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墨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影响

沈韬 张杰

摘要：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墨学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渊源。其主要表征为：墨学重光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为五四时期早期共产党人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培植了重要文化土壤。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墨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关键词：墨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价值

从思想文化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入、传播、运用、创新和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传统文化积淀这个“小环境”休戚相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墨学大致经历了自先秦以来由显而隐，再到近代以来逐渐复兴的发展理路。在近代思想文化大潮中，基于自身思想特质、时代环境条件等因素，墨学之显学重光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交汇，并对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渊源。

一、近代墨学复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清末民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渐次传入中国，知识界持“墨学马克思主义等同论”者不占少数，甚或论称墨子是“东方的马克思”。譬如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至于墨道，则所谓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当时西方蓬勃兴起“均富贵之党”及其社會主义运动代表了社会下层民众利益诉求，这与中国传统墨学“兼爱”“尚同”之要义极为近似。维新志士梁启超倡行社会改良，也有“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方面讲，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立出来，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之论说。民国之父孙中山更是认为，古之最讲“博爱”者非墨子莫属，墨家的“兼爱”与西方社会观念的“博爱”有暗合同工之妙，墨子作为孙中山眼中的“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其画像还登载于《民报》创刊号，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卢梭和“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并列。

凡此种种，先进中国人在“触类比量”的感悟和探索中，推崇传统墨学的“有利成分”融会于自身的政治主张，在肯定墨学的某些思想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似甚至相同的同时，嫁接了“调燮中西之桥梁”，开启了从传统观念和现实需求来认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客观上增进了时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进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二、墨学为早期共产党人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文化土壤

五四时期，由于墨学“非儒”之特质，传统墨学作为批判儒学的思想启蒙武器受到学者青睐，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大有“打倒孔家店，建立墨家店”之势。受“尊墨抑儒”思潮的洗礼，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目光投向了墨学。值得关注的是，在吸纳、阐扬的过程中，墨学为他们接受认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文化土壤。

其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援引墨学批判儒学。陈独秀因推崇墨学被视作“无父党”，钱玄同日记中曾有记载：“我想陈独秀果然如墨子之无父……闻教部中人称陈独秀为无父党，也就很了不起得了。”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提出“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他号召广大青年要以墨子为学习榜样。李大钊肯定墨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社会主义的全民劳动、按劳分配之主张与墨子“赖其力以生，不赖其力不生”的观点有沟通契合之处，墨家憧憬的“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之构想将由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中来创造实践。其二，蔡和森经由墨学接受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位思想成熟的人在面对并接受外来思想文化时，总是首先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历史背景的制约，在这样的思想基础或平台上而加以认知、接纳、理解和阐释。蔡和森在1918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墨家思想作为文化桥梁，连接了蔡和森的个人理想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初步表达了其转向列宁主义的追求。在留法期间，蔡和森通过钻研苏俄的列宁主义，进一步认为，“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其三，毛泽东、萧楚女、恽代英等人阐扬并践行墨家精神。毛泽东自幼养成的对反抗正统文化秩序的英雄豪杰的那种钦佩之情，这种阶级地位与阶级立场决定了他在文化选择上倾向于墨家学说和农家学说，在读到《伦理学原理》中“牺牲其身以救他人之生命，亦殉国民之公益，是为大善，不能自制其欲，因而先他人于不幸，则恶也”时，批注其“与墨子之兼爱亦合”。基于利他主义的思想认识，萧楚女曾多次撰文提倡学习墨子，他认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而萧楚女对恽代英的苦行精神十分赞赏，他说，“墨子（翟）之徒，世谓热腹。只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倒有点像，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据恽代英的好友郑南宣回忆：“凡是代英所主张所提倡的事情，他总是以身作则。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

三、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墨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及理论界人士对中国古代文化展开了理论上的学习与梳理，对墨家学说也表现了浓厚的研究兴趣。陈伯达著有约三万六千字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他认为，墨子是“战国时期被剥削阶层的最伟大代表”，也是“完整提出‘名实问题的中国第一人”，墨家思想中“具有辩证法色彩的朴素唯物主义”，其社会构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原始的一种形式”。毛泽东看后回信说，陈伯达“找到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墨子”，这是其一大功劳。由此，他对墨学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墨子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墨子是古代辩证论的大家”。与此同时，张闻天、艾思奇、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叶蠖生、杜国庠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墨家学说，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发掘墨家的苦行救世精神、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朴素唯物主义。

从理论层面而言，上述研究有助于批驳当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吾国实情”的论断，共产党人寻找到了嫁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桥梁和融通的链接点，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打下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诚如汪澍白所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一方面继承了墨子到颜习斋重视‘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唯心观念作了尖锐的批判。”从实践角度来讲，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倡行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内核，其中不乏浓厚的墨学色彩与迹痕，并为时人所察觉。墨家学说的人格理想、实践精神与共产党人产生了一定共鸣。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指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夫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吃。”民主革命家张澜曾撰《墨子贵义》一文呈毛泽东，并修函云：“澜近年常阅《墨子》，对其兼爱交利尚同一义之说，辄联想及于社会主义。两年来，亲见新民主主义之施行，益了然于兼爱交利尚同一义的真理，古今不异。”作为新民主主义的“试验田”，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三三制”“民主集中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方针，与墨家思想中“兼爱”“尚同”“尚贤”的精神内核基本吻合。

考察墨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影响可以发现：墨学的思想精华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有暗合贯通之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助推因子和文化渊源。墨学中的有益资源对于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底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仍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陈伯达.中国古代哲学史论文选[M].北京印刷本1957.

课题项目：

西安美术学院校级课题“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号：2015XK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