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在哪儿
——性、生殖、社会资源分配与东西小说中的忧郁

张柱林

也许在东西的小说中，这是一个最令人伤感的时刻，《你不知道她有多美》的叙述者春雷在讲到自己非常怀念青葵姐时，想留住她的形象，“当泪水涌出我的眼眶，我就得立即睁开眼睛。这就像影碟机的暂停，我希望青葵姐以这样的画面永远停在我的脑海”。他陷得太深，把青葵姐当作自己唯一的欲望对象，年过四十还没有结婚，因为他见过的女人没有一个像青葵姐那样漂亮。问题在于，青葵姐已经在几十年前的大地震中消失了。春雷没有找到她的尸身，内心里并不相信她已经死了。我们当然也会知道，即使青葵姐活着，她也不可能真的成为春雷的真实对象。那么，春雷是注定要忧郁一辈子的，他从没有体验过真实的性的快乐，在想象中，他曾经认为那是青葵姐在唱歌。所有的美好，都被地震埋在废墟中，留给心灵一片空洞和虚无。文学叙事对性的再现常常以爱情的名义取得合法性，但这一点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于是，春雷几乎成了东西小说中的一个特例，一个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那未曾实现的爱情幻梦——美好生活中的孤独忧郁者。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听听东西自己的现身说法，“尽管我的小说里处处都充满了男欢女爱，但是我却很少单纯地从爱情这个角度来打量我的小说。那种痴迷的爱，从头到尾的爱，那种看上去很浪漫，而其实一点儿也不现实的爱，我的小说里几乎没有。我笔下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童话，都是一些现实的、病态的、和性有关的爱情”，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这种可能会被视为残忍的书写进行辩解：“浪漫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让读者看到真相的快感远远大于给读者制造童话般的梦幻。”(1)东西：《小说中的爱情》，《叙述的走神》，第146、14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即使我们不能把这视为一种激愤之词，至少也并非完全的实话，因为东西曾表明自己的写作中存在一种“挽留即将消失的感情”的冲动，并曾以之作为书名。从这个角度看，忧郁并没有真正从东西的小说中消失，而是转换了形式。

如果说春雷的忧郁源于他不愿意相信青葵的死，或者他不愿意切断与逝去的美好时光的联系，也就是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心理症结，那么，《后悔录》中的曾广贤就绝不那么简单了。表面上看去，曾广贤最后无法过上性生活，是因为他自己的心理障碍，总是觉得碰到的女人可能是自己的亲妹妹曾芳或曾芳的女儿，当然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幻觉。你可以说，社会对性对象的限制或所谓乱伦禁忌是导致曾广贤病态幻想的根源，那就已经不是曾广贤个人的问题了。将全书梳理一遍，如曾广贤在最后一章所做的，你也可以说，曾广贤似乎是作茧自缚，或者“遇人不淑”，但归根结底，症结源自前后两个时代对个人欲望的管理方式上的颠倒，即禁欲与纵欲。禁欲可能是为了驱使人群集中精力进行物质生产，也可能是因为极权统治的需要，因为对美好的性的追求可能导致对现存的规矩制度产生怀疑和不敬。而纵欲稀释了美好的性，并可能使其变质。当然，曾长风在禁欲时代的遭遇，是曾广贤生命中的阴影，挥之不去，最终成为死结。社会对性本能的压抑，是作品批判锋芒所向。东西小说中的许多篇目，其实都把性作为关键的线索。曾长风在时代的狂风骤雨中，也无法压制自己对性对象的渴望与冲动；《一个不劳动的下午》里，陈裕德在大火面前也要猎获冬妹，最后双双被烧死，只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弗洛伊德曾经以科学家的洞察力做出这样的断言：“个体总是把性当成他自己的一个目的，然而从另一面看正好相反，他不过是种质的附属物，付出自己的精力供其支配，得到快乐作为奖赏。他是(可能)永存的本质的必死的工具，就像限定继承遗产的继承人，不过是维持他生存的财富的临时拥有者。”(2)Freud，S.，On Narcissism，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ume XIV(1914-1916)：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London：Hogarth，1959，p.67-102.另见：ON NARCISSISM：AN INTRODUCTION，Freud Complete Works.Ivan Smith 2000，p.2935.中译文参见〔奥〕弗洛伊德：《论自恋：导论》，约翰·里克曼编：《弗洛伊德著作选》，第146页，贺明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如果追根溯源说性只是物种传承的衍生物，是为了提高个体对生殖的兴趣而附加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对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人而言，性爱是美好生活的一种源泉，甚至是生命的一种目的。与此同时，存在于社会人群中的性与生殖的模式就更为复杂，远非个体意愿或传递基因那么简单。也就是说，性与生殖与其说具有生物性，还不如说具有社会性。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无疑经常再现这些模式与复杂状况。东西小说最常关注的，乃是权力和金钱对性与生殖的支配性作用。如《雨天的粮食》里，粮所所长范建国在收公余粮时利用职权刁难农民，无能为力的妇女们只好贡献自己的肉体供其享乐，以换取粮食入库的机会，有的女人因此生下了他的孩子。在这种状况下，生殖乃是意外，但性本身却是不平等交换的工具。

虽然篇幅短小，《权力》却堪称一个权力对性与生殖进行渗透与管控的典型表征。我们可以依据作品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将胡中和张越视为相信个体乃是基因(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种质)传递的工具的人，而胡农则将男女关系视为获得个人性享乐的途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社会生活远不是这么界限分明。张越之所以要跟胡农结婚，并不是因为后者高大威猛玉树临风，而是因为其父亲胡中是公安局副局长，权力巨大。依据一般的性选择理论，女性由于生殖机会有限，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会尽量选择优秀的基因携带者，可实际情形是，“赖汉子娶好妻”亦不乏其例，以至于成了俗语。胡农则是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个人享乐主义者，当然他也深知自己并非优良种子，他的好运奠定在父亲的权势基础上。胡中表面上是传统的“养儿防老”信条的拥护和执行者，内里是一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强人。可以说，在他们的行动策略和选择中，真正的驱动力和润滑剂是权力，包括金钱的权力。东西用各种细节，如监视别人的梦等等，再现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宰制作用，包括对性与生殖的安排。虽然在《权力》的最后，胡农用欺诈的手段诱使张越流产，但这一幕并不能改变事物的运行法则。

张越与胡农打羽毛球导致流产这一情节，乃是《耳光响亮》中牛红梅与杨春光故事的翻版。作为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线索多，驳杂繁复，但家庭关系，尤其是其中性与生殖的关系，仍是极为重要的支撑。与《权力》主要再现权力在个人生活中的渗透与管控不同，牛家三姐弟的故事反映的是转型期成长中的年轻人如何应对世界巨变的历程。由于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的支持，生存变得极为艰难，所以金钱的介入就成了小说中有关性与生殖部分的极为重要的推进器。金大印，先是作为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僭父”，最后成了牛红梅的丈夫，其动因就是金大印有钱。人一有钱，就想寻找继承人，而实际上牛红梅因为多次流产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小说这样安排的用意，也许并非为了证明金钱作用的限度，更明显的效果是描绘出了金钱的魔力。何碧雪为了掌握自己事实上的丈夫的资金，不惜让亲生女儿嫁给一个老头子，而牛翠柏为了获得经费，也利用姐姐对自己的感情和信任，同时欺骗金大印和自己的母亲。唯一的牺牲品就是牛红梅，而碧雪翠柏这些象征气节的名字全成了讽刺。牛翠柏，小说的叙述者，这个喜欢吃辣椒、做引体向上、读《毛泽东选集》、听《红旗下的蛋》的时代青年，虽然在小说起头时宣称“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表面上与时时回顾过去的春雷相似，但其实正好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他回忆往事是为了埋葬过去，所以小说的结尾，“我们全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可以说，他是反忧郁的，不会像春雷那样，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埋葬在过去和地下，他的目光和姿态是向上向前。

在现代社会，金钱、政治和行政权力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更能体会到的是金钱对生活的渗透，但权力的影子亦随之而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东西小说对性关系的描绘中，为何会常常出现这两者的踪迹。《美丽金边的衣裳》关注的是性关系的链条，其中的链扣正是金钱。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已经商品化了，更重要的是，由身体引起的快乐，也即性爱本身，也商品化了。希光兰跟有钱的男人做爱，希望别人不知道她的底细，而是用一些字母来表示，如B。读者很清楚，在中文里这个读音的所指。在现代社会，资本的眼里并没有人，而是一系列的身体部位与器官，如手和脚等，正是这些部位与器官锚定了靠其谋生的人，小说里特别写到了这一幕，李四与崔英结婚后，工程队老板丁松借给他们一间装修好的房间暂时作为新房，可他们却不适应那间过于漂亮的新房，无法完成新婚游戏。李四感觉躺在脚手架上更舒服，“脚手架才是他真正的家，才是他的位置”，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安心做爱。当然，小说真正触及问题核心的地方，还是在链条的最后一环。丁松与希光兰，希光兰与易平，易平与李月月，这构成了一个身体与金钱关系的链条，这里的金钱是用来交换性的。而李四与李月月是兄妹，李四与崔英是恋人和夫妻，他们之间，本来是用感情维系的，可小说却无情地揭示出这种感情的物质基础，他们也是用金钱联系在一起的，李四用妹妹给自己的钱送了彩礼不说，还需要用妹妹给自己的钱为崔英买她中意的裙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篇小说改编为电视剧时，要改名为《放爱一条生路》了。在这个世界上，确乎没有恩格斯曾经设想过的状况：“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可在李四和崔英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金钱的考虑已经渗透进他们思想的毛细血管中。甚至在哥哥和崔英的婚礼后，李月月非常兴奋，这种兴奋并非因为哥哥的幸福婚姻，而是因为他们的幸福奠基在她送给哥哥的钱上。

毫无疑问，恩格斯对性爱的美好愿景源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而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却如弗洛伊德所言：“社会的基本动机是属于经济的；因为社会的各分子没有工作，社会便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社会总希望不工作的分子越少越好，而且把精力都离开性的活动而从事于工作。”(4)〔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246页，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问题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浸泡在经济利益的考量中，性与生殖也成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后悔录》所关注的，就是社会对快感资源的分配与组织，最终导致了个体的被剥夺与无法适应。其中隐含的，当然是现代社会中劳动(工作)的人与欲望的人的复杂矛盾，更宽泛地说，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可以说，《我为什么没有小蜜》在一个较小的篇幅里集中表达了东西对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思考。作为一个底层公务员的米金德发现，除了他，他的男同事几乎人人都有小蜜，他的心理失去了平衡，也开始寻找情人。由于他无权无势无高大身材无语言魅力无超人性能力，他只能在过去的女同学、一个单身大龄丑女人王微身上打主意，可就是这个女人也看不上他。经过一番折腾，王微主动邀请了他，可他却不行了。叙事者讲述这个故事，其实充满了一种苦涩的幽默。自然，接下来的情节才是本文的重点。他被王微赶出门，“他的脚后跟刚离开，那扇门就响亮地撞过来。米金德无力地靠在铁门上，用手拍拍自己的下身说，老弟，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很显然，米金德追求情人的目的并非为了生理的需要，而是出于精神的需要，这种精神的需要也不是为了倾诉或安慰，纯粹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争一口气，挽回自己受伤的尊严。他不知道的是，小蜜也是权力和市场合谋的社会里的一种资源，也存在着分配不公和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他的性功能障碍使他的追求变得荒唐可笑，但同时必须看到，他的阳萎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东西用一种嘲讽的形式写出了社会对小人物的压迫和对小人物的同情。权力决定了人们行动的可能性。米金德埋怨自己的小弟不争气，其实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样无关他的身体。他之所以产生要找一个小蜜的想法，是因为他的上司与自己的同事搞上了，还当着他的面炫耀。可是，他上司如此公然嚣张地搞婚外恋，却从未碰到任何问题，也没有被老婆发现，可米金德只是和自己的女同学有点来往，就导致了家庭的破裂。所以他的阳萎绝不是病理性的，而是权力结构的一种反映，他的身体替他回答，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不可能有小蜜，有小蜜意味着一种权力，而不是一种权利。米金德“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的呐喊，反映的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如果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家剥夺的是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话，那么套用拉康的话，在这里被剥夺的的，乃是底层小人物的剩余快感。权力可以获得快感(想想那句金言吧：“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使用金钱也可以获得。可是人与人之间拥有的货币数量是天差地别的。《关于钞票的几种用法》《原名勾引》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问题。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中，虽然情节并不复杂，出场人物亦不多，但小说的内涵丰富，性与生殖也是其中重要的脉络。汪长尺将儿子送人的原因很简单，他认为贫穷的自己无法带给孩子美好的未来，所以处心积虑将自己的宝贝送到富贵人家，以此来改变其命运。非常偶然地，他找到了符合条件的一个无子家庭。表面上看去，这出自他的自愿，但其背后，显然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汪长尺如此极端的行为。最后小说想象他死后一定要投胎到林家，也源自同样的现实。贺小文在和有钱的嫖客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快感，而汪长尺却因打工毁伤生殖器失去了性功能，也是剩余快感被剥夺的表征。

个人可以从许多人类活动中得到快感，美好生活也可能有多种源泉。在社会资源分配出现严重倾斜的时候，就是那些最私密的关系也渗透着不公正的毒液。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甚至无法想象美好生活的存在。让我们再回到曾广贤找小姐倾诉的场景中：出于某种原因，性工作者对性无能的曾广贤极尽挑逗之能事，最后仍无法成功，所以她表示不要钱。在资本或者货币作为世界动力来源的时代，卖淫其实是人与物的普遍的存在方式，但却常常被当成肮脏的，以致于《篡改的命》中的医生要这样来诊断汪长尺阳萎的起因。可是非常明显，对曾广贤来说，这种免费却变成了最昂贵的。恩格斯，也包括马克思在内，设想在美好的未来社会中，经济或权力将不再成为人们行为的考量因素，货币将被超越，美好的东西，像性爱，将是完全免费的。这样，事物将会变成纯粹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用来交换。那时，人与人的关系将重写，春雷和曾广贤也将摆脱他们的忧郁。当然，在今天，曾经完全免费的东西可能马上就要变成最昂贵的，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