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从差异走向融合

杨 桦,荆 敏,2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盛况空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文化景观,其独有的文化魅力和人文精神具有愉悦身心、催人奋进的功效。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下,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频繁密切,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繁荣稳定,增进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显现出更为独特的功效。百余年前,中国社会尚处于国力羸弱之时,中国人就发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并在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参加奥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体育在展示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运动项目赶上世界水平,特别是1979 年重返奥运大家庭后,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参加和举办奥运会,中国健儿不仅在奥运赛场异军突起,跻身奥运奖牌榜前列,还成功举办了2008 北京奥运会,同时成功申办了2022 北京冬奥会,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地位。2020 年人类社会进入到21 世纪的20 年代,恰逢新的“奥运年”,回溯与梳理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从差异走向融合的历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渊源”

公元前776 年,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众神之母赫拉的神庙举行。公元393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禁止异教活动,由此历时1 100 多年,每隔4 年举行一次,共举行了293 届的古代奥林匹竞技会也随之被废止[1]。约1 500 年后,诞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顾拜旦,在目睹法国动乱和见证了英国阿诺德先进的体育教育思想后,认为应当借助古希腊丰富的体育传统和经验积极推进体育国际化发展,由此产生复兴奥运会的想法,他在《战斗21 年(1887-1908)》一书中就曾指出,“在古代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奥林匹亚那样魂牵梦绕”[2]。1891 年,顾拜旦创办了《体育评论》杂志,积极宣传复兴奥林匹克的理想[1];1892 年,在巴黎索邦大学,顾拜旦第一次公开提出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2]。1893 年,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国际性体育协调会议,顾拜旦强调要团结世界各国体育人士,积极讨论关于创办现代奥运会的问题[1]。1894 年6 月16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国际体育代表大会,宣布奥林匹克运动重生[2]。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古代奥运会的“故乡”——雅典举行。虽然,顾拜旦等人宣称奥林匹克运动重生,但1896年的奥运会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古代奥运会有了实质的不同,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式诞生的标志。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开拓创新中,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运动,现已吸引了包括拥有14 亿人口的中国在内的207 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被誉为人类历史的千年盛事。它以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吸收性不断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汇聚一处,融为一体。中国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初交流发生在20 世纪初期。

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明确而具体的“体育”概念,但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古人在生产、生活、军事及教育等活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投石、踏青、登高、舞龙、竞渡、扛鼎、角力、射箭、球类游戏、五禽戏、气功、太极拳、武术及冰嬉、滑雪、冰上蹴鞠等冰雪项目。这些风格迥异的体育活动,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进步和文明的历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在1840 年之前,中国传统体育基本上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深深镌刻着农耕社会的印记。直到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古老的中国才被强行拖拽至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进行了种种改良和改革,在这些改良和改革中包括了主动“引入”西方的现代体育,从而为中国体育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接触拉开了“序曲”,如,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在洋务派掀起的洋务运动大潮的教育改良中,开始引入西方体育活动;之后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又促成了中国新的体育思想的出现;清末“新政”改革中的兴办新学浪潮,特别是其后的“五四”运动,为现代体育的开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1]。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逐渐传入中国并兴起的,并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与中国体育和民族传统文化历经冲突、交流而后融合。

相关史料表明,在现代奥运会初兴时,国人先通过了解奥运会到再认识奥林匹克运动。1900 年,在国内出版的报刊上就出现了报道奥运会的消息。例如《中国教会报》曾发表消息《法国,观赛人众》,间接报道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 届奥运会信息[3]。1908 年10 月,在天津南开中学召开了第6届天津校际运动会,这场运动会因其操场外墙壁贴出的三幅醒目的大字标语而被历史铭记[4],同年的《天津青年》也刊登《竞技体育》一文[3],重申该标语中的“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派出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5]?今天,我们称之为“奥运三问”,其体现了百年前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向往。

20 世纪初期国人除了解、关注和向往奥运会外,逐步开始仿照奥运会的模式举办现代意义的运动会。1910 年10 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当时名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是这次运动会的发起者和主办者,全运会以参与奥运会为目标,竞赛项目基本参照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设立[4]。

1921 年,上海再次主办第5 届远东运动会,国际奥委会派遣日本籍委员加纳治五郎前来致开幕辞,也促成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首次接触[4]。

1922 年,在国际奥委会第20 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意味着中国“距离”奥运会的距离更进了一步。1924 年8月,在体育界人士的倡导与努力下,统筹全国体育运动的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其于1931 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中国奥委会。古老的东方大国由此走进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这也意味着中国体育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正式的“相遇”;1932 年,在全国体协会长张伯苓等人的倡议下,中国正式派出运动员刘长春参加了第10 届洛杉矶奥运会的男子短跑比赛,奥运赛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20 世纪前半叶,中国共参加了3 届奥运会,限于其时的国力等原因,成绩均乏善可陈。但是,中国体育先驱们的勇敢探索,对中国体育更进一步融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一方面为中国体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由此,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征程：1949 年10 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与国际组织的联系并承办国内各项赛事;1952 年7 月,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中国代表团接到参赛邀请后迅速组建40人的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做出重要指示“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多进行友谊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6]历尽千辛万苦,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林匹克村冉冉升起,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的面貌;1958 年,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后,国内体育运动非但没有进入停滞状态,反而生机勃勃,屡创佳绩,并打破多项世界纪录;1980 年,中国奥委会应邀参加了第13 届冬奥会,这是中国奥委会恢复合法权利后,第一次参加冬奥会;1984 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的枪声打破了中国在夏季奥运会上金牌“零”的记录;仅仅在16年后的2000 年,中国运动员就在第27 届奥运会上获得59 枚奖牌,进入到了奥运会金牌榜前3 位;2002 年,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为中国夺得第1 枚冬奥会金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今,中国体育健儿已在奥运赛场上夺得了237 枚金牌,中国已成为居奥运奖牌榜前列的国家。中国运动员日益提高的竞技运动水平不仅推动了中国各项体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更为广泛和深入地传播。

2001 年7 月13 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第29 届奥运会主办权;2008 年,中国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残奥会”展现在世人面前;2015 年7 月31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 年第24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7]。北京也成为世界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古老的东方大国以更为昂扬的姿态在全方位融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2 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差异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早期“相遇”时,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与对抗。这些冲突表现为体育自身存在的冲突性,但源于孕育双方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与“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经济基础的差异

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和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均是在各自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与西方现代文化相较,这种文化从根本上讲孕育于农耕文明,表现为典型的封闭性,其形成的文化传统具有农耕文明下的稳定性特征,在此传统文化背景产生的中国传统体育也附带着浓重的农耕社会烙印,具体表现为人们更热衷于恬静、安详的自然生活方式,而非竞技性和对抗性强烈的“体育”活动。正因此,强调个人修身养性为主的体育活动,诸如气功、导引、呼吸吐纳调理等成为了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中的“主流”。这些项目对于人修炼身体,调节情绪、延年益寿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也与当时社会追求“天人合一”等养生思想和平稳的生活方式相吻合,正体现了农耕文明特有的文化特质。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中国极具差异的社会环境中,属于典型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产物。18 世纪,随着英国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并进入到工业社会。19 世纪时,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已趋于成熟,由此促使西方社会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同时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俱来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人们需要寻求能释放压力以缓解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体育运动随之出现。这一时期,西方先后出现了近代体育中有代表性的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运动。工业社会“推崇”自然科学,也推动人们寻求更适合自身生活方式的体育锻炼内容,由此,富含有竞争精神并能够调节人们娱乐和生活的竞技活动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使奥林匹克运动在欧洲大陆上“复兴”成为必然。

2.2 封闭与开放：文化形态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总体上是相对封闭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影响较小。在相对开放的唐宋时期,有诸如球类、棋类等民间游戏向外传播的现象,如,唐代击鞠在公元8 世纪前后向东传入日本等国,围棋在唐代东传至日本、新罗(朝鲜)等国。但在明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主要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许多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活动转向全面封闭,不仅如此,许多原有的传统体育项目也在明清之际渐渐走向衰落直至消亡,其最大的影响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对于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这种排斥性甚至延续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如,有文献记载,1906 年、1907 年间,一些地方的学堂“体操列队唱歌仍会遭附近居民的“无故嘲骂”,被骂为“神跳鬼跳”[8]。但另一方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产生之时,正值资本主义大规模对外扩张之际,这也使得其天然地具有了一种“扩张性”,事实也表明,奥林匹克运动很快超越了地域等限制,逐渐将一种独特的地域性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体育文化,其他文化形式与之相较成为比较意义上的亚文化形态。

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等影响,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奥林匹克运动则在文化源头上具有鲜明的世界性,这也造就二者在文化形态上产生巨大“冲突”。

2.3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多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指导,其间渗透着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道法自然”等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的始基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9]。因此,人身体的内部生态环境能否保持在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成为人们判断身体健康与否的重要依据。在此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古代体育主张人要维持一定的运动量,但又强调要避免过量的运动,以此达到养生和长寿的目的。这种健康观和生命观主要依靠人们采用比喻和想象产生的主观直觉和经验判断所建立,而非去客观地探索身体内在的结构。但,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诞生的西方近代体育更注重采用科学的方法,两者间大异其趣。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重要基础。14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西方实验科学也随之开始出现,其为体育的发展奠定科学基础。体育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空前活跃,涌现出众多成果。人们对于生命活动本质的认知、人体生理、心理变化以及运动能力强弱的判断等也更为精确,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也有了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中西方体育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的本质差异,也致使两者在基础理论上存在质的冲突。

2.4 道德优先与公平竞争：伦理与价值取向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受到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礼仪让”为主导的伦理文化影响,使其重人伦、重道德。在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中,以竞技性为主的体育活动首提倡的不是取胜,相反,而是对比赛中应该遵循的礼仪和规范更为看重。例如,古代传统体育项目——射礼,就要遵循诸多礼仪才能开始比赛。其重点不是鼓励获胜,而是更加注重参赛者中哪一方更注重伦理规范,提倡“君子之争”。

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竞争”成为生产生活的核心,从而使得人们逐渐形成竞争心理以适应社会发展。在体育领域,“竞争”也成为体育文化的核心内涵,竞争机制融入比赛活动中,人们在参与竞赛活动时,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相较于东方礼仪之争,西方体育更加强调公平的胜利之争,以此获得良好的心理感受。

2.5 整体与细节：认识与观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认识的身体呈现出整体观特点,表现为在体育活动中将人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内省、内观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并以此来修炼身心,因而出现中医导引养生活动等,将整体生命观融入其中,把生命体两个重要的标志(神和形)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体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生理和心理的有机统一。在整体认识观之上,建立起一套身心并育、性命双修的养生体系。

西方对身体活动的观念则呈现出更加注重细节的特点,强调身体练习、运动训练对身体各器官、系统的具体影响。通过生理学、解剖学、数理统计等理论与具体方法,充分运用实验技术探索人体进行体育活动时的变化,不只是从主观感觉,而是通过大量的实验指标来反映,包括心血管系统、骨骼肌肉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具体的变化,并由此诞生了针对不同方面身体机能的提高而采用不同的练习方法和训练手段,如提高心肺耐力的耐力训练、提高肌肉力量的力量训练等,以此达到身体练习和运动训练的目的。

综上可见,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在本质上属于有着较大差异的两种体育体系。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早期发展较为艰辛的原因之一;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发展越来越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传统体育发展所依附的社会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今非昔比,当下两种体育体系深入交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越来越成熟。

3 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到发展进程的崭新篇章,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体育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五千年文明外,还广泛吸收世界体育的精华,探索形成了一条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发展道路。

而从20 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也在发展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特别是有着14 亿人口的中国的积极参与,使其成为更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的文明现象,因为,文明只有具备了足够大的规模,并在大规模的基础上表现出持久性、连续性,方能称其为文明。今天,作为文明传播与交流的载体,奥林匹克运动所释放的能量是其他文化活动不能替代和比拟的。无论是早期《奥林匹克宪章》中强调的“更快、更高、更强”,还是罗格上任伊始提出的“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都是人类精神文化之光的折射,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所蕴含的文明力量,对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是不可或缺的。

当下发轫于西方文明的奥林匹克运动现已深深的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和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可以说,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步入了彼此需要、自觉自愿、交融共进的良性发展轨道。

式中，为实验室系中子弹性散射的角微分截面，取决于入射中子能量和散射角；NH为单位面积聚乙烯靶中的氢核数；Ωs为反冲质子立体角，由质子准直器和二极磁铁的磁极间隙决定；η为反冲质子的传输效率。在模拟计算中，反冲质子磁谱仪的中子探测效率计算公式为

3.1 中国体育的发展需要奥林匹克运动

1979 年中国重新回归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世界,通过参加奥运会和举办奥运会,世界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中国。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人类首次以和平方式完成新旧秩序和治理模式的调整和改善,各国间高度依赖,在此背景下,中国体育发展也面临新挑战和新使命。奥林匹克运动对于当下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功效,第一,奥林匹克运动所蕴含的精神理念对于塑造中国人民现代价值观、公平竞争意识、参与意识以及民主法治观念具有独特的价值,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得到更快地发展。第二,2008 北京奥运会、2014 南京青奥会、2022 北京冬奥会扮演了文明使者的重要角色,奥运赛事在中国落地,有助于深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交流。通过奥运会的举办可以利用主场外交优势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现中国形象。中国迫切需要与世界沟通,而世界也需要对中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第三,通过大力普及奥林匹克运动,宣传“重在参与”的精神,依托2008 北京奥运会、2014 南京青奥会和2022 北京冬奥会契机,开展“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等活动,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并且使全民健身意识落地生根。第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广泛进行国际交流,促进体育现代化和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对于中国仍有许多的误解,我们不能只依靠经济总量的增长来提升国际影响力,塑造和展现良好的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还应该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播,如前所述,体育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魅力。因此,还应加大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力度,通过中国体育和奥林匹克大家庭搭建的平台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国际话语权,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

3.2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需要中国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正对世界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体育方面概莫能外。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第一,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个世界性文化体系,不仅要有西方文化的滋养,也需要从东方文化中汲取精华。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化代表,拥有独特的东方文明精华,可不断丰富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宝库,有助于推动奥林匹克运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化体系。第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幅员辽阔,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大力发展,能促进奥林匹克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同时,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有利于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具世界性。第三,当代中国有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共享的理念与奥林匹克主义旨趣相同。第四,中国北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将举办冬奥会的“双奥城市”,将给国际奥委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创造更多的经验和带来更多宝贵的财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世界奉献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极大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实现了东西方文化与文明在最大范围和规模的一次交流。204 个国家的11 000 多名运动员,100 多个国家的政要,3 万多名各国记者,43 亿电视观众亲历和见证了北京奥运的文化盛典。中国成功兑现了当初许下的在13 亿人民中广泛传播奥林匹克思想和在4亿青少年中进行奥林匹克教育的诺言。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曾评价,北京奥组委提出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紧紧抓住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巴赫也曾表示,北京举办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 年北京冬奥会都令他印象深刻,在过去短短的十几年中,这两个重大事件落地北京都显示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享有的重要地位。

种种实践表明,中国体育的发展需要奥林匹克,奥林匹克运动更需要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必将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

4 办好2022 年冬奥会,推动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更好交融发展

2022 年北京将举办第24 届冬奥会,中国提出“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该理念与《奥林匹克2020 议程》的高度契合,获得了广泛赞誉,深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自信与从容。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北京将成为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而且是在14 年之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是安全的选择,也是历史性的选择,我们坚信中国北京一定会兑现承诺!”可见,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不仅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要求,是新时代的中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全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更是促进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更好交融,共同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要求。从现实来看,在“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的引领下,2022 北京冬奥会的美好蓝图正在成为现实。

(1)2022 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正不断蓄力。2018 年1 月30 日,借鉴2008 年奥林匹克教育经验,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冬奥组委联合发布了《北京2022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通知。围绕“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结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推动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全面发展,大力普及推广青少年参与冬季运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奥林匹克教育模式。开展冰雪进校园、设立700 所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等一系列的教育措施。

(3)2022 北京冬奥会传承了2008 年奥运遗产。有形遗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2008 年奥运会的重要遗产)2022 年将再次成为冬奥会的核心区域,鸟巢将作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场馆,水立方将承接冰壶等室内项目的比赛等;无形遗产——例如精神遗产体系包括重在参与、和平友谊等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主义等的中国人文与民族精神;人文遗产体系包括北京市从2008 年奥运周期后稳居上升趋势的体育人口数量以及2008 年接受奥林匹克教育的学生在2022年将成为筹办奥运会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环保遗产、交通遗产等,北京2022 年冬奥会将进一步传承2008 年奥运遗产并发挥积极效用,回应“绿色”“节约”理念。

(4)2022 北京冬奥会场馆赛后可持续利用。国家游泳中心“冰水双驱”设计——2008 年主场馆之一的“水立方”摇身变为“冰立方”,并在南广场下建立群众性地下冰场,实现“双奥场馆”赛后可持续发展。首钢园区转型再利用——北钢园区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厂房,现已成为令人惊艳的城市规划和更新范例,并被巴赫称之为“奇迹”。北京奥组委的办公区,曾是储存炼铁原料的筒仓;而国家冬季训练中心则是由精煤车间改造而来;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的前身则是伫立在湖畔的冷却塔。工业遗产公园片区赛后将变为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打造市民体育文化休闲区域。国家速滑馆全冰面设计——为赛后大众健身和普及冰雪运动提供更大活动空间。此外,一些高校赛时用馆在赛后还可转变为教学科研用地。为世界其他国家节约办奥做出积极表率。

(5)吉祥物是冬季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载体。“冰墩墩”选用世界公认的中国国宝熊猫为原型并融入现代科技特点。冰是坚强和纯洁的象征,墩墩除了展现中国本土文化形象熊猫的敦厚之外,还融合了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和坚韧不拔的奥林匹克精神。“雪容融”则选择了世界公认的“中国符号”灯笼并配有如意和平鸽等元素。雪是洁白和美丽的象征,展现了冰雪文化的内涵,容融,则融入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发展的理念,将冬季奥林匹克冰雪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透过残奥运动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6)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成为亮点。2022 年冬奥会设7 个大项,15 个分项,109 个小项。北京将承办所有的冰上项目,而所有的雪上项目则是由延庆和河北省张家口市协同承办,三大赛区联动也开创冬奥历史先河。这种设计有利于在赛后让更广大区域的民众参与冰雪运动,极大地拓展赛后遗产,并且充分运用三个区域原有的场地资源,提高场馆利用率。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办好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我们对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严承诺,也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北京、张家口联合举办冬奥会,将在交通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城市综合配套设施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协同效益,提升经济发展水平”[10]。这样的方式也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经验。

(7)带动中国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项活动对促进全面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基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多级奥林匹克的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冬奥会的承办不仅仅在于竞技层面的争金夺银,更为重要的是让我国民众热爱冰雪运动,尤其是让我国青少年儿童,从小养成积极锻炼的习惯,通过参与冰雪运动,达到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目标,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冰雪运动为一体的“运动、教育、文化、旅游、康养工程”。

(8)冬奥双城交通环境综合发展。冬奥双城交通互联互通——连接北京和张家口的京张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联通延庆和崇礼赛场间的高速通道也将贯通。冬奥双城环境生态宜居——打造清新空气,实现PM2.5、粗颗粒物自动监测的“全覆盖”;呵护碧水清流,实现水资源再生循环利用;保障城市清洁,增加绿化面积率、增设垃圾分类点。全方位、全覆盖改善生态环境,改善交通运输体系。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是奥林匹克运动第一次将冰雪文化传播到中国,也将进一步加深中国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交流和融合。

5 结语

在风格迥异的东西文明下孕育而成的中国古代体育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间存有差异、甚至冲突。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逐步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体育在葆有自己特色的同时与奥林匹克运动逐步走向共融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以及中国体育本身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体育在与奥林匹克运动共融发展中亦开始对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产生影响,如成功举办2008 北京奥运会、2014 南京青奥会及即将举办的2022 年冬奥会及其他奥运赛事等等,彰显着中国体育的活力和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作用。2019 年国务院颁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就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影响力,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举措。可以预见,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中国体育必将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更进一步促进包容发展、平等公平国际体育治理的新格局和多元平等共享的世界体育共同体的形成,为21 世纪世界体育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