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美学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李佳倩

摘 要：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美学在文学创作中渐露头角。本文通过薄伽丘《十日谈》、但丁《神曲》两部作品中的代表性篇章，对其中展现出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潮进行多角度具体分析，从而得出人本主义美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矛盾与关联。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美学;理性与感性;十日谈;神曲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坛群星荟萃，涌现出如但丁、薄伽丘等一批享誉世界的文学家。英国诗人兼批评家锡德尼在他的《为诗辩护》一文中说到“詩歌的行星般的音乐”。这句话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与宇宙和音乐之间的奇妙关联。由此可见，天地万物之间许多看似没有明显直接关联的事物其实质上存在着微妙且充满意趣的联系与共性。

一、“人本主义美学”中的理性与感性探讨

十八世纪康德以“理性批判”的思维模式提出后康德哲学，使得神学本位论与人学本位论逐渐有了理性思考与客观定位。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我们作为人这一客体本身，具备人类所应有的知识，承认人的客观实在性，但同时我们也并不因此而否认自身信仰的真实存在。”[1]非黑即白并非解决思想论与认识论层面问题的最佳方式，中国古有“中庸”之道绵延至今，康德对于神学的批判继承与人学的反思出新，精华中去糟粕，糟粕里捡精华，与“中庸”之道何不有异曲同工之妙。康德将人学提升至本体论原则，而非单一的伦理层面原则，若将人的世界本位说放入神学之中，我们不难发现，神学是由人的思想衍化而生，即如若不存在会思想的人，则神学一说无从提起。“神学的人学化”是后人对后康德哲学其本质的概括性总结。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是黑格尔美学巨著《美学》的美学中心思想。

如果说美学的展现内容是理性，那么美的表现形式即为感性。由此可得——美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再言之，理念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抽象化的知识体系，隶属于哲学角度的理性层面，而感性作为人思维模式中的一种类型，隶属于哲学角度的感性层面，由此可得——美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既得上述两个原则，不难得出，美学同样尊重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原则。丑的事物有时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是因为表现形式的变化与展现方式的巧妙，通过“崇高”来重塑美与丑的定义，这就是艺术真实的力量。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说：“美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具有引人向善力量的事物即为美。”前半句指出了美对于人的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后半句则为美做了定义。不论美学家还是芸芸众生，作为人这一有思想有情感的客体，个人情绪与主观情感色彩始终伴随事物评价本身。美学作为此处被定义与评价的事物，充分展现出了在进行美的表达时所蕴含的感性思维模式。

从人学角度出发，人作为美的感知主体与创造主体，通常用感性的思维模式进行鉴别美的艺术活动（有人的地方就有艺术）。

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本质是“人”对自身本质的积极肯定的衍射物，艺术能够清醒地区分现实与虚构的差别。“人”是唯一具有感知美、欣赏美，进而能够创造美的独特生物。尽管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美学的提出同达尔文的进化论属于同时代，但费尔巴哈仍旧坚持人之于美二者之间关系的唯一性与独特性，也因此，推动了人对于美的感知与把握。随着时代更迭，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已经可以自信地认定——人创造美，美学为人，人为美学之根本，美学的本质是人学。

二、人本主义美学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一）以“薄伽丘《十日谈》”为例

大多数故事都以女性主人公作为第一视角。如第四天的故事一，亲王将女儿绮思梦达拖成了大龄剩女，才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公爵之子。然而好景不长，公爵之子很快病逝，绮思梦达只好回娘家做起了寡妇。这期间，绮思梦达爱上了父亲的侍从纪斯卡多，他们二人通过通向公主房间的密道幽会、寻欢作乐。谁知不久便被亲王发现了端倪，亲王认为绮思梦达不守妇道，败坏了名节，暗地里处死了纪斯卡多。而绮思梦达也毫不示弱地进行了反辩：“我结过婚，尝过男欢女爱的滋味。守寡之后，这种欲念日益迫切。我按捺不住这片青春烈火。我年轻，又是个女人。我情不自禁，私下爱上了纪斯卡多。这不是伤风败俗，更不是贪淫，而是光明正大的爱情。”随后，她又为心上人辩护：“我们人类的血肉之躯，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同等的机能，同样的德才。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样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2]说罢，绮思梦达便抱着心爱之人的心脏服毒自尽了。在这样的情境设定与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里，我们能够看到薄伽丘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为他性”——作者在创造文学作品时，即在内心构建了他的“可能读者”。但需明晰的是，文学创作绝非讨好与依附，他们的美学情操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同时也远离现实生活，即在顺从的同时也有着超越，有着对现实的反映，也具备超越现实的提升性的美学价值与素养。薄伽丘在故事中把“可能读者”设定为女性，通过生活阅历与社会经历来体悟并描绘女性所感所想，替女性大胆为爱为性发声，为女性而创作。由历史惯性所致，男性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政治与权利的代名词，而女性逐渐成为胆怯、服从、弱小的代表，成为男人权力与地位的附属品与象征物，而非平等自由的“人”。人们常说，灾难与悲剧中最易诞生伟人和英雄，但并非每一场悲剧都会有英雄的诞生。拉斐尔将伊姆别利娅视作古希腊诗学鼻祖画进壁画，又将玛格丽特当作人间圣母，只可惜鼻祖亦好，圣母也罢，她们都是几近完美遥不可及的女神，从某种意义说来仍被框定在神学对人的支配与调教里，只是处于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思想萌动阶段。而薄伽丘启发女性找寻自我与活着的真谛，重新定义女性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力量，打破女性就是懦弱被保护的代名词这一荒谬“真理”，呼吁广大女性张扬个性，无惧束缚彻底的、无保留式的为身边真实存在着的最为广大的平凡女性发声，为她们提出切实有效的具体改变措施，这才是具有现实意义与后世影响力的时代英雄。

（二）以“但丁《神曲》”为例

诗学中的隐喻义在现代诗歌中随处可见，将诗学与隐喻义得以关联并付诸文学实践的作品最早见于但丁的《神曲》之中。

如《神曲·地狱篇》开篇“森林”中写道：

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

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

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3]

开篇即刻运用隐喻义，“幽暗的森林”在注释学界通常有两层说法，一层指误入的人间险境与未知歧途，另一层含义指隐喻当时懦弱无能的皇权统治与贪婪腐败的教会控制所造成的意大利的混乱社会状态。借隐喻义来讽刺与斥责文艺复兴萌芽时期的教会与皇权统治，在具备批判现实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又将诗歌的含蓄美与意蕴美轻松自然地驾驭其中，虽然受到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仍然充斥基督神学色彩，但是由于其在诗学思想与修辞方式上的推陈出新，使得在古罗马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诗学被提升到了与神学旗鼓相当的地位。

又比如将自身支持的政教平等之观点隐喻为“两个太阳”：

造福世界的罗马，向来有两个太阳，分别照明两条路径，

尘世的路径，和上帝的路径。

一个太阳把另一个熄灭，

宝剑和十字架都拿在一个人的手里。

此处将政权与皇权比作两个太阳，他们本应共生共存，彼此依靠，如今却互相厮杀，两败俱伤，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置本就不完整的意大利于四分五裂的人间炼狱中。

若说隐喻义较字面义更加晦涩难懂，又或较神秘义少了些诗学灵性，但就其为诗学带来的无可取代的审美感受，也足以使创作者与读者忽略其其他缺陷。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朦胧与难解总是美的，它激起你浪漫而不甘束缚的灵魂。”这种跳脱原本写作范式、打破基准规则，只为求一人性的归一、人类情感共鸣与审美学体验的文学实践，笔者将其视作人本主义美学的文学实践。

三、文学作品对“人本思想”的反思与突破

“与政治经济旗号相吻合的思想动向是普遍的，具有发展与延伸性的思想论是微少的，落到具体的执行计划与操作细节中，需要特殊性来解决具体问题时，总是少了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论的指引。”[4]

值得欣慰的是建设性知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虽凤毛麟角，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确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普世性价值。如但丁利用文学这一表达形式来规范俗语为意大利统一民族语言，受益人不仅是意大利本族居民，其对于高品质文化精神内核的所做出的理性努力与不懈追求，对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毋庸置疑的强大推动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与“人本主义”思想的共情力，为人本主义美学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提供了温暖的襁褓，即使到了七百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知这种温柔而扣人心弦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康德.判断力批判（注释本）[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7.

[2]乔万尼·薄伽丘.十日谈[M].逯士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38.

[3]但丁.经典译林：神曲[M].黄文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3.

[4]Jerry Brotton.文艺复兴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