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记》中老夫人的男权束缚

沈宇婷

摘 要：《西厢记》不仅成功塑造了崔莺莺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还塑造经典反派的人物——崔老夫人。本文认为，老夫人的赖婚行为揭示出了女性被男权所束缚的现象。老夫人是封建社会女性被男权束縛的典型形象。

关键词：《西厢记》;老夫人;男权束缚

一

老夫人一出场时就说道：“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这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崔相国已经逝世的客观事实——丈夫和父亲的形象在崔家缺席，随之而来的也是崔相国所代表的夫权和父权呈现出缺席的状态。

夫权和父权不仅是男权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要素，在家庭中对妻子子女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论述道：“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1]，也说明父权在中国家庭的分量之重。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将女性看作男人的附属品。封建社会女子七出之条使女性始终在两性婚姻中处于劣势地位，女子行为始终被夫权控制。老夫人的家世背景虽然在文中没有具体指出，但从老夫人对崔莺莺的管教可以看出她的行为完全合乎封建女子规范——在男权下的规范。

老夫人的母权怎样凸显的呢？崔家在崔相国死后，“子”没有承接父亲的统治地位，父权一直处于缺失状态。在封建文化中，一般的家庭对于男性都讲究“父子相承”，即父亲死后由儿子来承接家庭统治权力，而对于女性则要求她们遵守三从四德，即“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所以在一般家庭里，父权由于父亲的去世或不在场而处于缺失状态，随之而来的不是“母权”的凸显，而是以“父子相承”的既定家庭秩序，即“子权”来顶替缺失的父权位置，继续发挥父权统治力量。老夫人所代表的母权凸显是因为崔家的“子”还没有完成“成人化”且没有宗族的干预。

孙飞虎围困普救寺时，崔莺莺主动提出把自己交给贼人。她自我牺牲的理由里就有“欢郎虽是未成人”，这表明了欢郎年幼还不能承接父权在家庭里的统治地位。她们母子三人客居河中府，失去了宗族的依靠，父权即男权的位置又持续空缺，此时崔夫人所代表的“母权”就不得不在崔家凸显。

二

从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同时母权也沦为父权的服务工具。在解读老夫人形象时，我们常常被认为她是阻挠崔张爱情的反派人物，最为经典的是对老夫人“三许三赖”的评判。本文从另一角度重新分析老夫人的形象，可以在“三许三赖”中发现母权隐含着男权思想的性质。

“第一许”是在孙飞虎围寺时，老夫人许下的承诺。当她面对崔莺莺自献贼汉的计策，老夫人哭着说：“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嫁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虽然其中不能否认老夫人有“爱惜莺莺这一身”的慈母之心时，但从老夫人反对崔莺莺计策的理由“不辱没俺家谱”来看，老夫人更多地把家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女儿的清白幸福。即使老夫人后来接受“不练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的计谋，她的理由依旧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即使崔莺莺嫁了一个普通人，那个男人却是救崔家一家性命的大恩人，再加上保全了众僧的安危和崔相国的灵柩，在世人看来也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虽然可能会由于阶层的原因不能给家族添彩，也总比崔莺莺去做贼汉的压寨夫人强。无论老夫人是拒绝第一个计策还是接受第二个计策，在危难关头老夫人总是把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与男权中的家族观念不谋而合。

“第一赖”则是张生献计成功后，老夫人反悔，在宴席上让崔莺莺拜张生做哥哥。这个决定不乏有对张生家贫且身无功名的嫌弃，更重要的是对破坏夫权决定的修复。在古代，子女的婚姻是依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似母亲也有参与进去，对子女未来的婚姻有一定的考量，但是“这一决定权的行使，是要在表面上承认绝对男权的‘障眼法下进行的”[2]。《西厢记》在第一本的楔子里就写到崔相国在世时“曾许下老身之侄子，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父亲已经为崔莺莺的婚姻做好了打算。不论在方丈口中还是红娘口中，都能证明老夫人治家严肃，完全按照古代妇女规范处事。这就有理由相信老夫人不会轻易打破男权的统治地位，反而会维护男权在家庭里的权威。

既然老夫人不同意将崔莺莺许配给张生，为什么还要把张生留在西厢，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危害？

第一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老夫人本来就理亏，如果再将救命恩人赶出寺外，被寺里的外人瞧见了反而会有损相国府的名声。这也是为什么老夫人在请宴时，宴席上只有老夫人、崔莺莺、红娘三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宴请张生。可见老夫人为维护家族利益费劲了心机。

第二是因为老夫人很清楚地明白崔家离了京师又缺少宗族的帮助，仅仅依靠自己一个老妇人是完全行不通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夫人曾经“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在崔相国死后，崔家迫切地需要成年男性的支持。特别是在“寺警”后，老夫人看到了张生的价值——仅书信一封，就请来白马将军解救危机。此时郑恒还没赶来崔家，如果再遇变故，张生无疑是崔家最大的保护伞，老夫人又怎么会舍得将张生赶出寺外？

《西厢记》里的“第二许”是“许婚”，此时张生和崔莺莺生米煮成熟饭。尽管老夫人十万个不愿意，但还是以“恐辱没了家谱”为理由，将崔莺莺许配给了张生。其实老夫人“许婚”的理由不仅仅害怕崔莺莺辱没了家谱，还怕自己辱没了家谱。在“拷红”这一环节里，红娘大胆地说出老夫人背信弃义才引起了崔张私合这样的家丑，如果不息事宁人告到官府去，之前的“小酌赖婚”和“治家不严”都会损坏崔家名声。所以为了不让崔莺莺和自己辱没家谱，最终老夫人在无奈之下“许婚”。

在“许婚”后，紧接着就是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的“逼试”，这就是“第二赖”。值得一说的是在“请宴”时，老夫人并没有邀请任何外人，反而在“逼试”时，请长老一同送张生到十里长亭去。老夫人是想借一个有威望的人对外宣告已经兑现诺言，将崔莺莺许配给张生，同时也是借长老对张生施加外界的压力，让张生乖乖赶考。如果张生不能高中，那么这门亲事就能合理作废。

在张生“报第”后的“拒婚”是老夫人的“第三许”和“第三赖”。“第三许”在张生“报第”后并没有作出反悔的决定，所以在郑恒出现前，老夫人对崔张的婚姻都是默许的状态。然而却在张生取得功名后，老夫人再次反悔，又把崔莺莺许配给郑恒。有学者认为：“崔、张二人的婚事不能马上提上议事日程，还有一道屏障必须拆除，那就是与郑恒的婚约。”[3]本文的看法恰恰相反，老夫人并不是志愿拆除郑崔婚姻的。在戏剧文本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现老夫人多疑的性格特点，但从她在观察崔莺莺的体态精神到“拷红”再到发现崔张两人私相授受这件事就可以说明崔老夫人其实是擅于观察，心思细腻，讲究证据，做事小心的女性形象，绝对不可能在对事物没有任何考察的情况下就冤枉人。但是老夫人对于郑恒的谎言——谎称张生在京城作了卫尚书的女婿没有去做调查，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怀疑，就直接让郑恒“拣个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说到底，就如老夫人所说：“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是”的那样，老夫人心中的佳婿人选依旧是郑恒。从老夫人“逼试”中可以看出，老夫人一直以郑恒为标准要求张生。张生金榜题名仅仅是为了让张生在阶层地位上尽可能地赶上郑恒。当两人在地位上基本达到持平时，郑恒还有一个优势是张生永远无法超越的，即来自相国的承认。这也是为什么郑恒的谎言能让老夫人不经过任何考察就直接相信的原因。其实，对于老夫人而言，她只需要一个理由恢复相国所做的决定，不管这个理由是真是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老夫人对待崔张和崔郑婚姻的态度中窥得。对于崔郑婚姻，可以说是得到了老夫人足够的重视。第一是让郑恒选一个良辰吉日与崔莺莺的完婚，中国婚礼讲究良辰吉日，双方家庭一定会对婚嫁日期多有考察;第二是“倘或张生有言语”，老夫人亲自出面帮郑恒堵住张生的嘴。可见老夫人对于崔郑婚姻是用了心思。再看老夫人对于崔张的婚姻就显得草草了之，在郑恒触树而死后，崔莺莺和张生的姻缘从此就没有任何障碍，本来老夫人也可以让张生选一个良辰吉日，风风光光地迎娶崔莺莺。然而老夫人却不管张生一路车马劳顿又刚结束夺妻之战，不拣日子直接在“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他两口儿成合者”，让崔张的婚姻在一天之内，没有任何策划的情况下草草了之。

老夫人没有想到在杜将军和张生的配合，郑恒会在这场夺妻之战中惨败，甚至丢了性命。无疑，老夫人是同情郑恒的，在郑恒死后还做主葬了他，而对于崔张的婚礼却没有太大的心思去安排。

三

老夫人这个女性形象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一生都生活在男权的统治下，最终也成为封建男权维护者。在“围寺”时优先考虑的不是女儿的安危，而是家族的利益;在对待崔莺莺的婚姻时，并没有考虑到女儿的幸福，三次“赖婚”行为也是对男权的维护与修复。在现代社会，老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与启示，即女性应当拥有独立的意志，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參考文献

[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J].新青年，1919（6）.

[2]宇培峰.“家长权”研究——中、西法文化视野中的“家长权”[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3]刘清玲.《西厢记》中老夫人赖婚新解[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20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