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食品加工业集聚经济与绩效关系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

王碧麒，曾 光

(华中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农副食品加工业与农业关联紧密，作为农业部门的后续产业和广大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对于加快中国农村三产融合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农副食品加工业也是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突出。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年农副食品加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为6 152.32亿元，2017年上升到64 449.4亿元。由此可见，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总产值实现了快速增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也在日益提升。进一步从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看，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和产业规模等方面差异较大，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副食品消费市场规模大，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相对处于劣势。与之相反，中西部区域在经济总量、生产加工效率、产业布局等方面都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劳动力和农副食品加工业原材料充足，这些都强化了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空间布局的分散化特征。但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不同地区间要素流动的通勤成本不断降低，跨越地域边界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空间集聚，使得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进一步从行业特征考察，农副食品加工业属于典型的原料和市场指向型行业，企业在局部性原材料资源禀赋约束下，往往倾向于集中布局生产，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效应而选择定位于规模较大的市场所在区域，故该产业布局倾向于分散。

自Marshall提出产业集聚区以来，众多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产业集聚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综合现有文献，产业空间集聚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对产业绩效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Marshall认为是由于专业化外部性所产生，即特定产业在区域集聚形成专业化分工，能够加速知识在行业内企业间溢出，这种行业内企业间的溢出效应称为地方化经济[1]；Jacobs则认为是多样化外部性机制，知识外溢主要在不同行业间传播，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称之为城市化经济[2]。

尽管在产业集聚能否产生外部性这一问题上，两种外部性理论取得了共识，但在外部性类型、作用范围和强度等方面，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Henderson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MAR外部性对产业增长具有主导作用[3]。而Glaeser等的研究则强调Jacobs外部性的正向促进作用[4]。Batisse使用中国省域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集聚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性质和地理位置[5]。Batisse的研究结果在吴三忙等的实证研究中也都得到了验证[6]。部分学者引用拥挤效应指标对集聚经济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研究。Juan De Lucioa等基于西班牙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化对产业增长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而多样化的影响不显著，其观点为外部效应提供了门槛解释[7]。实际上，除集聚经济以及要素的空间供给外，市场需求对区域产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黄玖立和黄俊立通过检验市场效应对中国省域产业增长的影响，发现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转化成较快的产业增长[8]。杨汝岱等通过实证检验市场需求效应对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市场效应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9]。

Anselin指出，任何空间单元上的事物不能认为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与周围空间单元的事物存在关联，并且地理距离越近，联系越强。由于传统经济学使用的经典回归模型忽略了空间相关性的测度，相应的估计结果缺少现实解释力。自Anselin和Haining等逐步完善空间计量理论，并建立了有效的空间计量模型后，空间效应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应用于区域经济相关的实证研究[10-11]。金春雨等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测度集聚经济对省域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专业化和多样化对本地产业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12]。王春杨、孟卫东使用2001—2014年中国省域制造业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地区创新有正向显著的溢出效应[13]。

综合起来看，已有的涉及专业化和多样化两种外部性的文献，往往将空间溢出效应视作黑箱，没有对其进行测量和讨论；而国内考虑集聚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也大多是从省级空间尺度层面对制造业整体进行分析，未识别和测度省域内部更小的空间单元间农副食品加工业存在的溢出效应；现有文献从要素供给或者市场需求单方面进行研究的居多，同时考察两者的影响，并纳入空间效应的文献几乎还是空白。鉴于此，本研究对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空间集聚效应与行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期为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合理布局和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对策建议。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产业绩效不仅取决于一般投入要素，而且也是所处地区外部环境结构的产物。基于Hederson的研究，在技术中性的假设下，集聚经济以因子的形式进入函数，运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采用如下表达式考察集聚经济：Yi=g(Si)f(Li,Ki)。其中，Yi是i地区产业产值，Li，Ki分别是i地区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Si表示外部效应，包括集聚经济和以及控制变量。由于传统回归模型假定空间样本单元相互独立，没有考虑变量或扰动项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导致模型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了测度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将外部效应扩展，设定如下形式的空间杜宾模型：

(二)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的被解释变量是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指标，解释变量主要是集聚经济特征指标。

1.产业绩效(prod)。根据模型设定，该指标用地区产业产值和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

2.专业化(spec)。考虑到相对规模份额的指标能够消除地区规模差异的影响，比绝对规模指标能更好地测量专业化[14]，本文使用相对区位商测量专业化程度，该指标能够对不同地区行业的分布情况进行横向比较，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qij表示i地区j行业产值；qi是i地区所有行业总产值；qj是全国j行业总产值，q是全国所有行业总产值。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i地区j行业专业化水平越高。

3.多样化(div)。本文借鉴Duranton and Puga的方法测度相对多样化水平[15]，计算公式为：

(2)

式(2)中，Sij是i地区j行业占i地区所有行业产值的比例，Sj为j行业占全国所有行业的比例。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地区行业所处环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

4.市场潜力(mp)。根据Harris的方法测度市场需求效应，反映市场需求对区域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的作用，计算公式[16]为：

mpi=∑r≠iYr/dri+Yi/dii

(3)

(4)

式(3)中，Y是各地区的生产总值，dri是第r个和第i个地区间的距离，dii是地区i的内部距离，式(4)中，St表示地区i的面积。从市场潜力指标的含义来看，该指标表明地区间经济相关联，本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影响本地区的市场潜能。

5.控制变量。为了减少遗漏变量所造成的模型估计偏差，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劳均资本存量(capi)，用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从业人数表示[17]；农业丰裕度(agr)，对地区农业资源禀赋的影响进行控制，以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反映地区经济对原料投入的依赖程度[18-19]；人力资本含量 (hum)，为了控制劳动技术水平差异造成的影响，借鉴在统计数据限制条件下的做法，以专任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的比率衡量[20]。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考虑到国家统计局自2003年起开始实施调整后的行业分代码，笔者将行业分类代码划分标准统一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45-2002)》。由于2003年前地(市、区)级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故笔者以2003年作为数据分析的起始年，剔除了区划频繁调整的巢湖、毕节和铜仁等地区，并将地区的行政代码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2007)》。

工业企业数据库是目前最为全面的企业数据库，其覆盖的样本量大和指标多的优势明显，有利于同时细分企业所处的行业维度和地区维度。为了测算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标，论文采用地区和行业的组合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将企业数据加总成地(市、区)级农副食品加工业的数据组合，最终选取281个地(市、区)级行政单位的农副食品加工业作为研究对象(1)为同时划分行业和地区维度以测度集聚经济指标，对中国地(市、区)级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考察，按照《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加总分析，而在本论文开始构思和写作时，该数据库只更新到2012年。由于本文的研究偏一般理论机制和机理，不存在数据时效性的问题。。根据聂辉华等的建议，对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处理：剔除了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和从业人数等缺失的观测值；剔除了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值，例如总产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等[21]。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了插值法进行了填补。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采用可比价计算，将2004—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总值分别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折算成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地(市、区)级层面上价格指数的缺失，因此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总值进行平减，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名义工业增加值平减成实际工业产值。

三、实证分析

在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之前，有必要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判断中国地(市、区)级农副食品加工业的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Moran' I指数用于检验全域范围观测样本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与否，其计算公式为：

(5)

表1 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全局Moran's I指数

由表1可知，2003—2012年Moran' I指数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这表明中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在地(市、区)级层面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需要进一步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予以测量。

(二)全国市级层面的实证分析

为验证集聚经济的拥挤效应是否存在，笔者在实证模型中引入了专业化平方项指标(sqlnspec)和多样化平方项指标(sqlndiv)。根据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结果，LMLAG和LMERR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为了测度集聚经济空间溢出效应产生作用的范围，分别使用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矩阵和以邻接矩阵作为权重矩阵，表2列示了计量回归结果。

表2 全国市级层面计量回归分析结果

在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矩阵和以邻接矩阵作为权重矩阵的模型中，集聚经济外部性效应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得知，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差异较大：在集聚经济的本地影响方面，专业化指标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二次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专业化和行业绩效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初期专业化正向效应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副食品加工业是对原材料进行初级加工的产业，且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共享中间投入品和熟练劳动力，有助于累积生产成本优势。而后期集聚不经济产生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市场进入门槛和技术含量较低，过度集聚使产业结构趋同和无序竞争问题严重，低技术模仿和激烈的价格战阻碍了产业绩效。与此相反，多样化指标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二次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多样化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初期不同产业对地区有限资源的需求产生了负向的竞争效应；当多样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行业间关联效应和互补类型知识的溢出加速，有助于提高行业绩效。

在集聚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方面，专业化对周边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相关的阴影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对原材料和劳动力需求较大，而一个地区的要素资源和相匹配的劳动力往往有限，地区间的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地区间分工协调程度降低，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加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应地，多样化对周边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的溢出效应则不显著，其影响仅局限于本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知识技术在跨地区的扩散过程中损耗较大，并且产业间关联和协作程度减弱，难以提高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

(三)分区域层面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的异质特征对集聚经济作用规律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本文将全国281个地(市、区)级层面行政单元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加以考察。经过拉格朗日乘数及其稳健性检验(LM)，发现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仍然适用，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区域层面的估计结果

从东中西区域层面看，专业化的本地影响与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说明专业化对本地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而专业化引起的拥挤效应，以及集聚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则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化二次项系数值仅在东部地区显著，表明东部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过度集聚引起了拥挤效应，制约了专业化正效应的发挥。其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生产成本较高和竞争效应。此外，专业化及其二次项系数值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且这种阴影效应在西部地区并没有显现。由此可知，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地级市面临着周边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过度集聚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反，邻接权重下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农副食品加工业从相邻地区的专业化获得收益。

多样化对本地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农副食品加工业不仅没有获得多样化产业环境的效率优势，反因恶性竞争阻碍行业绩效。同时，多样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和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影响。这说明多样化的影响在西部和东部地区只局限于本地，随着空间距离范围的扩大而不再显著。在多样化水平较低时，中部地区本地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受到周围地区多样化的负向溢出效应；当多样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多样化具有一定的空间辐射带动作用。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论文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对中国地(市、区)级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存在正向的空间自相关特征，邻近地区相互促进；集聚经济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专业化对本地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周边地区影响显著为负；多样化对本地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根据上述结论，引出如下政策含义。

1.推进本地和邻域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注重提高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和空间互补性，强化市场需求效应，降低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农副食品加工业绩效高的地区对周边地区有辐射带动作用，加强空间效应的区域联动作用。

2.各地不可盲目追求专业化或多样化，应注重引导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食品加工业产业格局，根据本地和周边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和进行产业转移。当东部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考虑实行有效的产业转移，将成熟的产业迁往溢出效应较高而阴影效应较低的地区，带动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疏散东部地区的拥挤效应。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农副食品加工业产业转移时，应根据当地的禀赋基础,提高专业化水平，遏制无序竞争。

3.地方政府在制定农副食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发展策略时，应充分考虑集聚经济因素，提升本地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集中度。同时，为了避免过度专业化导致的拥挤效应，需要考虑本地区与外部区域的经济合作。

4.要在多样化发展前期，加强对农副食品加工业的扶持，并适时调整地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在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挥不同产业间的关联协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