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 年国家认同、社会性别与竞技体育互动关系的演变

董进霞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历经70 年的发展,一度被污名化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跃升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以升国旗、奏国歌来表彰获胜者的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因其在促进国家认同、激发爱国热情方面的独特价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和腾飞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70 年来中国女性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撑起了“大半边天”[1],昭示了国家认同、竞技体育和社会性别之间复杂的互构关系,本文旨在分析,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国家认同、社会性别和竞技体育(简称“国-社-竞”)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构建过程。

文章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符号互动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为依据,辅以半结构式访谈,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女运动员、相关教练员和体育管理者等30多人进行了深入采访,从文化传统、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国家政策、运动队管理、家庭关系等中观因素及运动员训练、生活和比赛等微观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揭示新中国“国-社-竞”之间的复杂而多元变化的动态关系。

文章以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的原因有三:其一,运动员的身体动作、服装、宣誓和颁奖仪式等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在奥运会和世界杯等重大国际赛事中,运动员、观众、裁判和媒体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符号实现互动,构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其二,体育中的女性及其发展,包括了体育参与、资源分配、权力控制等,这与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以社会实践中的性别问题为研究核心的女性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其三,对国家认同、社会性别和竞技体育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必然会涉及到个体、家庭、社区、政策、制度乃至更宏观的政治和经济等多因素。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把家庭、机构、团体和社区等人类社会生存的社会环境看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并强调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相互作用,其开创者布朗芬伦纳认为,发展着的个体不仅是受环境影响的对象,同时也是不断成长的动态的重构环境的实体。在个人与环境的这种双向互动中,产生了相互适应的现象[2],本文将参考布朗芬伦纳的环境五层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五个系统对“国-社-竞”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1 “新社会”与“国-社-竞”互动关系初步形成(1949-1965 年)

洗去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羞辱的百年之耻,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近代中国人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愿望的实现才有了可能,为迅速提升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工业加强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人口素质,女性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50 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为《婚姻法》,体现了人民政府对女性和家庭问题的重视。《婚姻法》取缔了封建包办、逼婚、童养媳等,给家庭生活和社会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女性在家庭中获得平等的地位后,开始重新评价自身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而强化了对平等的就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工同酬以及决策中同等声音的诉求。[3]1954 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则明确提出:“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坚持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培养和训练女干部…”[4]。在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党和政府还发起了将妇女从父权制的家庭中解放出来,将家庭妇女变为“劳动妇女”的运动。很快,女性进入到以前只有男人才能进入的领域,其中就包括竞技体育。

某种程度上讲,重大国际赛事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认识到体育在建立国家认同方面的独特价值后,1950 年8 月,人民政府即派队代表新中国参加了布拉格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体育比赛;1951 年4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工作大队;1952 年2 月,建立了“中央体训班”(现国家队的前身),同年7 月派出代表团出席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等,之后,为尽快提高竞技体育水平,1953-1958 年间全国各省市相继设立了省/市体工队(现称优秀运动队),开始对运动员进行系统的、集中性的训练,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运动队人员组成、体育经费的划拨和体育设施的使用上,坚持了男女平等。正如当时的国家队体操运动员兰女士所回忆的:“当我1953 年来到国家队时,我们总共有20 名运动员,男、女各10 名”。①访谈对象是20 世纪50 年代的体操冠军,1963-1994 年间国家体操队教练。访谈于1994 年在北京进行。美国学者包·苏珊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有组织的系统训练早于美国女性17 年[5]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当时体育的社会地位较低,人们头脑中存在着对体育的传统偏见,年轻人尤其是女性,进入竞技体育领域会遇到一些阻力。我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邱钟惠在1953 年被选入云南省体工队时,“全家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去(运动队)”。②访谈,1995 在北京进行。但她以及许多像她一样的许多年轻女性并没有屈服于父母和家庭的反对,勇敢地投身到竞技体育的行列之中。她们如此大胆的行动与20 世纪50 年代的年轻人普遍接受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信念,并愿意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牺牲的社会风气有关。

到20 世纪50 年代中期,随着全国体育管理体制和训练体制的进一步落地生根,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竞技体育选材、训练和比赛制度很快就结出硕果。1956 年容国团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陈镜开打破举重世界纪录,女性运动员也成绩斐然,如1957年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记录,被西方媒体称为“新中国体育春天的燕子”。从昔日的“小脚女人”到20 世纪50 年代世界纪录的创造者,这一巨变和新中国实施男女平等的国策密不可分。

然而,在20 世纪50 年代的“冷战”思维影响下,社会主义中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排斥,国际体育界也是如此,为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我国于1958 年从国际奥委会和八个其他的国际体育组织退出。同年,我国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以及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导致的左倾错误“冒进”运动,从总体上讲,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6],但“大跃进”期间,一些举措对提升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扩大体育的社会影响也产生了一定促进作用。体现为:一,“人民公社化”等,使得过去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抚养孩子、做家务等家庭事务和活动被“社会化”了,比如孩子出生3 个月就可送托儿所,为女性走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提供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保障。几乎是一夜之间,家庭主妇变成了职业女性。二是在“大跃进”期间,体育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运动”和“活动”,如“体育周”“体育月”等层出不穷,一度学校所有的学生要做到“四红”③“四红” 指“劳卫制”一级、“劳卫制”二级、等级运动员、普通射手四个100%。,要通过一、二级劳卫制,成为等级运动员,成为好的“射击手”(这与当时国家重视国防体育分不开)等等。之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然而就在该时期,1961 年新中国在天津举办了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比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为确保我国选手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举全国之力,从全国各省市体工队选拔了100 多名运动员到北京进行了数月的集中训练。“司局级领导跟着集训队天天训练,帮他们捡球,给这个运动队管理出主意”,邱女士回忆道。①访谈,1995 年。同时,为配合这次世界比赛,全国中小学都号召开展乒乓球活动,尤其是鼓励女孩子打乒乓球,1960 年前后全国出现了“乒乓球热”,在这次比赛上,邱钟惠摘取了个人单打金牌,成为我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

据不完全统计,到20 世纪60 年代初我国女运动员占运动员总人数的33.3%,[7]她们在田径、篮球、排球、速度滑冰、射击等项目上已经进入到世界先进水平。以跳高为例,世界前10 名的女运动员中有5 名是中国运动员。如此快速的进步与国家重视竞技体育在国际斗争中作用,发展重点项目的战略不无关系。女子排球也是当时重点发展的项目之一,为提高我国女子排球的水平,1964 年周恩来总理新自邀请东京奥运冠军日本女排的主教练大松博文到我国来执教数月,对我国体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1949 年到1965 年是“新社会”探索建立时期,以“新中国、新社会”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男女平等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代表新中国参赛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初步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这都是“新社会”的产物:经过17 年的努力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了自己的第一批女性世界冠军和世界记录创造者。她们的出现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实施“男女平等”国策和有组织的竞技体育体系有直接关系,她们的成绩巩固提升了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展现了崭新的女性形象,也证明了新中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合理性。

2 曲折发展时期与“国-社-竞”互动关系的曲折发展(1966-1977 年)

1966 年5 月全国爆发长达十年之久大浩劫:文化大革命,其使全国一度处于混乱状态,正常的生产与学习活动被打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也被破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运动队停止了训练,一大批有潜力的运动员失去了创造成绩的黄金时间。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人数从1965 年的11 292 人和2 062人分别下降到1970 年的6 288 人和1 530[8]。在1975 年第三届全运会35 个项目中,有23 项的成绩比10 年前第二届全运会的成绩要差。1962 年均位于世界第九名的中国男、女排球队到1974 年世界锦标赛时掉到了第14 名和第13 名。[9]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话语笼罩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体育领域。1967 年体育界出现了将毛主席的18 条语录编成18 节徒手操来展示的做法。整体上,体育的正常发展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却也反映出“体育”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如1966 年7 月16 日73 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学习游泳,之后,全国各地每年都举行横渡江、河、湖的省级或市级游泳比赛,使得整个游泳水平有所提高,1975 年全运会上有16 名年轻的游泳运动员一度打破了全国纪录;另1969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发起,对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1970 年,省市体工队恢复训练并招募有运动天赋的人才之时,“进体工队”一度成为知青回城的“跳板”。20 世纪70 年代,很多家庭对孩子“练体育”非常支持,甚至要“找关系、走后门”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体工队。这个时期体校学生数量增长明显。1972 年全国体校学生为121 732 人,到1976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05 516。[10]20 世纪80 年代最著名的中国女排主力队员以及滑冰、射击、跳水等许多世界冠军就产生于她们之中。

为恢复和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1969 年至1971 年间国家调整了外交政策,周恩来总理明确地指出体育是外交的手段。1970 年中国乒乓球队前往日本参加第30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前夕,周总理接见代表团,提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要求,[11]却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赛后,美国乒乓球队顺访中国,与中国运动员进行了友谊比赛。之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乒乓球队先后来到中国进行交流。由此“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成为中国体育比赛的标语,对中国竞技体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该时期,当中国人与来自“友好”国家的运动员比赛时,友谊优先于竞争,有时还会有意地输给这些国家的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到”等口号也随处可见。特别是在1964 年6 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泽东同志看到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发出的感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1970 年3 月8 日,《人民日报》以此为通栏标题报道了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此后,在那个”政治话语“笼罩一切的时代这个语录便频繁地被引用,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促进年轻女性跟男性一样,充满激情地参与到“文化大革命”的各种运动之中。正如当时还是年轻女性、后来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一名处长的潘女士所评论的:“年轻男女在造反中没有什么差异。有时候,女孩比男孩还更凶。不管她们做什么,她们总感到正义在她们这一边。那些在学习上或体育成绩上不那么好的人更为激进”①被访人潘女士1975 年到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为做到“男女都一样”,女性不化妆、穿着跟男人一样的军装或色彩单调的服装,甚至连裙子都不穿,这种过分追求“相同”,使女性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特色,矫枉过正,但这种“男女都一样”的追求和实践对男女平等意识的进一步深化似乎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竞技体育之中。省市体工队女运动员的比例从1965 年的34.9% 增加到1975 年的39.8 %[12]。她们还在射击、射箭、登山等项目上创造了世界纪录。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登山运动员潘多。1975 年,已是三个孩子母亲的她,在哺乳期间奉命重新回到国家登山队进行训练。经过数月的恢复训练和准备,她终于与男队友一起从北坡登上了珠峰,创造了这个项目的女子世界记录。

以上可见,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到20 世纪70年代末期是“政治挂帅”的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男女都一样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但他们都是过度政治化的产物。政治牵引着竞技体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影响着社会性别关系的发展变化;竞技体育又服务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需要,为社会性别关系的构建和呈现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场域。

3 “改革开放”与“国-社-竞”互动升华(1979-2000 年)

1978 年12 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序幕。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体育界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尝试实行主教练负责制、体育彩票、企业冠名的俱乐部、大学建立高水平运动队以及引进外资赞助等改革举措,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后,在体育领域,男子足球率先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联赛、运动员转会等做法相继登场,篮球CBA、排球联赛、羽超联赛也先后“亮相”,之后棒球、拳击、武术等项目均纷纷引入了职业联赛制度;在运动项目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体育机构改革也随之展开,1994 年起不同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相继成立等,体育经费由原来单纯的政府投入转向政府、企业、个人多方投入,体育的性质由纯粹的体育事业转向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并存。此外,1979 年我国重新回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大家庭,比允许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存在的4 个经济特区创建早一年,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对外开放“排头兵”的角色。

以奥运会为代表的高水平国际体育赛事是展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之一,改革开放、逐步富起来的中国高度重视这一重要平台。1985 年出台了“奥运战略”,将人力和财力资源向具有获取奥运奖牌的项目、队伍和个人倾斜,由此使许多省市对运动队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大对所谓“冷”项目和有望得奖牌的项目的投入。但,这个“奥运战略”在三年后的汉城奥运会上没有看到希望的效果,当年5 枚金牌的成绩被认为是“兵败汉城”。深入分析和思考后,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意识到全运会和奥运会存有“矛盾”和“冲突”之处,为确保能在奥运会上取得最好的成绩,决定将全运会举办时间从奥运会的前一年移到了奥运会的后一年,显然,国家利益、国家认同优先于了地方利益,这样的政策变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92 年我国在奥运会上的奖牌排名首次进入了世界前四名,两年后我国又提出了“奥运争光”计划,并专设奥运科研经费,组织全国200 多位科研人员对56 个科研课题进行奥运攻关研究[13]。经过多年精心的计划和努力,我国在悉尼奥运会的成绩上升到了世界第三。

除参与世界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以外,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也是展示国力、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1990 年,我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并以完美的组织和总分第一的运动成绩赢得世人的称赞,也激发了国人对举办奥运会的向往和热忱。很快,北京就提出了举办2000 年奥运会的申请,但1993 年以两票之差惜败悉尼。1999 年北京再次提出了举办2008 年奥运会的申请并最终获得成功,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和申报过程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更是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实践方式等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到中国,并对我国社会,包括性别观念及竞技体育的发展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当1986 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从西方引入的女子健美比赛时,比赛场馆外有一群人在抗议,因为他们认为女性穿着比基尼展示自己的身体是伤风败俗的事。[14]无疑,首次参加健美比赛的女性是勇敢的,她们以行动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身体观念。女性不仅对限制她们身体自由的各种陈规烂俗发起挑战,还对阻碍她们个性发展和独立自主的管理模式和权威人士发起了挑战。如从20 世纪80 年代末期起,何智丽(乒乓球)、“马家军”(田径)、陈露(花样滑冰)、钟玲(艺术体操)等,先后向以“父权制”为特点的教练管理和竞赛管理模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在事实上促使国家体育管理、训练和竞赛体制发生相应的调适和变化。

在宽松的经济环境下,曾被当作“资本主义”毒瘤的物质奖励被当作激励运动员的一个主要手段。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我国人均收入只有300 多元,而国家对1984 年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奖励是8 000元,这样的奖励力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巨额的物质奖励,加上标兵、模范等精神奖励,冠军运动员成为大众崇拜的明星人物。在这些明星中,女性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因为她们获得的世界冠军数多于男性:1981 年-1986 年中国女排“五联冠”、1992 年奥运会中国游泳“四朵”金花的横空出世、1994 年“马家军”在世界锦标赛摘取多块金牌、1999年女足世界杯上中国女足获得亚军等,一个又一个战绩,不仅让女运动员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主力军,也在激发民族自豪感、建立国家认同上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被广为传颂的“女排精神”就是最好的说明。

综上,从1979 年到2000 年,以小康社会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多元平等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奥运争光”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呈现出一种互为促进的良性关系,国家形象和社会性别通过竞技运动成绩而发生交互影响。以奥运战略为重心的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展现了一个开放充满活力的中国国家形象。而日益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既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强化,又为竞技体育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性别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女运动员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撑起了“大半边”天,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和勇于挑战的一个独特群体。

4 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与“国-社-竞”互动关系(2001 年-至今)

建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受国际社会尊敬的国家,是近代以来国人的夙愿,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初心”和“使命:早在1964 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到20 世纪末中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5],数代“中国人”都在努力促成中国能早日实现全面腾飞,习近平总书记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概括升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无比接近于这个伟大梦想的实现,新世纪以来的20 年间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 年的95 933 亿元[16]增加到2019 年990 865 亿元[17],增加了10 倍多。在世界经济和其他事务上,如全球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中,我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逐渐强起来的新世纪发展中,国家认同与竞技体育的互动共促更趋明显。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生动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希望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愿望,如在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国在场馆设计、安保、环境保护、新闻服务、竞赛管理和公共关系等众多领域,雇佣了大量的外国专家作为顾问、咨询师或评估人,参赛的中国代表团中就有28 名外籍教练员。[18]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国际间双向流动亦司空见惯。此外,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48 枚金牌的成绩,极大地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更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2008 年奥运会后的一项网民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对中国的现状很满意,82%的人对中国的经济持乐观态度,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19]北京奥运会后的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除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外,优异的体育竞赛成绩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的独特的作用也更加凸显,其中女运动员的作用举足轻重。进入21 世纪后,我国女性不仅在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等传统优势项目上续写辉煌,在网球这个高度商业化的项目上也登上了冠军的宝座:2004 年李婷、孙甜甜奥运会女双冠军、2006 年郑洁、晏紫澳网和温网女双冠军;李娜2011 年法网和2014 年澳网女单冠军。除夏季运动项目外,新世纪以来,女性运动员在冬季运动项目也率先取得突破:2002 年杨扬首获冬奥会金牌。2010 年我国女选手在冬奥会短道速滑上包揽了全部的4 枚金牌。2010 年冬奥会申雪、赵宏博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中国运动员在众多项目上全面“出击”,五星红旗一次次在国际赛场升起,中国国歌一次次在世界上空奏响,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2016 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20]。

优异的运动成绩不仅给国家带来了荣耀,也为运动员个人带来了实现个人价值的良机。我国优秀女教练员和运动员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和社会知名度:2019 年9 月,中国女排在夺得“三大赛”上的第10 个世界冠军赛后,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女排代表,女排代表受邀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国庆招待会和阅兵花车游行。不仅如此,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奥运冠军的奖励的增长,加之广告代言等等收入来源,优秀的明星女运动员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以获得2012 法网冠军、2014 年澳网冠军的李娜为例。在2011-2014 年间她与13 个商家签订了代言合同,2012 年李娜在中国运动员收入榜上名列前茅。[21]除网球外,乒乓球、羽毛球等许多项目女性运动员也是如此。如,2016 年刘诗雯荣膺乒超联赛标王。[22]女排主攻手朱婷除国内的奖励外,2016-18 年间还以高额年薪加盟土耳其的顶级俱乐部。

我们应认识到,体育成就及其带来的荣誉、经济收入对女运动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提升是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当然,竞技体育上的成功是否能给女性带来个人发展的良机,也取决于她们自身的努力和能力。李娜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北京奥运会后,她勇敢地脱离传统的体育管理体制,实行“单飞”,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网球职业的权利。[23]她在29 岁“高龄”首次夺大满贯冠军、31 多岁再次捧上大满贯冠军奖杯的行动和成绩挑战了许多关于女性身体、年龄和婚姻的传统规范和束缚。而她那直率的性格、幽默的谈吐和西方式的认知亦向世界展示了21 世纪中国年轻女性的风貌。“中国女排”的发展亦是一个典型范例,进入新世纪后,我国许多集体项目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在20 世纪80 年代声名大振的中国女排也是在2004 年之后沉寂了12 年才于2016 年才再次摘取奥运金牌。这一过程中曾为中国女排付出过青春的郎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3 年其放弃了优厚的报酬(再次)应邀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积极推动改革创新,带领新一代中国女排获得2016 年奥运冠军和2015 年、2019 年世界杯冠军。同时这些成就给郎平带来了众多的个人荣誉,如入选排球名人堂,入围第二届国际奥委会终身教练奖候选人,当选中国奥委会委员,此外,她也获得优渥的经济收入,是国内被众多品牌追随的顶级代言人之一。可以说郎平在20 世纪80 年代以自己的运动技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21 世纪她又以自己的智慧和教练才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称21 世纪中国女性的成功典范之一。

可见,当下李娜、郎平等众多女性都在多层面、多维度上展示着自己的勇气、个性、才华和魅力。与20 世纪80、90 年代相比,今日成功的女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一些知名的女运动员退役后仍如以往一样,选择“从政”、在拥有一定权力和影响的国内外体育组织和教练位置任职,如2002 年冬奥双料冠军杨扬先后在国际滑联、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国际奥委会任职,目前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2022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等职。而更多的女冠军,如邓亚萍、王丽萍等,则充分运用她们的知名度和专业背景,在媒体、企业或国际组织等任职、创业。

综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在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征途中,以民族复兴为特色的国家认同,以合作竞争为标志的社会性别关系与以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竞技体育之间呈现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在世界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竞技体育,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优异成绩的取得,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女性是竞技体育的主力军,她们在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的综合作用下,变得更多元化、更多面性,也更加具有个性和魅力。可以说,强大的中国孕育了强健的女性,强健的女性确保了竞技体育的成功,而竞技赛场的夺魁又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5 结语

新中国70 年体育发展历程表明,国家认同、竞技体育和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互为关联、互为影响的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印证了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国家政策、国际赛事和成绩、经费投入和分配、家庭和运动员的态度等对国家认同、社会性别和竞技体育之间互动关系的调节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