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欧卫军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8）

这里所说的青年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是指从1912年到1920年这一时期内的美学思想。学术界通常认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故而不太重视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的美学思想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早年所接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克服和清除的思想。[1]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的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我认为，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探讨他从一个思想芜杂的青年逐步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细节，进而探索他后来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都是很有现实和学术意义的。

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研究述评

关于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虽然不是学术热点问题，却不缺乏优秀的学者和研究成果。

朱兰芝认为青年毛泽东的美学思想的哲学渊源有三道线索：一是国学，主要是湖湘民间文化与湖湘学统；二是西学，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三是马克思主义。[3]关于湖湘学统的线索，朱兰芝追溯了从周敦颐——程颢、程颐——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到毛泽东的源流，指出了湖湘文化对毛泽东形成博大宽阔的“圣贤”胸怀、坚忍不拔的意志、经世济民的抱负和富于理想与激情的诗人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学的线索是从达尔文——赫胥黎以及康德——黑格尔——泡尔生到毛泽东，指出毛泽东从这些西方思想家那里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政治民主思想和个性解放思想。[4]

王岳在《毛泽东的美学品格》一书中详细探讨了从康德到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美学品格的形成的重大意义。[5]李泽厚则从“动”“斗”的宇宙——认识观、“贵我”的“道德律”和“通今”的经验理性三方面概括概括了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指出其对包括美学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的巨大意义。[6]这些学者的研究深刻地探讨了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源流和脉络，指出了这些源流和脉络对毛泽东美学思想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从美学的当代发展来看，尤其是从审美的现代性问题来看，这样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事实上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新评价，把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置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对它的不合理性提出批判和质疑，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性。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理论家，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青年毛泽东通过求学和参加革命实践，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是一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过程对人而言就是不断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程，也是他的美学思想的诞生地。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才是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根源。

自由和解放——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哲学之根

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也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他们的美学思想是在追求自由和全人类的解放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我们先来看马克思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程。

马克思：追求自由到走向共产主义

“自由”这个词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跟共产主义是对立的，一些西方人就自诩为“自由世界”的人，他们把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蔑称为“集权社会”，与他们的自由世界是不相同的。西方人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有自由，而自由文化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天生的，它也根植于西方的自由文化，但马克思能够从一个自由主义战士发展为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经历了批判和具体历史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告诉我们“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和历史实际的关联及二者各自深层的内涵。

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理论传承

马克思成长于西方的自由文化的熏陶之中。少年时代的他就已经萌发了一颗自由之心，这体现在他的中学毕业考试时所写的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在文中他指出：能够对自己的生活道路进行“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而这也就意味着可能的不幸，意味着必须认真的考虑这种选择和自己的责任。[7]不难看出，这个观点正是出自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观点——“自由”。少年时代的马克思认为，自由就意味着选择，而自由的选择绝非任意放纵，相反，它要求人在环境中自律，每个人要对环境和自己的言行高度负责。（本文以下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引用了杨适在《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一书中的观点，特此注明。）

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还写到“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从“我们不是作为一个奴隶般的工具”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所采用的并深信其正确的思想，正是伟大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核心观念：“人是目的，决不仅仅是手段”。这是那个时代西方人及其文化中“自由”的最高本质的含义。马克思是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未来和选择的。这是一种自由的选择，高尚的选择。上大学后，马克思广泛接触了伊壁鸠鲁、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他从中获得了西方自由文化源流的传承，为他日后投身于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投身于实际的政治自由的斗争

马克思大学毕业之时，德国思想家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取达到法国人那样的政治解放。马克思便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方式开始了他的实际政治斗争。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开展批判，争取出版自由。这是当时争取政治自由的重要一环。

当时普鲁士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比1819年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的法令多了一层自由主义的色彩。这个检查令在当时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片欢呼，他们相信这会导致批评自由，为精神的自由和进步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以开始就识破了这个法令的伪自由的实质，撰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指出在书报检查令颁布后的德国实际上仍然完全没有什么出版自由。不过在这是他的批判所能够作为依据的武器，还只是抽象的自由观和真理观。后来，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随后成为该报的主编，从此他直接投入实际的政治斗争。

开始接触到“自由”与利益的关系

在《莱茵报》上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的动因。“林木盗窃法”的问题是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公社土地所有制最后残余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土地所有者以法律的形式，无情否定了人民群众历来享有的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习惯权利，即在原先公共土地上放牧、捡树枝和狩猎等等的权利，现在都被当作盗窃和犯法加以严惩。马克思这时还不能从经济发展的规律上来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只能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评论。马克思要维护穷人的利益。虽然在这是他还只能诉诸习惯权利的法的观念，却已经是从人对他们的自然赋予的天然权利着眼。人类原来是拥有他们所居住于其中的自然界的，所以人类的最终权利，包括穷人在内而一切人原来具有占有自然界事物的权利和利益，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的自由。后来他批判私有制和主张共产主义的观念，在这里已经萌芽了。对“林木盗窃法”等等的研究，马克思已经对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的看法有了重大的改变，从而为他后来转向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初的重大动力。

从马克思的思想转变的历程可以看出，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美妙的言辞，而是政治经济权利的真正享有和行使。对比之下，毛泽东也走了和马克思类似的道路。

毛泽东：万类霜天竞自由

青年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哲学之根，和马克思一样，也体现在他的求学以及投身于实际的革命的过程之中。

求学时，中西合璧的自由观

正如很多研究成果所指出的，青年毛泽东在求学时，古今中外的思想都广泛涉猎，这一时期，他对自由的理解更多的体现为个性的解放和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他使用过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中就这样的批语：“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而在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惟我。

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个人的“无上之价值”是什么呢？就在“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即自由。毛泽东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显然是来自西方的自由文化传统。而“贵我”的人生观及伦理学有正好在新时代体现了“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的传统观念。

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而斗争

和马克思一样，毛泽东没有躲在书斋里研究自由，而是关注社会问题，用自由之笔，对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批判。比如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女子自立问题》《非自杀》等评论中，青年毛泽东就运用了所学的“自由意志”“自我实现”等知识进行社会批判的尝试。赵女士是湖南长沙人，因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愿给富商填房，在结婚之日用剃刀自杀于花轿之内，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毛泽东分析这一悲剧时指出：赵女士没有自由意志，之所以没有自由意志，是因为被父母剥夺了；之所以有这样的父母，是因为这个“万恶社会”。赵女士之死是“不自由，毋宁死”。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还在求学时期，就尝试运用他所学的来自西方的自由思想来分析社会问题，并投身于追求自由的斗争。

投身于人民大众的自由和解放的政治斗争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有点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西行漫记》，埃德加 斯诺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29。）但随着识见和年龄的增长，投身于政治斗争的青年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政治活动的核心思想——为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体现在《致湘生信》（1915年）、《致黎锦熙信》（1917.8.23）《＜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不许实业专制》《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等书信文章中。

在《致湘生信》中，20岁的毛泽东就独具只眼地指出了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这种论断在当时普遍鄙视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环境中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在《致黎锦熙信》（1917.8.23）中，毛泽东直接指出了人民大众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力量。“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也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青年毛泽东群众思想的萌芽。

在《不许实业专制》（1919.7.14）中，毛泽东由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的演说了解了工业托拉斯的罪恶，支持戈泊斯不许实业专制的主张，进一步提出“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说‘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青年毛泽东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的主张与马克思地主张一致，即人类的自由解放必须经由实际的政治经济的斗争而获得。从此毛泽东就走上了政治经济斗争的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先有伟大的理想抱负，然后在为实现理想抱负的追求历程中广泛接受了各种伟大思想的素养，尤其是以康德、黑格尔为核心的德国古典美学的自由思想，都对他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他们在自由文化思想方面都有很深厚的理论造诣，但他们都没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是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地实际斗争中发现了理论的不足，在总结实践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和方法，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最后，他们都认为自由不是空洞的理论口号，自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的全面享有和行使，是要在实际的斗争实践中获得的，这使得他们的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他们不关注美是什么、美学的本质等问题的探究，而更关注的是审美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什么作用的问题，他们开创了美学研究的全新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