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重大军事创新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空前残酷、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积极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英勇奋斗，勇于改革，锐意创新，牢固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的军事战线上的指导地位，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军事史上书写了军事创新的生动篇章。

一、军队建设的空前改革

抗日战争时期，党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养兵、带兵、练兵的方法。

在养兵方面，创造了一系列新办法。一是确立军队的发展规模必须和战争形势与人民负担能力相适应的原则。朱德指出：“在形势开展的时候，在军队的扩大成为必要的时候，必须以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为条件来扩大军队。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如象在一九四二年，我们在敌后则以精兵简政，实施了兼顾军民的原则。”①《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1 页。1937年八路军、新四军改编时仅5 万余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50 万人。从1941年初至1943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精简整编，减少至40 万人。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 卷，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46 页。1944—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再次扩军，1944年春达到47 万人，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人民军队发展到91 万余人③《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8 页。，抗日战争胜利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 万人。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9、409 页。

二是开展全军大生产运动，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⑤《朱德选集》，第162 页。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部队率先组织农副业生产，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要解决陕甘宁边区204 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8 页。1940年12月起，八路军第359 旅陆续开赴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有力地推动了敌后全体抗日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从1942年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游击队先后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为保障人民军队的发展和建设，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优待抗属和残废、退伍军人，并帮助其发展生产。①《朱德选集》，第162 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主张“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6 页。。1941年10月1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处理残废军人及年老军人的指示》指出：“因残废而被轻视，对残废人员生活漠不关心以及不管后果如何，而任意处置残废的现象，必须认为是犯罪的。”不宜大量将残废集中（如组织庞大的残废院），而应适当分散，凡是有工作能力的应鼓励他们参加工作，或从事生产，对其工作成绩及生产效率不能要求过大，以照顾其体力和情绪为原则。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残废，应选择安全的地方妥为安置。从军、师、纵队、军区一级起至旅、分区、支队一级止，均设立抚恤委员会。③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 册，第384～385 页。党的七大在1945年6月11日基本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决定：必须“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2～113 页。。这对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部队士气、解除军人及其家属的后顾之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带兵方面的重要新发展、新创造，主要是普遍开展尊干爱兵运动。⑤《朱德选集》，第163 页。尊干爱兵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中开展起来的。1944年，教导第1 旅第16 团提出“爱护战士、尊重干部”的口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5 团根据第5 连第4、第6 班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尊干爱兵的“双十要求”（即对干部、战士分别提出十条要求）。⑥总政治部宣传部：《开展尊干爱兵运动》(1945年5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 册，第766～767 页。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审委员会编：《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80～482 页。9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关于三五八旅整顿官兵关系中的经验介绍》（8月29日，第358 旅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上报）。⑦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 册，第563～566 页。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作的演说《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把开展尊干爱兵运动作为1945年的15项重要任务之一。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4、419 页。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八路军、新四军普遍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提倡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彻底克服军阀主义习气，实行官兵一致，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的各方面工作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在练兵方面的重要新创造，主要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由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⑨《朱德选集》，第165 页。1939年至1940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在战斗间隙连续进行了四期以提高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为重点的整训。1944年7月1日，为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决定：在一年内，主要是1944年秋冬两季，轮番整训部队，“总使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第261、263 页。在整训中，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教学相长的新教育办法，极大地丰富了官兵们的技战术，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锻造出一支又一支雄师劲旅。

二、战争路线的重大创新

全国抗战刚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①《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38 页。党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人民战争的路线，通过了体现人民战争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全国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并随后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极大地创新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具体实现形式。

一是进行前所未有的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全国抗战一开始，党就强调必须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的政治动员“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46、480、481 页。

二是在抗日根据地积极推行以著名的“十大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即统一战线政权，在敌后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时，采取“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③《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60、761 页。本着合理负担的原则，党制订和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以及财政、税收、生产、劳动和教育等政策，既给广大劳动人民以看得见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到统一战线内开明士绅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就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积极性，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抗战的局面。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总结道：“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实行人民战争。”④《朱德选集》，第150 页。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切抗日人民均组织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成为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和共同心声，从而筑就了人民战争的牢固基础。

三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全国抗战以来，为实施对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在各中共中央局及中央分局或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具有党委性质的军政委员会。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有的部队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各级的集体领导机关”⑤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 册，第47 页。。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和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6～428 页。实行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思想和行动上统一协调了党政军民的关系，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形成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合力，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四是采取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既保证了主力军的发展，地方军在主力军的带领下，经过战争的锻炼，逐步上升为主力军，民兵游击队则成为地方军和主力军雄厚的后备力量；又有利于发挥各自的长处，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力的作战任务，地方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则主要执行内线的，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县不离县就地坚持斗争的任务；还有利于适应斗争形势，灵活改变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斗争形势极为严重时，主力军可实行地方化和群众化，加强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以便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形势有利于根据地发展时，则地方军又可转化为主力军，执行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实践证明，人民战争抗战路线的创新发展，是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敌后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弱国打败入侵强国唯一正确的方向。

三、战略指导的英明创举

抗日战争时期，党从全新的战争环境和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全面创新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和原则。

一是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早在1936年7月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战争长短取决于争取胜利的国际国内条件是否具备，“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43 页。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③《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397～398 页。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原因，预计到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办法。他不仅强调抗日的一般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还明确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即：“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④《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84 页。党的持久战思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军民，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二是实行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党在敌后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提法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 卷，第27 页。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的提法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⑥《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96、500 页。1940年12月他在《论政策》中作了最完整的表述，即：“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763 页。实践证明，人民军队执行这一军事战略方针，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保存与发展自己，消耗与削弱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正确指针。

三是实行波浪式发展，先山地、后平原，先华北、后华中、再华南，精心统筹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布局的指导原则。1937年8月党曾决定八路军全部集中于以恒山为中心的地区，9月中旬鉴于这可能使八路军全部处于日军大迂回、大包围之中，乃及时作出调整，命令八路军分别依托恒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和管涔山，展开于山西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区域。八路军在山地站稳脚跟、开辟山地根据地之后，1938年春起即奉命开始深入冀、鲁、豫平原，创建平原根据地。其后，为落实1938年9～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共同开辟苏北，将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打成一片，华南人民游击队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日军实行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又奉命向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敌后发展。尽管由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一战略行动未能全部完成和达到预期目的，但它对于策应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内线的攻势作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是创造性地实行“敌进我进”对敌斗争指导方针。“敌进我进”，最早是1940年4月21日刘伯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上所作的《党军建设问题》报告中提出来的。他说：“今天敌进我退是打磨盘问题。这里包含了一个问题，正规军队屁股磨不得，一磨就垮。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磨敌人的屁股。”②《刘伯承军事文选》（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96 页。1941—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扫荡”和“蚕食”相结合展开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出现敌进我退的严峻形势，到1941年11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③《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88年，第105 页。1942年上半年，华北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平原地区仍处于退缩局面。在此情况下，1942年八路军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内的斗争，特别是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分会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日军蚕食政策的指示》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795～799 页。之后，收效很大。“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⑤《邓小平军事文选》第1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2～273 页。根据敌之行动特点，我军实行“敌进我进”，主要采取了三种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第一，为反“蚕食”，派出武装工作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第二，在反“扫荡”时，主要表现为敌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后方进攻。第三，在敌对我这一根据地“扫荡”时，我相邻的其他根据地军民则对当面之敌展开进攻。实践证明，“敌进我进”是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作战指导方针。我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并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特别是武工队的形式，是我军得以扭转被动局面，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因素。

四、作战方法的伟大创造

抗日战争时期，党创造了“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⑥《朱德选集》，第168 页。的实事求是、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全国抗战战略防御阶段，在日军实行战略进攻、沿交通线长驱直入时，八路军主要在敌之翼侧和后方，以伏击和袭击战的形式，歼灭运动之敌，切断敌之后方补给线，配合正面防御作战。当日军对八路军初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时，八路军采取“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29 页。的作战原则，先后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军区、晋西北、晋东南的“八路围攻”“五路围攻”“九路围攻”。

全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从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变“点、线”占领为“面”的占领，依托占领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则改变过去集中兵力打敌“扫荡”兵力一路的战法，采取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同时广泛开展主动、积极的交通破袭战，特别是1940年8月在华北广大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交通总破袭战——百团大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1941年至1942年，日军以残酷、频繁、大规模的“扫荡”为主，以“清乡”、“蚕食”、封锁、“治安强化运动”为辅，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气焰十分嚣张，我军勇敢地深入敌后之敌后，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配合根据地内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到1943年扭转了被动局面。

自1943年七八月卫（河）南、林（县）南战役起，我军开始积极而慎重地进行局部反攻。其独特战法是：（1）确立在华北、华中敌后扩大解放区的同时，向南（河南、湖南、广东、苏浙皖边区）、向北（东北）两翼发展的方针。（2）采取由内向外、逐步推进的作战指导原则，把攻势作战目标，首先指向残留在根据地内部和边沿区的敌军据点，尔后向敌占区推进。同时，集中主要兵力于主要进攻方向和主要攻击目标上，造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并采取先攻弱点、后攻强点，先打伪军、后打日军的原则。1944年10月14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敌人‘扫荡’时破袭交通要道与袭击较大城市在外）。”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第1034 页。（3）强调里应外合，军事、政治攻势相结合夺取敌占城市和据点。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第243、244 页。局部反攻中，许多敌占城市都是被我军里应外合夺取的。如晋察冀军区用这种方式，在1944年成功地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定襄、武强等县城。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后，中共中央指示我军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立即转入大反攻。但是，在美国与蒋介石政府勾结，命令日伪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决定放弃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改为夺取小城市和控制广大乡村，使我军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还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民兵游击队等创造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新战法，诸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战、堵门战、捕捉战、车轮战、推磨战、蜂窝战、长期围困战等，得到广泛发展，对打破日军的“扫荡”“清乡”“蚕食”和封锁，保卫生产，保卫家乡，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