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狄公：文本视角下的形象塑造

■陈世通/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一、正史中狄仁杰的形象

正史中关于狄仁杰的叙述主要集中在《旧唐书》列传第三十九，《新唐书》列传第四十。《新唐书》中的狄公叙述基本与《旧唐书》的相同。二书都从狄仁杰幼时入手，写了他一生的重大事迹与部分子孙事迹。整体上塑造了一个德智并存的良臣形象。

在正史文本中，狄仁杰幼时就显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与行为：前有逸少闻郗鉴选婿而坦然阅书于东床，后有怀英在官吏进府问贼人时面不改色语圣贤。他以明经入仕，做参军时遭人诬告。时任河南道黜陟使的阎立本与他交流并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就被人诬告之事向他道歉。在上任并州的途中，狄仁杰登上太行山向父母居住的地方深情凝望了好久才离去。于并州就任时，狄仁杰见同府共事的郑崇质在母亲年老多病的情况下还要出使远地，就主动请缨代替郑崇质出使。从文本的开始，可以看到一个不同常人、少有大志、孝顺父母、替人着想的狄仁杰。

狄仁杰任大理丞的时候，没有直接描写他的思维缜密、断案过程。而是通过任职一年判决了很多久拖不决的悬案，关联到一万七千人而无人告冤的结果来反映出他的公正与聪慧。有的人一心想着朝廷、江山。在君主有过错时常常直言进谏而不懂语言的技巧、时机的把握。如范增、海瑞等人。而狄仁杰不同，他是一心为公、心怀天下的。同时他也是灵活机动、善于把握时机的。来俊臣诬陷狄仁杰使他入狱，来俊臣威胁让他一经审问就承认谋反罪。狄仁杰叹息说：“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这时判官王德寿也凑了上来：“您一定能够免死。在您任春官时，杨执柔曾任司员外。您能牵连一下他让我升点官职吗？”狄仁杰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在对他看管放松时，狄仁杰偷将冤情通过王德寿送入家中。其子狄光远靠书信告发了诬陷之事。武则天召问他：“为何承认谋反？”对曰：“我如果不承认谋反的话，就早死在狱中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狄仁杰是有原则但不死板的。在武后当政时期，他是想劝立李氏、延续唐朝事迹的。李昭德等人直言进谏立太子李显，武则天很是反感。而狄仁杰常常委婉回应武则天立储之事，不谈国家政治，转而谈家庭伦理、母子情深。最终用百年后在宗庙祭祀的牌位的有无真正地打动了武则天的心。最终召回中宗，复立为太子。李显返回宫廷，武则天把他藏在帐中召见狄仁杰将李显回宫之事当面告诉他。在欣喜之余，狄仁杰又想到了这样回宫很是仓促，外面的人会这么想。所以又请奏先把太子安置在龙门，备好礼品隆重地迎回他来。在此可以看到狄仁杰是心思缜密、注重细节的。

狄仁杰不仅有处理事情的才能，还有识人的才能。他所引荐的有姚崇、敬晖、张柬之等人。有一次武则天问狄公谁有将相之才？不用拘泥文章资历，只需旷世奇才。狄仁杰当面推荐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虽然没有直接任命他为宰相。但在狄仁杰的引荐之下，张柬之一步步地走向了中央，最后发动神龙政变、恢复了李唐。

综上所述，《旧唐书》、《新唐书》文本中塑造的狄仁杰是德才兼备的良臣。他少有大志、孝顺父母、心思缜密、善于把握人们心理、处事有原则而灵活机变、崇实而抑虚、有识人之才。

二、东方福尔摩斯的民间印象

在当代，大众对于狄仁杰的认知已并非正史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更多地是把狄仁杰看作一个犹如东方福尔摩斯的神探。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现在的一些小说、影视的影响。而狄仁杰东方福尔摩斯形象的构建离不开荷兰人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

历史人物形象的形成、历史事件的传播有三种渠道：官方宣传、学界研究、民间相传。这三者不是决然分裂的。但对于不同的对象而言，总有一种是主要的。民间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认知、判断。大多数情况下是受到周围的环境与舆论影响的。而这种舆论的主要牵引力则来自于那些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有限选择。因此，易于人们接受的、相对口语表达的那些小说性质的文本便成为民间建构历史人物形象的主要影响物。狄仁杰形象在民间的建构也离不开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民间叙事的推动。

关于狄仁杰的民间叙述主要集中在公案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中是有公案小说的。如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随着清公案小说的盛行，狄仁杰以判官的形象出现在小说《绿牡丹》、《武则天四大奇案》中。其中《绿牡丹》里虽然出现了狄仁杰断案的形象，但主要强调的是其在带领侠客推翻武则天统治的唐室砥柱的形象，歌颂其反周为唐的功绩。因此，真正开始着重描写狄仁杰的断案形象的文学作品应是《武则天四大奇案》。整部六十四回书的前三十回，都在写狄仁杰任昌平令尹时所断的案件；后三十四回，写他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武则天四大奇案》以唐代贤相狄仁杰的故事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清官形象。虽然《武则天四大奇案》中的狄公断案形象与最初唐周时期的刚正判官身份逐渐拉开了距离，但是断案的职责与神探的天赋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式在文本内容上将狄仁杰与神探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是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高罗佩受到《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启发，于1949 年将这一部传统的中国公案小说的前三十章翻译介绍给了英语文学读者。接着，因为小说反响热烈，1949—1967 年，他又接着以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唐朝为背景，继续虚构了一系列县官狄仁杰的探案故事。至此，狄仁杰的形象褪去原本的判官身份外衣，成为一名神探。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是有智慧、重视实证的。相较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崇德”官员形象，高罗佩在《狄公案》系列小说中为读者塑造了一名融合了西方侦探“尚智”特点的狄公形象。相较于公案小说中高居公堂之上的官员，西方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则更注重现场实地的勘察，重视犯罪证据的搜集与案件的重建。高罗佩所塑造的狄公形象摒弃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官员高居公堂的特质。刻画出狄公正义凛然、对待案件严谨的态度，使狄公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大唐狄公案》出现于20 世纪中叶，恰逢古代公案小说终结 、近代侦探小说逐渐走向完善的时期。相较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崇德”官员形象，高罗佩在《狄公案》系列小说中为读者塑造了一名融合了西方侦探“尚智”特点的狄公形象。在当代由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更加深了民间的这种认知。

三、神探塑造与盛唐想象交相辉映

徐克的《狄仁杰》三部曲（通天帝国、神都龙王、四大天王）构建出来了盛唐下的奇幻狄仁杰。纵观徐克《狄仁杰》系列电影，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自然地运用了侦探与盛唐元素，同时利用了鬼神文化，给文本带来浓厚的玄幻色彩。徐克团队将之前狄仁杰作品的诸多特点加以汲取并进行改进：狄仁杰武功出色，其核心身份是破案者，而影片叙事的根本推动力则是案情的发展与侦破工作的推进。从《通天帝国》文本来看，侦探情节与盛唐构画得到了巧妙的结合。随着剧情的推进，影片高潮迭起，精彩的打斗频出，盛唐各处奇异景象也接连得以展现。影视文本从内容到形式，都近乎完美地推动着侦探情节的发展，展现着盛唐的种种景象。

四、狄公形象建构的思考

一个人形象的形成是有多种因素影响的。但有两个大的因素：一是文本、二是实物印记。正如我们现在现在想要百分之百还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不可能的。但在浓烈的兴趣、好奇、信仰、希冀之下，个人、群体想要努力地基本还原历史。那么他们还得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由于实物印记的稀缺、解释疑难、传播路径的狭窄，人物形象的建构还是文本的影响更大。

后现代主义史学代表人物怀特提出了文本说，把历史带到了叙述本身。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更具启迪。狄仁杰是一名历史人物。他是在历史中存在过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他自身真正经历的时空是元历史。元历史是历史的形成基础，历史人物形象形成要经过文本的建构。而文本表述与元历史息息相关，但并非完全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同时文本又是历史存在着的，这意味着文本的解释文本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带走了狄公，却带不走他的人生印记。新旧唐书塑造了少有大志、孝顺父母、心思缜密、善于把握人们心理、处事有原则而灵活机变、崇实而抑虚、有识人之才的狄公。但是这种文本的传播面是有限的，主要面对上层精英。这是他们记忆中的狄公。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不需要，也不会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到此。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心理认同特征，他们会自觉地选择符合心理倾向的文本。于是就有人对原有文本的狄公加以改造。因此，狄公在民间就慢慢地和鬼怪、奇幻、能引起心里起落的刺激叙事联系了起来。形成了另一个时空群体下的狄公形象。当然，二者不是相互独立的，我们也不能让它们绝对分离。

克里奥走向坊间是在历史中发生的，走向坊间的主要动力还得是精彩的历史人物的叙事。我们需要有宏大叙事去构建集体记忆，也需要有有温度的个体叙事来唤醒个人认知。个体叙事并不局限于自身的叙事。比如最近大兴的大规模的口述史、家族史调查。这与我们本身离得很近，因为自己就是参与者。个体叙事更应该包括历史上的相似性个体叙事。个体能在历史文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角。熟悉的、亲切的文本体验能给他们启迪、希望、方法去应对世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