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法制化：可能及限度

于 浩

(华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241)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中，人民调解能更有效地发掘社会资源和民间知识，并通过这些社会资源与法律规范所形成的合力，取得界定各方利益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共同结果，收获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种侧重稳定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关系的人民调解活动，曾被誉为纠纷解决的“东方经验”。(1)参见林义全：《新中国人民调解研究综述》，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然而，这种极具东亚关系社会特色的人民调解机制，目前正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它具有很高的历史评价和政治话语地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民调解始终是化解矛盾纠纷的主渠道、主力军”(2)傅政华：《高站位谋划 大格局统筹 奋力开创新时代调解工作新局面——在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中国司法》2019年第6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解决矛盾纠纷的标杆；另一方面，司法调解(或称法院调解)又日益挤压其生存环境，使得人民调解的衰落成为某种客观现象。(3)参见刘加良：《论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效化》，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尽管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强调大机构和公私合作的“大调解”机制，但调解的核心也并非人民调解，而是法院调解。当前，立案登记制的实行又将各类社会纠纷吸引到法院，“有纠纷找法院”已日益成为社会公众的基本认知。(4)参见李喜莲：《法院调解优先的冷思考》，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同时，讲求灵活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平息矛盾、解决纠纷的人民调解，面临着法制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