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中“业余”摄影的影像传播意义

在人们的印象中，今年爆发的重大突发事件尤为集中。从年初的澳大利亚山火、新冠肺炎疫请，到美国警察“跪杀”弗洛伊德引发的种族冲突，以及东非爆发的特大蝗灾无不震撼着传播界并引发大众的关注。从影像传播的角度，这一系列事件都极具研究价值。在这些影像中，除了研究专业媒体传播的影像，那些通过各个渠道传播的“业余”影像也被广泛关注。

“业余”摄影简述

“业余”摄影其实是一个相对边界模糊的概念。冈特尔在《世界摄影艺术史》中给“业余”摄影这样释义：“为了正确定义业余摄影，没必要反复对照专业摄影师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在媒介发展史中，业余爱好者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往往也得到过很好的培训，有时甚至比许多专业人士的装备更多，操作更熟练。从摄影爱好者的定义上来说，词源学几乎不再有效，摄影爱好者只被简单地定义为‘喜欢做某件事的人’而没有更加准确的描述”。“业余”摄影并非都是技术、技巧低劣的作品，有些“业余”作品已然达到甚至超越了一般专业的水平，因此，本文提到的“业余”摄影并非从专业水准出发，而是从传播角度进行的一种源头区分。

“真像”和“谣言”的双刃剑：社会流瀑现象下的焦虑产生和缓解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庞杂且源头不明，由此伴随着可信度的降低。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像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信息的偏差和相应的“谣言”也伴随而生。因此，在以往的重大突发事件中，“传播-解码”的非确定性使得“业余”摄影影像的有了各种解读，导致了各种谣言大肆传播。在事件尚未清晰的情况下，一些热心参与者发布的影像往往能成为真相的一种补充。这种情况的发生，除去一部分个人和团体恶意为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业余”摄影具备当今媒介环境下传播的特点。其一是因为创作主体持有不同的理念和观点导致的不同表述，受众在“解码”时“变形”，其二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噪音”的加入导致信息的“变形”。因而，“业余”摄影的传播往往是一种“双刃剑”，它们既可能成为“谣言”，又可以是“真相”。

重大突发事件中往往伴随着“社会流瀑现象”的发生，受众由于在重大突发事件产生的初期信息途径的堵塞，对于信息的盲信往往导致了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社会流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别人的所信和所为，接受他人信念，是因为自己对此缺乏相关信息。特别是当人们对某则谣言的内容一无所知时，就更容易相信它。当人们追随一些先行者或‘领头羊’的言行时，社会流瀑现象就会发生。”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由于早期的信息不对等和构建认知的不全面，孤立信息很容易产生导致民众陷入无端的恐慌和焦虑。

纵观近年来的历次重大突发事件过程，民众在事件最初的“震撼”后逐步开始主动探寻事件的因果，但对事件的全貌却依然缺乏全面的认知。尽管主流媒体的数据和影像资料已具很强的可信度，但对事件全貌的描述依然不够全面。因此，民众对于“非官方”信息的需求激增且难以分辨真伪。当“业余”影像不够多的时候，受众往往得到较多“变形”的信息，从而导致“谣言”容易产生。但当“业余”影像的数量和传达的信息足够多的情况下，“谣言”反而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典型的“流瀑现象”产生和消解的过程。

以今年年初东非蝗灾为例，部分民众仅仅通过几张清晰度较低的图片对整个事件进行猜测，甚至使用了数十年前的蝗灾照片“移花接木”，从而导致了“谣言”的产生。而这并非孤立的现象，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民众为了防止疫情喝消毒水导致死亡的事件。客观而言，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对这些事件在判断时往往会较为谨慎，甚至一笑了之。但当受众处于“社会流瀑现象”中时，却较容易失去简单的判断能力，盲从于某一信息。因此，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信息的“补全”显得尤为重要，而“业余”摄影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一补全功能。

在今年的“抗疫”的影像中，大量医护人员、志愿者和民间团体自行拍摄的影像在公众号、朋友圈等“非官方”途径的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一线人员自主发布的“生活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对于疫情的恐慌（当然这里部分影像并非一线人员主动传播）。中国画报出版社的总结性书刊《百名摄影师聚焦COVID-19》中刊登了部分摄影影像，可以看到这些显得有些“粗糙”的影像，如摄影师仅仅纪录了一些日常的画面（如快递的接送）。正是大量的此类影像，使得信息得以“补全”，极大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同时，思考一张张如此“粗糙”的影像为何能够打动人，则是一个关于“刺点”和感知的问题。

独特视角下的“刺点”和感知的力量

在信息爆炸的当今媒介环境下，在海量同质化的影像中一张图片如何引发观看者的“注意力”只是一张优秀摄影的作品的“第一步”(知点)。事实上，不论是新闻报纸还是互联网图片的传播，绝大部分的图片都被受众“忽视”乃至于“无视”。

重大突发事件中什么样的影像能够更加得到受众“青睐”?没有哪位观看者会集中关注其中的“技巧性”的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其中的那个能够“打动”人的因素，其中有一个老生常谈却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如何能够“刺”中观看者。这正是罗兰·巴特提到一张好的纪实作品应该关注的是“刺点”的问题。对“业余”摄影而言，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相较于官方、专业的摄影，反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这种优势在于，“业余”摄影需要表现的形式往往不需要那么正式，因此更为自由。同时，由于创作主体更加“民间”，“业余”摄影往往可以从较为独到的视角出发，寻找事件中的闪光点“刺”中受众。

在《生命重于泰山——战“疫”2020湖南大型公益影像纪实作品展》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刺点”的力量。其中有个单元展出了一组药店的夜景：尽管由于疫情的影响街道上没有行人，但众多药房依然灯火通明地开放着大门。在这里，药店的灯牌似乎成为了一种“图腾”或者“路标”给观看者一种安心的感受（其作用类似于旅行途中的加油站标识）。在疫情环境中这是一种极强视觉和心理上的“强作用力”，使得观看者产生一种心灵安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能够“刺”中受众的关键。

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像中发掘这样“刺点”？关键在于找到与人们关联最大的因素，即有关“生存”的问题。当然，这里的“生存”并非常规意义的温饱和生活的问题，而是在灾难面前所面对的对于生存状态的一种直观思考，即“面对当代社会的这些令人忧虑的问题，人们已不再像过去一样关心‘进步’，‘生存’才是面向未来最为焦切的问题。”它是人们在面对罕见的突发事件时不迷惘的一种“平凡中的坚定”，这种情感上的“刺点”是能够打动受众的关键点。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像中，受众往往被“业余”摄影那些独到的“刺点”打动，并获得较为强烈的震撼。

“粗糙的浪漫”建立的感知纽带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摄影究竟是“新闻摄影”，还是“纪实摄影”？部分新闻摄影在兼顾信息的同时表达出了强烈的艺术性，并以事实和情感感染受众。“业余”摄影创作者往往并不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而是以一种相对“纪实”的方式去纪录和阐述事件中的某个点。那些身处事件中心发自第一情感的“非专业”“粗糙”的“真实”创作最能够打动民众。

以在医护人员用手机拍摄的“抗疫画师”湘雅医院吴思容的影像为例。尽管从拍摄的角度而言，这些纪录手法十分“业余”，以艺术的标准去评价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从纪录的本体出发，正是这样“粗糙”纪录方式和“粗糙”的主体，往往能给人们一种别样的感受和直观的情感动力。这是那些“专业”的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正如罗兰·巴特在纪实中强调“此曾在”的问题——身处事件中的真切且“粗糙”的情感。

在以往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像传播过程中，这些“粗糙的浪漫”作为官方影像的有力补充，充分发挥着“平凡的感动”作用。在高度媒介化的今天，人们更应该思考从一个民众的角度出发去关注他们所想——这些影像是身处事外的受众与事件中心亲历者的一种感知上的纽带，构建起了“彼时彼刻”和“此时此刻”的情感桥梁。正是“业余”摄影影像中那些并不高明但很真诚的“在场”因素在触动受众并影响受众。

小结

在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重大突发事件中“业余”摄影的参与度将越来越高，也将在各个层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反思整个历次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影像创作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能为人们在研究重大事件传播时提供新角度，同时也反过来为“业余”摄影提供了拍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