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恋与超越
——谈《沉沦》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性别差异

王 怡/四川外国语大学

一、前言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以情爱、性爱、欲望的书写，生动地展示了人性自由和解放的本质内容和人的主体的复杂形态，及其历史完整进程。文学的爱情主题、两性关系描写，甚至性别书写、欲望表达、身体语言等等写作，表面上是孤立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的人的独立之体现。但是，20 世纪中国文学最本质的现代人文精神内核，无疑强调的是，包括人的关怀、人的自由、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在内的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1］。”

《沉沦》和《莎菲女士的日记》都聚焦性压抑下“灵肉统一”的爱情理想，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做了深刻、细致的解剖，展现了两个苦闷的灵魂。不同的是，前者是压抑后的疯狂，后者是呐喊后的理性，我们可以从这两部作品中看到基于性别立场下的作家写作差异。

二、迷恋——“内发于心，见诸于行”的性爱追求

郁达夫在自序里写到，“《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 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2］。”《沉沦》是郁达夫“自我写真式”的代表作品之一，主要体现在自我暴露方面。小说取材于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生活体验，刻画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性苦闷心理，成功塑造了一位“零余者”形象。

《沉沦》共分为八节，“第一节是引子，第二节是自怜的画像和对爱情的企盼，第三节自道家世，第四节在忏悔自慰的恶习，第五节描写窥浴的劣行，第六节偷听野男女的幽会，第七节是入酒肆寻妓，第八节是酒醒后的悲悔［3］。”这八节内容由“性苦闷”这个中心连贯起来，使整篇小说形散而神不散。

小说的主人公“他”以孤单忧郁的形象出场，得不到群体认可的恐慌和远离故土亲人的感伤交织在一起深化了他性格上的卑怯。“他”由于早熟的性情有着强烈的情欲，但作为一个新式知识分子，“他”渴望“灵肉统一”的爱情。同时，“他”曾经接受过中国旧式文人的启蒙，骨子里面还保有那一套“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这也是他为自己自慰、偷窥等一系列行为忏悔的根源所在。“本能欲望与‘根’文化的矛盾冲突，使其‘灵与肉’相谐的‘爱情’扭曲变型为肉欲的满足——‘手淫、偷窥女浴、偷听情话’甚至出入‘妓院’，从而实现了‘本我’对‘自我’的胜利，即对本能欲望的发泄——‘肉的沉沦’，而内在‘超我’的谴责与对抗使他对自我的堕落又进行着忏悔和自赎［4］。”

此外，小说的主人公“他”对女性始终是男性的审视目光。女学生给“他”的印象是是红裙、活泼的眼睛以及娇声的回答；旅宿主人家的女儿是长方脸、大眼睛以及偷窥时“雪样的乳峰”、“肥白的大腿”；酒馆的侍女是花香粉气、纤嫩的白手和肥白的腿肉。“他”眼中的女性没有任何的性格特征，甚至每一次去审视女性都是为了满足“他”变态的偷窥欲。再如“可恶东西”“狗才”“俗物”之类的词语都是“他”对酒馆侍女的直观认知，“他”没有去理解这些侍女生活的辛酸和不幸，而是将女性当作个人想象物来满足“他”本能情欲的发泄。“可见，郁达夫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青年，他追求的解放只是‘个人’自由的获得，而并不是对人的真正身份的肯定，在其意识深处仍残留着几千年来的男权思想。这是不健全的‘为我主义’的‘个性解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意识深处永远难以驱除的‘权力欲’的人性弱点和自私性［5］。”

三、超越——“限于内心，不露声色”的性爱追求

与郁达夫不同，丁玲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以主人公日记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五四落潮时期青年知识女性对社会对人生的追求和精神情感上的孤独与苦闷，率性真诚地刻画出了在追求爱情理想中女性的内心感受和情感认知。这种对女性情爱、性爱心理的描写不仅打破了男性话语体系下的固有女性形象，还展现出了女性视角下的男性形象。“从女性视角出发，带着强烈的欲望去品鉴男性之美。这是相当惊世骇俗的，这完全颠覆了我们惯常的男主女从的审美模式［6］。”

莎菲和《沉沦》中的“他”面对的都是在追求“灵肉统一”的爱情理想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内心都有性苦闷。可是莎菲和“他”的外在形象是截然相反的：《沉沦》里的“他”自怨自艾、卑微怯弱，莎菲自尊自傲、大胆执着。莎菲是一位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的知识女性，在莎菲眼中，苇弟只会卑微地乞求着莎菲的爱。莎菲讨厌这种乞怜的爱，她在审视自己和苇弟的关系时说，“他为什么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莎菲的爱情观：她觉得爱情不仅是爱和体贴，更需要懂得，也就是说爱情是内心感受和精神世界的共鸣，“肉”和“灵”必须是统一的。

茅盾说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莎菲遇到凌吉士的时候，是真的爱上了凌吉士的潇洒漂亮，她渴望和凌吉士亲吻、发生亲昵的行为，这无疑是打破了男性话语对女性文学一向惯有的柔美纤巧型的审美期待的。可是凌吉士俊美的相貌下却是可鄙的人格和卑劣的思想，所以最后凌吉士虽然拥吻了莎菲，但是莎菲还是推开了凌吉士。这次推开也标志着莎菲在“灵”与“肉”的博弈之中超越了肉欲的催动，捍卫了她“灵肉统一”的爱情理想。

四、迷恋与超越的差异原因

“有人说《沉沦》的问世‘象缺堤的洪水，滔滔之势泛滥全国’，说《日记》的发表犹如向文坛‘抛下一颗炸弹，引起震惊’［7］。”其轰动文坛的原因不仅因为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旧式审美结构，更是由于作品中对人的发现和对人性本能的思考。二者虽然都关注的是“灵肉统一”的问题，不过前者迷恋于肉欲，后者却超越了肉欲，这和社会历史与作家个体是息息相关的。

从社会和历史背景而言：“立人”为“立国”服务的思想逻辑以及启蒙主体对启蒙客体单向启蒙的内在规律都决定了“五四思潮”的落潮是必然。郁达夫的《沉沦》创作于1921 年，当时正值“五四”退潮时期，新式知识分子的烦闷充斥内心，也自然地将这种烦闷和压抑带到了作品当中。而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中国已经历了大革命，“五四”也转入低谷，激昂的热情沉淀为冷静的思考，疯狂的欲望背后更多的是理性的节制。这种节制又不同于传统“礼”的批判，而是自我追求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舍弃。

从创作主体而言：畸形的时代和寂寞的生活养成了郁达夫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气质，留学日本期间中日两国文化历史的差异又带给他心理上的冲突，同时他受日本“私小说”影响，真切地展现了以他自己为代表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处境。而丁玲带着她的处女作《梦珂》初登文坛时，便流露出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她说她的写作是要为可怜的女人们讨一份公道。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站立在女性的立场上建立了女性的崇高人格，展现了女性独特的感受和坚强的意志，实现了从人的觉醒到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将女性带入了自觉追求性别觉醒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