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形象与弱者心态
——论莫言近作中的人物谱系

孙海燕

莫言小说一向以书写民间生命的强悍闻名，倾向歌颂那种蓬勃的生命野性，但在近作中却书写了一系列弱者，《锦衣》中时乖命蹇、楚楚可怜的宋春莲；《等待摩西》中苦苦寻觅、痴等丈夫三十年的马秀美；《故乡人事》中睚眦必报、凶残的弱者武功，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四处行骗的诗人金希普，认定举世皆浊我独清、一味怨天尤人的表弟宁赛叶。从强悍人物的书写到弱者的塑造，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作家从书写民间传奇更多转向了现实民间。但这些所谓弱者在读者心中激发的感受却有所不同，有的令人怜惜，有的使人厌恶，也有的招致困惑，他们是何种层面上的弱者？为何这些弱者激发的读者体验如此不同？如何看待作者塑造系列弱者的背景和意图？

一、“古典形态”的弱者形象

《锦衣》是清末民初山东学子留日归来闹革命的事件，跟“公鸡变人”故事的奇异结合，虽然莫言在其中注入了革命元素，对民间故事进行了现代改造，(1)莫言、张清华：《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访谈》，《小说评论》2018年第2期。但女主角的塑造依然借鉴了传统苦情戏的人物设置。宋春莲是典型的红颜薄命，长相如花似玉，母亲早逝，被大烟鬼父亲卖给季家；出嫁时丈夫季星官未归，她只得与公鸡拜堂成亲；婚后又被婆婆压榨、打骂，被逼出去挑盐；原已不堪重负，又被恶少庄雄才垂涎，被衙役王豹纠缠。面对重重苦痛，春莲也难免自我怜惜，感慨自己命苦，但并未沉溺于自己的不幸之中，听到丈夫的“死讯”，她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勇敢质问婆婆；当保护过她的神鸡面临危难时，她并未哭哭啼啼，而是决意反抗；面对庄雄才的逼迫，她无意委曲求全，宁愿舍命相拼。在层层压迫中，春莲无疑处于弱势，但却没有太多弱者的自怜，她以柔弱之躯扛起了命运的枷锁，却并未在命运圈定的框架中寸步难移：季星官扮演的鸡仙出面，对她温柔呵护，她没有太多的畏首畏尾，而是尽情享受爱情的美好；被庄雄才抓到祠堂，面对审讯，她坦承自己与季京是恩爱夫妻，愿代夫受刑；在认清自己被作为革命道具后，宋春莲坚持“我是鸡精的娘子……你是革命党的首领”，(2)莫言：《锦衣》，《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依然有着清醒的判断。宋春莲是封建女性的一个投影，她处境悲惨，身世堪怜，但却不乏抗争意志，代表了民间品格中富有韧性的部分。

《高粱酒》中九儿与余占鳌青梅竹马，却被贪财的父亲卖给白发病痨，昔日情人对她冷嘲热讽，在世俗眼光中，她的薄命似乎已然注定。九儿却没有自怨自艾，更无意听从命运安排，她要让“爹爹的发财梦火灭烟消，聚元酒庄鬼哭狼嚎”。(3)莫言：《高粱酒》，《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洞房花烛夜，面对单扁朗的逼近，她以一把剪刀捍卫自己的爱情与尊严。在单扁朗死后，面对余占鳌的强势与霸蛮，她巧用心机，买通花脖子，抓余占鳌到土匪窝去受罪，兵行险招，尽一切可能去掌控命运，为的是现世安稳，赢得幸福的可能。九儿相较宋春莲而言，显然更泼辣，更有抗争的智慧与心机。与九儿平分秋色的是凤仙，嫁与单家，丈夫早丧，公公不明不白离世，幼时伙伴成为自己的婆婆，貌合神离，一直倾心的刘罗汉琵琶别抱。人生艰难，凤仙并没有太多自怜，在抗日危急时刻，她用酒坛引爆高粱酒，与敌人同归于尽。九儿与凤仙以强烈的韧性反抗人生的困局，纵然突围难免付出代价，但绝不囿于封建伦理的桎梏，不在既定的命运中抱怨沉沦，反抗的英勇令人肃然起敬。

《等待摩西》中马秀美丈夫失踪，债主将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只留下一口烧饭锅，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同时四处张贴告示，苦苦寻夫。柳卫东再次出场时，口才惊人，经营着陈旧的骗局，两个女儿痛恨父亲的不负责任，唯独马秀美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真诚欢迎丈夫的归来。正是丈夫的归来使她多年的等待得以圆满，“我一进家门，马秀美就摇摇摆摆地迎了出来。我想象中她应该腰背佝偻，骨瘦如柴，像祥林嫂那样木讷，但眼前的这个人，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着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4)莫言：《等待摩西》，《十月》2018年第1期。马秀美显然在那些困苦的岁月里，仰仗信仰的力量熬过难关，她并没有一味苛责命运，痛恨丈夫，而选择了等待与寻找。“摩西”其实不仅是丈夫的名字，更是信仰的表征，或者说，等待丈夫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信仰，纵然是那样没有责任感的丈夫，但这信仰中也有无奈和愚昧夹杂其中，与传统的王宝钏寒窑苦守一脉相承。

宋春莲、九儿、马秀美是“古典形态”的弱者形象，她们活在父权或夫权的阴影之下，命运多舛，柔弱多情，红颜薄命，寄托着作者的悲悯情怀。她们的柔弱激发怜惜，但她们往往柔中带刚，在关键时刻异常坚韧，她们是传统女性柔韧生命力的表征，是民间文化中活力的源泉。莫言深受传统戏剧的影响，这类女性形象有脸谱化倾向，往往是“某一类”人物的代表，是用民间已有的“形象”在说话，这就使得声音超越了形象本身。

二、现代意义的弱者心态

与这些女性形象不同的是，叶赛宁、金希普、武功等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弱者，更多是抱有弱者心态。弱者心态在新文化初期曾有体现，郁达夫笔下那些自怨自艾、自我怜惜的“零余者”成为典型。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弱者心态，有时候向人示弱是种策略，为了遮人耳目，获得同情，以退为进，譬如狄更斯《大卫·考坡非》中的希普母子；有时候弱者心态是为了寻求内心平衡，合理化自己的失败，比如宁赛叶的自我怜惜；有时候弱者心态是为了自居边缘、挑战权势，宣泄自己的愤世嫉俗，比如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喷子”。随着阶层固化的加重，底层上升通道日益狭窄，在这样的情势中，不乏各种各样的自怨自艾，与之伴随的“弱者”相应涌现。莫言及时地击中了时代的靶心，以对弱者心态的描摹叩击时代症候。

《诗人金希普》塑造了一个借官员名流声名到处行骗的假诗人。开篇即是老乡会，东北乡著名诗人金希普闯入，开始了系列表演，专职摄影师和录像师都是行骗工具；“中央新闻学院”硕士和“中国电影学院”正如钱钟书笔下的克莱登大学一样，是金光闪闪的假招牌，一戳就穿，却足能欺瞒“局外人”；馒头诗虽然搞笑，却也应景。金希普靠与政界领导、社会名流的合影唬住了许多人，堂而皇之行骗。在权力关系网络中，普通百姓对于关系的迷信已经深入骨髓，一厢情愿认为凭借关系就有突破任何规则的可能，靠关系走门路成为终南捷径。正是这种情势养活了凭借“关系”谋利的寄生者。姑父几经提醒，却一再相信他，因为除了依赖金希普，姑父并没有太多选择。小说中，关系不单单是小人物向上爬的无奈之举，也是所谓“大人物”拓展人脉的途径，开篇县领导设宴，招待在北京工作的老乡，便是在编织关系网。金希普抓住这一时机，靠自我吹嘘来赢得权势青睐，靠合影和名片抬高自己的身价。他纵然口若悬河，但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笑话一个。某种意义上，他虽然装模作样，但自身境遇颇为困窘，刺鼻的烟味和酒味悄悄暴露了一切，为了行骗，他跑到发小的家中，骗吃骗喝，还捞走姑父的辛苦钱两万块；为了合理化行骗的事实，金希普对自己颇多怜惜，他一面标榜自己的“心软善良”，一面试图证明自己的才华。

《表弟宁赛叶》通篇是对话，由“我”和杠精表弟的争辩组成。宁赛叶极端自负，认为自己才华横溢，之所以未能扬名立万，纯粹是因为文坛腐败、社会黑暗。他不屑于做任何工作，任何工作都配不上他的才高八斗；他看不起所有的同事，因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他与女人打交道，明明占尽便宜，却总是控诉自己被女人设局陷害，他是一个饱受迫害的“弱者”。宁赛叶对“我”的攻击是：你嫉妒我的才华，但你不敢承认你的嫉妒，你是个小肚鸡肠的小人，你生怕别人超过你。(5)莫言：《表弟宁赛叶》，《花城》2018年第1期。在宁赛叶的心中，表哥就理所应当赏识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己，否则就是嫉贤妒能。他的可怜在于他一方面有求于人，另一方面还要盛气凌人；一方面自己德行有亏，另一方面还要批判世人；他借酒撒疯，永远只讲自己的道理。他的自我合理化始终建立在对“自己”的怜惜，对外界的丑化之上，这种丑化与被迫害妄想紧密相连。

《斗士》中的武功，对社会不满，千方百计与人缠斗、作恶。武功跟人争斗，虽然经常挨打吃亏，但往往成为最后的赢家，“因为武功不把自己当人，他知道自己命贱，家庭出身不好，连个老婆都讨不上，相貌也是招人恶，这倒成了他的法宝，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命就换他这条贱命”。(6)莫言：《斗士》，《收获》2017年第5期。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有恃无恐，成为凶残的、谁也惹不起的“弱者”。“武功没有作死，而且他还顺利地获得了‘五保’，他放了那么多次火，干过那么多的坏事，竟然没被人捉住过，这也真是一个奇迹。”(7)莫言：《斗士》，《收获》2017年第5期。某种意义上，他未尝不是被命运厚待，“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但这样心灵扭曲的胜利，到底有何价值，颇值得怀疑。

不难看出，这些人物并非全然处于弱势地位，但弱者心态却影响了他们的生命格局与人生走向。弱者心态，其实是一种索取姿态，整个世界都需要尊重和认可“我”，周围人必须全心全意支持“我”、呵护“我”，但“我”不需要为他人做任何付出。他们一味按照自己的逻辑，对自己的行径和失败做出“合理化”的解释。在金希普那里，自己根本没有行骗，只是恰好赶上“反腐”，运气不好。在宁赛叶心中，自己的小说没有任何瑕疵，失败纯粹是由于表哥嫉贤妒能，加上整个文坛、网络界被权势把持。在武功看来，自己所有的报复都源于正义，都只是出于捍卫尊严，对欺负者“以牙还牙”。弱者心态的形成恐怕与过度的自我保护、自我怜惜相关，这其实是一种巨婴心态，他们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希望整个世界都匍匐在脚下，这一愿望难以满足，只能不断地攻击别人，为了合理化自我的需要，又把自己的不幸、失败、落魄归罪于外界，以责备他人的方式来获得内心平衡或精神慰藉。

以自居弱者、自居边缘的姿态博取同情，许是对社会现实阶层固化的无奈与宣泄，但恐怖的是“我穷我有理”“我弱我有理”在悄然间成为某些弱者行凶的遮羞布和挡箭牌。2009年，村上春树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曾说，“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这固然有道理，但同时需要谨慎，有人自认是鸡蛋便可横行天下，遇人遍洒一身淋漓，更有甚者，石头乔装为鸡蛋，肆意行凶，将屠刀伸向柔弱的无辜者，正如鲁迅所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这种弱者心态的描摹与莫言小说中的退化主题相关。《红高粱家族》卷首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淹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8)莫言：《红高粱家族》，第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对于人种退化问题的关注一直在莫言作品中持续，《丰乳肥臀》中生命力强悍的母亲却生了孱弱的“恋乳癖”西门金童；《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几重转世后终成为身携怪症的大头婴儿。如果说，《红高粱》中的“我”是不肖子孙，那么宁赛叶、金希普孱弱到已经没有精神，对功名徒有妄想，却没有追求的力与勇。武功徒留匹夫之勇，但这悍勇却建立在自我轻贱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再像八九十年代的文青那样，立足乡村，为农民代言。而变成了游手好闲、骗钱骗色、扰乱社会的文痞、骗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出乡村文化道德的沦丧。”(9)段崇轩：《重构文学“重器”的形质——莫言近期短篇小说综论》，《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2期。莫言在近作中承继了国民性批判主题，乡村的“文学青年”沦落为文痞、骗子，自轻自贱者凶残到无人敢惹，乡土成为灰暗的所在，发人深省，促人警惕。

三、强弱转化间的人性呈现

除了“古典形态”的弱者形象书写、现代弱者心态的描摹，作者还巧妙地呈现出人物之间的强弱转化。《左镰》中刘老三因为傻瓜儿子喜子受欺负，借题发挥，可怜巴巴要讨回公道：

刘老三带着哭腔说：“我刘老三，前辈子一定是干过缺德事儿，生了个儿子是傻瓜，十七八岁了，光着腚满街跑。跑出来丢人哪，用绳子拴着都拴不住，这是老天爷惩罚我……可再怎么着他也是个傻瓜啊，他要不是个傻瓜，能光着腚往街上跑吗？你们打个傻瓜干什么？欢子都给你们跪下了，你们还不住手……”(10)莫言：《左镰》，《收获》2017年第5期。

刘老三带着哭腔控诉，是以示弱的方式，以退为进逼迫“我父亲”有所表示。刘老三是如何挟阶级斗争之势逼迫地主田千亩剁掉儿子田奎的手，细节不得而知，想必异常惨烈，但在“我”家，二哥和“我”流着血、流着泪完成了对田奎的栽赃，栽赃的方式依然是扮演可怜巴巴的、被胁迫的弱者：“我们”打不过田奎，没钱赔田奎，不得已只能屈从于他。扮演弱者，成功转移了刘老三和父亲的注意力，得以逃脱更为严厉的惩罚。但就在“我们”示弱的时机，命运之网默默向田奎张开，栽赃和逼迫使得田奎失去右手，原本学习很好的田奎只能整日在坟场割草。在某个瞬间，“我们”和田奎、刘老三和田奎的强弱之势，悄然转换。作家洞穿“弱者扮演”的狡黠与阴损，看透“弱者扮演”的虚弱与底牌，在愤慨的同时也有怜惜，对人性的虚弱和游移，颇为无奈的同情与怜惜。

《天下太平》中小奥的手指被老鳖咬住不松口，赶来的壮硕警察原本气势汹汹，责备一点儿小事就报警，但是听到张二昆用手机录下了他的抱怨，马上示弱。“我是骂你吗？我怎么敢骂你！”壮硕警察道，“我是骂我自己，骂我的嗓子，骂我不争气的身体，昨天夜里也不过出了三次警，就咳嗽、发烧、流泪……”“少来这一套，”二昆道，“驴踢着鳖咬着不能报警吗？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被鳖咬着，鳖不松口，医生无计可施，你说，不找警察找谁？”(11)莫言：《天下太平》，《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此处，张二昆凭借手机的影像功能，挟舆论之势，轻松击败壮硕警察；壮硕警察听闻对方录音，立即采取自怜的方式，婉转道出自己的不易，以求得谅解；张二昆轻松识破，立即采取守势，策略依然是以退为进，人民警察为人民，所以人民被鳖咬着，你们必须管。作者笔触闪转腾挪，强弱之势瞬间反转，人物见风使舵的机巧、拉虎皮做大旗的狡黠，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另外，太平养猪场场长袁武为了发家致富，污染了大湾和地下水，但是要负责任的时候，却满腹牢骚，“我想不明白，不久前还给我披红戴花，一转眼就成了罪人”。这种示弱并非真的困惑，更多源于推卸责任的急切，或者说人物在一片颂扬中，渐渐习惯了自己“成功人士”的人设，习惯了对污染事实视而不见，一旦人设被打破，被逼着正视事实，袁武满腔委屈，只觉得自己虚弱不堪，宁愿停留在自己被冤屈的“弱者幻象”中。

有时候，强者不得已的示弱是源于形势的震慑，本是权宜之计，但扮演久了，成为沿袭的“姿态”乃至“心态”，就难以分辨是真是幻。《地主的眼神》中原本好胜的孙敬贤在阶级斗争年代，动辄得咎，不得不伪装可怜，装出有病的样子，其实是种消极抵抗，他的眼神还会泄露真实的不满。这一眼神被“我”捕捉，大做文章，使得他天天挨批斗，差点送命。“我”追悔当年，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他在我身后，不时地直起腰来，不停地呻吟，打呃，仿佛忍受着病痛。每当我回头看他时，他总是显出无限痛苦的样子，呻吟着，但他的那两只黄色的眼珠子里同时也会射出阴沉沉的光芒。”(12)莫言：《地主的眼神》，《收获》2017年第5期。很显然，孙敬贤这样的表演本就耐人寻味，割麦技术的高超又招致了“我”的嫉妒，“我”写文章将他描绘成一个阴险的坏蛋，使得他的儿子们失去了上学机会。孙敬贤的示弱是缘于时代风云，原是不得已的“乔装”，但他的儿子们纵然发家致富，却再难走出少年时被冷落、被欺负习成的弱者心态，出人头地、向人炫耀的欲望如此强烈，才有那场轰轰烈烈的葬礼。“风光大办”原是为了补偿父亲当年被人欺负的不堪与亏欠，但在补偿心理的“自我勒索”中，弱者心态暴露无遗，不知不觉中陷入另一困境。

在近作中，莫言极少连篇累牍地分析人物心理，但成功地捕捉了人物强弱转化的瞬间。这些瞬间内蕴丰富，通过对瞬间的描摹，使得人物情态毕显，世态悄然呈现。瞬间的捕捉，也显现了作家对人情世态的了然，笔触的精准。正是通过瞬间的某一点，作家击穿了时代症候中乔装的机巧，悍然下的虚弱，自怜中的凶悍。

四、彪悍人物的“文弱化”改编

莫言笔下不少率真、强悍、野性的乡民形象，但在近作中，莫言对强悍人物进行了“文弱化”处理。80年代写就的《红高粱》是青春的放歌，人物天不怕地不怕，甚少被世俗伦理羁绊，洋溢着浓烈的浪漫气息。近作《高粱酒》剧本则对笔下人物的野性霸蛮做了削减，原本天雷地火的爱情变成青梅竹马间的情感纠葛，原本作为个性解放先驱的九儿更具世俗气息，也更符合伦理规范，听闻单扁朗的死讯，她内心恓惶，认定是余占鳌下了狠手，责怪他行事莽撞。这与《红高粱》中在高粱地里追问上苍的九儿区别开来：“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13)莫言：《红高粱家族》，第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九儿责怪余占鳌杀人莽撞，这其实冤枉了余占鳌，因为余占鳌不再是杀人不眨眼、彪悍的余司令，他亦有些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他与单扁朗的争论，颇为无赖，还被九儿用计，拴着铁链子在花脖子山寨做苦工。当然这跟剧本的表演性质相关，人物有了更多的唱词，言行需要更明确的行为逻辑。单扁朗不再是一个被丑化的存在，他有了大段唱词，并与余占鳌唇枪舌剑，可以彰显自己的内心活动；老实憨厚、小心谨慎的刘罗汉在敌人入侵之际更具英雄气概；在爱情中处于劣势的凤仙在关键时刻成为英雄。这很大程度上使得人物声音更加多元，层次更为丰富，成为一个更具“民主”气息的表演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人物的行动有了更多的禁忌，配角的力量得以呈现，原本彪悍的人物变得文弱。

谈及剧本《高粱酒》对小说的改编，莫言谈道：“原小说中尽管没有明写余占鳌是杀害单家父子的凶手，但在作者的预定中，人，就是他杀的。改编成舞台剧，这个问题必须回避。因为不管是什么朝代，无论你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法律，都不会允许跑到人家洞房里去杀人。所以在这个剧本中，我非常明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人，不是余占鳌杀的，他也根本没有想去杀人，他只是想去把九儿抢走。洞房里去抢人家的新娘，也不是光彩的事，但有爱情的旗帜遮掩着，勉强也算合理吧。”(14)莫言《〈高粱酒〉改编后记》，《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此处可以看出，奇才逸出的莫言对近作的要求之一是合理，创作中表现出更多的冷静与谨慎。这与1986年写作《红高粱》的状态显然有所区别：“《红高粱》是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化成批判的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化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与赞美的批判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是介于辩证法与诡辩论之间的一种态度，它的极端严肃的背面就是极端的荒唐；它的极端残酷的背面就是极端的温柔。”(15)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第12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时隔多年，莫言功成名就，重新回首，当年的爱恨想必不再那么强烈极端，所以此次改编，儿童踩曲的景象那般温馨，令人动容，书写世俗生活的温馨情调也更加从容，笔调不再急促蔓延，难得的疏朗节制，想必亦与中年心态相关。改编也与小说与剧本两种文体差异相关，剧本演出直面观众，如何能够使观众感到自己的伦理观不受侵犯，作者需要在人物塑造与演出呈现之间做权衡。

弱者形象的塑造与弱者心态的描摹是对高密东北乡的再书写，是对他之前呈现的乡村天地的拓展。《红高粱》系列、《球状闪电》《爆炸》《红蝗》，以及发表于1995年的长篇《丰乳肥臀》，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此前少见的乡村天地：狂躁、混杂，充满酒气和血色，有骁勇血性的人物和无所拘束的激情。(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28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显然《故乡人事》《表弟宁赛叶》《高粱酒》等近作中呈现的乡土世界更为凡俗，浪漫与激情不再是最鲜明的色调，多了现世的冷峻与无奈，笔端更加从容沉静。

莫言近作中关于弱者的书写是对文学传统的回应。中国文学向有书写弱者、关切弱者的情怀，“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三吏三别”等大量的讽喻诗句，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新文化运动提倡国民文学，反映社会黑暗，表达对民生的关怀体恤成为重要指向，国民性批判使得弱者书写更多含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描述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成为阶级斗争合理性展开的重要环节。新时期以来，作家们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描摹，表达的是对社会人生的关切，“底层文学”的提出，底层的生存状况引发更多关注，关于阶层固化与民众弱势地位的讨论成为重要议题，但强烈的主题先行影响了弱者丰富性的塑造。可以说，莫言对弱者心态的描摹很好地释放了“弱者”的丰富性，使得他们不再成为一味被同情的对象，这并非意味着缺乏悲悯情怀，而是需要打破“完美弱者”的一厢情愿的想象，正视人性、世态更为复杂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