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极化内涵与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会议上指出，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线上线下联动，网络与现实早已融为一体，在当前社会矛盾激烈、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不仅是网络现象，更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尤其值得重视。在算法推荐、智能媒体的传播语境下，互联网即将进入5G时代，网民在社交平台上便捷快速地使用短视频、文字、图片等形式“畅所欲言”表达的“只言片语”，信息的接受更加个人化，非理性、从众、情绪化、不辨真假等因素在巨大信息流的快速传播中被无限放大，如何让网民理性使用互联网，合理表达自身诉求，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如何让互联网健康发展，营造和谐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已成为当前网络治理的重大命题。

网络群体极化的概念及成因

美国学者詹尼斯·斯托纳于1961年提出“群体极化”一词，指人们在进行群体决策时，群体意向往往比一般成员最初的意向更加偏激或保守，从而产生群体近乎一致的倾向性结论。之后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等著作中对群体极化做了更加具体科学的分析。他将“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许多时候，一群人最终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绝不会做的”“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走向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成员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的时候，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情绪的相互传染性，法不责众心理、从众心理、信息诱导等使群体极化在观点相近的群体中易发生极化现象。“在网络环境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

桑斯坦认为，“志同道合”是形成群体极化的关键前提之一，如果商议成员之间的观点有分歧，甚至有较大的争议，则不大可能形成群体极化。而如果群体成员之间的观点相近甚至相同则会可能走向极端。相比现实空间的时空隔阂，互联网为“志同道合”者提供发现彼此的更好机会以及便捷的商议空间。网络群体极化是群体极化现象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进一步延伸，是现实群体在网络中的过激化表现。

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既有互联网技术赋能，也有大众群体心理根源，又有现实社会矛盾的助推和折射，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民在互联网空间“隐藏”了现实身份，虚拟化、非实体化、陌生化的存在方式使网民在网络平台上中“畅所欲言”“无所顾忌”。相对现实空间，他们更加易于出现极端化、情绪化的言行。“后真相”时代，社交平台对人们的情感煽动、偏见强化更加明显，人们习惯性地对能够调动自身情绪的信息予以转发、点赞、评论，甚至阅后不假思索做出上述反应，等不及或不去想进一步探究信息真伪。事实真相和个人理性跟不上社交网络的几何式传播和个人冲动性、情绪化反应的速度。群体极化现象在这种新型的、快速的互联网语境下更加突出，网络言论更加情绪化、极端化，理性因素进一步减弱。另外，“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传播无处不在’的群体传播时代已经到来。”传播主体多样、消费者主体地位凸显造成信息更加多元、过剩，人们一方面享受海量信息的“利好”，另一方面又在信息产能过剩中“各取所需”，窄化信息接收，造就“信息茧房”现象。每个个体之间信息接收互不打扰，形成圈子文化，单个个体的信息内容更加个人化、同质化，形成互相隔离、封闭的个人化信息圈，更易催生个体极端化情绪和观点，导致“回音室”效应。在信息传播更快，内容表达更短，信息接收更窄的移动互联网语境下极大考验每个人“慢”的信息处理能力。快、短、窄的信息传播语境也催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慢节奏、冷静理性、深度多元的信息处理方式在如今的互联网中更加难能可贵。

同时“从众”“盲从”心理也在其中作祟。“群体永远漫步于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候暗示的调遣，对理性的观点无动于衷，永远保持着生物本能的激情，丧失了一切判断力，留下的只有极端行为。”社会流瀑效应刺激网络群体极化的形成。“当流瀑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以致许多人不是依靠自己实际所知，而是依靠别人持有什么想法。”缺少自我思考，关注其他人判断以及为保持他人对自己的好感而盲目从众的心理加剧着讨论过程中群体走向极端。在该心理的驱动中道德绑架被空前泛化、放大，“键盘侠”在情感宣泄和道德审判中引诱并催生“非黑即白”的群体极化。最后，现实情绪是网络群体极化的根源。当下，人们处于生活工作压力加大、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情绪郁积、矛盾激化是网络群体极化的深层原因。热点新闻、负面报道成为情绪极化的助推器，各种网络社交平台成为人们情绪宣泄的渠道。煽动性语言和道德绑架易引起群体的追捧和共鸣。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多数派“志同道合”者的观点被不断放大，而反对意见者的声音被排挤孤立甚至遭受网络暴力。

网络群体极化的危害及防范

群体极化不见得是坏事，对人们形成个人空间、圈子文化以及保持群体的多样性是有益的。但是，当下，算法推荐、智能媒体的普及让信息接收更加个人化和窄化，“回音室”效应更加突出，网络群体极化现象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也更加凸显。网络群体极化对网络生态环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群体极化中的情绪化、非理性因素的上升会扰乱公共视听，削弱公众理性判断。“后真相”时代，声势、情绪、从众等非理性因素比真相更能影响大众心理和引导舆论。在社交媒体中，真相来不及披露情况下的宣泄式传播、审判式评论等会带来虚假舆情的传播，扰乱民众接收真相、判断事实的舆论环境，以及降低民众的理性判断能力，问题严重情况下会导致现实矛盾激化和社会稳定。第二，群体极化是网络暴力的直接诱因。以人肉搜索、隐私揭露、恶搞丑化以及言语谩骂等为手段的网络暴力是群体极化现象的直接反映。网民因热点议题的讨论以及在各个封闭圈子的单一观点的盲从下，导致极端言论被接收并迅速扩散。根源于现实的发泄性情绪在热点话题、负面问题等为导火索的助燃下爆发。某些个体在“偏信偏听”的极端心理推动下突破道德底线和网络规范，以各种网络暴力行为发泄不满，进而扰乱网络秩序。同时，极端情绪和网络暴力行为也容易被某些动机不纯的“网络推手”所利用，扩散为对整个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破坏性行为，造成极端主义行为，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第三，网络群体极化导致非理性的“道德审判”。身份隐藏、事不关己，站在道德、正义的高度以键盘为武器对他人的指责、审判，是所谓“键盘侠”的典型行为。除了非理性、情绪化的谩骂，以“宽以律己，严以待人”的道德标准审视他人攻击他人，享受作为道德裁判员的高高在上的快感以及发泄式的言语狂欢。不问事实、断章取义、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的过激反应、情绪化审判是网络群体极化的常见反应，错误言行被无限放大，极端化情绪在无形中传播，以道德为名实则宣泄私愤，以正义为名实则恶意中伤。第四，线上线下联动，导致群体事件。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良好渠道，也是群体情绪发酵的温床。来源不明、真假难辨的信息可能轻易调动网民情绪。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积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易投射到网络空间并在社交平台中被几何式传播。民众情绪也在某些负面言论中被煽动，“从众心理”“信息流瀑”由此产生。网络情绪、网络言论逐渐转变扩散为现实言行，引发现实社会的情绪动荡和矛盾激化。

防范化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网络平台以及网民自身共同努力，净化网络生态环境，从线上到线下，相互协作，综合治理。

第一，增强主流话语权的表达能力，加强网络舆论的正确引导能力。加强主流媒体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在当下自媒体环境下，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在众声喧哗、情绪极化的网络环境中有强大的话语引导力，要扶持和培养靠得住、信得过的网络意见领袖。面对突发性网络舆情，应通过网络“议题设置”功能引导网民理性思考，及时揭露真相，深度挖掘前因后果，压缩错误信息和不实言论的传播空间。减弱单一观点的传播，增强同一事件的多元化观点的碰撞，打破群体间的话语隔阂，引导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刺破信息茧房，减少群体偏见和疏导极化情绪。

第二，创新网络治理模式，加快网络治理法治化进程，净化网络传播生态。防微杜渐，及时正确合理引导或疏解网络负面情绪。政府部门应当及时掌握网络舆情，主动搜集网络民意，使网络治理模式跟上网络新常态，以法律手段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第三，加强社会治理，消除问题根源。要在加强网络治理的同时，注重对当下民生问题、弱势群体诉求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予以制度性优化和解决。保障改革开放的红利为全民共享，减弱现实极端情绪和冲突蔓延至网络空间，引导现实矛盾在网络上的理性表达和合理解决。

第四，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在面对各种网络言论甚至是谣言时，网民要具备判断信息真伪的能力和有效使用媒介的能力，面对热点事件，要有意识搜集查找信息的出处和真相，恪守网络行为规则和伦理道德，规范自身日常网络行为，提升媒介素养。

网络群体极化是影响网络生态环境的突出因素，网络舆论的情绪化、非理性、极端化易造成危害性后果。习近平总书记在“4·19”讲话中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强调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在网络生态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该讲话为我国网络治理能力建设指明方向。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应当重视防范和化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促进虚拟网络空间良好发展，进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