

记得是过完五一节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听到老金去世的消息。老金去世前身体就已经很不好了，三天两头去医院，后来都不能下楼了，他的老寒腿总是疼。抗联的日子不仅让老金失去了脚趾，还有一双腿，遇到阴天下雪就会发作。不仅老金这样，父亲和老李还有赵副司令也是这样，只不过他们的后遗症要比老金轻一些。

老金去世后，念军、来军都从北京赶了回来。父亲特意把我叫到他面前。父亲把拐棍立在自己的身前，抬起头望着我说：你金叔的遗愿是想回老家，你记住，等我有一天和你金叔一樣时，我也要回老家。我知道父亲说的老家指的是什么，就是当年他们在抗联的日子里曾经战斗过的山岭和林海。父亲和李叔叔在退休前回去过，退休后也结伴去过。回来后他们就要叨叨上好久关于老家的一切，某座山头如何了，哪条水沟又变化了，似乎，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父亲又说：我老了，走不动了。你代表我去送送你金叔。

护送老金回老家时，有十几口子人，除了念军、来军，还有我们这些当年抗联老兵的子女。我们坐火车，又坐汽车，一路上向大山深处奔去。最后在当地抗联纪念馆同志的陪同下，我们翻山越岭来到了一片山冈前，纪念馆的同志就指着这片山冈说：前面的大山就是当年抗联三支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我顺着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手势望过去，山峰相连，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就像当年抗联老兵的队伍。此时，正值金达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我们听到了鸟鸣之声，还听到了山泉缓缓流过的声响。我们向大山深处走去，簇拥着老金。我的耳畔又响起松涛之声。十四岁的老金挎着筐，里面装着情报和送给抗联队伍的吃食，穿行在风雪之中。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