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心理学教材的中国化及教学反思

岳 童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1 引言

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现实的人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和解释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独特方式，兼以综合生物学的、发展的、认知的、情绪的、动机的和社会的视角，在与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对个体进行整体性的解释。人格心理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多姿多彩，例如：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亦或是非善非恶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还是受到无法控制之力所驱使的；人的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不断改变的；有没有一种健康的人格模式，如何使人们的人格转向更好的方向（黄希庭，2002），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不断地吸引着学者们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相应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被应用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教育、生产、管理、医疗、资讯、司法、体育和军事等各种活动的效率和绩效提升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大陆地区开始恢复心理学教学和研究，西方人格心理学及其相关研究结果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全面引入。短短的四十余年中，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空前活跃：不仅队伍逐步扩大，科研成果越来越多，而且研究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并广泛开展了国际心理学的交流和合作研究。相应地，人格心理学在中国的教材和课程建设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壮大之中：一方面，大量优秀的国外人格心理学教材被翻译引入进来，同时国内学者编著的高质量人格心理学著作也纷纷面世；另一方面，教育部“心理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人格心理学认定为心理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成为各大院校开设的心理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教育决策也在持续推进之中。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人格心理学在学科建设上同其他心理学领域一样，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然而，在看到学科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失去理性反思的态度和居安思危的意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令很多教师和学生深感遗憾之处在于，目前人格心理学的教材和课程中国化程度不足，没有表现出中国特色、中国气象。人格心理学并非是一个从中国文化土壤中自然生长出的学科，而是同很多其他学科一样是舶来品，它一直是在欧美（包括前苏联）心理学的主导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即使我们在人格心理学的课程建设及研究体系与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保持同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它们所提供的理论概念和事实材料中兜圈子，形成不了自己的话语体系、研究视角和方法。长此以往，中国的人格心理学越是发展，就越是为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做注脚。这种局面，与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不相适应，也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的要求和需要不相适应。基于已有的现状和学科发展背景，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反思：（1）当前人格心理学教材与课程中凸显出的问题；（2）关于建构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教材的思考；（3）关于在教学实践中促进人格心理学中国化的思考。

2 当前人格心理学教材与课程中凸显出的问题

2.1 缺乏中国化的人格理论

人格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流派和理论众多。从历史上来看，陆续出现了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特质流派、认知流派、生物学流派等人格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纷纷发展出了一套对人类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独特而系统性的解释和理论框架，可以说从不同侧面抓住了人类人格现象的部分真理。它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而正是这些学术概念和话语成为了今天人格心理学教材和学术研究场域的基础。然而，虽然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其品人、鉴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但遍查主流的人格心理学教材，基本探寻不见中国化的人格理论。那么，这些从西方舶来的人格理论，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对中国人的人格特点进行准确地理解、描述和预测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其一，东西方文化在对人格的定义方面存在着不同。在我国古代语境中并没有“人格”这个词汇，而目前使用的“人格”一词是对英语“personality”的意译。在西方语境下，personality衍生自person一词，而person是从拉丁文persona而来，最初意指带有面具的人。虽然目前西方人格心理学对人格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其核心内涵无外乎以下几种：人格既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又是具有整合性的、完整性的；人格特质既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又具有外显性和内隐性。然而，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下，人格属于道德的范畴：说一个人“有格”还是“无格”，“格的高低”多少，更多的是将“人格”视为一种“做人”的方式来讲。例如，在《礼记·缁衣》的“言有物而行有格，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中，“行有格”所指的便是行为具有规范性。即使是在现代，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说“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人格”指代的也是社会属性。总之，从我国古代一直到现代，对“人格”的理解都是从道德品行、社会责任和义务方面来进行的，所关注的更多是人格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个人的独特性。由此可知，中西方关于人格的基本视野和理解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基于个人本位的西方人格心理学理论很难套用在中国人身上。

其二，心理学脱胎于哲学，当代人格心理学的主要人性假设基本都是从西方哲学的人性观而来。纵观西方心理学史，会发现目前主流的人格理论都是传统的西方哲学观点、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社会发展相互碰撞的历史性产物。例如，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继承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合理内涵后，才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文化中横空出世。又如，行为主义是西方哲学与美国工业大生产时代思想相互碰撞的产物。即便人本主义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也与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不尽相同：西方人本主义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是以“个人”为本，而中华文化下所说的“以人为本”则是以“社群”为本。由此可见，即使是主流的西方人格理论，所体现的也是研究者身处时代和哲学预设下对人的洞察，很难要求其在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依然有效。

综上所述，不论从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还是顶层的哲学架构来看，目前主流的西方人格心理学理论都难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完全适用。虽然中国的人格心理学在近几十年内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在教材和课程建设中，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本土人格心理学理论一直处于缺位状态。由此而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一方面，已有教材中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人；另一方面，目前人格心理学课程体系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关照不足。

2.2 已有教材中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人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材和课程建设，都是在一系列经典和权威研究结果和证据基础上逐渐更新和完善的。人格心理学也不例外，近百年间各大理论流派都为自己的观点建构了坚实的证据大厦。然而，西方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被试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和时代话语共同碰撞下的产物，在相应理论框架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即使放在教科书中成为权威证据，仍然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以对人格结构的探讨为例。特质论认为基本的人格结构单元是特质。上个世纪80～90年代，西方人格心理学家从奥尔波特、艾森克和卡特尔的研究思路及框架出发，以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形式来探寻人格的基本特质类型。这些研究者通过十数年的探索，辅之以自评、他评、跨文化研究及人格障碍研究等形式，基本都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人类的人格特质可以分为五个维度——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开放性，或被称为“人格的海洋”，这被视为人格心理学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但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妙清和梁觉用类似的方法却发现，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结构不同于西方心理学家的五因素，而是多出来一个人际关系特质维度（Cheung et al.，1996）。同样，我国人格心理学家王登峰基于中国被试的人格特质形容词研究也表明，中国人的人格可以分为七个维度，分别为外向性、人际关系、行事风格、智慧、情绪性、善良、处世态度（王登峰，崔红，2003）。可见，中西方个体在人格基本结构上并不相同，西方所得的人格结构理论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再以人格心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自尊（self－esteem）为例。自1890年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中对自尊进行论述后，它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意指个体对自己的总体的积极态度。但是，这一来自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概念与我们语境下的自尊概念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文化中，自尊更多的具有道德伦理的内涵。《辞源》中解释为，自尊具有自重和自加尊号的双层含义（辞源，1988）；在《汉语大词典》中也有类似解释，认为自尊指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汉语大词典，2003）。总之，中国文化对自尊的指代更多地用于描述一种防御方式；而在西方语境之下，自尊更多地是指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感觉（赵志裕，康萤仪，2011）。在概念和定义上存在显著不同的情况下，套用西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使得自尊的研究在中国被试中存在很多的“水土不服”现象。例如，目前最为普遍的测量中国人整体自尊的工具为Rosenberg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Rosenberg，1965）及自我能力和自我悦纳分量表 （Tafarodi et al.，1995），但使用这两个测量工具对中国被试自尊的研究并不能说探讨的是中国人真实的自尊水平，而更多地是对西方测量工具及其题项的反应。之后有研究者用RSES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所做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被试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概念化差异（Baranik et al.，2008）。因此，西方人格心理学关于自尊的研究结果在中国文化下的推广价值是需要存疑的。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以推论，国内人格心理学教材与课程中所介绍的经典研究结论，如果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检验和推广，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完全适用的。目前的人格心理学教学研究活动中，以上质疑的声音已在广大师生中广泛存在，值得国内的相关研究者重视。

2.3 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关照不足

现代科学心理学脱胎于基础研究氛围非常浓厚的德国，但真正繁荣发展于具有实用主义取向的美国，尤其是二战及其之后的大恢复和大生产运动，为心理科学的成熟和壮大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这提醒我们，心理学不仅仅是一门需要在书斋和实验室中耕耘的“阳春白雪”式的基础学科，更是一门可以服务社会发展，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汲取养分的应用学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为各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广泛多样的素材和情境，这也是既有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无法解释和进行预测的。然而，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2016）。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一员，目前中国的心理学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没有脱离习总书记的上述判断，仍然存在“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习近平，2016）的问题。对于这一不足，我国心理学界并非不够重视，老一辈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便谈到：“中国的心理学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打倒？为什么那么轻易被‘一风吹’？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不重视应用研究，于是老百姓也觉得心理学没用”（林崇德，2019）。但是，由于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基本都是在外国心理学所提供的理论概念和事实材料之中盘桓，“大量移植西方心理学的观念，造成了中国心理学研究者总是跟着西方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取向而决定自己研究的方向”（燕国材，2002）。这种巨大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惯性，导致我国心理学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思想权和话语权，同时也在关照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上出现了精力不足。

具体到人格心理学学科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塑造为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对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而在当前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如何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底蕴融入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人们的情感认同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党和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江畅，2018）。价值观是人格心理学中的最核心问题，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众中的认同和践行工作，本应成为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者和教育者大展拳脚的重大领域，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不论在社会心态的引导方面还是学校的培育方面都基本处于失声状态。尽管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众的价值观结构与国外研究者提出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结构存在显著的不同，但我们目前既缺乏关于核心价值观形成机制的探讨，也少见提升价值观认同的系统科学方案。不得不说，这种对我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关切不足，对于人格心理学学科自身的成长和壮大是很遗憾的。

3 关于建构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教材的思考

一本好的教材是进入一门学科最好的方式。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习近平，2016）。目前人格心理学教材的结构体系可以分为三种取向：第一种以人格研究理论来作为架构；第二种以人格研究专题为主题来构建内容；第三种则兼容人格研究理论和人格研究专题（黄希庭，2002）。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取向，都很难体现出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的底蕴和特点。要对前文所探讨的问题做出合理回应，就要从中国实际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这不仅要求我们吸收西方人格心理学中的合理成分，更要创建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概念和话语体系，特别是要探索出一套既能融入中华文化，又能兼具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架构模式。本文接下来将提出我们对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教材架构的思考，并以此就教于大家。

3.1 人生追求

人生追求回答的是人格背后动力机制的问题。人格是一个动力系统，而人格心理学中最基础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去从事各种活动的？在西方人格心理学中，自主的、不受他人影响的自我被视为个人活动的主要原因。例如，古典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基本动力是属于具有生物特性和色彩的性本能；而阿德勒则认为，人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寻求优越感，克服自卑感；人本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洛和罗杰斯强调，人格的主要动机是自我实现。总之，西方人格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们行为的动因越是偏向于自主和自我决定，其结果和态度就越正面，其自我实现、生命力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而一个人的行为越是受社会责任、他人期望和社会角色期待等外部因素影响，其态度和结果越偏向于负面，生命活力和幸福感水平也就越低（Kasser＆Ryan，1996）。但翻阅中国古籍后便会发现，在人格动力问题上中西方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其中，“义以为上”是中国人一种典型的人生追求，具体是指一个人应当将道义放在人生选择的第一位来考虑，生死利害的取舍，是非善恶的判断，都要以道义为标准。生死抉择，惟义所在，强调做人要将社会义务、历史责任和道德价值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这是“义以为上”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仁人志士的最高人生追求。总之，中国人的人格动力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人格动力特质是代代相继的，并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人生追求这一人格心理学的基本动力问题上，符合中国文化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应在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作为人格心理学中国化的内在根源加以探讨。

3.2 人生态度

人格心理学中位于核心地位的是价值观问题，它们是人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和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稳定信念系统。价值观通常是充满情感的，不仅引导人们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且还决定着人生中的种种选择（黄希庭，2014）。人生态度是个体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人们关于人生问题的稳定心理倾向和集中看法。一般来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同样，一个人对人生的态度如何，往往也会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

人生态度可以视为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的人格结构部分。根据人生态度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得以体现。例如，孔子根据学习态度把人分为四等，即“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另外，“孝”也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一种重要人生态度，现代人“孝”的重要体现包括满足父母期望，为社会做出贡献，为父母和家族带来荣誉等（范丰慧，汪宏，黄希庭，史慧颖，夏凌翔，2009）。再如，中庸就是“中”而“用”之，其基本含义及精神是执两端而允中，强调以整体视角和全局观念认识外部环境，追求“执中”、适度与“和”，处事多方权衡做出最佳选择，追求生活和谐（Yao，Yang，Dong，＆Wang，2010；杨中芳，2009）。它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对他人倾注、负责的态度，在现代中国人的做人处事中占有重要地位（杨中芳，林升栋，2012）。越是高中庸者，越会在行动上试着纳入自我与他人的考虑，尝试去找到自我与他者之间最佳的平衡点。最后，黄希庭及其团队在吸收我国思想家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理论和西方心理学相关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健全人格也认为，健全人格者可以以正面的态度对待世界、他人与自己、过去现在与未来、顺境与逆境 （黄希庭，2014）。

综上所述，在人生态度的概念和话语框架下，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格心理学思想和研究可以更为合理地组织在人格结构的范畴之内。

3.3 人生修养

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修身就是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即积极主动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其目的是为了肩负社会责任。通过对自身的修炼，能对个体的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进行控制和调节，使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诸部分形成统一的结构，继而形成完整的人格。从概念内涵上来说，人生修养与目前人格心理学中的自我系统相类似，但又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自我是具有多种维度、多种功能的复杂系统，可以从多种不同维度对其进行分析，而每个维度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生修养除了在内容上包括自我系统外，更重视的是培育和结果，可以视为自我系统的最佳成长模式。

人生修养在健康人格成长过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其中自爱、自立、自信、自省和自强等修养尤其值得重视。其中，自爱就是个人悦纳自己，珍爱自己，对自己所具有的特征持积极的态度，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品德、能力、信誉、地位和前途的爱护和欣然接受，不因自己的优点而自命不凡，也不因自己的缺点而自卑自弃，努力发展其真实的自我；自立就是个人独立于自己过去依赖的事物，自己行动、自己做主、自己判断，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可分为身体自立、行动自立、心理自立、经济自立和社会自立；自信就是个人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充分信任自己，包括对自己的品德、知识、才能和前途等的信任；自省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提升，不断进取；自强就是个体面对挑战具有的积极向上、奋斗不止、永不言败的精神。通过正确的人生修养过程，个体可以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达到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之目的（黄希庭，2014）。

3.4 人生智慧

人生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生活过程，它还包括内心世界的觉悟、道德情操的修养和生活方式的提升，即在人格动力、态度和修炼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定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人生智慧。从人格心理学的既有体系来说，它与优秀的人格品质属于同一范畴，包括热爱学习、追求理想、善于实干、仁德之心、人际和谐、团结合作、心境平和以及勇气、节俭和同理心等（黄希庭，2014）。

总而言之，在进行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教材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还要注意吸收既有西方人格心理学中的合理成分；既要突出各个部分的独特加工模式，又要注意从人的心理的整体性出发来论述人的心理和行为，力求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既要在教材的架构和话语体系上注重创新，又要避免排外主义和关门主义，力图寻找和西方人格心理学学科体系合理的对话空间。不仅如此，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教材框架中人生追求、人生态度、人生智慧、人生修养各大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推进机制问题，也需要得到系统性的阐述。虽然这个任务异常地困难和艰辛，但这个方向是正确且充满生机活力的，相信经过不断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一定能建立起来。

4 关于在教学实践中促进人格心理学中国化的思考

教材建设和教学实践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教学实践，可以培养出更多专业性的人才，也可以通过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促进教材建设体系日臻完善，继而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如何引导和带领学生进行人格心理学的探讨呢？对此，本文有如下思考。

4.1 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如果在人格研究的中国化过程中采用假设－演绎的量化研究范式，很可能因为没有理论铺垫和先验研究基础而使研究陷入困境，此时采用基于归纳主义逻辑的质性研究相互补充便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质性研究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使其特别适合探讨已有研究不熟悉或没有做过的问题，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人格心理学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第一，把研究对象置于所处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使研究者可以充分了解到中国人人格特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第二，研究者能设身处地地洞悉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从而对某种心理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了解得更加清楚。具体而言，研究程序可以这样进行：从现实生活或我国古典文献中找出某个人格概念并探究其基本内涵；通过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并参照相关文献分析所发现的维度，进一步构建符合该人格概念的指标和维度；在编制初测问卷基础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进行有效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进而编制出信效度较高的正式问卷；在进行后续实验和调查基础上，提出最后的应用建议（黄希庭，2017）。总之，在一个研究课题中既可以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也可以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关注多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以及方法之间的取长补短。

4.2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中国化的人格理论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只有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有了研究思路，才会知道该看哪里，该寻找什么，并且还常常会找到我们所要找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基于中国文化的人格理论比开展实证研究显得更迫切。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学习我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读一些中国文化典籍（黄希庭，2016）。另一方面，需要厘清概念，检验国外的研究。总之，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体系，便不能脱离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对于西方人格心理学研究所指涉的概念，首先应当厘清它所指涉的是哪一类心理和行为现象，这种指涉是否符合我国人民的生活实际，切不可盲目搬用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成果。

4.3 理论结合实际，助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要想深入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就必须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之中，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现象，进一步提炼出与人格有关的概念作为研究主题。要让中国化的人格心理学走向大众，走进家庭，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机关，走进军营，走进企业。通过对中国化人格心理学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深度挖掘，可以帮助人们有效认识人的内心世界，更容易与他人打交道，避免人际误会，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有关的人格测评知识编制出所需的测量工具，对社会上很多工种的特殊素质和能力进行测评，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黄希庭，2016）。总之，人格心理学的教材和课程的中国化一定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发展需要而展开，最终目的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为人才强国服务。

5 结语

综上所述，人格心理学是一门探求、描述和解释个人的人格特质、人格结构、人格动力、人格发展和人格适应等问题的学科，其所包涵的内容既包括深奥的理论问题，也包括生活实践急需解决的应用问题。“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能够催生我国人格心理学勃勃生机的源头活水，便是在教材和教学研究活动中发展出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格心理学体系，从实际出发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贡献本学科应有的力量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