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文化展示中的可读性原则及其管理特征

王智洋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在语言学研究中，“‘文明’(civility)一词与‘城市’(city)一词拥有同样的拉丁文词根”[1](P461)；而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上看，城市与文化则持久的纠缠在一起——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现象，而城市则是聚集人际关系并孕育文化的场所。在当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愈发表现在人文环境、社会氛围和历史内涵等层面，而文化展示作为一种表现媒介，对其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狭义的艺术展览到广义的节庆事件，从静态的文化奇观到动态的主题公园，越来越多的当代城市将自身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对外形象与文化绑定在一起。无论是对处于产业转型期的传统城市(电影业之于洛杉矶、动漫业之于东京、时尚业之于巴黎)，还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城市(拉美文化之于迈阿密、会展旅游之于迪拜、乡村音乐之于纳什维尔)，文化展示均是其城市政策治理、经济规划和社会互动的重要分支。通过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呈现、推广和包装，展示将城市文化价值与创意、历史、民族、传统、自然等主题相结合，并使城市自身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传播载体。

一、城市文化展示的可读性原则

(一)城市文化展示简史

17世纪以前，“展示”的概念还只存在于少数的统治阶层中；对文化的展示作为殖民主义的纪念碑和“奇珍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更多的担负着城邦领袖和社会精英炫耀战利品及品位的功用，从各地劫掠来的文物和私人定制的艺术品并未按特定秩序排列，而是单纯的表现为自然奇迹的多样性和个人喜好。18世纪，在工人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为了巩固权力并炫耀财富、知识和品位，城市中的贵族开始有限的开放其藏品。但此时，“新的阶级虽然已在政治层面出现，但在共同体初成之际，却并未创造出一种对自身的体认(identity)……这个时代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2](P152)；因此，这种展示的本质依然是家族收藏空间或私人社交活动，而并未完全向大众开放以获求理解的普及。19世纪，新建博物馆的浪潮推动了公共展示观念的发展；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的首届伦敦国际博览会，则标志着将文化与政治目的、经济消费相结合的当代城市展示观念雏形的出现。

20世纪起，剧院、画廊和博物馆等传统文化机构突破以往围墙的限制，并进入到城市的消费主义空间中。70年代末，在产业转型和逆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管理者开始意识到单一的办公区及零售业已不足以让人们于夜晚和周末逗留在市区中。由此餐饮、传媒和百货业开始致力于创造美观、欢乐和安全的都市文化休闲区，并期望通过展示文化的多样性、新奇性并延伸其历史和内涵所指，来促进都市消费的不断发展。80年代初，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的兴起，证明了城市作为独立的主体可以在国际性的金融、信息和政治领域中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空间枢纽；其在文化层面，也相应的推动了在这些全球城市中产生一种独立于一般城市的“特权城市文化”。

(二)当代城市文化展示中的可读性原则

福柯认为“物件、场所和艺术品似乎越来越多地通过他们与人类关系这一视境来呈现”[3](P2)；以此为基础，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城市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中，其过程必须是“可理解、可以接近的”[4](P2)，而非意义含糊、定位矛盾的。由此“可读的城市”这一概念认为，城市文化需要展示，且这种展示的基本原则必须是“清晰的”(legible)且“可读的”(readable)。

可读性是当代城市文化展示的核心，其提倡对文化的感知和领悟并非少数群体的特权，而是应让所有人都得到体验，在这一去区别化的竞争下，城市文化开始从封闭性的、单一用途的剧院、博物馆和遗址公园中走出，进入到更广阔的街区、购物中心和互联网空间等多途径、互动性的展示渠道中。自此，城市空间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分割成具有多重活力的文化区域，并被改造成可读性的展示空间。

二、当代城市文化展示可读性的表现与建构

(一)可参观性的文化生产

渴望体验他人生活的现代观念，催生了可参观性的产生。19世纪下叶，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保护、发掘并向大众传播历史，并继而掀起新建博物馆的浪潮；而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文化遗产热，则开始反思早期公共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运作中保守的说教形式和精英性本质，转而以一种大众活动方式去表现膨胀的历史和争取更多的观众。在此文化展示景观的平民化潮流下，为了适应新流行的平民史，城市中的精英文化场所也不得不开始关注大众的历史和下层人民的生活。

参观性的力量将城市文化场所化，将当地故事、文化遗产、社群理想等锚定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都市中的文化生产和传播被修饰为各种“可参观的空间”，以连贯性场景、整体化环境和排除干扰的沉浸式体验等形式，来构建城市空间的潮流与增强城市整体的文化活力；其以连贯可读的信息去刺激人们对城市时空中真实生活场景的兴趣，并以一种放大观察但又不必担心受到谴责的视角，来窥伺或比较其他社会或个体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活动。

(二)互动性体验

活态历史与文化间互动性的体验成为当今城市文化展示的核心，其借助新技术辅助、戏剧化现场、双向性媒介传播，以克服游客的距离感，并借此营造出幻想和对他时他地的直接体验。互动性体验策略允诺观众得以获取有关城市历史和社群文化的直接体验，而非如传统般让观众围绕到橱窗前进行单向性说教。

此外，互动性的城市文化展示广泛的从官方仪式形式外的民间“反倾向性”文化中获取元素，将各种形式的艺术形式和展览娱乐整合在一起，并借助复制和大众传媒予以推广。在此时，文化展示本身更加倾向于发问而非定义或阐释，其放弃规划固定参观路线而给予观众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思考空间。由此文化被视作可根据参观者自身背景、阅历而从中选择、组合并生成意义的元素片段，其是一种割裂的和局部化的信息，而非传统意义上先设定预期结果而对特定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的“元叙事”或“大叙事”。

(三)虚拟礼俗社会

当代城市中建筑、技术、科学和文化间的相互依赖性日渐增强，而虚拟网络的发展则构建了更为开放的交流空间，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和地理范畴外自由的、没有固定位置的场所，网络是一种天真的“后现代时代的乌托邦愿景”。同时，建立于比特基础上的虚拟世界也使建立于原子基础上的现实世界依照互动性、易接近性等原则重新构建，在城市中生成奇观式的沉浸式幻想与视觉浓缩性场景。

作为城市地理空间的延伸，虚拟空间使用城市的隐喻、话语、神话去影响和建构信息交流和交换市场。因此，“与‘真实的’城市不同，虚拟城市被概念化为更多地具有礼俗社会的特征，而非法理社会的特征”[5](P162)。相较于报纸、电视、电影等预先建构一个完整世界模型的传统媒介，互联网提供了民主多样的解读可能性；通过虚拟游览、电子游戏、移动媒体等方式，其允许城市中的个体创造一个可以高度掌控的“自我空间”，并通过模仿各种外形、图像来逼近真实世界。可以认为，当下处于城市空间自然状态下生态领域的“第一自然”、技术领域下人工建造的“第二自然”和数字状态下虚拟世界的“第三自然”在不断联系，且让各种文化得以交融。

三、可读性下当代城市文化展示的意义

在政治诉求、商业利益和公民意识的交互作用下，城市文化展示成为一种夹杂着政治、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场域。这使得城市文化的展示意义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充斥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与分割，也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使单纯的“编码”与“解码”意义无法被直接决定或理解。

(一)异托邦内的表演政治学

当代城市中的各领域层次都被普遍存在的象征性元素和符号化展示所支配，将文化艺术主题化、自然化则使其走出特定空间，扩大成一种三维的、普遍的浸入式城市体验。此中，国家和城市管理者通过精心制造一种特定的“表演政治学”来生产挽救性民族志、展开文化保护和完成公共教育——城市文化展示不仅是迪士尼模式下巨大、伪装的旅游贩卖机器，也是通过服饰、宗教、传统、音乐等关键元素向城市内外部公众明确社会意义、塑造群体身份及表达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发展、文化消费、大众媒介等的协同作用，整合了原本彼此分离的旅游、娱乐、广告、公共关系等领域。作为一种特殊的异托邦，可读性主导下的表演政治学让城市中的个体主动的参与到一种角色扮演和制造幻境的游戏中；虽然其表面上充斥了消费因素和阶级冲突，但却不会产生明显的社会竞争，并规避了可能产生的矛盾风险。

可见，城市文化展示不只涉及对文化自身的储存、保护和消费，其也是在政治层面关于知识、身份和文化地位的展台，并体现了一种由各主权与利益群体所共构的社会和等级秩序。

(二)后福特式地点的文化经济

文化、地点与经济间彼此共生，“文化属性与经济秩序越浓缩于地理环境之中，它们就越有地点垄断力量”[6](P6)；地方文化有助于塑造城市内部经济活动，而经济活动也有助于成为特定地点文化生产与创新能力的动力要素。

区别于关注生产效率、产品成本、标准化与规模经济优势的传统“福特式地点”，作为“后福特式地点”的当代城市更加重视差异化、碎片化与符号化；而各种工艺、时尚、艺术也在经济领域蔓延，以满足消费者品味和需求的变革。因而，文化成为政策干预地方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更多的城市将目光投向以文化为基础的消费、娱乐和旅游活动。

对于商业资本而言，城市文化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源，其希望去开发一个具有可读感的关于艺术、历史或时尚的利基市场，以吸引城市内外更多的消费者在此集中性的消费。单用途的艺术机构正被多元性的展示复合体快速取代，后者将富历史感的城市空间改造为多用途的购物娱乐区，通过海报、装饰、街头即兴表演等文化形式制造狂欢气氛并推动获利。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为了应对制造业的崩溃和土地的荒废，城市亟需以文化为筹码去向外吸引资本投入。城市文化展示和许多用途都围绕购物、消费与商业投资来运作以增加本地的市场竞争力，并在同时来培育消费者和模范市民。

(三)景观社会中的社会公共空间

在关注个体身份诉求的当代，人们开始将自我意识视为可以积极形成或自主构造的资源，而非某种稳定的、固定的继承性角色。文化作为一种可供自我定义的跨群体符号资源，其使个体摆脱了传统阶层的定义与控制，并使不同文化群体成为城市景观构建的一部分。

城市文化展示为自我提供了公共舞台，并为自我身份的发声和获取公众认可提供了渠道；借助不断变化和可供修改的表演，展示将所有参观者带入至可读的景观社会中，为公共话语和私人空间的交错提供了场所——它不但在地理空间上穿越了展览行走的路线，也在时间轴线上构成参观者象征性的旅行叙述或家族性内部记忆。

作为城市空间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可使具有不同背景的个体能够从人性的角度重新进行彼此发现；而城市文化展示则将私人性的个体意识转变为公共叙事，直至其转变为一种戏剧化情景和普遍认可共识。因此，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展示作为一种“人间戏台”(Theatrum Mundi)“将美学问题与社会生活这一背景结合起来”[7](P150)，它赋予人们公民文化身份并允许自我意识登上公共舞台，以戏剧的方式去演绎个体、重现历史，并最终提供了一个与破坏传统环境与导致社会消失的“涡轮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想象空间。

四、艺术管理视阈对可读性城市文化展示的质疑和讨论

纵然可读性已成为当代城市文化展示的重要原则和主流趋势，但其在艺术管理领域依旧引发了诸多质疑。一部分反对者坚持，可读性原则将文化简化为一种城市公共管理的工具，并会忽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本质诉求，因此其必然导致文化表达形式的浮躁和变异。而另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则认为，当代城市的本质就是不可读的，其特点是迷失：不同于18、19世纪那种空间规划明确、阶级等级森严的传统城市，碎片化的当代城市中无数不同文化元素相互呼应、对抗、妥协和融合，而非呈现为某一中心化的可读性原则。

具体而言，相关的讨论主要呈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文化展示中的虚假视野

批评者认为，城市文化展示的热潮中充斥着荒谬的崇拜和狂欢的假象，而其本质上则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本共同创造出的可供人为阐释的虚假舞台。

首先，可读性技巧将文化变成构成展示的物件和参观的场所，它将生动、活态、多样的城市文化简化为向游客表演特定历史和生活的仪式，而文化展示的保存和教育功能仅仅用于诱惑消费者。这种伪造的城市文化通过神话传说、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市场诱导等方式将文化加工为商品，而缺乏对文化自身应有的客观性、公平性和普遍性认知与对待。简言之，城市文化展示难以完全的将“真正的当地文化”与“人造的旅游文化”完全清晰的区隔开来，而参观者面对的常常也是“被表达的当地文化”。展示业作为文化掮客，试图在所提供的共通性和差别性、异质化与标准化间寻求平衡——但在实质上游客想要的是真正的亲身参与文化交流，而非置于度外的、以高度浓缩和集中表现为特征的“文化密封舱”和“注释景点”。

其次，以政府诉求和商业需求为导向的政治、经济视野，与以呈现社会认同与历史资源的文化主张形成了紧张关系。民族归属、集体身份、自然资源等与城市文化间的纠纷，造成以可读为导向的文化展示对亚文化的驱逐、压迫和控制。特别是在异质性较强的多民族、多阶层混合聚居城市中，文化展示很容易滑向一种危险：即不同文化群体的要求不断增强，但对自我定义的渴望又无法得到一致表达和公平对待；其引来对政治、经济制度的重新划分要求，并使得城市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完整性和集体性受到冲击。

最后，城市文化展示、特别是对文化遗产的展示往往陷入一种美化过去、逃避现在的怀旧主义之中。对传统仪式的复制和对历史的追溯，容易使人陷于虚幻的历史符号与模拟中，并模糊了分辨历史史实与实际情况的能力。是以，其的盛行终将导致一种幻想的破灭感，成为迎合保守力量或民族主义的避难所，从而使城市丧失了处理当下问题的动力。

(二)对差异性的不平等排斥和“堡垒文化”

在城市规划者为达成政治业绩和吸引经济投资而对城市文化展示做出规划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城市边缘群体的强制迁出和集中规划。换言之，城市文化展示固然从宏观上提升了城市的面貌与活力，但却难以在微观上完全关注所有居民的情感诉求。

无可置疑，可读性城市文化展示推动了居民身份、个体认同和文化消费的发展，并创造了一个多向、流动、后现代的世界和文化消费场界；但在此过程中，也人为的使城市陷入一种文化不平等关系下的紧张局面。“空间是包罗万象的，反映的是空间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时间或场所的空间化进行简单的定义和限定”[8](P28)；对都市空间的硬性规划和对边缘文化的排挤，使一种“堡垒文化”逐渐形成。“原有的多样性被单一的叙事泯灭，变成了一种单义性”[9](P30)；文化的保护、恢复和投入为私人、社会团所利用，成为特定家族、历史、社会荣誉、阶级权利等作出的“有选择性”的行为。

一方面，城市中的部分个体被有目的性地塑造为一种可读的“他处”以供探索猎奇，他们被要求远离科技发展和现代性交换，并以一种夸张性的方式去表演特定身份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该群体被剥夺了文化休闲与艺术消费的机会与权利 ，其的存在更多的只是为了满足游客群体在普通自我和幻想自我间动态“逃离”转变中对城市绿洲的体验欲望。

另一方面，所有被展示的文化艺术都带有社会含义，其作为社会标记被制造并维持社会关系。对某个文化项目的选择并不是由个人品味决定的，而是一种社会差别系统的表现。城市本身即存在中心和边缘，并非每一个地区或项目都可从文化展示中获取公平的资源和关注度；而看似包容的城市文化展示，其在本质上只赞赏鼓励“无秩序文化”本身的产物，而对其制造者和制造过程则予以限制——但实质上，只有“有秩序的”社会活动和“值得尊敬的”文化消费者才能够得到允许。城市展示被视作一种监督空间，权力为有钱人隔离出重要的消费区域，并确保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公共演出、视觉规划和建筑风格成为了都市空间管理与秩序维护的工具，其造成了城市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并隔离和割裂了都市生活和文化形象。

无论是关注城市内部层级化权力不平等与资源分配而导致冲突的城市管理主义(韦伯学派)，还是研究城市结构中由集体消费物品与服务供应而导致紧张状态的城市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均强调了市场力量、生产方式因素下文化发展对城市形态的作用。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城市的分区应是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权力关系反映的共同作用结构，但当代城市的文化展示不仅没有促进多样化，反而加剧了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不平等状态，并突出地表现为视觉表达与文化飞地的差异性发展。城市展示中对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的私人占有，导致了空间对立的产生：曾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背景的人们自由交往的场所，但现在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则被间接排斥于外。而中产阶级对边缘群体文化的怀疑，则促使城市管理者去规范、搬迁甚至清理那些被“不当使用”的空间——监控社会发展、确保穷人远离富人、将边缘文化群体隔离于主流之外。

综上，“现代城市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修建围墙’的过程……现代城市空间使得城市生活变得琐碎，实际上是将人们与对外部世界的体验隔离开来了”[10](P137)。城市文化展示在实质上令城市演变为规避差异的空间，不同的社会阶层被固定在相异的空间轨迹上，而对城市中差异的态度则被限制于特定文化飞地和社群警觉中。

(三)迪士尼化与传送带城市

消费主义的兴起，将文化变成了可引用和拼接的文本片段；相应地，可读性目标驱使下的城市文化展示，则淡化了文化内在的复杂内涵和多样的意义组合，而是以“场所-神话”来代表性阐释所谓的文化多样性。

但实质上，当个体前往目的地去探索不同城市的文化面貌、民族标签和地方特征时，更加倾向于体验由多彩习俗所代表的、具有当地的本来状态的“活态”文化，而非由仪式、图片和纪念碑所构成的具有兜售性质的“死”文化——在当代，城市文化更具戏剧性并穿越一般感官，而非某种抽象性的概念准则。

因此，大多数城市文化展示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常见的结果是，人工建造出来的城市景观摹仿别处，既缺乏内涵，也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11](P128)。在宏观政治诉求和特定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决策者大多习惯于套用在其他城市获得成功的标准化案例和模式化开发规划，而很少结合城市自身的历史、地理、人文、区位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差异性定制。由此，一种由诸多特定元素所组合而来，具有复制性、相似性特征的“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城市文化，和雷同的、可相互替代的“普世一律的城市主义”(urbanism of universal equivalence)成为当代城市文化展示的主流。“这种城市‘复兴’的许多方面都受到资本、公司策略的驱动，其行动的设想和效果都超越了地方的公司。这是一种带有‘欺骗性构成’的新城市主义”[12](P163)，规行矩步的创意街区、千篇一律的旅游景点、如法炮制的宣传手段，使本该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复兴项目被视作流水线传送带上的工业化产物，并最终带来一种标准化的“看似特殊的普遍性”。

(四)全球化视阈下城市文化的特殊主义

在理想状态下，全球化使地方性的文化特殊主义成为可能，其建兴世界由“文化拼图”构成，并充满了种族与文化差异。而可读的文化展示业则力图形成一种文化地理的世界观，精准明确的使各种文化身份在不同地方得到展示。因此，全球化视阈下的城市文化是无序且去中心化的，其由来自不同群体的游客流、移民流、理念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构成，而绝非是一种单一等级秩序。

但在实质上，展示不可避免地将城市文化呈现为表演，文化展示掩饰了西方模式下全球单一文化以现代性为名对传统文化和本土风俗的破坏性改造。展示性文化被设计为用来为外部参观者提供进入内部的视角，但其却在很多时候且使处于前殖民地边缘的人口被迫成为西方文明补集性的“他者”文化。此时，城市文化展示并非对自身真实状况的展示，而更多的是一种在宏观、预设规划下对现代性空缺填补需求的屈服。这种现代圈地潮流要求参观者于场外去注视“被架构”的其他“非现代”时空，并将一种“脆弱的”或“落后的”标签贴在被参观者的文化之上，而将“现代”、“标准”和“主流”等留给自己。

“全球化的进程将会不断延续，开放的双向市场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将持续为地方和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生产者带来压力”[13](P204)；其的局限性在于过分依赖全球化视野下宏观的节庆活动，却未能真正尊重与促进地方性文化的保护建设——即可读性的城市展示虽然催生了大量的公共文化奇观，但也生成了由等级制度支配下后殖民主义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