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半岛大航道与“东方丝路”中的2：1格局

于敬民 于英超

存在几千年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延伸到日本列岛的大航道，曾对东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对东亚各国的社会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条大航道催生了历史上中、日、韩三国长期的密切沟通和交往。三国由于位置上的一衣带水而形成了天然的三角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至今仍是东亚最重要的战略关系。在这种三角地缘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山东半岛起了主导性的作用，是大航道形成的肇始者。

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天地孰得……吾以此知胜负矣”。春秋时期，齐国为什么政治经济发展得比其他诸侯国快，齐国又为什么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齐国位处山东半岛的特殊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山东半岛在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直到日本列岛的交往中，始终占据着地利优势。

在现代，中、日、韩三角地缘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战略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对山东来说，由于与韩国和日本之间距离近，一衣带水，发展三地商贸关系，是最重要的战略选择。

三地的地缘关系和商贸关系源于三大半岛航道的开辟，它是延伸到日本列岛和东北亚更深处航道的基础和主干，故把东北亚的大航道称为“三半岛大航道”，“东方丝路”就是伴随此航道的开辟而出现的。

一、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

从山东出海口对外形成的航道中，向南方向的航道与中国海上丝路航道重合，成为中国海上丝路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山东出海口向北和向东发展的航道，首先是三半岛航道的形成，然后以三半岛航道为基础，分为两个支路：一条支路是向日本列岛延伸；另一条支路是沿朝鲜半岛东岸向东北亚延伸。这个延伸的空间很大，它伴随着人类征服海洋能力的不断提高而越走越远。人们在东北亚开辟的这条海上航道，一般被称为“东方丝路”。东方丝路的出现，使人们曾产生过很多的憧憬和联想，如后世认为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可能就是亚洲人通过白令海峡而进入美洲的。所以，东方丝路是以三大半岛大航道为基础而形成的。

三大半岛之间，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皆隔黄海而相望，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黄海与渤海而相望，三者之间距离大体相当。其中，山东半岛距朝鲜半岛的仁川为94 海里，山东半岛距辽东半岛106 公里，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陆路相连，两半岛海上最近为200 多公里。

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最早得益于庙岛群岛的天然纽带。没有庙岛群岛就没有早期的三大半岛大航道的出现。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本来距离就不是太远。庙岛群岛位于庙岛海峡和渤海海峡之间，它就像一条项链，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北相连。庙岛群岛同时也是黄海和渤海的交汇处。庙岛群岛南北距离短、岛屿多。庙岛群岛最南的南长山岛距离山东半岛的蓬莱市近在咫尺，其最北的北隍城岛距离辽东半岛的最南端老铁山亦是目光所及之地。

三半岛大航道的延伸，指的是这条大航道在朝鲜半岛的南端，隔海向日本列岛的推进和发展，以及沿朝鲜半岛向东北方向的扩展。这条大航道的发展和延伸，得益于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近距离。从朝鲜半岛向南，穿越朝鲜海峡与对马海峡直线距离不足200 公里。在这不足200公里的距离中，又分别被对马岛、严原岛、壹岐岛等近距离相分隔。这样，从山东半岛，经过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再从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经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到日本列岛，与从朝鲜半岛向东北方向延伸发展的航道，在秦汉时期形成了以三半岛大航道为基础的东方丝路。

这条东方丝路大航道的形成，决定于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人们征服海洋的观念；二是东方丝路的客观自然条件；三是人类征服海洋的能力。

人类征服海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所遵循的观念是“循海岸水行”①陈寿：《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7月版，第854 页。。这一方面说明了远古的人类已经有了征服海洋的观念，另一方面说明人类征服海洋观念的局限性，即以能够看到海岸陆地的视角范围内，从事海上航行或捕捞作业。这种观念固然与生产力低下而带来的生产工具落后、征服自然的能力较差有着根本的关系，但更与人们的固有观念密切相关。人类起源于陆地，生活、生产、生存也与陆地紧密相连。长时期的陆上生活，使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陆地就是人们的根基，陆地是人们的精神依靠，陆地是人类魂魄的寄托地，陆地更是人们安全、安定和安居乐业的根本所在，离开陆地，人们的安全便会失去保障。即使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也完全是以陆地为心理依托。这是古代先民“循海岸水行”观念产生的客观心理现象。其次，大海和大洋深不可测，海浪、海啸和海上的风雨突变带来的危险猝不及防，对海洋的不可抗拒使人们产生了对海洋的恐惧感，这就更加剧了人们对陆地的依赖感。因此，最初的大航道始自三大半岛与人们的观念密切相关。

三半岛大航道形成与东亚独特的地形地貌密切相关。三半岛大航道及其延伸，其中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陆路相连。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尽管陆地由于隔着渤海海峡而不相连，但是因庙岛群岛的存在而有了联系的纽带；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尽管由于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而不相连，但由于有了对马、严原、壹岐诸岛而形成了天然的纽带。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相距不足110 公里，庙岛群岛南距蓬莱陆地只有7 公里，群岛全长也只有54 公里。在这不长的群岛中，自南至北却有32 个海岛排列，从而将渤海海峡分割出14 条水道，形成的可以避风的港湾有数十个。①山东省《长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岛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7 页。由于多海口、多港湾，庙岛群岛本身对海洋的风浪也起到了消减作用，使此地少有大风大浪，为人类征服大海、为三半岛大航道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自然条件。

造船技术的出现，为人们征服大海提供了可能。1982年在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松郭家村发掘出岳石文化时期的一条独木舟，距今约4000 多年。舟体用原木挖凿修整而成。此舟全长3.9 米，头宽0.6 米，尾宽0.7 米，船体最大高度0.3米，两道低矮的舱隔将舟体分为三个舱间，虽然原始，却犹似今日普遍采用的水密隔舱技术。②王永波：《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 期，第29～31 页。这个独木舟的发现，一方面说明山东半岛的人们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向大海进军的征程，另一方面也客观地说明人们征服海洋的范围是有限的，也只能是在沿海地带作业。此外，在长岛大浩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的船尾，以及在海底发现的原始石锚③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 期，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299 页。，都证明山东半岛航海业的早期发展。山东半岛舟船的发现，说明人类早期征服海洋能力的提高。

有了征服海洋的观念，有了征服海洋的客观自然条件，有了征服海洋的工具舟船，三大半岛航道的开辟把远古人类征服海洋的梦想变为现实。

“循海岸水行”和“望陆而行”，使海岸和陆地成为人类此时海航的固定的航标灯，只不过这个航标灯是不断变幻的陆地、山脉、丘陵、半岛和沿海小岛。按照这个观念航海，这个航路的空间可以无限延伸，直到条件不允许再征服为止。因此，不仅三半岛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这条航路的延伸至日本列岛、至东北亚的再远处，也都成为可能。

三半岛大航道的出现，为东方丝路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个东方丝路的地理范畴应包含朝鲜半岛及其周围列岛、日本列岛、东北亚大陆沿海、千岛群岛，当然也可能涵盖了北美洲，以至于南美洲。有了舟船，有了“沿陆航行”的观念，人类征服远方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三半岛航道的开辟，依赖于沿途的出海口和停靠码头，而山东半岛的地理优势就在于港湾多、天然海口多。主要海湾如莱州湾、龙口湾、芝罘湾、威海湾、荣成湾、桑沟湾、石岛湾、五垒岛湾、丁字湾、崂山湾、胶州湾、灵山湾等，总计大小海湾有100 多处。而这些海湾，又密布众多的出海口和人造码头。先秦的人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于是，伴随着大航道的开辟，东方丝路的贸易往来便开始出现了。

三半岛航道开辟于先秦，形成于秦汉时期。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从辽东半岛至日本的线路：按照“循海岸水行”的观念出发，经历当时的韩国，然后到“狗邪韩国”（今天的韩国釜山一带），然后到达朝鲜海峡的“对马国”（今日本的对马岛），再向南行到达对马海峡的“瀚海”，“至一大国”（今日本的壹岐岛），然后到达“末卢国”（今日本的九州岛北岸）。①陈寿：《三国志·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4 页。陈寿记载了一条连贯一体的从辽东半岛至日本的大通道。此时，三半岛航道与中、日、韩之间的交往从航道条件说是畅通无阻了，这与秦汉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密不可分。

三半岛中、日、韩贸易大航道则开创于唐代。这时的海上来往，早已脱离了“循海岸水行”，而是由山东半岛海口直接航行到韩国的海州或仁川，其标志是形成了大航道商贸网络。这与大唐社会的富强密不可分。据记载，祖籍山东半岛东端荣成石岛的张保皋，曾组建庞大船队，积极从事中、日、韩三国海上经贸事业。他曾建立了韩国半岛的清海镇为大本营，把他在莞岛象皇峰、济州岛河源洞、中国山东赤山所建的法华院三处为海运贸易联络点，以今中国山东荣成的石岛镇和蓬莱市、莱州市，安徽泗县与江苏淮安和扬州，浙江宁波市、福建泉州市，以及日本国的九州作为基点，从而形成了连接三国的较为稳定的国际海运商业贸易大网络。

海上商贸网络的建立，促进了唐代中、日、韩三国海上商贸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特别是对新罗人来说，到中国经商、从业、求学、聘问、居留、修持者迅速增多。在经商的网络地带及交通要道附近，出现了很多新罗人村落。荣成赤山浦一带就有十多个，乳山浦有着较大的新罗人村落。在新罗人集中之地，一般都建有新罗馆、新罗坊、新罗所、新罗寺院，成为专门接待到唐朝来的新罗人的场所。

三半岛航道的开辟也为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大汶口文化首先经山东半岛影响到辽东半岛，也必然影响到日本列岛。山东龙山文化是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绳纹文化晚期的黑陶，就是受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并且由九州向北推广，一直到达北海道。①蔡凤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考古》1987年第11 期。据传，日本的拔牙习俗也是由大汶口文化的拔牙习俗传到日本的。②蔡凤书：《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考古》1987年第11 期。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出现的水稻，也是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九州岛。中国北方出现的石棚也分别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先后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③蔡凤书：《支石墓之谜与古代中、韩、日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 期。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铎350 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中国的航海先驱就已开辟出了由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渡海到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④蔡凤书：《支石墓之谜与古代中、韩、日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 期。《尔雅》记载，“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⑤《十三经注疏·释地第九》，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第2614 页。。《管子·轻重丁》所载“发、朝鲜之文皮”，则提供了佐证。由荣成走出去的中国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认为，斥山为海边小山，不出虎豹，“斥山之文皮”实指朝鲜之“文皮”，由发地和朝鲜从海路运到“斥山”海口登陆，再向西运到内地。⑥张政烺：《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9 页。可知，先秦时在今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石岛港口，就曾大量出售来自朝鲜半岛的虎皮之类的物品。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三半岛与日本之间已经形成非常繁忙的贸易大通道。

大航道的开辟也为移民提供了通道。中国的民众很早就有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秦代的徐福率“男女三千人”东渡，秦末“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无论徐福等从哪里出发，但“循海岸水行”决定他们还是要按照三半岛航道东去。后世中国在出现动乱的情况下，移民一般都是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目的地。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改变为向东南亚方向移民。

二、“东方丝路”伴随三半岛大航道产生而出现

三半岛航道开启于先秦，东方丝路也应运而生于先秦。三半岛大航道为“东方丝路”的出现提供了坚实基础。“东方丝路”这个概念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东方贸易大通道。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为东北亚的贸易打开了通道。但是，“东方丝路”概念的充要条件是必须要有丝绸贸易，而这恰恰又是居住在山东半岛的莱夷人的强项。山东半岛史称为莱夷或莱子国，其中居住于海边的莱夷人又被称为嵎夷。莱夷人善于制丝和染丝。

《尚书·禹贡》载“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嵎夷“厥贡盐，海物惟错”。①《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 页。莱夷族的主要物产有三类，其中就有丝织品——檿丝。《十三经注疏》释为“山丝”，檿丝即为“山丝”，即山桑蚕之丝。据光绪《文登县志》载，山桑即在胶东普遍生长的柞树。这种植物未长成大树之前被本地土话称为“榑萝”，其叶子用来喂养山蚕。山蚕吐出的丝被称为山茧。清王钺《暑窗臆说》认为，山茧就是《尚书·禹贡》中所说的“檿丝”。山茧织成的丝绸，胶东本地又称为山绸、茧绸、粗绸。茧绸直到今天仍然是胶东大地土生土长的丝绸，这已成为胶东大地的标志性丝织品和主打产业之一。由于胶东大地遍布柞树，所以自远古时期起，胶东大地就生产被称为茧绸的丝绸。因此，远古时期，在东方丝路形成的初期，丝绸贸易就是东方贸易大通道的主打产品。“东方丝路”的称呼是名副其实的。莱夷的丝绸既然可以作为贡品上贡，当然对于善于经商的莱夷人来说，也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流。随着三半岛航道的开辟，丝织品作为对外进行交换的商品则是天经地义之事。故在先秦时期，山东的丝绸随着三半岛航道的延伸，必然遍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北亚沿海大陆地带，这为东方丝路的出现奏响了序曲。

莱国不仅盛产丝绸，而且也特别精于染织丝绸，这种染绸技术在春秋时期是名声在外的。就内陆来说，莱国人所染丝绸远销到内陆的中原周国一带，成为当地的紧俏商品。《管子·轻重丁》记载：“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②赵守正：《管子注译·轻重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 页。这里说的，就是莱国人擅长染织丝织品。“练茈”，是指染有紫色的丝绢；“纯”为长度单位，一段丝绢布称为一“纯”；“锱”，古代重量单位，一锱为四分之一两；“ 绶”，为紫青色的丝绦或丝带。这段话的意思是：莱国人善于染丝织品。莱国人染的紫色的丝绢，在莱国一纯只需一锱重的金钱；染织出来的紫青色的丝绦和丝带，在莱国也只卖到一纯只有一锱重的金钱。但是，在周国都卖到10 斤重的金钱，价格翻了好几百倍。莱国染的丝织品在他国能卖出天价，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莱国的丝染织品，流通的面很广，向西流通到周国，其他诸侯国就更不用说了；二是莱国的丝染织品质量好、品位高，博得了各诸侯国贵族的喜爱。这种情况，反映了莱国的丝染织品业的高度发达。莱国的丝染织品既然能远销到中原的周国，那么它更可能沿着三半岛航道远销到三半岛大航道沿途所到之地。

东方丝路依据于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东方丝路的出现就是商贸大航道的象征。它首先为东北亚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条件。莱夷主要物产除了檿丝和丝染织品外，还盛产畜牧产品以及“篚”（竹编之圆筐）。嵎夷的主要物产有食盐、细葛布和众多海产品。其中，由于东方丝路所涉及的地域都是沿海一带，故鱼盐之类海产品一般不会作为商品到海外进行贸易，但是莱夷嵎夷所产出的特色筐、特色麻布，必定和丝绸及丝染织品一起作为商品进行海外交易。历代依据这条大航道进行着绵延不断的商贸往来。

尽管直到汉代，史籍才有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交往的记载，但是货物的流通和贸易的往来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驱动的。所以，史书记载往往落后于人类实践的脚步是不言而喻的。

东方丝路出现于三半岛航道开辟的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山东特别是山东半岛地区有了发达的丝织业和发达的造船工业，为东方丝路的形成准备了物质条件，“东方丝路”最终形成。但是，东方丝路形成网络航道，则发生在唐代。

中、日、韩商贸大航道的开辟使中、日、韩三地的商贸活动更加繁荣。商人们的足迹踏遍中、日、韩三个地区。唐代新罗商人金清的经商行踪提供了典型例证。《唐无染院碑》记载：“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来青社，货游鄞水，心向金田，舍青凫择郢匠之工，凿白石竖竺乾之塔。”碑阴载：“造功德塔施主新罗国押衙金清。”①《昆嵛山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 页。鸡林，新罗国的别称；金清，新罗国王室家族成员；押衙，新罗王室卫队军官；家别，建有别室、别家；扶桑，日本的指称；青社，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货游，货物贸易；鄞水，浙江鄞水县。后面讲的是他崇尚佛教，自己花钱雇佣能工巧匠，为昆嵛山的无染寺建造了一尊汉白玉塔。

碑文的意思是：金清的老家本在新罗，曾做过新罗的押衙官。因为经商的原因，他在日本也另外安有自己的家。他的商贸活动，把日本（日本九州有张保皋国际贸易网络基点）、新罗、中国的山东文登和浙江鄞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朝鲜的商品可以经金清之手到达日本和中国，日本的商品可以经金清之手流通到朝鲜和中国，中国的商品也可以经金清之手到达日本和朝鲜。而在大唐时期，新罗人金清绝不会是个例。这既促进了中、日、韩三地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同时也必然增进三地人民之间友好交往。

昆嵛山《唐无染院碑》所记载的金清在中、日、韩三国的经商足迹，雄辩地说明唐代中、日、韩的大航道——东方丝路已形成网络航道。这个东方丝路航向为山东半岛海口—庙岛群岛—辽东旅顺老铁山—鸭绿江口—朝鲜西海岸—朝鲜东南海岸—对马岛—冲之岛—大岛—北九州②庄维民：《山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109 页。，日本到中国也是这条航路的逆向航行。

中、日、韩三地大航道的开通使中、日、韩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唐代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访问、学习。很多日本和朝鲜僧人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如日本僧人圆仁巡游中国及朝鲜，在中国建有寺庙等；朝鲜的士子也到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并做官，如朝鲜才子汉学鼻祖崔志远就曾在中国学习和做官16年；当时从朝鲜半岛来山东的新罗人曾在今乳山、荣成等地建有多处村庄，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日、韩三地人民有着频繁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半岛商贸大航道自开辟以至近现代，经过不断完善开拓，对历代中、日、韩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今天作用则更为突出。

三、东方丝路和“2：1”格局下的发展

国家交往因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是可以有选择性的，但是无论是陆地相连或隔水相望的邻国，是不可以选择的，只能根据这种客观存在来决定交往策略。

东方丝路所涉及的国家有中、俄、朝、韩、日五国，所涉及地域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如果有考古成果支撑，也可能包括白令海峡以东的美洲。在此区域，最重要的地缘关系是中、日、韩三国关系，而中、日、韩关系涉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价值观。所以，三国应有大智大勇来捍卫多边贸易、开放体制，坚持互不约束、积极开放的自由贸易合作机制，支持以WTO 为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

不可忽略的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中、日、韩的关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集中表现为中、日、韩三国关系中奇特的2:1 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中、日、韩三国在国家社会制度、价值观、历史观、安全观、文化等以下诸方面的差别：

1.就社会制度格局来说，三国框架内日、韩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制度上的2：1。

2.就价值观格局来说，日、韩两国比较相近，与中国有较大差异。这是价值观上的2：1。

3.就人权观格局来说，日、韩两国也比较相近，而与中国有所不同。这是人权观上的2：1。

4.在国家安全格局来说，日、韩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安全一体，而中国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依靠人民自力更生的国家安全观。这是安全观上的2：1。

5.就历史观格局来说，中、韩都坚持日本必须正视历史，正确认识日本历史上对中、韩造成的伤害，日本则否认侵略历史、拒不反省。这是历史认知上的2：1。

6.从历史文化源流上说，日、韩文化都是儒家文化的派生文化体，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母体。这是文化源流上的2：1。

以上六个方面形成的格局表现，说明中、日、韩在各方面的关系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谁都不能脱离另两方而独立存在于东北亚。六大格局的存在至少在可见的短时期内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这是我们处理东北亚问题基本的客观依据。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东北亚的这种2：1 格局是在世界上美国独霸的大格局下的小格局存在。因此，在看待和处理中、日、韩关系时，既要充分考虑以上六个2：1 格局关系，更要充分考虑世界大格局的发展变化，争取自身的主动权。

中、日、韩关系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三国经贸关系紧密、体量大。中、日、韩都是一衣带水的相邻国家，都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都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有960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人口14亿，GDP 总量为13 万亿美元的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国土面积为37 万平方公里，人口1.2 亿，GDP 总量为近5 万亿美元体量，世界排名第三位；韩国国土面积为9.9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5000 万，GDP 总量为1.62 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1 位。三国GDP 总和近20 万亿美元，占世界GDP 总和的五分之一还多。三国人口总和15.7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3%，是世界所有地域中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区域。中国与韩国之间进出口总额为2686 亿美元，韩国与日本之间进出口总额为852 亿美元，中国和日本进出口总额为3175 亿美元。而三国在2018年对世界出口量合计3.8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量的20.1%；三国进口量合计3.4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7.2%。三国的经济在世界的占比显现其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因此，中、日、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地缘关系之一。

“东方丝路”下的国家合作，其实最本质、最重要的就是对中、日、韩之间关系的处理。过去20年，中、日、韩已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贸易地位均接近美国，如中、美、韩连续10年成为日本贸易伙伴的前三位。中、日、韩为核心的亚洲贸易相互依存、快速发展，对世界进出口已追平欧洲。就现代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格局考察，基于地缘关系，日本和韩国对山东尤其是对威海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中、日、韩三国关系处理得好，就有利于促进山东经济的大发展，处理不好就会自损自伤，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山东特别是威海，在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上又最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韩协调发展则山东兴——尤其是威海兴。中、日、韩关系受挫，则会直接影响到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

中、日、韩关系有四个方面的应对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首先，加快中、日、韩地域自贸区谈判，使自贸区建设早日实现。这是国家层面考虑的事。对山东来说，可以和日、韩国内的一级行政区划之间建立地区自贸关系。对威海市来说，可以和日、韩相应一级建立地区自贸关系，各县、市也可以和日、韩的相应一级行政区建立自贸关系，用以加快自身的发展。这些，都需要争取国家层面在政策上的支持。

其次，处理三国关系应坚持“过犹不及”的哲学理念，力求恰到好处。由于三国在制度、历史、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中、日、韩三国提升合作层次，或者建立相互自贸关系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纷争和矛盾。但是，为了发展的大局，三方都不应采取过激行为。比如日韩之间的竹岛或独岛之争，中韩航空识别区的重叠矛盾等。此类争议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解决和调和的，处理的共识应该是坚持原则，以不激化矛盾为宜。

比如2012年日本内阁收购钓鱼岛行为就是激化矛盾的做法，中国除了表示抗议和不承认之外，加大了对钓鱼岛的巡航，但没有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这就是恰到好处的做法。

又如2015年萨德事件：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确实是对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韩国同意部署萨德的主观想法主要是针对朝鲜的核试验。更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是美国的盟国，无法拒绝美国的行动。中国提出抗议和警告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中国人民采取的对韩抵制行动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抵制得恰到好处的做法应该是使韩国知道疼，并且是很疼即可。威海当时的做法，是抵制韩国的行为，让韩国的企业无法在威海继续经营下去，以至于韩国不少企业倒闭关门走人。韩国企业固然受到冲击，但给威海的经济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直接导致到部分人员失业，出租车司机客运量下滑，宾馆服务行业收入锐减。

目前日韩争端的叠加升级，是双方激化矛盾的结果。日韩有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但由于历史上的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历史认知矛盾发展到双方贸易层面，这势必影响到自贸区谈判的进程。韩国“重翻旧账”有正义诉求的一面，但日本对韩国的三种高端电子原料采用断供的极端做法，并狂妄地呵斥韩国大使，这自然引起了韩国的举国抗议和抵制；并且，日本还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把韩国从友好贸易“白色清单”中剔除，韩国也同样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暂停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贸易争端扩大到国家安全层面。双方的做法都违反了“过犹不及”的东方哲学范畴，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再三，坚持孙子“伐交”思想，在利益交织中求发展。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这个安定环境的创设，就需要正确的外交政策做保证。孙子“伐交”思想的本质，就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由于中、日、韩三国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相互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是一种大智慧的体现。在社会制度方面，西方对我国虎视眈眈，一有风吹草动，就对中国进行攻击，梦寐以求地想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做却又无可奈何。

最后，中、日、韩三国关系在世界政治大棋盘上，它不是孤立于世界政治格局之外的小天地，而是时刻受制于世界政治风云的制约。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由于同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的根本矛盾，就矛盾本身来说是无法调和的，一有风吹草动，“群狼效应”立马显现。西方对中国的“群狼效应”会时刻影响着日本和韩国。日韩既不能脱离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群狼”体系，但另一方面日韩由于和中国的地缘关系，又不能和“群狼”每时每刻齐歌共舞。价值观的一致不能代表各自利益的一致。由此，我们既不要对日韩有时和西方站在一起做出对中国不利的事而过于大惊小怪，也不要对于日韩有时因为自身的利益和中国站在一起而欣喜若狂。因为日韩与西方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共同的价值观，日韩与中国又有着悠久的共同文化渊源，是永远分不开的近邻。毕竟从切身利益来说，通常情况下，许多国家把自己的经济利益远远放在政治利益之上。何时日韩把经济利益放在政治利益之上而表现出对中国友好，何时把政治利益放在经济利益之上而表现出对中国的冷漠，这不单纯决定于日韩本身。

在价值观方面，西方世界是铁板一块，你不能企求他们发善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整体性的攻击。比如，加强对世界所有国家的贸易往来，用贸易手段打破西方的铁板一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100 多个国家的第一贸易大国。又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都加深了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友好交往和感情。南海问题上，我们也争取到相当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正确的外交策略能够争取从西方集团中打开缺口。如2015年中国庆祝抗战胜利70 周年，韩国国家元首就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参加了中国的庆祝活动。

在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对中国大打贸易战的时刻，中国勇敢地高举起了全球化、多边主义大旗，这对于打破西方因价值观、社会制度等因素建成的铁幕是一个最为重大的举措。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实行毫无底线的打压，这是由美国要阻挡中国发展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日韩绝不会和美国共舞。因为尽管日韩也想阻挡中国的发展，但他们更想得益于中国更大发展带来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机遇。

就相同社会制度和共同价值观来说，日韩可以和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共舞，也是长期的朋友；就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说，利益大于友情。老话说得好，没有永远不变的敌友，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