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民文学的践行者：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的文学呈现

罗 曼

人民日报是我国最权威的综合性新闻大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十大报纸之一。它的文艺副刊历经多次改版，始终生机勃勃，在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中以其特有的地位，发挥着为其他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从文学视域，以人民日报于1949年8月1日定为党中央机关报始到“文革”前这一时段的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历经的种种问题，诸如时政性写作、创作大跃进、过度的文艺批判等，持守作为新中国“人民文学”的践行者的文化身份。

一、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历史性转型

“一种文学时代的划分或者差异的认定，最主要的是看其整体风貌和具体文本的内在差异”，而前提和方法是找到并分析它的“标的物”。(2)张福贵：《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据此，可以确定新中国文学的历史性转型的重大“标的物”有二：

标的物之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协开幕，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3)《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中国人民政协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4)毛泽东：《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会开幕词》，《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代表着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这一标志性的宏大事件前后，还有一些标志性具体事件：1949年9月2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大决议中，确定了国都、国旗、国歌，此外，还有一项是“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5)《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重大决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28日。从此民国纪年成为了历史。9月30日，在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的下午六时，为“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在天安门外举行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纪念碑奠基典礼。这些标的性事件传递给文学艺术的强大讯息是：一个曾由无数人民英雄为之牺牲奋斗的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6)马凡陀：《新历史今天从头写》，《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的时代，与之共鸣共振的文学艺术，将是一种新的人民文艺，是一种在更加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的，用胡风的抒情话语说，这是“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宇宙都在向你祝贺”(7)胡风：《时间开始了！》，《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的新的人民文艺，因而是需要更多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的文艺。

标的物之二，第一届文代会的召开。1949年7月2日至7月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历时15天，参会代表753人，会议期间增至824人。(8)据《大会宣言》参会代表为648人，见《人民日报》1949年7月20日；据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参会代表为753人，见《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参会代表为824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辑，新华书店，1950。这是我国文艺界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史称“大团结，大会师”。(9)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这样盛会，涉及到的内容必然很多，如“讨论了一百多件建设性的提案”等，但在今天看来，其卓有意义的工作主要有两项。

一是思想动员，而动员的主题就是“走向新的人民文艺”，指导思想则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的“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会议中的四大报告分别是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恩来在报告中讲了三年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和数据，话语平易近人，结论不容置疑：文艺创作“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伟大的中国农民”“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值得我们记录和宣扬的”：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茅盾报告了十年来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运动，讲道：“国统区”将成为“历史名词”，“成为文艺运动史上的陈迹”，“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崭新的人民时代”；周扬报告了解放区文艺运动，认为“解放区的文艺已经成为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新中国的人民的文艺必将有更大的开展”。稍加强调的是郭沫若作为大会的总主席所做的总报告，其题目就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而早在文代会之前的1946年，他还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走向人民文艺》一文，他说“今天是人民的世纪，一切价值是应该恢复正统的时候。一切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善，便是美，便是真，不合乎这个本位的便是恶，便是丑，便是伪。我们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原则”，“人民在今天所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最迫切的课题”，这是一个等待开垦的“宏大无垠的处女地”。(10)郭沫若：《走向人民文艺》，《人民日报》1946年9月15日。最令会议代表兴奋激动的是毛泽东莅会。速写高手、朱自清的女弟子柏生生动地描述了“毛主席来了”的情景。毛泽东讲道：“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的简短讲话，唤起的是“响彻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欢呼”。(11)柏生：《毛主席来了》，《人民日报》1949年7月7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与会代表李蕤曾回忆道：他利用会议发的小本子“保留了六十多名文代会代表的题词，还有周恩来、朱德、徐特立、沈钧儒等与会领导人的签名。从这些题词赠言中，可以看到‘为人民’始终是他们相互勉励的主题词”。毛主席的讲话，“落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不能忘记。每当我们拿起笔来，准备写点什么的时候，这个声音便洪钟般地响在耳边，使我们在下笔之前不得不盘问一下自己：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人民需要的吗？是对人民有益的精神食粮吗？”(12)宋致新：《第一次文代会：“为人民”始终是他们相互勉励的主题词》，《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9期。李蕤的回忆不失为文代会带给一代作家艺术家心灵震撼和影响的生动缩影。如今学术界认为，第一次文代会之后，“‘人民’作为一个统摄性的概念，‘每一位作家，无论具有何种身份，都必须以这个神圣的概念为旨归来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创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文学所持有的立场。”可谓符合事实的历史判断。(13)谭旭东：《七十年文学写作立场与话语方式的转变》，《艺术广角》2019年第5期。

二是催生新的文艺体制。这次文代会是一次做了充分准备的大会，正式的筹备始于当年的2月，而为了团结、组织“国统区”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早在2月之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的政治报告最后讲到了“组织问题”。他说：“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14)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周恩来的讲话，表达了文艺工作者的“组织起来”的心愿，以一种权威性的感召力量，促进整个文艺界立马行动起来，在文代大会期间便开始了筹备工作。从1949年7月底到8月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九大文艺团体相继成立并已经联袂参与社会活动了。(15)《全国文联等九文艺团体联名斥白皮书》，《人民日报》1949年8月31日。从此，老解放区的与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新文艺的与旧文艺的工作者，农村的、城市的和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由“大会师，大团结”迈进了有组织，有合力的新的文艺体制。两项卓有意义的工作构成了文代大会的基本主题，这就是“组织起来”，“走向新的人民文艺”。由此，第一次文代会成了新中国人民文学转型的重大“标的物”。

上述两大“标的物”事件本身就蕴含着新中国文学的走向与趋势：她将是在新的共和国体制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写作的文学。她需要继承老解放区优秀文学的传统，但不会模式化地照抄这种传统；她区别于民国文学，但又不是置它于对立面而至不睬。

二、歌颂文学：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开篇乐章

与新中国政权共鸣共振，从第一届文代会生发升华，作家、诗人，乃至各种不同职业的写作者，群体性迸发，新中国文学呈现了一幅全新的景观，这就是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情感的“歌颂文学”。是她，构成了新中国人民文学开篇的华彩乐章。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不是这开篇乐章的场外人、观赏者，而是在场者、践行者。她以党中央机关报的平台优势，不仅全程报道了作为“标的物”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而且以其权威的地位、独有的优势，使开篇的华彩乐章得以可窥全貌地展示。

例如，在教学《人民币的认识》时，掌握1元=10角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为了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认识1元=10角，我设计了以下的活动：

细究起来，歌颂文学不是始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而是早在陕甘宁根据地时就有了这种文学。1946年7月13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由贺敬之辑《人民歌颂毛泽东》一文，文中收集整理了七首民歌。这些民歌产生的时间是1936年到1943年间；作者是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劳动英雄、小商人、木匠等；其中有的后来被经典化为《东方红》《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民歌，至今还在为人民所传唱。新中国政权的建立是新的歌颂文学的喷发口，第一次文代会是新的歌颂文学的始发站，由此推演出歌颂文学的大潮。其标志性作品，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是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 欢乐颂》，(16)胡风：《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 欢乐颂》，《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诗中以对政协会议开幕的欢乐，对祖国解放的欢呼、对毛泽东的真诚热爱、对革命历程的抒情展现，使情感“达到了甜美的高峰”，抒发了一种“宏大的幸福感”，(17)晓风整理辑注：《胡风日记》(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1期。实为占文坛之先。有人将之称为“开国绝唱”，言不为过，但将其独立出来，易于走偏，忽视对歌颂文学的历史性思考，或说忽视对歌颂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思考。应该说，这种歌颂文学的扛鼎之作是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18)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人民日报》1964年1月4日。这是“纪念南京解放、庆祝革命胜利的万古不磨的丰碑”。(19)郭沫若：《“百万雄师过大江”——读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之一》，《人民日报》1964年1月4日。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超越昔日根据地文学，在更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的“歌颂”，是新的人民文学。

歌颂文学不是简单的几句颂词的构成，也不是学界所说“颂歌”足以概括的。称之为歌颂文学是因为它已经是一种群体性的写作行为，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思潮，从文本分析角度看，既体现在文体样式上，也体现在题材内容上。

从文体样式上看，“颂歌”仅指诗歌，而“歌颂文学”虽诗歌居多，但不止于诗歌，还包含着散文、小说或短篇故事、报告文学等。这些作品，总体上追求一种短小、快捷的写作。仅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前后一个月多些的时间抽样，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的可谓“歌颂文学”的文章便逾百篇(首)之多。其中：

诗歌有《巨大的心》(适夷，《人民日报》1949.9.11)、《山中——题贺龙将军》(田间，《人民日报》1949.9.21)、《第一声雷——颂人民政协开幕大典》(沙鸥，《人民日报》1949.9.24)、《咱们就是钢铁》(长辛店机厂铁工场翻砂工人 金寿，《人民日报》1949.9.26)、《国旗》(艾青，《人民日报》1949.9.29)、《新华颂》(郭沫若，《人民日报》1949.10.1)、《新中国》(田间，《人民日报》1949.10.2)、《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王亚平，《人民日报》1949.10.2)、《我看见了毛主席》(魏麟，《人民日报》1949.10.9)、《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郭兴，《人民日报》1949.10.11)等；散文有《万岁，新中国》(李雷，《人民日报》1949.10.1)、《拍摄〈百万雄师下江南〉三日记》(郝玉生，《人民日报》1949.9.12)、《前进着的人民解放军》(宋之的，《人民日报》1949.9.26)、《一位革命战士之死 哭五弟田沅》(田汉，《人民日报》1949.9.28)、《新中国的基石》(杨朔，《人民日报》1949.10.23)、《回忆儿子牺牲》(陶承，《人民日报》1949.11.1)、《她们从松花江走向珠江》(邹适今，《人民日报》1949.10.9)、《新中国照亮了老农的心》(大起、二改、杜琛，《人民日报》1949.10.4)、《解放了的核桃》(皋汉，《人民日报》1949.9.15)等；小说或短篇故事有《早晨六点钟》(刘白羽，《人民日报》1949.11.13)、《黑石坡煤窑演义(长篇连载)》(康濯，《人民日报》1949.10.13)、《工人董瑞成诉苦记》(王黎，《人民日报》1949.9.20)、《“红军老祖”(民间传说)》(《人民日报》1949.10.6)、《梁运山同志》(李季，《人民日报》1949.11.3)等；曲艺文本有《歌唱人民胜利》(刘念渠，《人民日报》1949.10.2)、《全国人民大团结》(苗培时，《人民日报》1949.9.30)等。此外，还有一批没纳入检索统计的文学性人物特写。散文和小说故事等在篇章数量上少于诗歌，但文字量上是超过诗歌的，这反映了“歌颂文学”不止于“颂歌体”的诗歌。

从题材内容上看，歌颂文学的对象主体有着更为广泛丰厚的历史内容，具体包括为建立新中国而前仆后继，功勋卓著的建国领袖、开国功臣、人民英雄和历史事件，乃至环绕着开国大典的时间与空间，也包括一些体现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的百姓生活、民生舆情，等等。仅以胡风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为例，也可见出其歌颂的对象包含着祖国解放、开国大典、毛泽东、革命历程、以多位母亲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多位烈士乃至鲁迅师长、新政权下的劳动创造，等等。也可以说，非此，其诗便不足以达到那“甜美的高峰”，抒发那“宏大的幸福感”。在稍后的时日，一些作家诗人写作的“国际”背景或题材的作品，通常也体现着极强的爱祖国赞祖国的主体意识，也带有这种歌颂文学的因子，如诗人闻捷的作品多为这一题材，其《战斗之歌——致觉醒的刚果兄弟》写道：“举起投枪来！黑种的兄弟/背后屹立着强大的中国！”(20)闻捷：《战斗之歌——致觉醒的刚果兄弟》，《人民日报》1960年7月30日。总之，客观地理解这种歌颂文学，它并非是题材狭窄的文学。

这种歌颂文学，从上述检索到的作品看，有几点是值得关注。其一，对解放战争中普通战士的歌颂，并在歌颂中体现着人民企盼和平的愿景。如《梁运山同志》记叙歌颂了一个普通战士用抬担架的木棒擒敌的勇敢故事。《勇士》赞颂了一个从因穷而直不起腰杆子的农民“老软”到屡立战功的“勇士”。《前进着的人民解放军》描述了解放军行军五、六千里，从山海关到长沙，受到老根据地群众热情欢迎的火爆场景，着意的是对胜利和解放的喜悦。适时，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的放映，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散文《拍摄〈百万雄师下江南〉三日记》以作者亲历的日志方式记录和歌颂了随军记者“为了解放”而追拍细节的工作精神。刘白羽小说《早晨六点钟》描述了一支部队在恰逢开国庆典的10月1日到第二天早晨六点的时间里的故事，讴歌了解放军指战员“为和平而战”的意志和理想。小说设计精巧，富于意味，几个月后便被拍成名为《和平保卫者》的教育短片。其二，通过百姓生活和社会舆情对新中国的歌颂，其间充溢着感恩情感。如诗歌《拾棉花》描述了小两口摘棉花时对话中不自觉地就想到了“组织起来闹生产/庄户人要报答咱新国家。”《卖儿娘——新区歌之一》描述了母亲过去因为穷卖了自己骨肉儿子，共产党来了领回了自己的儿子，诗的最后一表心声：“苦的，酸的/共产党给除了个净/缺的，少的/共产党给了咱/你快上前线，杀蒋贼/我在家里忙生产。”其三，对女性英雄和模范的歌颂，这类作品比较多。如诗歌中的《歌戎冠秀》《模范妇女》《妈妈的叮咛》等，散文中的《悼肖禹同志》《伟大的中国母亲万岁》《她们从松花江直向珠江》等，这些女性形象中有战士，有农民，有工人，但最该关注的是“母亲”，在《伟大的中国母亲万岁》中，提到了把几个孩子献给了革命的何香凝、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并借高尔基的话，讴歌母亲是“能把屡遭死亡毁灭的地球重新充实起来的唯一和始终不竭的力量”，“是永远战斗着而且克服着死亡的伟大力量”。稍事补缀，这些母亲形象同时也是《时间开始了》的歌颂对象。在历史上，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最早喊出了“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艾青等作家历尽艰险，终于抵达延安时，艾青一度激动地说：“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如果说“母亲”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演进成了一个文学“意象”，成为了祖国的象征，那么，方志敏的呼喊，艾青的抒情和这个时期对女性形象的歌颂就犹似它的源头。

应该承认，歌颂文学作为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开篇乐章并不是完美的，就其整体而言，时政性写作的“急就章”居多，质量不是很高，彼时郭沫若曾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21)郭沫若：《读了“孩子的诗”》，《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0日。这既是他的自况，也是起步时歌颂文学的实况。但它作为新中国文学主潮中的内在基因，终至酿出了一批呈现于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的优秀的歌颂文学作品，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22)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1951年4月11日。杨朔的《泰山极顶》和《荔枝蜜》、(23)分别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0日、1961年7月23日。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24)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人民日报》1964年1月22日。峻青的《秋色赋》(25)峻青：《秋色赋》，《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2日。等。

三、唱响人民作家：聚合人民作家的大舞台

人民文学离不开人民作家。文代会上，毛泽东“我们欢迎你们”的简短讲话，鲜明地道出了这一真理性事实。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则是践行了这一真理，以聚合人民作家的大舞台的行为方式，助推了新的人民文学的发展。

在新中国文学中，人民作家有三种状况，即泛指的人民作家、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民作家和社会指认的人民作家。循此三种状况，检索分析可见出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聚合人民作家之众，助推人民文学之功。

第一种状况是泛指的人民作家，即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左翼的、爱国的，只要没有政治、道德问题的作家几乎都可以名之为“人民作家”。毛泽东在文代会上讲道：“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所指就是这种宽泛意义上的作家，它体现了新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文学的历史需要和时代呼声。从实践上看，最早的收录了多位作家的传记性文集，即由司马文森编辑的《人民作家印象记》(26)司马文森：《人民作家印象记》，香港，智源书局，1949。，其中包含有曾翻译过鲁迅《阿Q正传》的台湾爱国作家杨逵，该文集第二年再版时更名为《作家印象记》，(27)司马文森：《作家印象记》，香港，智源书局，1950。足见人民作家与作家可以互置的宽泛性、包容性。与此相对照的另一种事实是，孔厥本来写了很好的作品《新儿女英雄传》，(28)孔厥：《新儿女英雄传》，连载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2日-1949年7月12日。但出了“生活上的错误”，于是有人说：“中国人民也决不容许象孔厥这样的人玷污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所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开除孔厥会籍是完全正确的”。(29)《清除文艺界的道德堕落分子》，《人民日报》1955年2月20日。再如胡风，本来是左联时期的左翼作家，又是开国绝唱《时间开始了》的作者，但误判其为反党，于是有人喊道：“把胡风从人民作家行列中踢出去，踢出去！”(30)玛拉沁夫：《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人民日报》1955年5月31日，原载《内蒙古日报》。按这些事实来理解，没有上述两类问题的作家都可纳入“人民作家”的队伍。这就是泛指的人民作家的尺度。依据这一尺度，本文检索分析了在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或文章的150位作家，其中，最多者为郭沫若，数据达310条，其中属于文学写作的194条，且诗歌居多。按检索到的数据在10条以上的作家有：郭沫若、袁水拍(马凡陀)、茅盾、陈笑雨(马铁丁)、老舍、臧克家、燕凌(何燕凌)、袁鹰、邹荻帆、黄炎培、田汉、田间、徐迟、吴晗、李瑛、顾工、邵燕祥、刘白羽、赵沨、杨朔、高士其、王朝闻、秦牧、李季、张志民、阿英(钱杏邨)、曹靖华、郭小川、冰心、叶圣陶、方纪、曹禺、周扬、邓拓、赵朴初、路工、周而复、阮章竞、李亚群、魏巍、雷加、赵树理、屠岸、王亚平、韩北屏、艾青、张庚、闻捷、艾芜、邵燕祥、何其芳、周明、李准、何为、徐放、管桦、胡风、陈梦家、玛拉沁夫、巴人、魏金枝。此外，有一些作家，可检索到的数据少些，但所含作品却不少，且质量常为上乘之作，如胡乔木先后发表《词十六首》(31)胡乔木：《词十六首》，《人民日报》1965年1月1日。和《诗词二十六首》，(32)胡乔木：《诗词二十六首》，《人民日报》1965年9月29日。合计42首诗词，涉笔广泛，秀美遒劲，或许因他为中共高层理论家，其理论写作遮蔽了文学写作，其诗词尚乏读者关注。再如李广田的《花潮》，(33)李广田：《花潮》，《人民日报》1962年5月26日。写的是昆明圆通公园看花，写了花，写了看花人，写了古人颂花诗，其描述已达极致，终以“春光似海，盛世如花”收束，不失为一篇音在弦外的颂歌美文。再如“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贺敬之，在仅能检索到的4条数据中，就有其抒情诗的经典之作《西去列车的窗口》。此外，要提及的是在这个泛指的人民作家群体中，并不排斥民国时期的作家。如“礼拜六派”作家周瘦鹃，新中国成立后，他既感欣喜，又感跟不上时代，一直深居简出，封笔不作。让他未料到的是1950年收到苏南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邀请，1953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突然来访，并鼓励他为新中国歌唱，而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则为其提供了平台，陆续登载了《邓尉探梅》《杜鹃枝上杜鹃啼》《举目南溟万象新》等九篇散文。(34)分别见《人民日报》1957年3月2日第8版、1957年6月12日第8版、1961年4月26日第8版、1961年6月11日第6版、1961年9月19日第8版、1961年12月23日第6版、1962年3月10日第6版。

总之，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以其媒介平台的独有优势，集合了一个浩大的作家群体，这在新中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仅此也可想见其在新中国人民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功绩。

二是由政府部门授予荣誉称号的“人民作家”，这是将成就卓越的人民作家从众多的人民作家中突显出来的选择。1951年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授给名剧《龙须沟》的作者舒舍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1992年，通县人民政府授予刘绍棠“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牌；(35)山风：《艺文短波》，《人民日报》1992年6月12日。1995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授予马烽、冈夫、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郑笃等七位老作家以“人民作家”荣誉称号；(36)王艾生：《山西表彰一批作家艺术家》，《人民日报》1992年5月15日。2000年2月22日，马加90岁生日时，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马加以“人民作家”荣誉称号；(37)裴志远：《马加被授予“人民作家”称号》，《辽宁年鉴》2001年。2000年12月，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抉择》作者张平“人民作家”荣誉称号；(38)《张平获“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6日。2003年11月25日，巴金先生百岁华诞，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其中，老舍是第一位被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的作家，巴金是迄今获得最高国家级“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作家。这些作家中除1971年参加工作的张平外，都是终其一生，德艺双馨，而荣誉称号有点谥号的意味。依据检索，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登载过其作品的作家有老舍、巴金、马烽、冈夫、孙谦、胡正、马加。其中，老舍和巴金不仅作品的数量居首，而且质量亦为上乘。以老舍为例，其作品有两点尤为突出，首先是表达了热爱新中国的赤诚之心。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作品中，如《由三藩市到天津》(《人民日报》1950.2.7)、《我热爱新北京》(《人民日报》1951.1.25，后收入《人民日报60年优秀散文选》)、《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人民日报》1951.3.13)、《爱国也有够吗》(《人民日报》1951.12.16)、《毛主席，我选举了您！》(《人民日报》1954.8.24)、《贺年》(《人民日报》1958.1.1)、《新风气》(《人民日报》1959.9.23)等。这些作品纪录了在国外讲学多年后的老舍，在回奔新中国的路上，在新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在参与国家政务和国际活动时，那种从心底溢出的对新中国的热爱、感激、歌颂之情，其质朴、真诚、浓重、深厚，着实令人动容。人们熟知老舍话剧《龙须沟》对新中国政府的歌颂，而在这些散文中则可感受到作家这种歌颂之情的因由和源头。其次是对大众文艺的热情参与。知名作家身体力行，参与大众文艺的并非很多，而老舍作为第一位被政府授予荣誉称号的人民作家是真心地关心着人民，关心着大众文艺。他回国不久便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任副理事长，为当时北京颇为红火的“星期文艺讲座”讲授“大众文艺怎样写”。(39)老舍：《大众文艺怎么写》，《新建设》第2卷，第3期。从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可以看到，他不仅经常性地写作一些指导性的文章，如《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人民日报》1950.3.7)、《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人民日报》1951.1.21)、《宣传文字要通俗，结实》(《人民日报》1951.1.14)、《请多注意通俗文艺》(《人民日报》1953.10.13)等，而且还直接参与大众文艺的创作，如《别迷信(京津大鼓)》(《人民日报》1950.1.22)、《小相声》(《人民日报》1957.4.24)、《访问杜勒斯(小相声)》(《人民日报》1958.4.11)、《访问记(小相声)》(《人民日报》1958.9.8)、《春天来了(快板)》(《人民日报》1959.2.3)。有人撰文称“名成未敢暂忘筌”，意指人民作家不能忘记人民，不能忘记生活，(40)《“名成未敢暂忘筌”》，《人民日报》1992年6月16日。应该说老舍正是一位这样的人民作家，而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面对这类作家极尽其推举、传播之功，引领并推进了新中国人民文学前行的步履。

三是在作家创作实绩的基础上，由舆论评价、学界研究或官方讲话等方式指认的人民作家。其间，最早被舆论和媒体指认的人民作家是赵树理，被称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41)周扬：《论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自此之后，“人民作家赵树理”几乎成了一个固定词组，频繁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最早且同时指认多位人民作家的是司马文森编《人民作家印象记》，具体包括郁达夫、朱佩弦(朱自清)、田汉、夏衍、张天翼、蔡楚生、杨逵、赵树理等作家。在纪念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0周年之际，翟泰丰提到贺敬之、冯牧、周立波等一批从鲁艺走出来的“人民作家”，(42)翟泰丰：《以文艺砥砺民族奋斗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9月14日。仲呈祥则提到习近平同志多次“深情缅怀”柳青、贾大山、路遥等几位人民作家。(43)仲呈祥：《不忘初心 繁荣文艺》，《人民日报》2018年4月24日。可以说，在新中国文学中被指认的人民作家同样是一个浩大的作家群体。欧阳友权将之概括为“几代同堂的作家方阵”，是他们“奏响人民文学的时代旋律”。(44)欧阳友权：《人民作家，重新出发》，《文艺报》2006年7月11日。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民作家与之相比，显得不甚对称，难怪引来网友的戏谑“怎么比诺奖还少？”究其因，是新中国文学在基本健全的体制之下，还缺少相应的奖典制度。《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国家文化艺术领域授予荣誉称号的制度。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对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文化工作者授予人民艺术家、人民作家等荣誉称号”，(4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06年9月14日。有理由相信，随着制度的完善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民作家”会越来越多。(46)本文完稿后，欣间作家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见《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新华网》2019年9月17日。在政府奖典相对缺失时，中国四大文学奖即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不失为激励作家“为人民写作”的最佳标识。在一定意义上，以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民作家或者以其他方式被指认的人民作家的名字命名的四大文学奖，也可视为指认人民作家的一种方式。据此，本文检索了获得四大文学奖且在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发表过作品或文章的作家有李瑛、刘白羽、邵燕祥、冰心、魏巍、雷加、屠岸、韩羽、李准、何为、郭风、季羡林、陈涌、宗璞(冯钟璞)、绿原、徐光耀、艾煊、张炯、刘心武、姚雪垠、匡满(杨匡满)、樊骏、钱中文、王蒙等。正是通过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这些作家向我们的社会，向我们的时代奉献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如，李瑛的歌颂战士的军旅生活、歌颂边疆景色与人民生活的多达40余首的短诗；魏巍的影响了几代人精神风貌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47)魏巍：《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人民日报》1951年6月16日。等多达20余篇的报告文学和散文；长篇报告文学《国际友人白求恩》的作者雷加的系列散文《三门峡散记》；(48)雷加：《三门峡散记》，《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1957年11月20日。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49)李准：《不能走那一条路》，《人民日报》1954年1月6日。和创作谈《我怎样写〈老兵新传〉》；(50)李准：《我怎样写〈老兵新传〉》，《人民日报》1961年3月2日。何为的曾名噪一时后改编为越剧剧目的散文《第二次考试》；(51)何为：《第二次考试》，《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宗璞代表作之一的小说《知音》(52)宗璞：《知音》，《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6日。等。除此之外，尚有两点更可见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功绩。一是推举的严肃性与非功利性。据言，莫言诺奖后，一些媒体像苍蝇一样围堵，十年前的手稿飙升到120万，某人无意注册的“莫言醉”白酒商标爆涨到1000万……这是商品市场的奇观。四大文学奖设立于上世纪80年代，而上述作家发表的作品远在四大文学奖设立之前，完全不涉商品化的见利炒作，无利不为，而是一种真诚地为新的人民文学发展的推举助力。二是对新一代作家的真诚培养。如果说发表老作家的作品涉嫌名望名气，那么发表年轻作者的作品只能说意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比如，张炯、刘心武、匡满(杨匡满)、樊骏、王蒙等，当时都是初涉文坛的年轻作者，都处在上路的起点，行程的伊始之时，人民日报副刊不吝版面，发表了还是北大学生的张炯散文《特别快车上》；(53)张炯：《特别快车上》，《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刘心武初试文笔的散文《丁香花开》《桂花飘香》；(54)分别见《人民日报》1960年3月10日、1962年9月11日。后为学者的樊骏的难得一见的早年杂文《“愚人食盐”》；(55)樊骏：《“愚人食盐”》，《人民日报》1956年7月26日。后为大家的王蒙年轻时的创作独白《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56)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等。“名家都是由无名而来”，当年，除王蒙有些名气和影响外，成为名家或大家都是后来的事。

1951年老舍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为人民写作最光荣》(57)老舍：《为人民写作最光荣》，《人民日报》1951年9月21日。一文，写道：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现在，“我最注意写得对不对”，又说“我有些聪明，但是不大。我往往念不明白理论高深的著作。对于我，事实比理论有更大的说服力量”。老舍这些话说在68年前，如今却成了与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同质同构的启示。文艺副刊没有创造什么理论，但却以践行者的身份告诉人们：新中国人民文学是历史的回音，自有其宏大的历史包容性；是时代的脉动，自有其闪光的时代精神；“为人民写作”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担当，也是一种写作者的光荣：推进和发展新的人民文学，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主体的实践，需要更多有担当有荣誉感的写作者的参与。“功不可没”——用这样的赞誉来评价人民日报(1949—1966)文艺副刊在新中国人民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中的功绩是名实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