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精英：诺贝尔奖获得者之路

董亮

2020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得奖者中，“名校”依然是他们身上最易为大众识别的标签。

化学奖得主道德纳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物理学奖得主根策尔也在加州伯克利担任访问学者；另一位物理学奖得主彭罗斯，硕士和博士学位都在剑桥大学修读，任教则在牛津大学；第三位物理学奖得主盖兹，在麻省理工学院本科入门，博士学位则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赖斯是盖兹的加州理工校友……

上述高校在维基百科“拥有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词条中，排名均在前十；在常被视为大学排名权威榜单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全球高校排名榜（2020版）中，也全部排名前十。

名校出优才，这在大众眼里“天经地義”；优才进一步为名校贴金，这叫“良性循环”。不过，诺贝尔奖被视为科学成就表彰的金字塔尖，登上塔尖的人物，倒不一定都来自排行榜前列的高校。维基词条中收录了超过470所高校，当中必有若干诺奖得主的母校“名校成色”有所落后、在各类榜单的前300名之外。

那些所谓“后进者”，最终怎样走进诺贝尔奖的殿堂？另外，那些屡创佳绩的顶尖名校，是否有一套促使“麻雀变凤凰”的机制，能从所谓后进学校中挖掘出优秀人才？

博雅学院不是“野鸡”学校

2020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者中，本科出身学校排名最靠后的是化学奖得主道德纳。1985年，她从波莫纳学院毕业，获得生物化学学士学位。

目前全球最常引用的高校排名榜，分别有U.S. News排行榜、《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西蒙兹大学排行榜和软科世界学术排名榜。波莫纳学院在以上榜单中悉数无名—因为这是一家“博雅学院”。

“博雅”（Liberal Arts）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通俗来说是当时上流人士必须掌握的技能，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色彩。中世纪时期的“博雅七艺”，就包括天文、算术、几何、音乐、修辞、文法、辩证，整体上科学和艺术兼备。“博雅学院”则是美国教育界创立的本科教育体系。这类大学通常只设置四年本科课程，着重提供“文理兼修”的综合性教育。同时，博雅学院的教学制度也很“古希腊”，采用所谓的“苏格拉底风格”，即有利于因材施教的“小班制”。

博雅学院的制度“重教不重研”，其建校理念多以为人才打好本科基础为主，强调培养其综合能力。学校本身是否出研究成果，居次要位置。而主流高校排名，多数以科研成果为重要依据，因此博雅学院很难出现在这类排行榜中。

不上榜却不意味着博雅学院“野鸡”。相反，博雅学院恰恰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代表。利用本科阶段培养人才综合能力、通过小班制教学适配学生自我发展特点，博雅学院走 “精英路线”。在美国人心目中，学费不菲的博雅学院是专为家境优渥的学生设立的顶尖人才加工场。

精英的起点

道德纳曾表示，波莫纳的教学风格令她“感恩”。“博雅教育开启了我的思维，如果不是在波莫纳念书，我很可能获取不了这种思维。（校内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聪明的学生，这不仅包括像我那样学化学的，还有主修历史、法语、物理、数学、地理等各种科目的同学。充满智力激荡的环境打开了人的心智，让人认识到这个世界在文化、想法和观点方面的多样性。”

在波莫纳有关生物化学专业的介绍中，可一窥学校对多样性的重视。“学习本课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学习生物知识，还包括学习生物学家如何获取知识。”除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结合外，该专业为学生持续创造假期校内研究或校外实习的机会，力求通盘考虑有助于培养学生能力的各项举措。尤其反映博雅精神的是一些多领域结合的专业设置，例如“公共政策分析生物学”专业中，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政策分析的课程。

利用本科阶段培养人才综合能力、通过小班制教学适配学生自我发展特点，博雅学院走“精英路线”。

道德纳除了盛赞博雅教育的作用之外，也从博雅学院的小班制受益。她起初曾考虑放弃自然科学研究，转修法语专业。在这个转折时期，先是法语老师建议她继续走科学之路。然后，化学教授弗雷德·格里曼以出色的教学水平打动了道德纳，两人还形成良好私交，经常结伴打棒球。还有实验室教授莎伦·帕纳森科带领道德纳首次参与科研项目。三位老师以学生需要为出发点，以各自形式引导了道德纳成长。这种教师的专门引导，常被视为博雅学院的必备配置。

从波莫纳毕业后，道德纳进入哈佛医学院，正式展开医学领域深度研究。对于有志于钻研学术的博雅学院学生来说，他们最终会像道德纳一样，选择其他高校的研究生课程。对于博雅教育的前期培养作用，美籍华裔心理学家卫立德和物理学家徐道辉2016年发表一篇研究诺奖得主本科出身的报告时指出，这种精尖本科培训成材率很高。从学生数与诺奖得奖数比例来说，部分突出学校甚至能进入前十，比起哈佛、剑桥、哥伦比亚大学等不遑多让。例如U.S. News排名前二的斯沃斯莫尔学院和阿莫斯特学院，迄今已分别培养过四名和三名自然科学类诺奖得主。

波莫纳在U.S. News榜单中位居第四。道德纳是该校首位诺奖得主校友，而拥有诺奖得主校友的博雅学院超过十家。“这些小体量学校的探索，可能对本科教育的选材和教育体系有重大意义。” 卫立德接受《自然》采访时说。

英雄莫问出处

出自受本国人仰望的私立名校，道德纳的本科母校虽然没有参与全球高校排名，但她绝非“后进者”。然而，的确还有一批诺贝尔奖得奖者，“第一学历”不算光鲜。

有的学校本身位于“第三世界”，难免难以跻身榜单前列。譬如1999年化学奖得主泽维尔，毕业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该校在本土当属名校级别，但放在国际上声誉一般，在四大榜单中最好的排名也在700位之后。1968年医学奖得主科拉纳、1979年物理学奖得主萨拉姆，均出自旁遮普大学。在时局变化中，该校从印度的大学变成巴基斯坦的大学，如今在各类排名中位居800位之后。

也有一些诺奖得主，来自相对二三线的发达国家高校。例如，2010年医学奖得主爱德华兹的母校班戈大学，在四大排行榜中最佳排名400后，国内留学圈也评价其教学质量和生源水平一般。

对于这批就读非国际名校本科的诺奖优胜者来说，他们登上科研殿堂最高点的关键在于，进入更顶尖的学府深造，从而开拓了钻探所在领域的道路。帮助他们从普通学校进入名校的机制，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诺奖史上“后进逆袭”的故事中，2014年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的经历尤其有传奇色彩。他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在德岛大学取得。这所大学现时的排行榜排名在500之后，而他就读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末）学校名声也一般般，导致心心念念加入索尼的中村修二，最后只能找了一家“乡镇企业”级别的公司日亚化工上班。

在诺奖史上“后进逆袭”的故事中，2014年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的经历尤其有传奇色彩。

中村修二认为，日亚化工作为一家以原材料供应商为定位的企业，在长期竞争中很容易失去优势。他建议企业加入生产发光二极管的行列。当时二极管产业的最大难关是无法生产蓝光二极管：蓝色是光原色，其他两种原色红、绿的发光二极管均已问世，假如蓝光二极管诞生，二极管理论上就能显示任何颜色。

日亚化工创始人小川信雄，批准了中村修二的研究需求。在5亿日元預算的支持下，中村修二经德岛大学校友酒井士郎推荐，于1988年前往佛罗里达大学留学，学习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MOCVD）技术。短短一年留学时间中，有十个月时间花在自己搭建MOCVD系统之上，所以他并没有获得多少真正的实验机会。

然而正是“自己动手”的经验，令中村修二回国后顺利搭建出适合其研究需要的MOCVD系统，最终利用该系统开发出高亮蓝光二极管。中村修二收获日后被授诺奖的成果，日亚化工也崛起为世界级名企。

不拘一格录人才

中村修二在佛大的“镀金”经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推荐者酒井士郎，他当时就在佛大学术休假，即佛大向酒井士郎开放了作客研究的机会。其次是中村修二本人，他属于由商业机构支持的研究人员。尽管中村修二不是学生、不是访问学者、不是博士后（因为没有博士学位），但佛大依然以灵活的接收方案，为中村修二安排了一个“客席研究助理”的头衔，令后者得以留学。

佛大在中村修二例子上所体现的开放性，往往为欧美顶尖高校所乐于标榜。一方面，“开放”意味着不拘一格录人才。本科学历不抢眼的学生便有了机会。欧美学校的研究生课程以申请制为主，美国尚且还有一个不强制的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欧洲英法高校甚至不组织类似统考。是否能读研，关键看申请者提供的材料是否过硬。像萨拉姆曾是14岁以破纪录成绩考入旁遮普大学的神童，最终在本国一笔海外留学基金支持下远赴剑桥。而这份履历假如放到今天，同样很有机会成为萨拉姆走进名校的敲门砖。

另一方面，“开放”就是打破封闭。当欧美名校主张“开放”时，相应会推出一些举措避免固步自封，例如交流的对象不限定在固定的高校圈、学科圈、领域圈。因此，欧美名校无论在招生还是招募访问学者方面，甚至有意在多样性方面做文章，尝试接纳更多在文化、信仰、肤色、人种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申请者。

欧美学界对多样性的主张，还影响到排名机构的观念—四大排名中除了软科排名之外，其他排行榜都将高校学生和教职工的国际背景丰富程度，定为评价参数之一。而非欧美名校出身者、包括第三世界的研究者，则可以在多样性主张下，觅得更多名校深造机会。

中村修二既非学生又非学者、没发表过学术论文（日亚化工的体制，禁止他发表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是一位跟学术圈毫无关系的“社会人士”。他在佛大深造受益于开放政策。有趣的是，尽管中村修二研发蓝光二极管的预算高达5亿日元（折合当时400万美元），但当中作为学费的只有比较少一部分：2/3预算用来购买搭建MOCVD的装备以及建立实验室，剩下1/3才是深造费用。

深造成本中，进了佛大账户的金额也比较有限。相对于正式学生的学费，欧美大学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非常“优惠”，例如英国大学会收取几百至几千英镑不等的“板凳费”，美国大学收取大致同一区间美元的“访问管理费”。无论“板凳费”还是“管理费”，都是欧美高校强调开放的体现—其他优秀学者以极低廉的“学费“成本，就可享受名校的高质量教学及研究条件。

中国“麻雀”的前途？

欧美名校以开放性给“后进者”创造机遇，“麻雀变凤凰”有赖于此。相比之下，国内高校教育环境中不成文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却成为不少国内人才前进的绊脚石。

2017年，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段欢欢，研究了百所国内高校发布的2017年硕士生招考信息后发现，90%以上高校在招考条件里都会提到学历，包括表明对第一学历层次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生源的喜爱和优待。58%高校对同等学力申请者要求加考，甚至拒绝其申请。

本科学历之所以成为申请国内名校的难关，与国内“学历通货膨胀”有关。先是研究生扩招增加了就业市场上硕士以上求职者的数量，导致用人单位不断提高招聘中的学历门槛。继而本科生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出路，越来越多地选择报考研究生。考生数量逐年增加，名校为了便于筛选，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第一学历视为考察重点。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录取研究生本质上都是人才竞争。竞争总会出现优胜劣汰。不过，国内机制对第一学历的重视，客观上令“一考定终身”更难避免；而国外机制有意识防范这一点，力求不让学生的前途只落在某次具体尝试之上。

国内机制对第一学历的重视，客观上令“一考定终身”更难避免；而国外机制有意识防范这一点，力求不让学生的前途只落在某次具体尝试之上。

从国外高校开放性一面，还可以引出另一个范畴的国内外机制对比—访学。国内大学与欧美大学访问学者在访学成本方面差异明显。清华大学2020—2021学年，文理类一般访问学者的学费是2万元，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每年学费8000元，访学费高于学费，与国外高校恰好相反。

从国内学者的角度来看，即使国内高校要收学费，访学成本也肯定远比免费的海外访学低。但从加强交流的角度來看，外国学者到所在国其他学校访问，比中国学者到其他中国学校访问的成本低，这意味着外国学者访学拥有某些比中国学者明显的便利。

而从整个“麻雀变凤凰”的讨论来看，我们还不妨考察博雅学院体制在国内是否有价值。在此，要率先厘清博雅学院与博雅教育的区别。就后者而言，其实国内外高校的课程设置都有博雅色彩。国外模式是综合性大学学生在大一、大二以上多种通识课为主，到大三才选择专业方向；国内模式是一系列必修课中，包罗各种涉及人文或科学的科目。

而博雅学院除了施行博雅教育，还有小班教学等手段配合。类似体制在国内仍是新鲜事物。中山大学直接建立了以“博雅学院”为名的学院，它借鉴了美式博雅学院某些设置精英科目的思路，例如有拉丁文、诗词格律等课程。不过，中大博雅完全偏重人文类科目，与美式博雅学院文理兼顾的模式并不一致。倒是清华大学的新雅书院更加贴近美式博雅学院，但自2014年成立以来仍在摸索阶段，其仅仅一年制的博雅教育设置以及小班制的落实执行程度，都存在争议。美式博雅学院究竟有没有落地中国的前景，尚需时日验证。

说到时日，假如我们出于关心“中国诺奖得主为什么还没涌现”这个话题，来对比中外高校的体制差异，这未免急功近利。

因为诺奖评选有滞后性，中国在科研和高等教育上大规模投入的历史还不够长，即使现已诞生诺奖成果，也还需耐心等等未来的认可。中外对比的更大价值在于，了解海外“制造精英”之道：如果确有一套机制，不但保证已经成才的人更进一步，还能充分调动潜力股的进步空间、令麻雀涅槃成凤凰，我们是否能借鉴它来培育更多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