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博物馆功能研究
——以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为例

□王泽鲲

博物馆事业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学术研究水平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晴雨表”。近年来，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繁盛，博物馆学在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等方面都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并呈现出学科渗透、知识创新的特点——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引入。其中，文化人类学对于博物馆定义、形式、功能、意义和伦理等问题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与促进意义。

一、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历史沿革与基本陈列

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以下简称 NMAI） 隶属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它旨在增进人类对于美洲本土文化（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的认识、思考和理解，为土著文化的延续、传承与发展提供协助，保留土著文化中传统价值观的部分，展现土著文化与当代社会的互动与反馈。

1989年，NMAI 正式筹建——相关法案决定将纽约“国立美洲印第安人暨海伊基金会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Heye Foundation）的藏品和资产移交史密森学会，并授权创建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1]。NMAI 由三处机构组成：其一，纽约市的乔治·古斯塔夫·海伊研究中心（George Gustav Heye Center）[2]，它是一处永久性的收藏与教育机构，自开放至今每年约接待30万～50 万人次游客，在纽约下曼哈顿地区的文化生活中独占鳌头[3]。其二，位于马里兰州（Maryland）休特兰（Suitland）的“文化资源中心”（the Cultural Resources Center），它开放于 1999年，旨在服务于土著选民，为收藏和展览提供学术支撑。其三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的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三者各司其职，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以华盛顿‘总馆’的展览为核心提供多项服务，实现博物馆预期的各项功能”[4]。

华盛顿特区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于2004年9月21 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馆内三项基本陈列涵盖了西半球24 个不同的原住民社群，即：“我们的宇宙：传统知识塑造了我们的世界”（Our Universes:Traditional Knowledge Shapes Our World）、“我们 的民众：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发声”（Our Peoples:Giving Voice to Our Histories）和“我们的生命：当下的生活与身份”（Our Lives: Contemporary Lives and Identities）。“我们的宇宙”意在展现土著居民朴素而广博的宇宙观念，通过丰富的展品揭示出土著居民与宇宙之创造和秩序有关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以及人类与自然在精神层面上的互动与关联；它重点关注八种不同的原住民文化[5]，它们在庆典、语言、艺术、原始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皆体现出祖先的创造与智慧。“我们的民众”聚焦于八个不同的土著居民社群，以土著居民同欧洲人的接触交往为中心，重点诠释了土著居民在殖民势力下谋求生存发展的战略与行动。该陈列呈现了各社群异彩纷呈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变迁，探讨了欧洲人如何改变了土著居民的世界，并将飓风的破坏作为主要隐喻，通过“场景复原式陈列”的手法表达了对“生存”（survival）（或称“幸存”）的思索与关怀。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陈列对近五百年间的欺凌和屠杀避而不谈，将一幕幕悲剧粉饰成了一段段以弱胜强和文明延续的故事[6]。“我们的生命”讨论的是当下的个人和社群的身份问题，它以图像和文本作为主要载体，从国家、民族、语言、地域和法律政策等要素出发，审视每位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的形成与界定。当参观者进入展厅时，他们将面对一堵长墙，其上有数十张年龄各异、身份不同的土著居民的照片——该陈列旨在重新构建身份这一概念，并大胆地提醒所有参观者：我们的社会身份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鲜活的体验。

二、NMAI对博物馆展览功能的启示

文化人类学是现今人类学学科中研究方法最为多样、研究领域最为广泛、学术影响较为深远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关注人类文化的诞生、发展、传播、流变及衰亡，其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物质创造、社会制度、行为方式、认知状况及团体生活”[7]，研究内容包括人类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习俗、语言、关系、思想、观念、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文化人类学亦立足于人类文化的相似性、普同性、差异性和延续性，构筑符合历史规律与社会现状的文化理论，以期对人类文化发展进行正确的解释和有益的引导。

文化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展览功能联系十分紧密。以NMAI 的三项基本陈列为例，其核心理念、展览选题、故事情节、展品布置、文本写作与观众体验，皆体现出文化人类学的两个基本观点——文化整体观（holistic view or holistic approach）和文化相对观（cultural relativism）。支持文化整体观的学者多将某种文化（或亚文化）视为一有机整体，认为其各组成要素间彼此存在着一种紧密而稳固的结构关系、人类经验的众多方面存在某种关联与依存的成分。故在对某种文化（或亚文化）进行研究与阐释时，必须将其置于整体框架和宏观层面中，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与被研究对象相关的人类行为、代际传承和地域传播，不能将构成该文化整体的部分特质或特征进行简单相加[8]，以此规避一叶障目、管中窥豹的弊病。赞同文化相对观的学者则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点、个性与规律，它们在价值与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应采取无偏见的态度甚至是被研究群体的价值观与情感倾向进行观察、判断与思考，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西方文明中心论与极端民族主义都应被警惕和被摒弃。当然，拒绝评价文化（或文明）的优劣之分并不意味着否认其强弱有别，追求文化的“先进性”与“现代性”仍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NMAI 的基本陈列植根于原住民的观念、思想与历史，通过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先期调查途径确立其特定主题。其中，每项陈列都包含一个名为“spine”（意为柱，脊）的中心装置，对展览的主题进行介绍与分析，而每个“spine”周围又环绕着八个圆形的展览装置，分别对八种不同的美洲原住民族群和文化进行展示和阐述，并定期更换主题、以尽可能多地涵盖整个西半球的土著文明。这三项陈列的主旨、主题与布局皆表明，美洲原住民拥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类经验，其多样性和独特性亦应被尊重和被呈现。因此，NMAI基本陈列的理念或原则大致可概括如下：第一，社区：我们的部落是具有主权的个体；第二，地点：这里是印第安人的土地；第三，活力：我们的文化绵延至今且生机盎然；第四，观点：我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第五，声音：这里讲述的是原汁原味的故事。可以说，NMAI 基本陈列在主题的确定与深化、藏品的选择与布置、展览空间元素的调动等方面，既体现出了展览的阐释性和虚构性[9]，又体现出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观，这对于新形势下我国博物馆如何提升学术研究水准、展现不同民族历史文化风貌、促进民族团结教育工作，都具有可供借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结构主义理论与博物馆教育功能

关于NMAI 的陈列展览，有学者提出质疑：参观者是否需要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才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展览之中？策展人或学者对展览的界定和解读是一回事，展览如何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公众有效传达信息则是另一回事。亦有学者认为，NMAI 的陈列展览有讨好策展人和后现代理论研究者的嫌疑，忽视了普通观众、包括青少年儿童的教育背景和参观诉求。它虽然致力于消除大众对印第安人历史和文化的刻板印象，但它未以清晰连贯的方式讨论殖民化进程，提供的信息是模糊而抽象的，同时也回避、甚至是抹除了殖民者的种族灭绝政策，最终导致其教育行为收效欠佳——更进一步讲，这是否意味着，在“欧美人曾享有的作为遥远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已经被削弱”[10]的时代背景下，NMAI 却构建了“一个新的精英主义话语体系”？但NMAI 的创办人之一理查德·韦斯特（W.Richard West, 1943-）认为，战争、疾病和流亡等悲剧只是土著居民漫长历史中的一瞬，使NMAI成为印第安人大屠杀博物馆并非其初衷。

博物馆不仅仅是保管某个国家、地区或民族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仓库或者藏宝室，它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代理人，亦是一种强有力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手段，博物馆的发展前景也与其是否将教育职能作为首任、是否以全力联动与社会的关系息息相关。各级各类博物馆都应在做好文物收藏、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形象建设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自身公众教育功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将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作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11]。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代表人物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则从儿童个体的认知结构出发，其关于认识、认知、教育等过程的理论成果，对博物馆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职能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 1883-1980）认为，阐释是一种涉及各种人文学科的艺术，它需要与观众的性格或体验产生关联，其最主要的目标是激发思考而非教育而已；阐释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的人”，针对儿童观众的阐释并非是针对成人观众阐释的简化版，其途径应当是完全不同的[12]，这一“阐释”原则对于博物馆改善其教育功能也颇具借鉴意义。

针对NMAI 行使其教育职能的困惑，结合皮亚杰和蒂尔登等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进行优化：首先，博物馆工作者应认识到，知识是在主体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学习者唯凭其自身的经验、经历、信仰和学习过程才能够真正领会和掌握知识，博物馆教育应由“以博物馆（或博物馆工作者）为本位”“以展品为本位”“以学术研究为本位”，逐步向“以学习为本位”和“以学习者（即参观者）为本位”转变。

其次，在编写文字信息（包括展览标题、展览前言或简介、各单元或章节简介、展品说明、辅助展品说明等）和出版物（新闻通讯、导览手册、展览目录、学术论文集、视听材料和电子媒介等）时，博物馆需“改变以往居高临下的展示态度”，克服内容枯燥、形式单调和专业性过强等障碍，通过展览“叙述者与观众的共享经验”，将二者的时空观念相连接，以帮助参观者顺利理解展览阐释的信息，顺利完成意义建构。

最后，在面对儿童这一特殊的参观群体时，博物馆应转变教育思路，认识到儿童绝非“成年人的期望和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和学习的主导者。馆方需考虑并尊重不同年龄段儿童与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和心理状况，通过开展临时讲解员、触摸式参观体验、校外考察旅行、博物馆社团或俱乐部、博物馆与学校联动培训授课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培养其知觉、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学习兴趣和个性成熟等方面，更加切实有效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1]198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时任科罗拉多州第3 选区国会众议员本·奈瑟·坎贝尔（Ben Nighthorse Campbell，1933-）和夏威夷州参议员丹尼尔·井上（Daniel Inouye， 1924-2012）共同提交的关于筹建NMAI 的法案（即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ct， Public Law 101-185），该法案经乔治·H.W.布什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

[2]海伊（George Gustav Heye， 1874-1957） 是一位富有、博学而别出心裁的收藏家，其生前藏品包括逾80 万件文物和10 万多张照片，它们记录并展现了从北极至南美洲火地岛的原住民的生活图景。

[3]参见 Douglas E.Evelyn.The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of Living Cultures[J].The Public Historian， Vol.28， No.2(Spring 2006)，pp.51-56.

[4]徐新建《博物馆的人类学——华盛顿”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考察报告》，《文化遗产研究》（第二辑），2012年。

[5]即：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科塔人（Lakota），新墨西哥州的圣克拉拉的普韦布洛人（Pueblo of Santa Clara），加利福尼亚州的胡帕人（Hupa），阿拉斯加州的尤皮克人（Yup'ik），加拿大的阿尼什纳比人（Anishinaabe），秘鲁的盖丘亚人（Quechua），智利的马普切人（Mapuche），危地马拉的切克提马亚人（Q'eq'chi'Maya），等等。参见：https://americanindian.si.edu/explore/exhibitions/item/?id=530.

[6]参见：Amanda J.Cobb.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Sharing the Gift[J].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29， No.3/4， Special Issue: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Summer-Autumn，2005)，pp.361-383.

[7][8]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9]所谓展览的虚构性指的是，策展者选择和摆放展品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虚构的行为，该行为的本质是虚构者试图表现出一个物件所可能阐述的故事，陈列展览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被架构出来的世界。

[10]（美）萨莉·普里斯文《艺术，人类学与博物馆：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方向》，胡啸译，李修建校译，《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

[11]单霁翔《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2]参见爱德华·P·亚历山大等著《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陈双双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