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仁宗朝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边备理念之演变*
——以延州之战的演进为中心的考察

西夏通过赵德明统治时期的长期积累，实力日益增强。其子元昊继位后，开始将开拓的方向指向宋朝。景祐元年（1034）正月，“赵元昊始寇府州”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景祐元年正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62 页。（以下简称《长编》）。。自此宋夏战争拉开新的帷幕。关于延州之战，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叙述战争的过程及影响，而对以军事决策为视角的有关问题未有充分关注。②代表性的相关成果有：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姚二涛：《宋夏三川口之战研究》，西北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本文专从军事决策的视角，一是考察宋仁宗朝在延州之战前的边备理念与朝廷军事决策；二是探讨延州之战中军事决策的迟滞、失误与河中府狱问题；三是论述延州之战后的西北边防军事备御理念与举措的转变，以期揭示宋仁宗朝在对夏战争中军事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在边防备御上的演变，从而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央与边防在延州之战中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延州之战前宋夏关系的恶化及宋朝边备理念

元昊是具有雄心壮志的一代枭雄，向东发展是其建立霸业的既定方针。“赵元昊自袭封，即为反计”，“居国中，益僭窃，私改元曰开运。既逾月，人告以石晋败亡年号也，乃更广运。”③《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第2704 页。他首先向西奠定疆域基础以后，遂准备向东大力发展。如“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将谋入寇，恐唃厮啰制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南侵至马衔山，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①《长编》卷119，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第2813～2814 页。。元昊通过征服西部诸族，切断了其与宋朝的联系，为其东侵解决了后顾之忧。经过长期经营，“赵元昊既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②《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第2845 页。，西夏疆域面积得到扩大，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元昊通过建立十八监军司、六班直、铁骑部队、十六司等，构建了全国的军事体制，为其后屡屡寇边，试探宋朝的边防虚实及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

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卧啰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而苦战倚山讹，山讹者，横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选豪族善弓马五千人迭直，伪号六班直，月给米二石。铁骑三千，分十部。发兵以银牌，召酋长而受约束。创十六司于兴州，以总众务。③《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癸未，第2845 页。

景祐元年（1034）七月，“庆州柔远蕃部巡检嵬逋领兵入夏州界，攻破后桥新修诸堡。是月，赵元昊率万余众来寇，称报雠。缘边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以骑七百战于龙马岭，败绩。环庆路都监齐宗矩、走马承受赵德宣、宁州都监王文援之，次节义烽，通事蕃官言敌多伏兵，不可过壕。宗矩不听。伏兵发，宗矩被执。久之，以宗矩还。诏永兴军劾宗矩等败军状以闻。”④《长编》卷115，景祐元年七月甲寅，第2691～2692 页。庆州柔远蕃部与党项诸族长期存在深刻的矛盾，归附宋朝以后，其首领嵬逋被任命为蕃部巡检，本次出兵进攻夏州，显然不符合宋廷长期奉行的保守的边防政策。而元昊以报仇为借口，率万余人寇边。宋朝缘边都巡检、监押以七百骑兵作战失败。环庆路都监齐宗矩等对蕃官所奏军事情报置若罔闻，最终被擒，被放回后受到朝廷的追究。

元昊蓄谋东侵的同时，又向宋朝假意示好。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癸酉，“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⑤《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第2708 页。。宝元元年（1038）正月癸卯，“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⑥《长编》卷121，宝元元年正月癸卯，第2849 页。，实则是借机侦察河东地区的交通道路。元昊称自己为兀卒，“兀卒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⑦《长编》卷122，宝元元年九月庚子，第2881 页。，充分暴露了其与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甲戌，“赵元昊筑坛受册，僭号大夏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大庆二年曰天授礼法延祚元年”⑧《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十月甲戌，第2882～2883 页。。宋朝震怒于元昊的称帝，对其采取了经济制裁，⑨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 页。是年十二月甲戌，“诏陕西、河东缘边旧与元昊界互市处，皆禁绝之”⑩《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十二月甲戌，第2888 页。；紧接着，又“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⑪《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十二月丁丑，第2888 页。，以保护军事情报的安全。

宝元二年（1039年）正月，元昊遣使请求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⑫《长编》卷123，宝元二年正月辛亥，第2894 页。，且使者态度颇为骄横，王德用主张杀其使者，“请自将以讨元昊，不许”⑬《长编》卷123，宝元二年正月甲寅，第2894 页。。当时主张出兵诛灭元昊者不在少数，“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①《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丙午，第2898 页。，而吴育指出：“今元昊若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不可同中国叛臣，即加攻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在持重。况羌戎之性，惟是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宜明烽候，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此庙堂远算也。”②《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三月丙午，第2898 页。四月丁卯，环庆钤辖高继嵩上书朝廷，报告：“今元昊将举兵寇延安，请令石、隰州发五关塞捉生兵，夜济大河，入定仙岭铁笳平，设伏掩袭。”③《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四月丁卯，第2902 页。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此时，如何应对西夏的边备问题已成当务之急。宝元二年（1039）六月，“诏陕西安抚使庞籍谕旨知永兴军夏竦议西鄙事”④《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子，第2910 页。，夏竦言：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胜而后战，即举无遗策。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厚，事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军，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缘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继迁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势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则军行三十里，自赍粮糗，不能支久，须载刍粟，难于援送。师行贼境，利于速战，傥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昼设奇伏，夜烧营栅，师老粮匮，深可虞也。若穷其巢穴，须渡大河，既无长舟巨舰，则须浮囊挽绠，贼列寨河上，以逸待劳，我师半渡，左右夹击，未知何谋可以捍御？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不计攻守之便，议追讨者，是为无策。若缮治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但趣过于岁月，不预计于胜负，是今之常制也。……谨上十策：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寨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纾馈运。当时颇采用之。⑤《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子，第2911～2913 页。

夏竦认为朝廷兴兵讨伐元昊没有胜算的把握，“出师非便”⑥《宋史》卷283《夏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73 页。，宋军若深入穷追，长途跋涉，以疲惫之师，难以应敌。且如今军队战斗力及战斗经验皆不如前朝，加之元昊的实力已比李继迁强大，若分兵深入，则容易出现粮饷不济、战船缺乏的问题。他主张修城垒、备器甲、控遏险阻、约束将佐，实际上实行的是坚壁清野的边防战略。夏竦将这一理念总结为十条具体的边防策略，主要可以概括为“联蕃制夏，练兵实边”，得到宋廷的采纳。

与之同时，宋廷宣布对元昊夺官除籍，并悬赏募人擒杀元昊，“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揭牓于边。募人擒元昊，若斩首献，即以为定难节度使”⑦《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壬午，第2913 页。。据《端明集》载：陈执中在“西事之始处置乖方，如要排墙杀元昊”⑧蔡襄：《端明集》卷18《乞罢陈执中参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2 页。，蔡襄要求罢免陈执中。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富弼上疏尖锐的批判了这种荒唐的做法：

近于七月中，伏闻中书、枢密院同进购募元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夫购者起于乱秦，用于末世，三代已往，不闻有此，岂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统，偶有小丑，辄滋背畔，稽之典策，自存讨御，而执事者不为良画，遽劝陛下行乱秦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谋，又非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为之。何则？苦于用兵，为助兵之术，则购之，汉高祖购项羽是也。兵力骤败，敌势转盛，内怀震惧，计无所出，则购之，王莽购刘縯是也。用兵不一，困于支离，敌又相乘，力未能应，则购之，梁太祖购刘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从，虽有兵甲之强，无以加讨，则购之，楚平王购伍员之类是也。四购虽设，无一获者，是购为无益，不可全任明矣。①《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丁巳，第2932 页。

宋朝面对赵元昊称帝、挑衅、犯边未能采取积极的军事措施，而却招募死士擒杀元昊，这显然不是大国在面对劲敌时应有的决策。富弼指出，这种做法始于秦末乱世，皆万不得已而为之，刘邦用于助兵，王莽计无所出，朱温大敌当前，兵马支离，力不能及，才利用这种策略，但最终都未能成功，所以绝非如今太平盛世应该采取的做法。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宋朝一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之策，另一方面又想不费一兵一卒立刻诛灭元昊的矛盾心理。这种企图利用冒险、侥幸的制敌策略，是宋朝“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之下消极军事决策的反映。

宋朝在战前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西北边防到底实行了怎样的军事部署与决策呢？

宝元二年（1039）六月丙戌，“诏河东安抚司移文谕契丹，以元昊反，已夺官除籍及缘边益兵之意”②《长编》卷123，宝元二年六月丙戌，第2914 页。。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西夏崛起后，经常利用辽朝牵制北宋，所以辽朝一直是影响北宋对西夏做出军事决策的重要因素。北宋此时为应对西夏边患，在西北边防增加戍兵，为遵守双方誓约，宋廷将增兵的意图告知了辽朝。

在“崇文抑武”治国理念指导之下，宋廷在边防构建了文臣经略安抚使统兵体制，由武将主导的都部署统兵权转移到了文臣手中，武将一般在边防担任副都部署，成为边防军事决策的参与者。宝元二年（1039年）七月戊午，“徙判郑州陈尧佐判永兴军，知永兴军夏竦知泾州、兼泾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泾原路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缘边经略安抚使、鄜延路都部署”③《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七月戊午，第2919 页。。缘边层面的军事决策虽有文臣经略安抚使控制和主导，但在中央与缘边军事决策的互动之中，武将副都部署并没有完全丧失建议之权。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壬子，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上攻守之策指出：

若乘此用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兵马，分两道，益以蕃汉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万，三倍元昊之众，转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职，自防御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给以衣禄金帛；又以土人补将校，使勇者贪于禄，富者安于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谕唃厮啰，授以灵武节度，使挠河外族帐，以窘元昊。复出麟、府、石州蕃汉步骑，猎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帅，离其部众，然后以大军继之，元昊不过鼠窜为穷寇尔，何所为哉！④《宋史》卷325《刘平传》，第10501～10502 页。

刘平所上攻守之策实际上仍是“联蕃制夏”的政策，其主张将鄜延、环庆、泾原、秦陇四路20 万精兵分为两道，召集地方家族土兵，联合唃厮啰，授予其高官厚禄，共同对付元昊。

“联蕃制夏”的政策由来已久，但在对夏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很好的效果。一是因为吐蕃军队与宋军配合不力；二是因为唃厮啰虽是牵制西夏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军事力量有限，一般仅能处于后方形成声援。前文已述，西夏势力在向西开疆拓土之时，已经控制了河西诸部族，并切断了其与宋朝的联系，此时的形势已与李继迁时代大不相同，“联蕃制夏”之策难以实施。知延州兼鄜延环庆路缘边经略安抚使、鄜延路都部署范雍上奏西北缘边的军事战守形势言：

然自有边事以来，当州常控制不暇。其环庆路边寨甚密，远者不过四五十里，近者三十里，列据要害，土兵得力。贼又不知彼处山川道路，兼有宿将刘平、赵振在彼。其泾原路，即镇戎军、渭州，城壁坚固，屯兵亦众，复有弓箭手、蕃落骑精强，况高继嵩累经任使，其余偏裨，并是诸处选换之人，兼有西蕃瞎毡牵制，贼众不敢辄进。河东远在一隅，地阻兵强，并无事宜。惟知此路官军不多，土兵又少，间出冲突。今东路自承平至安远，约二百里，自长宁至承平百余里，自长宁至黄河一百里，中间空阙，并无城寨。旧分三道，兵马控扼，每处约三千人正军，每军须得閤门祗候、诸司使副一两人，指使、班行四五人，前后排布。缘临阵斗敌，事不可测，缓急更须籍人。今旋抽差同州都监朱吉、环州都监孟方，各领一将兵马。其孟方近因抗对，副总管许怀德捃拾申奏，虽已告朝廷权留、尚虑其人怀不安之心。且怀德新落兵权，未尝历军阵，东路巡检高继升又在道物故，保安军德靖寨控数路之要，而钤辖卢守懃亦在病告，遂差都监黄德和往彼，恐不为将士所服。见全阙官兵，先曾奏请。如贼入一路，即令诸路举兵以牵制之。朝廷已降处分，及贼奔冲之时，移牒诸路，惟环庆洎河东路出兵深入，因得破贼后桥。今闻上言者以为引惹生事，乞不酬赏。是欲坐观此路被害，更无首尾相救之势，万一败事，臣虽尽死节，已误国家之寄。望察不当职臣僚上言之弊，更严下约束，如诸路因牵制而获功者，即明行军赏。傥一路获全，则诸路皆得无虞。仍乞早选差官兵，共力御贼。①《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第2954～2955 页。

在西北缘边，环庆路有宿将刘平、赵振把守，边寨分布最远不过四五十里，近则三十里，皆占据军事要害之地，土兵最为得力。泾原路由高继嵩经略，城坚兵众，并有近地西蕃瞎毡应援。河东路“麟、府亦接连延州，最当要害。其地阔远，而贼所入路颇多。又寨栅疏远，土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②《长编》卷125，宝元二年闰十二月壬子，第2953～2954 页。；都监孟方因与副总管许怀德二人不协，留在一处，恐怕有不安情绪。又因许怀德本人军事战场经验不足，巡检高继升在丁忧，钤辖卢守懃因病告假，都监黄德和恐怕不能服众，所以河东路最应及时差派将帅控御，加强边备。若一路遇敌，朝廷应当明令诸路互相牵制策应，对牵制立功者给予军赏。范雍建议朝廷应及早选差官兵，共同抗敌。不久，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癸酉，“西贼自承平寨退，声言将攻延州”③《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癸酉，第2966 页。，言“‘来月见延州城下’，范雍惧，请济师”④司马光：《涑水记闻》卷4《三川口之战》，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8 页。。朝廷认为“元昊本无寇边之心但张声势，欲求中国岁与货财耳”⑤《端明集》卷19《论赵元昊狂僭之计》，第1090 册，第487 页。，“赵元昊以数郡之卒入险隘之地，顿于坚城之下，岂能必胜哉”⑥《端明集》卷19《论虏骑强弱》，第1090 册，第487 页。。所以此时宋廷并未及时解决上述边防空虚，将帅缺人的问题。

总体而言，元昊称帝以后，宋廷对其实行了经济制裁，断绝互市贸易。在军事上虽下令抓捕西夏间谍，严格控制军事情报安全，并在夏竦等人的建议下加强了边备，但却否决了朝中王德用等出兵征讨元昊的决定。随之下诏募人擒杀元昊，体现中央消极军事决策的态度，受到富弼的批判。在“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之下，宋廷在西北构建了文臣经略安抚使兼任都部署的统兵体制，由武将担任副都部署，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范雍清楚地分析了西北边防诸路的战守形势，却在朝廷尚未来得及进一步充实边备之际，战争爆发，充分体现朝廷行政效率之低和军事决策的迟缓。

二、延州之战军事决策的迟滞、失误与河中府狱

西夏将进攻延州，“范雍闻之，惧甚，即奏疏言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寨栅疏远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济师。疏入，未报。而元昊诈遣人乞和，雍信之，不为备”①《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癸酉，第2966～2967 页。。具体的经过如下：“是春，元昊遣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归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境，贼骑大入，诸降贼皆为内应。”②《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

从上述史料可见，范雍很清楚地知道延州军备上存在的问题，朝廷此前未能及时根据其上疏加强边备，以至于范雍得知元昊进攻延州的情报以后十分恐惧。范雍及时地奏报了其获得的军情，请求朝廷派兵支援，但是朝廷在收到其奏疏以后并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所以延州再次错过加强边备的有利时机。而元昊故意遣使向范雍诈和，范雍却轻信了他，所以未加强备御。待西夏使者贺真一出境，其骑兵便大举进攻，之前元昊故意安插的降兵都成为了元昊的内应。

元昊在延州之战前蓄谋已久，有长期的进军规划，而宋朝中央在临战之际仍忽视边防所奏军情，缘边经略安抚使又轻信于敌，从上至下都是不重视军事情报的表现，所以也就难以做出及时、正确的军事决策。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乃盛兵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壬申，声言取金明寨，李士彬严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释甲而寝，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胜抵延州城下”③《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壬申，第2967 页。。《宋史》亦载：“赵元昊反，先破金明砦，杀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溃，乃破塞门、安远砦，围延州。”④《宋史》卷191《兵志》，第4751 页。李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万人，延州专使控扼中路，众号铁壁相公，夏人畏之”⑤《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其后“元昊使其诸将每与士彬遇，辄不战而走”⑥《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并故意放言说：“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于地，狼狈奔走，不可禁止也。”⑦《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在元昊长期的恭维计策之下，“士彬由是益骄，又以严酷御下，而多所侵欲，其下多怨愤者。元昊乃阴以金爵诱其所部渠帅，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⑧《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到元昊发兵进攻之时，李士彬身边的将士已皆被收买，“士彬时在黄堆寨，闻贼至，索马，左右以弱马进，遂鞚以诣元昊，与其子怀宝俱陷没”⑨《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而范雍所做的军事决策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雍初闻贼大举，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贼得入”，李士彬之子李怀宝谏言：“今当聚兵御寇，分则势弱，不能支也”；“士彬不从，怀宝遂力战死”⑩《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70 页。。范雍在临敌之际，制定了分兵御敌的决策，而李士彬不听其子劝阻，执行了其错误的军事决策。在执行范雍错误的军事决策之时，虽严兵待敌至深夜，但在深夜未见敌军以后却解甲入寝，未免过于轻敌，最终坐以待毙。元昊于是打开了进攻延州的缺口，先破金明砦，再破安远砦，进而包围延州。

边防空虚与军事情报的迟滞，导致救援军队行军滞后，将士措手不及。“（范）雍先以檄召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于庆州，使至保安，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及是，雍复召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骑兵三千发庆州，行四日，至保安，与元孙合军趋土门。有蕃官言贼已入寨，直指金明，而雍后檄寻到，平、元孙遂引还。乙亥，复至保安。”⑪《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癸酉，第2967 页；参见《宋史》卷325《刘平传》，第10502～10503 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转瞬即逝，宋朝在延州之战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毫无准备，没有完整的军事对策，战争爆发以后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疲于应付，加之延州边备空虚，缺乏战守勇将，范雍难以运筹帷幄，把控全局。刘平、石元孙策应、救援的部队也总是慢人一步。在元昊进攻保安军，从土门路入时，范雍召集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至庆州，令其马上赶往保安，与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兵到土门救援。在元昊攻陷金明寨之后，范雍又召刘平、石元孙还师救延州。而在刘平最初得到军事情报以后，就马上率三千骑兵到了庆州，又行军四天到保安，正要与石元孙合兵到土门，有蕃官说元昊正在进攻金明寨，范雍的情报随后便到，刘平、石元孙便带兵返回救延州，前后已白白折腾了好几日。元昊攻取金明寨的直接目的便是进攻延州，范雍却采取哪里着火就去救哪里的对策，导致援军徒劳无功，贻误战机。“（刘）平素轻贼，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因昼夜倍道兼行。丁丑，至万安镇。平、元孙领骑兵先发，步军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营，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时鄜延都监黄德和将二千余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雍皆召之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旦，步兵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所将兵悉至，五将合步骑万余，结陈东行五里，平令诸军齐进。至三川口，遇贼，时平地雪数寸，平与贼皆为偃月阵相向。”①《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癸酉，第2967 页。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万俟政、郭遵五将所率骑兵、步兵合起来共1 万余人，在三川口遇到了西夏军队，双方都摆开偃月阵相抗。刘平军队虽长途跋涉，已是疲惫之师，但人多势众，在与夏军对战初期占据上风，“有顷，贼兵涉水横阵，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军争奋，杀贼骑五七百人，乃退。贼复蔽盾为阵，官军亦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胫皆中流矢”②《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戊寅，第2967～2968 页。。宋军与西夏军队经过两次厮杀，共杀敌1600 余人，刘平左耳和右腿都中了箭伤。随后因将士贪功图赏，导致军队略处下风，黄德和见势率兵出逃，成为宋军失败的关键因素，给刘平致命一击：

日暮，战士上首级及所获马论功，平曰：“战方急，且自记之，悉当赏汝！”语未已，贼以轻兵薄战，官军却引二十余步。黄德和居阵后，见军却，率麾下军走保西南山，众军随皆溃。平遣其子宜孙驰追德和，执其辔拜之曰：“当勒兵还，并力拒贼。奈何先引去！”德和不从，遂策马遁，与宜孙皆趋甘泉。

宋军临战邀赏暴露出其军赏制度和军纪存在的弊病，黄德和及刘平的儿子刘宜孙临阵脱逃到了甘泉，而刘平依靠残存的千余士兵，在交战中又再次占据上风，最后因寡不敌众与石元孙二人皆被擒：

平遣军校以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力战拒贼，贼退还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贼一里所。贼夜使人至寨问主将所在，平戒军士勿应。复使人诈为戍卒送文牒者，至则杀之。夜四鼓，环寨大呼曰：“几许残卒，不降何待？”平使人应之曰：“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曰救兵大至，汝众庸足破乎？”己卯，贼黎明复呼曰：“汝降乎？不然，当尽死！”又使人应之曰：“汝欲和者，当为汝言之于朝。”贼举鞭麾骑士自山四出，合击官军，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冲阵分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③《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己卯，第2968 页。

《宋史·刘平传》载：刘平性情“刚直任侠”④《宋史》卷325《刘平传》，第10499 页。，在救援延州的途中就曾对部下说，救人之急当赴汤蹈火，更何况是国事呢！其“好自用”⑤王称：《东都事略》卷60《司马池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484 页。，豪气有余，但“特志常轻贼，而自处以必胜”⑥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9《石元孙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63 页。，在行军途中令骑兵、步兵先后分行就是重要表现。

范雍听闻兵败，“闭门坚守”①《宋史》卷288《范雍传》，第9679 页。。最后西夏因天降大雪而退兵，“贼围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将，城中忧沮，不知所为。会是夕大雪，贼解去，城得不陷”②《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己卯，第2968 页。。刘平、石元孙被西夏俘虏以后，朝廷还不得而知，反而任命二人加强边防。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庚辰，“鄜延走马承受薛文仲入奏，元昊寇安远寨，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与其子左班殿直怀宝并战没。诏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都监黄德和领兵防边，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援之。其士彬所部蕃汉人户，仍令延州亟加招集。时朝廷犹未知延州被围、平等已败故也”③《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庚辰，第2969 页。。宋廷在战前忽视范雍所奏情报，此致在战时出现如此笑柄。可见在延州之战中，宋朝中央与缘边皆存在严重失误，到康定元年（1040）正月癸未，“朝廷始知刘平、石元孙等兵败被执，延州奏到故也”④《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癸未，第2970 页。。体现出宋朝中央行政效率的低下及轻敌心态，和对西夏警惕意识的缺乏。

宋廷不但在延州之战中缺乏必要的军事决策，而且在战后又轻信都监黄德和。“始，朝廷信（黄）德和奏，已发禁兵围（刘）平等家，将收其族。”⑤《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第2990 页。实际上，这是黄德和为了掩盖其临阵逃脱的罪责，于战后对刘平的诬告：

初，黄德和自三川口引麾下先遁，至甘泉，纵掠居民七日，达鄜州。明日，有败卒从间道至，德和问以刘平、石元孙所在，对曰：“方战时相失，不知所在，或言以失亡多，不敢归，已降贼矣。”德和曰：“若尔，平降贼明矣。今当作奏，言吾与汝转战得出，不惟罪得解，且可以收功。”卒既出，乃扬言平实降贼。有蕃落将吕密者，亲见贼执平及元孙，亦绐对德和曰：“贼以红旗导平等西去。”德和喜与其意合，乃命亲吏作吕密等状，谕以今列名者皆得赏，吏又私增军士数人。即上奏言：“贼以生兵冲破大阵，臣与刘平等阻西山为寨，再接战，而平败降贼。臣等不受屈，力战得出。”⑥《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第2989 页。

黄德和从三川口逃出到甘泉以后，纵容士兵抢掠平民七日，又到鄜州，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收买军心。接下来，黄德和开始从道路上流亡败落的士兵中寻求诬陷刘平、石元孙的证据，并扩大士兵口中的不实之词。后又与蕃将吕密等联名作伪证，其目的一是坐实刘平投降的证据；二是彻底掩盖其本身的罪名，并争取战功。朝中士大夫争相为刘平鸣冤，天章阁侍讲贾昌朝认为“汉杀李陵母妻，陵不得归，而汉悔之。先帝厚抚王继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还矣”；龙图阁直学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贼者”；“知谏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复诣阙诉平战没状，上即命撤围，各赐平及元孙家绢五百匹、钱五百贯、布五百端，时河中狱犹未决也”⑦《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戊寅，第2990 页。。知枢密院事夏守赟也为刘平辩护，并“自请将兵击贼”⑧《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丙戌，第2971 页。。在以上朝中臣僚的力保下，朝廷虽未能辨明刘平降敌与否，但却采取了宽容政策，撤去了禁军对刘平家的包围，并对刘平、石元孙家给予了一定的抚恤。后宋廷查明了刘平、黄德和在延州之战中的表现，“腰斩东染院副使、鄜延路都监黄德和于河中府，仍枭首延州城下”⑨《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丙午，第3007 页；参见《宋史》卷325《刘平传》，第10503 页。。黄德和敢于诬告刘平，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央对本场战争参与甚少，使得奸邪在战乱中有机可乘。

三、延州之战后的西北边防军事备御

延州战后，宋廷对边防军事情报机制存在的问题有所重视，“增自京至陕府马递四十四铺驿马。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知而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①《长编》卷126，康定元年正月乙酉，第2971 页。。此前金明寨李士彬的军队中，西夏内附者皆为元昊安插的间谍，在战争爆发以后又成为元昊打开延州缺口进攻金明寨的内应。为避免此类事件重演，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辛酉，“诏诸路部署、钤辖司，毋得纳元昊界内附者”②《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辛酉，第2984 页。。后又下令严格阻断西夏间谍出入的沟壑小路：“枢密院请下缘边部署司，应山险处，并沟堑以绝奸细出入之路。”③《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辛亥，第3021 页。康定元年（1040年）六月戊申，宋廷再次加大了对抓获和藏匿西夏间谍的赏罚力度，“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④《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戊申，第3020 页。。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乙丑，“诏鄜延至鄜州，环庆至邠州，泾原至泾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⑤《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乙丑，第2985 页。。烽火台的建置，加强了西北缘边诸地与宋廷的军事情报联系。康定元年（1040年）六月壬寅，泾原部署司言：“诸堡寨有寨主、监押二员，请月遣一人行边。若斥候不明者，劾其罪。”⑥《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壬寅，第3019 页。要求各堡寨的两员寨主和监押，每月需有一人巡边，如果侦察不严明者，要受到惩处。

除加强军事情报基础建置以外，宋朝在西北缘边加紧括市战马、修筑城池、筹措粮草、募集丁壮。⑦参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 页。起初，“参知政事宋庠请严守备于潼关，从之。知谏院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关，自关以西为弃之耶？’”⑧《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丁亥，第2972 页。宋庠要求在潼关谨严守备的做法得到朝廷的同意，却遭到富弼的质疑，认为天子当守在缘边四方，如今却仅在潼关修建城池，难道朝廷要放弃潼关以西的地方吗？这无疑反映出宋廷消极的防御理念，后来这种做法有所改变。

宋朝与西夏关系恶化以后，西北战马来源受阻。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甲午，“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辄隐者，重置之法”⑨《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甲午，第2974 页。。战马对宋朝构建骑兵部队极为重要，也是其加强军事备御的重要内容。宋廷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以后，军粮储备与城池修筑大大加强。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丁未，“诏陕西安抚使韩琦与转运司量民力蠲所科刍粮，调民修筑城池，悉具数以闻”⑩《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丁未，第2978 页。。河东路不仅加强了粮草的储备，而且还籍乡丁为土兵也加强了缘边的军事守御。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己卯，“工部郎中、直史馆、同修起居注吴遵路为天章阁待制、河东路计置粮草。遵路尝建议复民兵，于是并诏遵路籍河东乡丁为边备，仍下其法于诸路”⑪《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己卯，第2992 页。。康定元年（1040年）四月甲午，“度支副使、刑部郎中李昭述使陕西，提举计置粮草，并籍强壮以备边”⑫《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甲午，第3005 页。。陕西与西夏接境，最当要冲，所以陕西也通过储备粮草和募集壮丁加强了守备。康定元年（1040年）六月乙未，“陕西提举修筑城池、殿中侍御史陈洎兼催督市籴粮草”⑬《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乙未，第3018 页。。朝廷在延州之战以后的备边举措，无疑加强了西北边防守御的力量。挫败了元昊再次进攻延州的目标，但是元昊的进攻方向也发生了变化。①参见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2 页。

四、余论

宋廷加强边备之外，继续实行“将从中御”，通过派内臣监军，以加强对军权的控制。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己丑，“皇城使、文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王守忠领梓州观察使，为陕西都钤辖”。知谏院富弼明确反对：“唐代之衰，始疑将帅，遂以内臣监军，取败非一。今守忠为都钤辖，与监军何异？昨用夏守赟，已失人望，愿罢守忠勿遣。”②《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己丑，第2972 页。可见在“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之下，宋廷不仅加强构建了文臣经略安抚使统兵体制，还派遣内臣监军，严格控制着边防的军事决策之权。

“国朝旧制，以中书制民，枢密主兵。故元昊反，边奏皆不关中书。”③《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丁酉，第2975 页。翰林学士丁度建议：“古之号令，必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异，则天下无适从，非国体也。请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④《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丁酉，第2975 页。知谏院富弼则认为，“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而宰相不与”⑤《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丁酉，第2975 页。，建议恢复宰相兼任枢密使的制度，进一步扩大相权，削弱枢密院的军事决策权。但宋廷并未完全听从其建议，而是“诏枢密院自今边事并与宰相张士逊、章得象参议之，即不须签检”⑥《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丁酉，第2975 页。，后又“诏中书别置厅与枢密院议边事。遂置厅于枢密院之南”⑦《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癸未，第2992 页。，只实行了宰相与枢密院共同参议边事和军事决策的制度。其后，宋廷讨论中央军事决策机构的休假问题及西北的攻守之策，“时西边日警，二府、三司虽旬假不休务”，根据丁度“苻坚以百万师寇晋，谢安命驾出游，以安人心。请休务如故，无使外夷窥朝廷浅深”的意见，“诏自今遇旬假，听休务如旧”⑧《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辛亥，第3021 页。。

关于西北的攻守策略，丁度指出：“为今之计，莫若谨亭障，远斥候，控扼要害，为制御之全策。”⑨《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辛亥，第3022 页。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己酉，经略安抚使范雍建议朝廷实行联辽、联蕃制夏的策略：“然臣以为朝廷久以恩信接契丹，愿试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师助我，复厚以金缯赂唃厮啰及二子，亦令举兵犄角而前，庶此贼可指期而灭。如得绥、宥、银、夏数州，即每岁更增赐契丹十万，纵未能必取，亦可以破其借助之谋也。”⑩《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己酉，第2980 页。前文已述，西夏在转向东进的过程中，早已解决了后方的隐患，切断了西北各族与宋朝的紧密联系，宋朝“联蕃制夏”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康定元年（1040年）二月庚寅，“诏唃厮啰速领军马，乘元昊空国入寇，径往拔去根本，若成功，当授银、夏节度，仍密以起兵日报缘边经略安抚司，出师为援，别赐袭衣金带，绢二万匹。唃厮啰虽被诏，然卒不能行也”⑪《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庚寅，第2973 页。。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癸卯，“遣屯田员外郎刘涣使邈川谕唃厮啰出兵助讨西贼”，“唃厮啰召酋豪大犒，约尽力无负，然终不能有大功也”。⑫《长编》卷128，康定元年八月癸卯，第3035 页。由此可知，宋廷在延州之战以后，虽然加强了西北的军事备御，但最终未能作出积极有效的军事决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