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探析
——基于古代文论的视角

邓心强，刘思佳

(中国矿业大学 人文与艺术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爱国、诚信、敬业和友善是公民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四大关键词，相比其他八个词汇，它们侧重于引导每个人如何对待国家与社会，怎样看待劳动或工作，在交际处世中应有怎样的品德与情操等，因而与公民个体的修身、处世等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是家族血缘的产物，在成长过程中及入仕前后，也是遵循“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路线来修为和造次的，从个体要求和督促做起，从自我的修炼与提升做起，这应是古今人在价值观念的追求上共通的地方。而纵观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论，蕴藏有大量古人有关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丰富资源，有助于当前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和培育。通过大量文本研读和梳理，我们择取八个层面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为当前文化强国及文化自信的建设提供“传统”维度的话语资源，同时也借此机会激活古代文论资源，为学者开拓文论研究新空间做出新的思考。

一、热爱之情

中国文化辉煌灿烂，在千年时空演进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无数士人对国家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痴情分不开。研读中国传统文论诸多篇章，我们会被士人的满腔热情所感动，会被士人参与文化建设中所体现的积极、负责和认真态度所震撼。

屈原的《九章·惜诵》涉及文学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愤以抒情”“情沉抑而不达兮”)而成为文论篇章，他对楚国的一腔热情感人肺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 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竭忠诚而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 忘儇媚以背众兮，待明君其知之。 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纷逢尤以离谤兮，謇不可释也。 情沉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 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所谓指苍天以为正、竭忠诚而事君、情与貌其不变等，屈原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对祖国的忠贞之情，体现出浓郁的爱国之情。屈原基于个人遭遇而在心中生发出的这种“大爱”为历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屈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夏民族凝聚力的建构和生命力的增强。屈原系列作品蕴涵着的深情不仅滋养了历代文人墨客，也成为传统文学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秦汉至唐宋千余年间，司马迁、王逸评屈原其人其文，以及白居易、杜甫、陆游、苏东坡的文论，都能体现出对家国强烈的热爱之情。如南宋诗坛领袖陆游在诗体文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翦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

陆游数十年戎马生涯，感受到了尖锐的民族矛盾，体验了抗战前线的战士生活，指出了广阔的现实生活赋予了自己创作启迪，而不只是单纯停留在书本学习，故有《示子遹》：“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之说。其“走笔作歌”，体现了文论家对国家、对创作的热爱之情。

进入近代，文论中这种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之情，更是如火山喷发，不可遏止，成为近代史上民族的精神强音。这在柳亚子、冯桂芬、孔广德、张际亮、陈三立等文论家的篇章中，表现得格外鲜明。

二、执著与敬业

中国古代文论中规模较大、富有体系的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是文论家执著评文的结果，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心血和才华，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自信。而文论作品中体现古人执著和敬业的资源则不胜枚举，比比皆是。读者可从中看出古人如何专心致志地对待文学评析工作，如何兢兢业业于立言不朽的文学事业。

东汉建安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朋友道：“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这是传承司马迁著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来，足见古人创作都追求有自己的观点和主见，形成一定的特点和风格，而不是完成任务或陷入庸常。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指出：“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曹丕同样希望借助作品传之后世。成一家言，便是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力图有所作为的表现。“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虽是激愤之语，但看重文章，并实现声名不朽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期待。正是在这种追求和信念下，中国古代文人创造了无数文学精品。

《文心雕龙·神思》篇记载一些文人专注于创作：“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虽然文人构思特点不同，写作有快慢，但无一例外地都在坚持中专注并最终学有所成，成为名家。这里，刘勰是用例析法来论“养气”的文艺思想。

在《庄子·天道》篇中记载轮扁斫轮的经典寓言，那个多年持斧削轮的老汉，数十年兢兢业业于老本行，技艺精湛，虽有心得而不能传后。这就是专心致志做事情的典范，体现了庄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观念。遭受宫刑、蒙上冤屈的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发愤著书，通过“述往事，思来者”写成皇皇巨著《史记》，也是敬业的典范。而刘勰终生未婚，在定林寺当助手多年，翻阅古书，整理典籍，最终独出机杼地写成中国古代最富体系、最具思辨色彩的《文心雕龙》，表征了刘勰的敬业与坚守。一生穷困潦倒的文论家钟嗣成，以卓越的见识为无数古代身份低下、但在戏曲创作方面有所成就的寒士立传，写成《录鬼簿》，也体现出文人的执著和坚守。

总之，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宝贵的精神品质，能看到很多文人在物质条件较为匮乏的情况下，依然致力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并在克服困难的同时超越自己。干一行爱一行、聚精会神做事、工作中出神入化、追求无可替代的效果等，都体现出古人创造文化的精神面貌。

三、道德的坚守

中国古代的伦理文化极其发达。在农业社会，古人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在血缘家族中形成稳固而复杂的人伦关系，其中儒家思想仁义道德观根深蒂固，围绕仁义礼智信五伦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和完整的道德观念，这在古代文论中多有体现，表现为古人遵守诚信、讲究礼仪、坚守气节，能体察和同情他人的处境和做法，富有爱心，提携后学，尽显友善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软文化中极富渗透力的组成部分，是使中国率先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推动力。这无疑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构成。

清代文论家余治在《庶几堂今乐自序》中指出：“……其他一切导欲增悲不可为训者，且纷然杂出，使观之者荡心失魄，以假为真，而古人立教之意遂荡焉无存，风教亦因以大坏。……孟子云：‘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天下之祸亟矣，师儒之化导既不见为功，乡约之奉行又历久生厌。惟兹新戏，最洽人情，易俗移风，于是乎在，即以是为荡平之左券焉；亦何不可也。名曰《庶几堂今乐》。庶几哉，一唱百和，大声疾呼，其于治也，殆庶几乎！”毕生致力于新戏创作和演出的余治，将戏曲作为移风易俗、实施教化的工具，他一再强调借助戏曲宣扬封建道德发挥其惩恶扬善的社会作用，都是善心救世的表现，也能看出古代文人对传统伦理纲常的坚守。在文论史上，还有韩愈、白居易、蒋大器等大批文论家极力坚守传统的教化诗学观，重视个体道德情操和修身境界的提高。

古代文论中反映长辈体谅、扶持、提携后学的资源还相当多。典型如北宋王禹偁在文论篇章《答张扶书》中，及时指正后辈不对之处，批评秀才张扶文风过于艰涩而不晓畅，并不遗余力地向他传授古文创作的经验，王禹偁苦口婆心，显得非常友善。韩愈传授经验给青年人李毅，也是古代传、帮、带的典范。

四、切磋争鸣

就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一学科而言，其发展与演进、成长与壮大离不开历代文论家的辛勤耕耘。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导论”开篇即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髓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古人善于思考、勤于写作和不断切磋的结果。在文论篇章中反映古人就某些话题展开激烈的探讨、形成相互争鸣的画面，还相当常见。正是在互动、对话中促成了对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也推动了文学理论的快速发展。愚以为，探讨、争鸣、切磋是展现古人文化自信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白居易在文论名篇《与元九书》中声情并茂地写道：“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白居易和好友“微之”(即元稹)均被贬，二人志同道合，情谊深厚。基于相同的遭遇，他们赠送诗文，彼此酬答和互勉， “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他们阅读、欣赏和评析对方的诗作，就诗歌创作话题平等切磋，彼此长进，留下了唐代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唐代文论家孙樵在其文论篇章《与王霖秀才书》中真诚地写道：“《雷赋》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参之玄象，其旨甚微，其辞甚奇，如观骇涛于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诚谓足下怪于文，方举降旗，将大夸朋从间，且疑子云复生。无何，足下继以《翼旨》及《杂题》十七篇，则与《雷赋》相阔数百里。足下未到其壶，则非樵所敢与知；既入其域，设不如意，亦宜上下铢两，不当如此悬隔。不知足下以此见尝耶？抑以背时戾众，且欲铺粕啜醨，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则浅，而徇人反深？”作为长辈，他对王霖作品表达了欣赏之情，称赞其作新奇能引发独特的审美感受，其后以大量发问来委婉地提示他写作不要迎合世俗，需要苦心经营。如还原语境，则知这是秀才寄送作品请孙樵指点后的回信。晚辈寄送作品给长辈，请求赐序或点拨，在文论史上很常见。在一些序跋或书信中他们往往就写作的话题或方式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关注、提携、扶持后学，也表达了长辈们的文艺思想，具有多重阅读功效。

文论家赵秉文在《答李天英书》中曰：“足下之书，无乃近似之乎!精神所注，间出奇逸，稍怠之际，如病痱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当捧腹大笑也。……其余老昏殊不可晓，然此迄今大成，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此回信显然也是文坛上求教和探讨的见证。名家赵秉文在书信末尾对求教者李天英仅凭天分、缺乏对前辈经验的吸纳的书法和诗歌创作均给予了直接批评，对其作品的不足直言不讳，指出他“独自师心，则终身无成”，必须要“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用词较尖锐、犀利，然期待之情同样溢于言表。

切磋探讨在古代文论及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多重意义。比如，为增强双方的情谊，使一方获得勉励，继续从事文化创造。白居易被贬后有些篇章不被世人认同，而其好友元稹理解和接纳他，极力欣赏和推介他的诗作，在《与元九书》中云：“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显然，元稹与白居易惺惺相惜，有知音之遇。通过诗歌往来增强情谊，这令白居易感动不已，使文论家在低谷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抚慰。此外，萧纲致弟弟萧绎的《与湘东王书》、陆机与陆云兄弟之间的书信往来均是如此。明代李梦阳和何景明就复古话题展开持续的争鸣，双方多轮探讨引发了文坛持久的关注，也将“复古”这一文艺话题推向了深入，兹不赘述。总之，切磋争鸣是推动中国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也是可用来涵养友善、诚信的有效资源。

五、变革创新

在古代文论中，还蕴含有相当多的体现士人革新精神和求变导向的资源，同样值得挖掘与传承。求新、求变是推动文化不断纵深发展的关键动因，是体现文化自信的重要元素，是使中华文化充满自信、具有生机、展现活力的重要砝码。基于学科独特的性质，古代文论中的“革新”集中体现在文论家就文学题材与内容、艺术表现与技法、文体形式及风格面貌等发表看法，避免陈旧、单一、落伍和俗套，或在长期使用中走向模式化、僵硬化，违背了文有代变、法不相因的艺术规律。

早期有王充在《论衡·超奇》中犀利地抨击汉朝弥漫文坛的泥古、复古风气，指出珍古而不贵今的荒谬表现：“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体现了今胜于昔的文学发展观。此后，钟嵘在《诗品序》中反对抄录古书、拼凑典故的不良之风，他创造性地立足于五言诗人分三等加以品评。而汉宋之际，类似变革求新的文论家还相当多。

清代文论家黄遵宪在分析英、法等国家语言文字后，指出复古者采用古语、古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已落后于时代，于是率先提出诗歌口语化的文艺主张，开近代白话革新之先河。《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云：“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遵宪分析章疏、告谕、小说等文体的优势，实则批判文言文容易桎梏思想，主张用现行通俗的口语来写诗，从而达到启迪民智、激励国民的文化目的。黄遵宪视野开阔，横贯古今，力举文体革新，通过诗学观来促使士人警醒，并引发社会观念的某种变革。这种革新、求变的文化精神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需要我们在文化转型的当代继承和发展。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10中指出：“诗有烟火气则尘,有脂粉气则纤,有蔬笋气则俭。无是三者而或矫同立异，或外强中干，则亦为馁而为败。”此书卷16曰：“若专言质实，流于枯，流于腐，流于拙，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猛烈抨击当时文坛上烟火气、脂粉气等俗音滥调，推崇杜甫诗歌气骨雄逸、清壮之风貌，呼吁论诗歌风格多样性，主张诸品齐放、兼容并蓄等等，同样具有很强的革新精神。曾国藩在家书中、冯桂芬在《复庄卫生书》中，皆拈出“经济”关键词，提倡“经世致用”思想，以及梁启超创办刊物掀起“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张肇桐在《自由结婚》序言中主张民主革命，呼吁建立自由国家和共和政府等等，无不是文论革新的体现，这在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格外鲜明。这股求新求变的思潮使近代文学理论走出传统的藩篱，并开启了文化救国的探寻之路，使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中期走出被动挨打局面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以“文学”为思想载体和话语空间推动社会变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化觉醒并走向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六、家风家教

2014年前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扬中华家教传统、弘扬优秀家风，在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研究古代家书家训文化的热潮。在当前可供涵养公民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古代文论资源中，有相当多的关乎家风形成和家训思想的语篇。它们既是家族中长辈以文学、艺术为载体对子孙后代进行教育的教材，也是体现中华优秀伦理文化的载体。

《颜氏家训》中的“风操”“勉学”“治学”等篇章涉及颜之推的文艺思想，被多部教材和选本选入。其中体现出的家训家规是儒家思想的折射，也反映出古人在言谈举止、为人处世方面的规定，以及德行操守和品格修养方面的孜孜以求。如《教子》篇记载：“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悬衾箧枕,此不简之教也。”只有父母确立威严和慈祥的形象，子女才会产生敬畏、仿效之心，才能孝顺。父母在孩子面前不可过分亲昵，要讲究礼节。要对孩子严加管教，树立威信，子女才不会傲慢无礼、品德败坏。

教育是不可懈怠的大事。类似论述在整部家书中甚为详密、细致，《颜氏家训》集中体现了颜之推的治家经验和教育理念，展现了他的个人见识与人文关怀，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无数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之心，以及为国家培养人才、为社会输送人才的拳拳之心。如该著《治家》篇记载：“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复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令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基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特点，颜之推指出老百姓依靠耕作养殖来维系家业，勤俭持家便显得尤为重要。“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同时，他对江南的奢靡之风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颜氏家训》在体现家训思想方面非常集中。古代文论中很多家书体批评同时也是文论篇章，蕴含有丰富的家教文化，在当前依托它们涵养、培育核心价值观时，可从家教家风维度看出中国文化自信的形成和建构。

七、人伦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可谓“百宝箱”，各种珍贵宝贝琳琅满目、不计其数。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视角切入其中，均可看出它的辉煌和灿烂。就人伦关系来说，受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古代社会形成了完整而成系统的人伦纲常和习俗礼仪，这成为维系文化不断发展的血脉和纽带。一方面，伦理文化推动了农业社会宗法制的完善和成熟，使整个社会从家庭到家族都有自己的礼仪规范和人伦遵守，个体履行相应的义务，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保持和谐、有序地运转，并形成很好的习俗。在传统文论可供涵养友善、和谐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蕴藏着古代的人伦密码，是建构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是基于儒家伦理规范而形成的家庭关系之和谐。如《颜氏家训·兄弟》记载：“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兄弟姊妹之间有血缘亲情并同在一室、朝夕相处，成家后依然应保持和睦、友善的亲密关系，不能因生分而背离。颜之推道出了人类关系的法则：亲情、体谅与和谐。他在通篇中还多次从正面和反面提到家庭成员间的相处之道，将儒家的仁爱文化宣扬到了极致。这对古今稳固家庭和社会关系是颇有启迪的。

二是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互助、友爱和共进的关系。由于是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一学科中反映人伦关系的篇章集中体现在书信体、序跋体和相关人物传记的记载之中，尤其是双方围绕作品展开评论，在书信、序跋中体现出文论家的个性特征或彼此的关系。典型如唐代文论家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直接指出来信者李生创作上的不足：“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案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仇嫉之邪？其何伤于日月乎！”显然皇甫湜是名家、是长辈，他认为李生轻视屈原、宋玉，讪笑九歌中的句子，表现出对艺术手法的疏忽与无知。希望纠正后生的观念，通过分享经验帮助他进步，这种直率令人欣赏。又如杜牧在《答庄充书》中写道：“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资以学问，则古作者不为难到。今以某无可取，欲命以为序，承当厚意，惕息不安。……斯人也，岂求知于当世哉!故亲见扬子云著书，欲取覆酱瓿，雄当其时，亦未尝自有夸目。况今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难到，勉之而已。某再拜。”杜牧在答信中指出庄充身上的缺点，以大量古人为例，用谦让之辞委婉地批评他急于成名的心态与做法。古语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古代文论中大量书信体中反映文坛长辈、名家对后学的批评和指教，既有助于传承创作知识和经验，也有助于后起之秀的发展和成长。

类似后生求教于前辈探讨文学问题的书信相当多，如问学于韩愈的李翊便是典范，韩愈《答李翊书》中有记载。

八、评析佳作

传统文论史上，评论者往往既是作家也是理论家，或者兼有史学家、政治家等多种身份。他们写成的文论篇章迥异于以抽象思辨和宏伟体系见长的西方文论，往往采用优美的语言表达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哪怕只言片语、零碎片段，也具有很强的诗性，这体现出传统文论独特的民族特征。透过这种极具审美性的评析，后世读者至少能感受到两点：一是文论家对名篇佳作由衷的欣赏与赞美，彰显出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文化建构的执著。二是文论家以美文表达批评理论观点，富有个性和魅力，读来生动形象、活泼俏皮。很多文论家同时为诗人，具有极强的审美感受力、深刻的领悟力和巧妙的表达力，写成的文论篇章可成为当前涵养核心价值观的资源，如同文学篇章一样精彩绝伦。

杜牧在好友李贺去世后，在《李贺集序》中高度称赞李贺的诗作特点和成就：

贺，唐皇诸孙，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杜牧接连运用九个比喻来描绘李贺诗歌多姿多彩的风貌，不仅想象奇特，且色彩瑰丽。这段文字写得诗意盎然，是唐朝不可多得的美文批评。此外，曹植的书信体批评、陆机的赋体批评、刘勰的骈体批评以及司空图、元好问的诗体批评等，皆是千古美文，不仅形式华丽，也有思想情感，诗思兼备，演绎了创作和批评的“二重乐章”。尤其是《文心雕龙》和《二十四诗品》，更是中国文论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篇幅之限，不再举例。总之，在中国传统文论中，读者能看出理论批评家对文学的厚爱，在创造文化方面的独具匠心。如果没有前后形成的一贯传统，没有主体对艺术的讲究，就不会有古代美文体批评的大量涌现。

中国传统文论作为一门有百年历史的古老学科，历代学者在这片园地耕耘，成果众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古代文论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陆续有学者提出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当下，要让传统文论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来，通过活古化今、挖掘激活等多种方式发挥传统文论的功用，为当前转型期的文化强国建设、文艺学学科体系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我们发现，一些学人固守传统文论学科的边界，采用较熟悉的思路和方法从事研究，很难去跨学科进行探索。本文将“文学”与“马列·社科”两大学科进行对话，基于当前时代语境并在古代文论视域下，通过研读历代文论作品、激活其中的有效资源，为当前涵养、培育公民层面核心价值观尽绵薄之力，以切实推动新时期“中国精神”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