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许志英 林梅 葛红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 300052）

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 目前全球约有3350 万房颤患者， 并且每年以500 万的数量增加[1]。房颤常伴有心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并易伴发认知功能障碍， 这些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且房颤易导致脑卒中、心衰、老年痴呆等严重并发症，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随着射频消融手术的发展， 部分房颤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但术后仍有30%～50%的复发率[2]。 由于射频消融手术本身是一种应激，再加上术后易复发的特点，使患者负性情绪的发生率较高[3]，而负性情绪又会增加术后房颤复发的风险[4]，形成恶性循环。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面对压力、威胁、创伤、应激等负性事件时良好适应的过程[5]，心理弹性对焦虑抑郁症状和睡眠质量有直接影响，且和生活质量高度相关[6-7]。 既往研究显示， 医学应对方式和正负情绪对心理弹性有影响[6，8]，但尚未见对该人群心理弹性进行研究。 本研究从调查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现状着手，并分析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为后期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住院的行射频消融术的207 例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2018 年NHFA/CSANZ 制定的《心房颤动的诊断和管理》中关于非瓣膜性房颤的诊断标准[9]且患者行射频消融手术；年龄≥18 岁；具有良好的沟通和阅读理解能力；患者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射频消融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既往合并严重心肺功能不全等疾病；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小组成员通过查阅文献和讨论自行设计而成， 包括人口学资料， 如年龄、性别等；疾病相关资料，如房颤类型、病程、手术次数、合并症个数、左心房大小（LA）、左室射血分数（EF）、房颤患者卒中风险评分（CHA2DS2-VASc）、房颤患者出血风险评分（HAS-BLED）。

1.2.1.2 心理弹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此 量 表 由 美 国 学 者 Connor 和Davidson 研制[10]，5 个维度共计 25 个条目。 经于肖楠等[11]进行汉化，汉化版的CD-RISC 共有25 个条目，划分为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3 个维度，采用Likert 5 级评分，从“0”代表“从来不”到“4”代表“总是如此”，总分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被测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1.2.1.3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The Medical Cop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 该问卷由 Feifel 等[12]研制，用于评价患者面对疾病采取的应对方式及水平， 包括20 个条目，划分为面对（8 个条目）、回避（7 个条目）、屈服（5 个条目）3 个维度。 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每个条目1～4 分计分，其中有8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条目 1、4、9、10、12、13、18、19）。 该 问 卷 3 个 维 度 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69、0.60 和 0.76[13]。

1.2.1.4 正负情绪量表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该量表由 Watson 等[14]研制，由20 个描述情绪、情感的词组成，每个词汇对应一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1”表示“几乎没有”到“5” 表示 “非常多”， 测量被试者近 1～2 周的情绪。PANAS 分为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维度，黄丽等[15]将该量表在我国人群中进行适用性研究，结果显示，PANAS 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正性、负性情绪两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分别 0.85 和0.8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 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者向病房内符合纳排标准的射频消融术后第1 天的房颤患者发放调查问卷，并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向患者讲解调查的目的、内容、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 当场收回并检查填写是否完整，对有缺失的数据再次让患者填写或者询问家属，疾病资料通过查阅病历获得。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26份，剔除不完整的问卷19 份，有效问卷207 份，有效回收率为91.6%。

1.2.3 统计学方法 双人数据录入， 使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P25，P75）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 单因素分析采用t 检验、 方差分析或Pearson相关分析，若不满足统计条件则采用非参数检验。 再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纳入以心理弹性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进入水准P≤0.05，剔除水准P≥0.1。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的房颤患者术后心理弹性得分比较 本患者年龄为40～89（65.72±8.80）岁，病程 33（6，84）月；LA40（38，44）mm；EF63（61，64）%；CHA2DS2-VASc3（2，4）；HAS-BLED2（1，3）。

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的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得分比较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独居、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医疗付费方式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年龄、性别、房颤类型、 射频消融术的次数和合并症个数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的心理弹性、 医学应对和正负情绪现状 207 例患者心理弹性总得分（59.21±15.25）分。 其中坚韧性维度得分（18.75±5.76）分，力量性维度得分（20.31±5.02）分，乐观性维度得分 （9.52±2.62） 分。 医学应对方式中面对维度得分（20.59±2.93）分，回避维度得分（14.86±2.48）分，屈服维度得分（9.43±2.62）分。 正负情绪量表中正性情绪维度得分（28.65±6.18）分，负性情绪维度得分（21.95±6.04）分。

2.3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与连续性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除了回避应对外，其他变量均与心理弹性相关， 见表2。 而心理弹性与CHA2DS2-VASc 评分呈负相关(rs＝-0.148，P＜0.05)，与病程、LA、EF 和 HAS-BLED 评分不相关 （P＞0.05）。

2.4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 根据方差膨胀因子（VIF）超过10 的自变量认为存在严重的共线性的原则[16]，本研究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自变量VIF≈1， 因此可以认为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患者心理弹性得分为因变量，以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独居、家庭人均月收入、 医疗付费方式、CHA2DS2-VASc 评分、面对、 屈服、 正负情绪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3。 结果显示，是否独居、屈服、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进入回归方程，模型整体回归效应经F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3.531，P＜0.001），可解释心理弹性49.9%的变异。 见表 4。

表1 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的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得分比较（n=207）

表2 心理弹性与医学应对方式和正负情绪的相关性(r)

表3 自变量赋值表

表4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n=207）

3 讨论

3.1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的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得分 （59.21±15.25） 分， 低于我国一般人群的得分（71.0±11.3）分[17]（t=-11.12，P＜0.001），略低于国内冠脉支架植入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 （61.84±10.23）分[18]（t=-2.29，P=0.02）。 说明射频消融术后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水平偏低。 房颤的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昂贵的手术费用以及担心射频消融术后是否复发，这些都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 提示医护人员应关注术后患者的心理弹性， 使其认识到提高心理弹性对疾病康复的积极作用。

3.2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是否独居 结果显示独居的患者心理弹性水平低于非独居患者， 可能原因为独居的患者缺乏沟通交流的对象，面对疾病的威胁，不能有效的排解心理压力，有研究显示，独居的老人孤独感水平较高[19]，并且孤独感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20]，甚至独居会导致抑郁的发生[21]。因此，对于独居的患者，住院期间护士要多与患者沟通，满足其需求，出院后建议其多参加社区活动，增加和其他人的交流。

3.2.2 医学应对方式 在本研究中， 医学应对方式中只有屈服维度进入多元回归方程， 屈服应对负向影响患者的心理弹性。 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来看，应对方式是个体对压力诱导需求的心理或行为反应， 屈服是面对压力、 威胁的妥协和让步， 是一种消极的应对。 房颤患者面对疾病或手术的压力，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会使其心理弹性降低， 并对生活质量有直接影响[22]，且不利于患者的康复。 在对胃癌患者心理弹性预测因素的纵向研究中发现， 积极应对对心理弹性有正向预测作用[23]，在肝癌患者中积极应对策略同样预示着较高的心理弹性[24]。 而在本研究中，面对应对对心理弹性没有显著影响， 可能因为房颤本身并不致命，射频消融术的效果也较好，可能对房颤患者来说，积极地面对疾病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这样仍采取消极应对的患者， 更能体现出其较低的心理弹性。 所以， 护理人员应引导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使其主动获取健康信息并积极配合治疗。

3.2.3 正负情绪 本研究结果证明， 正性情绪是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的正向预测因素，负性情绪则为负向预测因素，这与何艺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 射频消融手术虽然是微创手术，但对患者来说仍然是重大生活事件， 不同的患者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而情绪是人类健康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性情绪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反映，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与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26]，而焦虑抑郁负性情绪是术后房颤复发的预测因素。 因此，护理人员应关注患者的情绪， 采取积极心理学的干预方法， 如希望疗法、积极情绪书写表达等，使患者以积极的情绪面对疾病。

4 结论

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心理弹性偏低， 是否独居、屈服、正负情绪是其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 因此，医护人员应针对影响心理弹性的因素，综合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 制定并实施系统全面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改善患者的心理弹性，减轻患者心理负担，促进患者恢复，降低房颤的复发率。 本研究选自一家医院，样本量偏小，未来应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 并对行射频消融术的房颤患者的心理弹性进行随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