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国主流媒体责任建设的启示

郝雯杰 张少元

摘要：葛兰西认为，获得文化领导权要用“非暴力”的形式，形成民众对主导者所宣传的意识形态的“同意”和“认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受众阅读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今日中国，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西强东弱”既定格局下斗争的主战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当前主流媒体责任建设具有三点启示：（一）做好舆论引导，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二）体现人文关怀，培养有机知识分子;（三）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权。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0-0035-03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内涵

安东尼奥·葛兰西①是一位创造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对西方社会状况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中明确指出没有控制“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特别强调，从表面来看，西方无产阶级用强大的火力攻破了资产阶级防御体系，而事实上“只是破坏了它的外表，在攻击者进攻时，会发现即面对着一条仍然有效的防御线”[1]109。这条坚固的防御线便是意识形态，无产阶级若想得到解放就必须先从意识形态方面击垮敌人，获得文化层面领导权，继而夺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无产阶级革命才将取得最终胜利。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战场是市民社会。葛兰西开创性地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阐发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强制甲胄的领导权”[2]222。他将国家的上层建筑并列分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通常是由各种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组织和团体构成。从基本内涵来看，市民社会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更代表着与政治领域相辅相成的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它是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舆论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间接行使领导权的活动场所。因此，葛兰西认为，国家不能只依赖军队和暴力维持对社会的统治，更要通过文化渗透取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地位。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先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和领导，通过文化渗透取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地位。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力军是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依据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联系于社会各个阶层，“这种与新阶级同质的知识分子能意识到并且能执行他们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执行的职能”[3]。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转变是国家变革的先决条件，对于知识分子就必须通过“自觉认同”的方式而不是強加于他们思想来塑造认同感。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通过有机知识分子传播所属阶级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念，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所属阶级处于文化和政治的领导地位。有机知识分子不仅是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者和组织者，更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战略是“阵地战”。葛兰西提出与运动战相对的概念即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就应当采取阵地战的策略。他认为，用何种策略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有直接的关系。俄国通过运动战取得革命成功，那是因为俄国市民社会处于未开化时期。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演绎成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最坚固的堡垒。因此，葛兰西提出通过“阵地战”摧毁已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得到包括工会、教会、学校等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力量的赞同。即通过阵地战渗透、掌控意识形态阵地，夺取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继而取得国家的统治地位。

二、当前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挑战及自身特点

葛兰西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是那个在实际上取得政权之前就己经在精神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的阶级”[4]107。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路径，既为国家文化建设提供了指引方向，又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首要条件。在当前社会思潮更迭、价值体系混杂的背景下，人们陷入巨大的价值困惑和精神纠葛。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文化建设工作难度加大，媒体格局和舆论格局也面临重大的调整和改革，主流媒体传播环境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第一，传统媒体时代，传播主体普遍政治立场坚定，坚守新闻事业党性的原则，遵守新闻纪律。但在互联网时代，社交类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其匿名性、缺乏把关、病毒式传播特征利于差异化价值观、极端化情绪的表达和传播。人们通过手中的移动麦克风发声，在网络上生产、发布和扩张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言论，企图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这必然对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同时，现在很多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通过网络获取。如果不能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传统媒体将会被边缘化。

第二，面对“纸质媒体到网络媒体”，受众阅读习惯和信息需求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侧重于精英化传播，专业化的内容很难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如今，“两微多端”的传播话语既有文字、视音频等多种形式共存，又有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交织。相较纸质媒体的长篇大论，此种方式在覆盖力和人群契合度上有巨大优势。虽然H5、VLOG等新型媒介形式对于硬新闻的软性落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过度渗入娱乐元素也会消解社会议题的严肃性，造成新闻质量降低，无益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

第三，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仍是“西强东弱”，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依仗其强大的意识形态斗争机器对中国进行丑化和歪曲。由于我国同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的差异，西方媒体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长期对中国存在偏见，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等各种论调，不断试探和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近些年，我国空前重视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同时也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颇有成就，但由于国际舆论场中自身话语影响力有限，目前尚不能与西方媒体分庭抗礼。

综上所述，在当前新媒体建构下的舆论环境中，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UGC传播主体缺乏对新闻事业党性的认识和自觉贯彻，再加上出于自身利益决定的差异化传播目的，使主流媒体传播地位受到影响。如今，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主流媒体责任建设和强化意识形态阵地意识更是刻不容缓。因此，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文化研究及政治实践领域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也充分彰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明确的战略定位，他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5]21只有借鉴葛兰西领导权理论赋予主流媒体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理论为引领，在互联网前沿阵地维护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地位，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主流媒体责任建设的启示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权的论述中充分彰显出“掌握意识形态、夺取话语权”的逻辑实质。作为“喉舌”的主流媒体更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当前主流媒体责任建设具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做好舆论引导，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葛兰西强调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张将意识形态的引导与自觉认同相结合。主流媒体必须通过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造同意”的根本路径，才能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市民社会”的有机统一。这首先要求我们意识形态的建设者和传播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通过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6]92。作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主流媒体必须坚定地进行自我革命，即使发布社会关切的最新消息，对新闻内容进行持续跟进和动态修正，并借助多种渠道，创新报道形式，有效传播主流核心价值观。同时，文化认同是内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用积极有效的实践、恰到好处地引领、感人至深的宣传制造人民“同意”，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真诚认同和自觉支持。在2020年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推出的一系列为武汉加油的短视频、海报，并利用“两微多端”进行信息传播引发为中国呐喊“加油”的共意性运动。无论是对于身处封城之中的武汉人民还是时刻关注着疫情的亿万中华儿女，这样的社会动员都有着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

（二）体现人文关怀，培养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是相对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还要善于“培养、教育和增强其有机知识分子，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要积极吸纳传统知识分子，壮大自己的队伍，稳固自身的发展”[7]。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今天，网民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力军，主流媒体要发挥自身有机性，通过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建立群众价值层面的认同，从广泛多元的网民中培养政治素养高、社会责任感突出的先进典型、领军力量、意见领袖。相比官方语言的宣传论调和宏大叙事，“通过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更能引发受众的共鸣”[8]。在汶川地震10年之际，多家主流媒体提前规划和安排了纪念报道，通过讲述一个个经历汶川地震的家庭的故事，以抚平受难者内心深处的创伤，同时也让受众在温暖有力的叙述中看到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此类传播机制强化并构筑了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社会的集体身份认同。总之，主流媒体要用正确的传播方式说服受众，唤起共鸣、形成认同、增强凝聚力，使网民大众转化为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有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中流砥柱。

（三）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权

葛兰西将“阵地战”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战略。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战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战略。在国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拓展的时代背景下，主流媒体不仅要同国内自媒体舆论场打好舆论战，更要在国际上重塑国家形象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了展现良好的国际形象，主流媒体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张毓强教授指出：“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有两种负面倾向，其一是完全建立在本民族的话语体系之上;其二是一味地迎合西方受众，完全套用西方话语逻辑与表述体系”[9]。在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核心矛盾是话语体系问题。主流媒体要考虑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做到听懂故事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减少西方社会对于我们的曲解，引起国际受众的强烈共鸣。同时，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做到故事言行合一，更要勇于触及矛盾、敢于直面问题，传递“在这个时代下每个人的思考”，更要反映出为破解这些矛盾困难所历经的探索与创新。“讲好中国故事”虽然不能立即破除“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但我们可以用中国范式实现国家形象的“自塑”，达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权的目的。

结语

葛兰西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开辟了资产阶级国家革命的新道路。时至今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媒体责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价值。在社会思潮和社会利益诉求多元的当下，主流媒体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注重培养和发挥“有机知识分子”作用，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和传播效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在互联网文化主阵地上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注 释：

①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之一。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组建意大利共产党（PCI），1922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1924年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意共总书记。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宣布取缔意共，逮捕葛兰西并判20年徒刑。自1929年起，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他写下32本《狱中札记》，成为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因脳溢血在法西斯狱中与世长辞。

参考文献：

[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0.

[3]孙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凝[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1）.

[4]詹姆斯·约尔.葛兰西[M].石智青，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

[7]谢琦.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启示[J].学习与探索，2020（5）.

[8]许向东，邓鹏卓.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J].新闻战线，2018（17）.

[9]张毓强，黄珊.中国：何以“故事”以及如何“故事”—关于新时代的中国与中国故事的对话[J].对外传播，2019（3）.

[10]黎日明.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发意义[J].济宁学院学报，2017（6）.

[11]邢伟.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谈新媒体境遇启示[J].西部皮革，2017（20）.

作者简介：郝雯杰（1997—），女，汉族，陕西铜川人，单位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张少元（1973—），女，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突发事件舆情管理。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