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转喻的理据:从现象到人类认知

2020-12-14 03:46韩炫王斌

韩炫 王斌

摘要:转喻机制具有普遍性,也存在于翻译过程中。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基本的分类,并从范畴化和认知语法角度分别对存在于词汇和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分析。翻译转喻涉及音、形、意三个方面,研究发现:1) 其主要实现途径包括整体代部分、部分代整体以及部分代部分;2) 翻译转喻依托范畴化结构,尤其是当两种文化存在通用图式的情况下,翻译转喻就是对原语范畴之外其他级别范畴或同一级别其他范畴成员的凸显及在译语中的映射;3)增译、减译、转换等技巧是翻译转喻思维的具体方法论,其使用会导致译语概念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研究成果对认知语言学、翻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翻译转喻; 认知语法; 概念结构; 范畴化; 凸显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20)03-0220-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3.004

Abstract:Metonymy is such a universal phenomenon that it also exists in translation process.This thesis,based on a review and a primary classification,will analyze phenomenon of metonymy of translation that happen on the lexical and sentential level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tegorization and Cognitive Grammar.Metonymy of translation concerns three aspects,sound,shape and meaning.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the main ways of realizing metonymy of translation include whole for part,part for whole and part for part;2) metonymy of translation has some basis in categorization structure,and especially when there exists generic schema between two cultures,a category on a different level or an another category member on the same level would be profiled and projected onto the target language;3) translation skills ar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thinking mode of translating by means of metonymy,which may result in adjustment to different degrees in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The research result may enlighten the stud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ology.

Keywords:metonymy of translation; Cognitive Grammar; conceptual structure; categorization; profiling

转喻机制具有普遍性。研究显示,转喻同样存在于翻译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诸多探讨。王寅指出,转喻是当下解释翻译过程的主流理论之一[1]。Tymoczko的研究局限于文学文本[2],而卢卫中等的研究则刚好相反,以非文学文本的研究为主[3]。谭业升着重于翻译转喻的语境基础及规约限制下图式的例示化[4]。总的来说,目前缺少不局限于文本的普遍性研究,也尚未有学者探讨过翻译转喻背后的范畴化基础。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对翻译转喻现象进行基本的分类,并从范畴化和认知语法角度分别对存在于词汇和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分析。本文将打开翻译转喻研究的新视角,尝试借助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对原语译语的概念结构、翻译转喻路径进行描绘。翻译转喻是存在于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双语信息处理转化机制。李克等指出,转喻能力对翻译能力有一定影响。研究成果将对认知语言学、翻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5]。

一、文献回顾

metonymy通常被译作转喻或借代。转喻的概念层面研究始于Lakoff & Johnson[6]。转喻的本质是指称性的,其机制是“用X代表Y”,如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部分代部分、地点代事件、地点代机构等等。Langacker指出,狭义上的转喻就是凸显内容的转变。转喻思维具有普遍性,也存在于翻译过程中[7]69。

“翻譯转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最早由Tymoczko提出。Tymoczko认为,翻译过程的转喻性是由翻译的联系/创造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造成的[2]。卢卫中对术语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将语言转喻的翻译问题和翻译过程中在译语与原语对应项之间形成的语义上的转喻关系分别称之为“转喻翻译”(translation of metonymy)和“翻译转喻”(translating metonymy)[8]。translating metony-my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王斌将无论原语是否是借代式的修辞表达都用概念借代的思维方式翻译原语的翻译方法称之为“借代式翻译”[9]。“借代”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不过,“借代”和“转喻”各有偏重之处,后者更趋向于强调“转变”概念。

尽管角度不同,但是不同学者在解释翻译转喻现象上往往存在共同的基线,这条基线就是范畴化。卢卫中等依据概念转喻机制指出翻译转喻是用译语的整体概念翻譯原语的次域(subdo-main),用译语的次域翻译原语的整体概念或用译语矩阵域里的某一次域翻译原语同一矩阵域里的另一次域[3]。在一定程度上,整体与部分之间就是上下位范畴关系,而部分与部分之间则为同级范畴关系。谷峪、林正军等的研究很好地证实了转喻与范畴化之间的关系[10],此处不再累赘。谭业升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其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范畴化结构十分相似[4]。

此外,学者倾向于从翻译技巧着手分析翻译的转喻性。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现存大多数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处理词汇方面的问题。十分有必要选取合适的理论对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分析。拓展机制(elaboration)可以对翻译转喻现象进行更为复杂的概念描绘。 Langacker用拓展机制对构式进行了描绘。他指出,在一个含有两个成分结构的构式中,其中一个成分结构往往存在一个由另一个成分结构拓展的图式性次结构。换句话说,按照某种语言的构式特征,人们可以选择拓展或不拓展图式性次结构[7]198-205。这与增译和减译策略不谋而合:如英译中常减译主语,减译意味着不拓展图式性次结构;相反,中译英常增译主语,增译意味着拓展相应结构。

学者普遍达成的共识是,翻译转喻是由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借代式翻译能够彰显个性化体认结构,有助于共注观的构建,促进译语概念结构整合[11]。从词汇到句子,从转喻形式到翻译策略,从范畴化到认知语法视角,从现象到人类认知,研究将会是一个多层次、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翻译转喻的类型

在翻译过程中,被转喻的内容包括音、形、意。文本不同,被转喻的内容往往存在差异。在科技类文本的翻译中,一般不需要兼顾音或形的转喻,而在文学类文本的翻译中则相反,尤其是诗歌和散文,既要保证意义的准确传达,还要塑造音、形上的美感。翻译转喻主要通过整体代部分、部分代整体以及部分代部分等方式实现。

(一)整体代部分

整体与部分通常表现为上下位范畴关系,用整体代部分就是用上位范畴指称下位范畴。如例1,用Queen Beatrix(贝娅特丽克斯女王)指称“女王”。女王是贝娅特丽克斯女王的上位范畴,彼此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上位范畴,除了贝娅特丽克斯女王,“女王”可以指称世界上所有女王,如伊丽莎白女王、玛格丽特女王等。在翻译中用上位范畴“女王”替代下位范畴Queen Beatrix具有如下优势:首先,有利于构建共注观,易于为他人所接受;其次,用容纳水平更高的上位范畴对原文进行转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翻译失误。不译在口译中是常事,误译却可能会酿成大祸。假如译者第一次遇见Queen Beatrix,不知道如何进行转化,但知道这是一个女王的称号,转化为上位范畴“女王”明显会更直接一点。在例2中,用“英国”替代England(英格兰)。众所周知,英格兰是英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英国和英格兰之间是上下位范畴关系。用“英国”对England进行转化,涉及整体代部分转喻思维。英格兰之于英国,就像台湾之于中国,用上位范畴“英国”替代下位范畴“英格兰”,不至于让人混淆,也能够避免触犯敏感话题。在英语体育赛事直播中,经常用国家名指称相应国家体育团体,如例3,译语分别使用China(中国)和Japan(日本)替代中国队和日本队,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这也是用整体转喻部分的经典案例。

(二)部分代整体

与整体代部分相反,部分代整体通常用下位范畴指称上位范畴。如例4,用husband(丈夫)对男人进行转化。在汉语中,“男人”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男性,另一个是丈夫。换句话说,男人是上位范畴,丈夫是下位范畴,前者与后者之间构成整体与部分关系。用下位范畴husband指称上位范畴“男人”,是一种用部分代整体的翻译转喻现象。由此可见,翻译过程具有转喻性的一大重要原因是:原语本身涉及转喻思维的使用。原语指称上的转喻性造成了文化鸿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顺应原语的思维路径,运用转喻思维解决翻译问题。事实上,翻译转喻并不局限于名词中,也存在于动词中。如例5,译语用“开始做”对began(开始)进行转喻。began(开始)和“开始做”之间是上下位范畴关系;用具有部分属性的下位范畴“开始做”对应原语中的上位范畴began构成原语译语之间语义上的转喻关系。

(三)部分代部分

除了整体与部分互代,翻译过程中也存在部分代部分的转喻现象。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即使是在同一种文化中,同一个事物也存在不同的语言表征形式,更何况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就同一个事件,不同文化之间往往存在平行图式(parallel schema)。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注意凸显机制存在差异。如例6,用“洞房”对sleep together(睡在一起)进行转化,两者都言指“新婚同房”,都是对发生性行为的委婉说法。在中西方“新婚同房”平行图式中,均涉及地点、行为。在中国文化中,通过凸显事件发生地点暗示性行为的发生:洞房,即新婚夫妇居住的房间;在西方文化中,则通过凸显同卧或睡在一起这个行为而言他。无论是新婚夫妇居住的房间“洞房”还是“睡在一起”这个行为,均是相关图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将sleep together转化为“洞房”,涉及部分转喻部分思维。至于例7,将“端午”转化为Dragon Boat(龙舟)。在古汉语中,“端”有开端、初始之义,“午”与“五”相通,因此,每年的五月初五被称为端午节。此外,每到端午民间便会举行龙舟比赛。“端午”和“龙舟”均是节日的属性特征,是节日的一部分。用Dragon Boat对“端午”进行转化,致使原语与译语之间形成部分部分转喻关系。

上述是实现翻译转喻的三种重要途径。要指出的是,翻译转喻的实现途径并不局限于以上所述,还包括地点代事件、地点代机构等诸多形式,如用Vietnam(越南)指称“越南战争”,“珍珠港”指称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珍珠港事件),以及Washington(华盛顿)指称“美国政府”等。

三、范畴化分析

范畴化(categorization)是人类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高级认知活动。现代范畴理论(即原型理论)由認知心理学家Rosch等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如图1,依据原型理论,人类范畴系统兼具纵向和横向结构,分别对应范畴的容纳水平和典型性。纵向涉及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其中,基本范畴是保证最大认知经济性基础上最具容纳性的范畴[12]257,如图1中的汽车、狗和椅子。横向涉及范畴的典型性,最具典型性的范畴成员就是原型(prototype)。横向上,范畴成员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下面将从词汇着手探讨翻译转喻与范畴化之间的关系。

范畴化是翻译转喻的认知基础。如果说狭义的转喻就是凸显内容的转变,那么翻译转喻则具有凸显性。范畴化之于翻译转喻的基础性体现在:翻译转喻依托范畴化结构,尤其是当两种文化存在通用图式的情况下,翻译转喻就是对原语范畴之外其他级别范畴或同一级别其他范畴成员的凸显以及在译语中的映射。如上述,用“女王”转喻Queen Beatrix,用husband转喻“男人”,就是分别凸显Queen Beatrix的上位范畴和“男人”的下位范畴的真实案例;凸显同一级别其他范畴成员的案例如前面的例6,将sleep together转化为“洞房”。

在翻译过程中对不同范畴的凸显往往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依据Lakoff,人类最先掌握的是基本范畴,上位范畴次之,最后才是下位范畴[13]49。以“女王”对Queen Beatrix的转喻为例,“女王”属基本范畴,相比较“贝娅特丽克斯女王”更具容纳性,为更多人所知晓,更有利于构建共注观。尽管上位范畴成员之间存在的共性最少,相比较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在对其进行加工的时候只需要投入最少的认知努力。Ungerer & Schmid[14]指出,上位范畴具有集合功能,即聚集类似事物作为项下范畴,而下位范畴则具有特指功能。众所周知,口译实务偏重传意,往往不要求刻板地一一对应。如例11,在前面有提到过或者在各方都知晓的情况下,译者(T)直接用上位范畴“家具”对chair(椅子)、desk(桌子)和cabinet(柜子)进行集体指称。再如例12,译者用下位范畴“毡圈密封”对上位范畴“密封(seal)”进行转喻,强调了某种特定的机器用密封。

四、认知语法分析

翻译过程中经常使用的增译、减译、转换等翻译技巧与人脑的转喻思维息息相关。卢卫中等发现,替换、增译和减译背后的认知动因,是翻译过程中在译语与原语对应项之间构成的一种语义上的转喻关系[3]。可以说,翻译技巧是翻译转喻思维的具体方法论。上一节处理了发生在词汇中的翻译转喻现象,本节将主要对整句进行分析。由于范畴化理论在解释相关问题上的局限性,本节将采用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对存在于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描绘,旨在通过双语概念结构对比揭示翻译转喻路径。认知语法理论在相关问题的解释上具有较高可行性、创新性,能够更细致地勾画出构式的概念结构。

(一)增译和减译

增译和减译是最常用的两种翻译技巧。为了提高译语的流畅性,在英汉互译过程中经常会减译原语中的部分成分或在原语的基础上增译部分成分。据研究,增译和减译主要涉及配价和关系成分,如主语和条件副词if。Langacker[7]93-127认为,名词凸显事物,名词以外的词类均凸显关系结构。

首先将例13原语转化成深层结构:不忍小事,则会乱了大事。总的来说,原语省略了主语,而不同版本译语均增译了主语,译语B还增译了条件副词。例14则刚好相反。下面运用认知语法理论对例14中原语和译语的概念结构进行描绘。

将例14转化为深层结构发现,所研究话语存在两个事件,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先决条件所带来的结果。译语与原语基本上一致,只是译语减译了主语和条件副词。如图2所示,分别对原语和译语的概念结构进行了描绘。原语的概念结构(即关系副词if所构建的概念结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两个次事件结构和连接子(connector,ctr),分别由两个大方框和双向箭头表示。次事件结构围绕动作发生,用动词所构建的概念结构表示;大方框中代表的即为次事件结构。次事件结构具有复杂性、连续性,是人脑连续扫描的结果,其概念结构涉及射体(trajector,tr)、地标(landmark,lm)以及连接子,分别用圆圈、小方框和双向箭头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图中加粗的部分具有凸显性,虚线箭头表示关系的非实体性,是由人脑机制建立起来的。从整体上看,原语和译语的概念结构十分相似,只是在译语的概念结构中,凹隐了先决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连接子以及次事件结构中的射体。如图2(b),相应的概念次结构(即tr)未作加粗处理,这就意味着尽管它们具有缺省性,但在译语中并未得到表征或拓展。由于部分结构未得到拓展,也就形成了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增译与减译的转喻认知加工机制具有相似性,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此处不再累赘。拓展在解释增译和减译的转喻属性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增译的转喻性体现在原语未拓展概念次结构在译语中的拓展上,而减译的转喻性则体现在原语已拓展概念次结构在译语中的去拓展或凹隐上。

(二)转换

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不得不对词语(包括词性)、句子结构等进行转换。如上述,狭义的转喻就是凸显内容的转变。无论是词语,还是句子结构,转换意味着凸显注意机制作用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这正是转换的转喻属性之所在。词语转换参见如前所述。在翻译过程中,词性互转现象十分普遍。名词凸显的是事物,形容词凸显的是简单、非过程性的关系,而动词凸显的是复杂、过程性的关系[7]93-127。如图3,分别描绘的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概念结构。在认知语法中,通常用圆圈表示

事物,用箭头表示所凸显的关系结构。在形容词所凸显的概念结构中,仅存在射体,不存在地标。动词的概念结构在时间轴(t)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延伸。随着词性的转化,所凸显概念结构便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词性转化只是翻译转喻的其中一个方面。

例15为被动转主动的典型案例。由于语言结构的不对称性,核心参与者之间的凸显程度存在差异;其中,最凸显的核心参与者是射体,占次要凸显地位的是地标[7]70-73。动词所凸显的关系涉及射体和地标两个核心参与者。在被动句中,受事方是动词所凸显关系结构中的射体。由被动转为主动句后,施事方(he)抢占了受事方(she)的射体地位,施事方的地位由次要转为主要。换句话说,译语和原语的射体刚好相反。此外,如图4,原语比译语多一个由介词(即by)凸显的结构,其结构中的射体就是动词(即assure)所凸显的概念结构。与译语不同,动词结构中的地标未加粗。这与在被动句中不强调施事方的事实不谋而合。该地标并未凭空消失,在主动转被动的过程中,逐渐与整个动词结构建立关系。

五、结束语

在进行基本分类的基础上,本文从范畴化和认知语法角度分别对存在于词汇和句子层面的翻译转喻现象进行了分析,揭露了其更深层的认知基础。思维应当是当下和未来翻译能力培养的着手点。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社会缺少的不是会翻译的“机器”,而是具备较强思维能力的全能型人才。翻译转喻理论能够解释很多其他理论无法解释的译学现象和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语言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转喻与隐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最高级的翻译转喻能力是转喻基础上形成的隐喻投射能力。要想获得更高层次的翻译转喻能力,还得勤于转换、乐于练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必要使用ERP等实验手段对翻译转喻和隐喻作进一步交叉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寅.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过程新观[J].中国翻译,2017(6):5-10.

[2] TYMOCZKO M.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1999.

[3] 卢卫中,王帅,秦洪武.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转喻机制[J].中国翻译,2014(6):14-18.

[4] 谭业升.转喻的图式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2(6):465-471.

[5] 李克,卢卫中.英语专业学生转喻能力对翻译能力的影响探究[J].外语界,2017(1):64-71.

[6] 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 LANGACKER R W.Essentials of Cognitive Gramma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8] 卢卫中.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中国翻译,2011,32(2):64-67.

[9] 王斌.借代式翻譯的作用[J].上海翻译,2018(1):5-9.

[10] 谷峪,林正军.WAY构式高能产性的范畴化网络扩展机制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25(1):17-22.

[11] 王斌.翻译中的“共注观”[J].上海翻译,2014(3):7-11.

[12] EVANS V,GREEN M.Cognitive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M].Scotland: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13] LAKOFF 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4] UNGERER F,SCHMID H 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London:Longman,1996.

[15] 王斌,韩炫.认知语法视角下的颜色词研究:以英语战争诗语料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3):23-27.

(编辑:朱渭波)